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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二十七章 大其心(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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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朝廷下弃保漕运的决心和让朝廷放弃运河,完全是两回事。京杭运河的功能,不仅是保漕粮运输,它还有一个作用不容忽视——将南北两京的空间距离拉的很短。

运河全部无法通航的时候,商贾行人在两地陆路通行时间从原先的十天一下子能拉长到一个月——这般低效绝对影响朝廷对整个江南这一赋税重地的治理,也影响南北的商品流通。

因此,潘季驯所谓弃保漕运,仅仅是说弃保漕粮运输。也就是说如果不用运河来运漕粮,那么就不必让三千里运河随时保持贯通状态——会极大的减少黄河的治理难度。

最初,为了满足朱翊钧保漕运、保祖陵、保民生的“三保”要求,潘季驯的第一版治河报告中,向朝廷提出的治河之法受限很大,他既不敢加高家堰大坝蓄水攻沙,又不敢扩大微山湖影响民生保运,因此所做的工作全数是小打小闹,修修补补,和朱衡的手段差不多。

即使朱翊钧这个半外行看来,这一版方案也无法解决黄、淮密集泛滥的问题。

万历时期的黄河,已经固定在新郑——徐州——淮安一线数百年,直到清末才在河南铜瓦厢再次决口北归,结束了黄淮合流的历史。

永乐十八年,成祖迁都北京,京杭大运河成为了命脉。而大运河中徐州到清口的长达五百里的运道,必须得到黄河水的接济才能保持畅通。

而黄河在两淮和鲁西南地区的横冲直撞,分流众多,严重影响漕运。

于是,这段时间明代朝廷的治水思路是“南堵北疏,抑河南行,以保漕运”,利用长堤约束,把淮河及其支流作为黄河洪水的下游通道。弘治帝和嘉靖帝分别修建金堤和南堤,就是这种思想指导下的产物。

这样思路和做法,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将黄河的泥沙淤积到淮河下游,导致原来深广的淮河被淤积成地上河,淮河水系遭受了巨大破坏。而争不过黄河的淮河,又另辟蹊径,冲入长江,导致长江下游水流增大,给苏松地区也带来了巨大的防洪压力。

可笑的是,朝廷只要保住漕运,两淮地区生民之苦,根本不在明代朝廷的考虑范围内。永乐十四年,黄河在开封决口,泛滥十四州县,由涡河入淮。因未危及运道,当时朝廷居然听之任之,让黄河漫流四十余年,听之任之。

其后的正统、景泰、弘治、嘉靖年间,黄、淮河数次超级大水灾,朝廷的思路一直不变,仍以保运道为主,将黄淮大地的生民置之不理。

当时的豫东南、皖西北一带,简直成了水乡泽国,凤阳、泗州、淮安等地,长受灾患,朝廷漠视灾民流转哀号而不救。

后世广为流传的一段凤阳花鼓道出了明廷给生民带来的锥心苦楚:“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大户人家卖骡马,小户人家卖儿郎......”

这段歌词即为明人所写,第一句的原文为:“家住庐州并凤阳......”,后世的邓丽君还根据这首民歌创作了流行歌曲。

......

随着潘季驯调研的深入,以及朱翊钧弃保漕运政策在脑海中逐渐成型,潘季驯在摒弃了“南堵北疏”治河思路的基础上,完整提出了后世让其得享大名的方案:加高加宽高家堰,积蓄洪泽湖水,利用洪泽湖水实施“束水攻沙”工程,刷深黄河淤积的水道,增大下游流量,从而减少两河泛滥。

这一治河思路,原时空一直被贯彻的满清末年。但在明代,有一个死结难以解开——高家堰加高,洪泽湖扩大加深,黄、淮河汛期到来时,会威胁到祖陵安全。因此,“束水攻沙”一直到明代灭亡,也始终是一个半吊子工程,黄淮河的泛滥还是多发。

朱翊钧和张居正等阁臣反复商讨,又请示了陈、李两位太后,到最后也下不了动迁祖陵的决心。——现在真要这么干,政治阻力太大了,说动摇国本都不为过。

但不迁祖陵,“束水攻沙”的效果就大打折扣,大明朝始终就要在这两条河流的威胁下苟延残喘,大量的资源投入到救灾补漏的恶性循环之中——这又是朱翊钧所不能容忍的。

而且,因为本时空潘季驯调研的比较深入,在第二版报告中,还提出了“束水攻沙”这一策略的短板。由于“黄淮合流”这一根源问题没有解决,且“黄强淮弱,黄高淮低”这一因素的作用,当汛期之时,淮河水道并不能全部容纳下泄的洪水,会导致回水倒灌洪泽湖,将洪泽湖的清水口淤塞。

长此以往,一方面影响“束水攻沙”的效果,另一方面水流变缓后,徐州以下还会形成悬河。

潘季驯在第二个方案被皇帝否定之后,终于再次大其心,这次终于大的没边了——他居然想用一连串堤坝工程和开挖新河,单独恢复黄河、淮河的入海通道!

具体思路是,先把黄河进入洪泽湖和原淮河的入水通道都截流,利用一连串的堤坝和旧河道,迫使黄河北上入海。然后以洪泽湖为枢纽,将淮河水放入旧河道,并截断淮河和长江的联系。

这一宏伟工程,将利用新开的加上以前的,共两条河道交替使用,来彻底解决黄河的淤积问题。施工方案如下:</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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