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石之路（1/2）

一

二十世纪末，最后那个冬天。我考察人类古文明四万公里，已由中东抵达南亚、中亚之间。处处枪口，步步恐怖，生命悬于一线。

那天晚上，在巴基斯坦、阿富汗边境，身边一个伙伴接到长途电话。然后轻声告诉我，国内有一个也姓余的北大学生，这两天发表文章，指控我在“文革”时期参加过一个黑帮组织，叫石什么。

“石什么？”我追问。

“没听清，电话断了。”伙伴看我一眼，说，“胡诌吧，那个时候，怎么会有黑帮组织，何况是您……”

还没说完，几个持枪的男人走近了我们。那是这里的黑帮组织。

二

终于活着回来了。

各国的邀请函件多如雪片，要我在世纪之交去演讲亲眼所见的世界，尤其是恐怖主义日渐猖獗的情况。

但在国内，多数报纸都在炒作那个北大学生的指控。我也弄清楚了，他是说我在“文革”中参加过一个叫“石一歌”的写作组，没说是黑帮组织，却加了一顶顶令人惊悚的大帽子。

“石一歌？”

这我知道，那是周恩来总理的事儿。

我在《四十年前》一文中写过，一九七一年十月，周恩来着手收拾“文革”的烂摊子，到上海启动文化重建，第一步是强令各大学复课。由于那年正好是鲁迅诞辰九十周年、逝世三十五周年，他要求中文系复课先以鲁迅作品为教材，写鲁迅传记，研究鲁迅。于是，上海先后成立了两个组，一是设在复旦大学的《鲁迅传》编写小组，二是设在作家协会的鲁迅研究小组，都从各个高校抽人参加。我被抽去参加过前一个小组，半途离开。“石一歌”，是后一个小组的名字。

我不清楚的是，这后一个小组究竟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有哪些人参加，写过哪一些研究鲁迅的文章。

我更不清楚的是，“石一歌”怎么突然变成了一个恶名，而且堆到了我头上，引起那么多报刊的声讨？

估计有人指挥，又契合了世纪之交的文化颠覆狂潮。

按照常理，我应该把事情讲清楚。但是，遇到了三大困难——

一、狂潮既起，自己必然百口莫辩，只能借助法律，但这实在太耗时间了。我考察人类各大文明得出的结论，尤其是对世界性恐怖主义的提醒，必须快速到各国发表，决不能因为个人的名誉而妨碍大事。

二、狂潮既起，真正“石一歌”小组的成员哪里还敢站出来说明？他们大多是年迈的退休教授，已经没有体力与那些人辩论。我如果要想撇清自己，免不了要调查和公布那个小组成员的名单，这又会伤着那些老人。

三、要把这件事情讲清楚，最后只能揭开真相：那两个小组都是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成立的。但这样一来，就会从政治上对那个北大学生带来某种终身性的伤害。其实周恩来启动文化重建的时候，他还是牙牙学语的孩童，现在只是受人唆使罢了。这一想，又心疼了。

于是，我放弃自辩，打点行李，应邀到各地讲述《各大文明的当代困境》。但是，不管是在我国台湾、日本、马来西亚，还是在美国、法国、匈牙利，前来听讲的华文读者都会问我“石一歌”的事情。

“石一歌”？……

“石一歌”？……

原来，围绕着这古怪的三个字，国内媒体如《南方周末》、《文学报》等等已经闹得风声鹤唳。各国读者都以为我是逃出去的，两位住在南非的读者还一次次转弯抹角带来好意：“到我们这儿来吧，离他们远，很安静……”

冒领其名几万里，我自己也越来越好奇，很想知道这三个字背后的内容。但是，那么多文章虽然口气狞厉，却没有一篇告诉我这三个字做过什么。

时间一长，我只是渐渐知道，发起这一事件的，姓孙，一个被我否决了职称申请的上海文人；闹得最大的，姓古，一个曾经竭力歌颂我而被我拒绝了的湖北文人；后期加入的，姓沙，一个被我救过命，却又在关键时刻发表极左言论被我宣布绝交的上海文人。其他人，再多，也只是起哄而已。

他们这三个老男人，再加上那个学生，怎么闹出了这么大的局面？当然是因为传媒。

三

好奇心是压抑不住的。

虽然我不清楚“石一歌”小组的全部成员，却也知道几个。我很想找到其中一两个聊聊天，请他们告诉我，这个鲁迅研究小组成立后究竟写过什么文章。

可惜，“石一歌”小组集中发表文章的时候，我都隐藏在浙江山区，没有读到过。记得有一次下山觅食，在小镇的一个阅报栏里看到一篇署有这个名字的文章，但看了两行发现是当时的流行套话，没再看下去。因此现在很想略作了解，也好为那些担惊受怕的退休教授们说几句话。

那次我从台湾回上海，便打电话给一位肯定参加过这个组的退休教授。教授不在家，是他太太接的电话。

我问：那个小组到底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当时有哪些成员？

没想到，教授太太在电话里用哀求的声音对我说：“那么多报刊，批判成这样，已经说不清。我家老头很脆弱，又有严重高血压，余先生，只能让您受委屈了。”

我听了心里一哆嗦，连忙安慰几句，就挂了电话，并为这个电话深感后悔。这对老年夫妻，可能又要紧张好几天了。

这条路断了，只能另找新路。

但是，寻“石”之路，并不好找。

要不，从进攻者的方向试试？

终于，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我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个“悬赏”，堂而皇之地宣布：那几个进攻者只要出示证据，证明我曾经用“石一歌”的署名写过一篇、一段、一节、一行、一句他们指控的那种文章，我立即支付自己的全年薪金，并把那个证据在全国媒体上公开发表。同时，我还公布了处理这一“悬赏”的律师姓名。

这个“悬赏”的好处，一是不伤害“石一歌”，二是不伤害进攻者。为了做到这两点，我真是花了不少心思。

《南方周末》没有回应我的“悬赏”，却于二○○四年发表了一张据说是我与“石一歌”成员在一起的照片，照片上除了我还有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那个姓孙的发动者。照片一发，《南方周末》就把“石一歌”的话题绕开，转而声言，这个姓孙的人“清查”过我的“文革问题”。于是，又根据他提供的“材料”进行“调查”，整整用了好几个版面，洋洋洒洒地发表。虽然也没有“调查”出我有什么问题，但是，读者总是粗心的，只是强烈地留下了我既被“清查”又被“调查”的负面影响，随着该报一百多万份的发行量，覆盖海内外。

寻“石”之路，居然通到了这么一个险恶的大场面。

按照中国的惯例，“喉舌”撑出了如此架势，那就是“定案”，而且是“铁案”。

但是，在英国《世界新闻报》出事之后，我觉得有必要向《南方周末》的社长请教一些具体问题。

这些问题，当初我曾反复询问过该报的编辑记者，他们只是简单应付几句，不再理会。据我所知，也有不少读者去质问过，其中包括一些法律界人士，该报也都不予回答。但是，今天我还是要劝你，尊敬的社长，再忙，也要听一听我下面提出的这些有趣问题。

四

第一个问题：贵报反复肯定那个孙某人的“清查”，那么请问，是谁指派他的？指派者属于什么机构？为什么指派他？他当时是什么职业？有工作单位吗？

第二个问题：如果真的进行过什么“清查”，这个人怎么会把“材料”放在自己家里？他是档案馆馆长吗？是人事局局长吗？如果是档案馆馆长或人事局局长，就能截留和私藏这些档案材料吗？

第三个问题：他如果藏有我的“材料”，当然也一定藏有别人的“材料”，那么，“别人”的范围有多大？他家里的“档案室”有多大？

第四个问题：这些“材料”放在他家里，按照他所说的时间，应该有二十七年了。这么长的时间，是谁管理的？是他一人，还是他家里人也参加了管理？有保险箱吗？几个保险箱？钥匙由谁保管？

第五个问题：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担任高校领导很多年，级别是正厅级，当时上级机关考察和审查官员的主要标准，恰恰是“文革表现”，而且严之又严。他既然藏有“清查”的“材料”，为什么当时不向我的上级机关移送？是什么理由使他甘冒“包庇”、“窝藏”之罪？

第六个问题：他提供的“材料”，是原件，不是抄件？如果是原件，有哪个单位的印章吗？

第七个问题：如果是抄件，是笔抄，还是用了复写纸？有抄写者的名字吗？

第八个问题：这些“材料”现在在哪里？如果已经转到了贵报编辑部，能让我带着我的律师，以及上海档案馆、上海人事局的工作人员，一起来看一眼吗？

第九个问题：如果这些“材料”继续藏在他家里，贵报能否派人领路，让我报请警官们搜检一下？

……

先问九个吧，实在不好意思再问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