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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已经到了五月，长邺市演出公司请来的那些歌星在市体育馆连演三天，场场爆满，果真收到预期效果。“爱娃”和她的“希特勒”很是惹人注目；《星探》杂志按计划刊出了陶又佳的采访文章；苗青青在《星探》上再次亮相，使刊物的销量大增。陶又佳在文章里按照“爱娃”的意图“披露了”她的“身世”，把她的“生母尼姑”和“神秘生父”稍加夸张地作了些想像中的形容。当然这对于陶又佳来说多少有点冒险，因为说不定下个月“爱娃”就会面对另一个杂志的记者哭诉《星探》对她身世的歪曲，然后再要求那家杂志刊登文章为她正名。不过当事人这种小小的计谋似是司空见惯，丝毫也损害不了陶又佳的什么，其结果还是对那些“新星”有好处；文章反复数次，人，才会像炒股一样炒起来，于是一颗新星便诞生了。再说陶又佳也是留了后手的，她用录音机录下了“爱娃”那晚和她的对话，将来万一吃官司，这便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但是陶又佳没在文中提及“爱娃”和“希特勒”这两个称呼，她懂得记者撰文的分寸，当事人再拿自个儿当稀罕儿耍，记者也自有“新闻道德”要讲。

普运哲去了香港，顺利与港方签订了投资民俗博览城的协议，他还在某一天的中午，从铜锣湾他下榻的酒店和陶又佳通了一次电话。就是那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正在懒床的陶又佳光着身子在房间里接电话的那个星期天。他在电话里听见了她的笑声，她的笑声使他非常想家。

葛佩云没能为白已贺办成爱华小学的事。她找过秘书沈强，谎称这是她的一个亲戚托她的事，而这件事是背着普运哲的。

沈强是个心中十分透亮的青年，他对葛佩云一直存在那么一种略带同情的尊重。他认为她不像有些领导的家属那么颐指气使，把秘书当成小跑儿和老妈子使唤。从前他给不少领导当过秘书，遇见过不少拿他当小跑儿使唤的夫人。有些夫人的亲戚住院，她们甚至让沈强给病人喂饭、接尿。普运哲一家让人省心多了，在他的印象里，葛佩云还从来没求他办过私人的事。现在既然她求到了他的头上，他很愿意凭自己的能量，不显山不显水地帮她办成这件事。

沈强先给爱华小学的中方校董打电话。校董是达达公司的副总裁，达达公司成立之前，他在长邺大学计算机中心当主任，与沈强有过几面之交。沈强大致说明了给他打电话的缘由，并婉转地询问校董可不可以先做主让那个孩子入学，学费的事容后再谈。但校董向沈强表示了适度的热情之后，便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沈强。他说：“沈秘书，我没有能力也没有权力帮助你。不瞒你说，前不久一位退下来的副省长的外孙子想进爱华我都无能为力。爱华自有爱华的办校宗旨，尊重这宗旨的，首先应该是校董。”

沈强先对校董的回答表示理解，但他还是和校董探讨着变通办法，他说校方如果有什么需要他办的，也可以直接向他提出来。校董沉吟片刻告诉沈强说，他们正计划筹办爱华中学，请示报告已送至省教委。听说由于教委内部对“爱华”的看法尚有分歧，因此教委对他们的报告迟迟不批。校董说假如沈秘书能够从中“促”一下省教委或许事情就有了希望。校董还特别强调了，只有教委批准了报告新加坡方面的资金才能到位，那时沈强托他的事也就有了希望，学校董事会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特殊问题处理。

沈强跑了一趟省教委。因为市府和省教委不是隶属关系，所以这件事只能用“跑”来形容。跑意味着协商，还意味着凭点儿私人面子。沈强认识省教委主任，教委主任在做长邺市教育局长时，沈强也和他打过交道。这是一位务实的、作风严谨的老头儿，他开门见山对沈强说这件事很渺茫，不是他愿不愿意帮沈强的忙，而是他根本就不同意在中国搞这类贵族化学校。主任说我们正在搞“希望工程”，你知道中国落后山区的小学是什么样子吗？屋顶塌不下来就算是合格学校了。在目前中国人普遍都还不太富裕的状况下搞贵族学校只能加速社会阶层的两极分化，使孩子从小就产生明确的等级观念。主任说，当然也有人认为，在国家教育经费普遍不足的情况下，有外商乐于投资办学毕竟是件好事，但主任又说，教育改革无疑是当今社会的一项紧迫任务，但不能无原则地把教育推向市场。教育系统的功能究竟是什么？是使进入社会的每个人完成由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转化，就是使每个人成为社会的合格公民。正因为教育培养的是人，是社会的基础工程，是社会健康发展的保证，所以它应该具有非市场化的价值取向。尤其是基础教育，倘若基础教育走向市场化会出现什么局面呢？它首先会直接损害教育的平等价值观；其次它会使教育变成商业市场，不利于青少年树立崇高理想，甚至会对相当一部分孩子造成巨大的心灵伤害。教委主任说当时审批爱华小学教委内部就有一番很激烈的争论，后来作为试验性质还是通过了。现在他们又要搞爱华中学，无论如何教委是不会批的，除非……

沈强问教委主任除非什么，主任说除非国家教委有指示，或者谁能去说服国家教委的那位领导。

终日和政策打交道的沈强自然不能再使主任为难，看来校董提出的条件是走不通的。那么葛佩云那位远亲（或近亲）的孩子想入学，必得要按那所贵族学校的规章办事——要钱。要两万。每年。

葛佩云在电话里把事情行进的全过程一一告诉白已贺，哪知白已贺出人意料地说，其实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任何时候他也不会强人所难。他会耐心等待，等待条件成熟。不过，白已贺又对葛佩云说，最近他的女儿生病住了一次医院，医院里的所有费用都在猛涨，他毫无思想准备。这样一来弄得他手头十分拮据。假如有人能向他伸出援助之手，当然他是感激不尽的。他还说，其实费用乱涨对有些人来说也并不算回事，一两千块钱除了他拿不出来，任何人都能轻而易举地拿出来。最后白已贺说他希望葛科长能借钱给他。葛佩云手握话筒心想什么借，什么对谁都是轻而易举，这分明又是一次敲诈。但她还是答应了他，答应先助他解决燃眉之急。

白已贺借机又去了一次普家，那正是普运哲在香港期间。这次他没有在普家久留，也没再要求葛佩云给他往提包里装东西，他显得有那么点彬彬有礼。只待葛佩云把两千块钱交到他手中时，他才“挑了眼”。他挑剔了葛佩云用报纸给他包钱，他说这有点“失礼”，缺乏大家风度。他说他看电影里的外国人都是用信封装钱，大信封，大气派，也是彼此间的尊重。而葛佩云却只给他用了一张油渍麻花的破报纸，好像里边不是钱而是两段臭带鱼。当然白已贺还是把这包“臭带鱼”揣进了怀里，临走时他偶然发现普家客厅里摆着两箱青岛啤酒，便说：“我带上吧，这种罐装的在长邺市可不常见。”

报纸里的钱是葛佩云从活期存折上取出来的，她不知道这点钱能够使白已贺安生多长时间。但是通过与白已贺的几次交锋她已经看出，让女儿进爱华小学是他远的目标；对葛佩云随时进行小的骚扰是他近的乐趣。如果学校的事迟迟办不妥，她就得随时准备着满足他这种小小的乐趣，她必须在不断满足他的需要的前提下才能与他共同看守住那张底片的安全。她仍然不断为此感到焦虑，但日久天长她对此已稍有疲沓，不像最初对白已贺那么惊恐那么畏惧。而白已贺似乎因为尝到了物质的甜头也变得不那么急赤白脸了。他和葛佩云之间就好比正进行着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又好比是两个敌对营垒的核备战。只可惜葛佩云制造的原子弹却掌握在白已贺手中，致使“核讹诈”就有了它的特殊性，制造原子弹的葛佩云倒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而且被打得步步退缩只剩了招架。招架之中葛佩云越发觉得爱华小学的事情前景渺茫，沈强不是对她说起有个老副省长的外孙想进爱华都没进去吗？

沈强提及的那位老副省长的外孙，就是丘晔的将要进入小学的儿子。丘晔已经辞去省府办公厅的职务，她被长邺市一家名叫比尤蒂佛的装饰公司聘为公关部主任，月薪九百，不包括奖金。比尤蒂佛的老板是原先她们防空洞里的难兄难弟，一个成人之后非常正派的小胖子。因为守信用，人厚道，深得用户欢心，公司成立两三年以来，生意越做越好。目前比尤蒂佛主要承揽室内装修工程，它拥有一百多人的固定装修队伍，两部“130”卡车和一辆“切诺基213”。小胖子一直动员丘晔加入他的公司，直到最近丘晔才正式决定到比尤蒂佛来。起先丘晔考虑停薪留职给自己留个退路，小胖子说不必，如果仅仅是为了给自己留后路就大可不必。比尤蒂佛的事业只会发达再发达，公关部的作用会越来越重要，他给予丘晔的待遇也会水涨船高。丘晔听了小胖子的，而且他们那种特殊年代酿造出的特殊信任感也使丘晔有一种预感，她预感到他们会相处得很好。她觉得生意场上的男人和女人有时候没有友谊不行，没有距离更不行，而她和小胖子正属于这种关系。丘晔虽然和男人“随便”过，但她和小胖子始终保持了极纯真的友谊。她想，就算世界上只剩下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她和小胖子也不会有那种事。一起做生意，就更需要这种条件。

丘晔把这件事告诉了陶又佳。陶又佳说：“跟小胖子干倒叫人放心，可你一步到位似的辞了职，跟家里商量过么？”

“有什么可商量的，”丘晔说，“家里也无非我老爹。自从儿子进贵族小学的希望破灭之后，我才彻底明白我父亲的余热是一点儿也没了。这样我不得不考虑一连串的问题：父亲已经七老八十隔几个月就得住一回医院，万一他见了马克思，我立刻就是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我得从省长楼里搬出来；我得请保姆回家去；我得挣足够的钱养活我的儿子。到那时候我再想到挣钱？操！”

“为自己多想几步我倒不干涉你，你的话也不是没道理。可我还是不如你开放，我不打算丢社会主义的铁饭碗。”

“咱俩不止一次探讨过关于铁饭碗的问题，可我更知道经济对一个人的制约力量。你知道我的经济头脑是从哪儿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