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上菠萝（1/2）

每天的第一口烟，能将你的世界渲染得五彩缤纷。我一直留到晚上才抽——如此一来，电视上不管播放什么垃圾节目，看起来都会精彩纷呈。如果提前到中午，你还没骑上自行车出门时就抽第一口，那周遭的世界对你来说会像一场巨大的冒险。要是早晨刚醒来，还没喝咖啡就抽了第一口，那这口烟要么会给予你爬下床的力气，要么会让你倒头再睡几个小时。

每天的第一口烟，就像儿时伙伴，就像初恋，就像一则关于人生的商业广告。但这个广告不同于人生本身，如果可能，我情愿回到从前的商店时代。在这个广告里，人生可以私人订制，也可以包罗万象，让你动动手指就能无忧无虑地生活。抽了第一口，接着一口一口抽下去，会帮你软化现实世界，让日常变得可以忍耐，但跟真正的人生相比，那感觉并不一样。

我总在日落时分抽第一口。我在一家离海滩只有八百米的晚托班工作，拉维夫的妈妈总是在五点大汗淋漓地最后一个赶到，等她接走那个二年级的鼻涕虫，我就下班了。这给我留下了处理杂事的时间，如果有事要办。我随后会去本·耶胡达街或哈雅肯街来杯咖啡，再去海边漫步道溜达。在海边，我急切地等待太阳亲吻水面，就像孩子等待晚安吻，就像满脸青春痘的少年在毕业舞会上跳着慢舞，等待自己的第一个法式湿吻，就像满脸皱纹的老人等待孙辈用濡湿的嘴唇轻啄他的面颊。太阳的光芒开始在水波上漫漶的时刻，我就从自己的贵族烟盒里抽出一支大麻烟，点燃。

我默默地抽着大麻。我尽力让自己享受当下，感受拂过脸庞的微风，欣赏天空瑰丽的色彩和海水在红色日光中咝咝的声响。我尽力如此，但没法做到，因为刚吸入第一口，我就思绪翻滚，想到把一年级的罗米唤作“屎坨脸”是多么失策，因为那个浑小子会告诉他那个贱人老妈，而她会直接去向校长告状。我想到那个高高瘦瘦的二年级老师，她待我比待其他老师好，总是微笑着问我过得如何，所以情况或许能有进一步发展。我还想到我那个有钱但混蛋的哥哥，他老是做我妈的工作，想让她别再帮我付房租，好像这和他有什么关系。我一直尽力摆脱这些思绪，避免荒废一天中最美好的吸烟时光，有时我能做到。即便没法摆脱杂念，我想如果想到可以编派自己哥哥的坏处，同样能快乐得飘起来。

生活就像前任房客留在你客厅里的丑陋矮桌。你通常会注意到它并很小心，记得它在那里，但有时不留神忘了，就会在桌角上磕破皮肤或膝盖，会很痛，而且几乎总是留疤。抽烟并不能让矮桌消失。除了死亡，没什么能让它消失。但一口美美的烟能锉平桌角，让它圆融一些。当不小心撞上时，你就没那么痛了。

吸完烟，我骑上自行车在城里兜圈子。我观察人群。如果看到某个实在有趣的人——这某个人几乎总是女性——我会尾随她，编造一点小故事：我跟踪的这个皮肤晒得黝黑的女人刚刚在电话里大吼大叫的对象是她妹妹，这个妹妹总在周五晚餐时和姐夫眉来眼去；她在街角的商店给自己骄纵顽劣的儿子买品脱装的冰激凌；她在药店停留是为了买口服避孕药，以免意外怀上另一个臭小孩。兜完圈，如果天气宜人，我会一屁股坐到本·古里安林荫大道的长凳上，再如常抽上一支，等待亢奋或余韵慢慢退去。到兴奋感彻底退尽，我就骑上自行车回到自己的公寓，看看电视，上上社交软件，打打电脑游戏，听听迷幻音乐。

四年来，我每天都到日落时才抽第一口。几乎每晚如此。也有几次反常，搞得我提前就亢奋起来，但次数不多。像我这种软弱又易上瘾的个性，能做到这种程度当然值得自豪。在弗莱什曼海滩的斜晖中，我抽了不下一千口烟。一千多口烟，吞云吐雾，无人打扰，直到她出现。我甚至还没转头，她就对我说“打扰一下”，声音轻柔，语调婉转，我转头之前就想到她必然是个丑八怪，因为漂亮妞儿用不着费那么大力气装温柔，人们会听任她们支使。

她比我年长，大概四十岁了。白衬衣，黑裙子。棕色的头发在脑后梳成马尾。眼睛波光流转。皮肤白皙透亮，稍有皱纹，主要集中在眼底，但这只平添了性感。

我想问有什么可以帮到她的，但由于正在抽烟，我嘴里只吐出一句略带挑衅的“什么事”。我的口气可能听上去有点儿蛮横，因为她往后退了一步，说：“对不起，没什么事。”我清了清喉咙，说：“没事，尽管开口。你本来想问什么？”她羞赧地笑了，把声音压得更低：“请问那是大麻吗？”她看上去不像会在街上拦住路人提这种问题的人，而且绝对不像警察。所以我点点头。“我能来一口吗？”她问，伸出两根手指来。她的手颤颤巍巍的。

我把烟递给她。猛吸了一口的同时，她想对我道谢，却呛得唾沫飞溅。我俩都咧嘴乐了。她放弃道谢，把烟深深吸入、含住，就像在潜水。我已经好久没见人这样抽烟了，那是小孩子的抽法。她想把大麻递还给我，但我示意她继续抽。又抽了几口之后，她又想把大麻还给我，这一次，我收下了。于是我俩一起抽。等大麻耗尽，太阳也彻底落山了。“哇哦，”她说，“我好多年没抽了，几乎忘了它这么带劲儿。”我想说几句俏皮话，但搜肠刮肚才想到一句：“这是好东西。”她点点头，又道了谢。我说不客气，她就走开了。

事情就是这样。我以为到此为止了。但我已经说过，抽了烟亢奋起来后，我会跟踪别人，尤其是女人，所以我就跟上了她。她走到本·耶胡达大街，在那里买了一瓶“岛屿牌”芒果汁。她在本·耶胡达街打了一辆出租车。我尾随其后，看到她在阿基洛夫双子大厦下了车，走入其中一座大厦的大堂，跟应门的侍者打招呼。四十岁，熨平的白色衬衣，阿基洛夫双子大厦——不像是那种你会想和她在海滩上共享大麻的女人。

在回家的路上，我告诉自己我应该去追求她，问她要电话号码。我贪婪的大脑继续责怪自己没有利用这次机会捞点儿好处，但心里很清楚这么做并不酷。她问我要口烟抽，仅此而已。是的，我本可以和她找个地方幽会，但街上偶尔有女人朝我抛来笑容而我除了回以微笑别无贼念这一点，其实是我的好品格。想想她对我说的话，说不定她也是个好女人。

为阿基洛夫双子大厦心绪激昂后，第二天我提前下了班。拉维夫的妈妈四点十五分就来接他了，因为他们约了一个专家门诊。她在三十秒内把一件t恤套在她家拖着鼻涕的小孩身上，给他背上双肩书包，说了不下五次“专家”这个词。但没有一次说了是哪方面的专家。也许是治疗拖鼻涕的专家吧。

我跳上自行车，到海滩的时间比往常要早。我占了一把长凳坐下，看行人从面前穿过，直到日落时分。步行的人并不多。穿着t恤和运动裤的旅人，滔滔不绝地谈论着特拉维夫二月的美妙风光。他们的手机镜头中，是行色匆匆、对置身海景浑然不觉的以色列人。一直等到太阳的光线开始摩挲海浪的时候，我还没点上烟。虽然无比渴望抽第一口，但我还是多等了三四分钟才动手。我自己也莫名其妙。

抽烟时依旧老一套：我面朝大海，努力享受当下，沉湎于眼前的瑰丽，但脑海中思绪万千。我想象拉维夫去看专家门诊的样子。也许他有没法治的怪病。可怜的孩子，晚托班里所有的小孩都欺负他。我也一样。我叫他鼻涕虫，模仿他用袖子擦鼻子的动作。我告诫自己别去想她，而思绪又回到了她身上。阿基洛夫。我有点希望她今天也能现身，但一个陌生人像她那样径直在人行道上问你要烟抽，也够奇葩的——两天都发生这种事情的概率有多大？我继续抽烟，一直坐到太阳完全坠入大海。对我来说，称她阿基洛夫不太得体。假使她真的住在一幢奢华的楼宇里又如何呢？我落入一种成见。就像把一个阿拉伯人称作“阿拉伯人”，或是把一个俄罗斯人称作“俄罗斯人”。尽管我通常就是这么考虑问题的。我逐渐感到寒冷。下午的时候很热，我就没带外套出来。

看到她过来时，我已经站起来朝自行车走了一步。她还没看到我。我转身背对她，开始掏口袋。我一般每次只带一支烟卷出来，但今天我带了两支，因为我答应给尤里捎一支，他是看校门的俄罗斯保安。他当班的时候没现身，所以另一支还在我兜里。我拿出第二支烟点上，动作行云流水，仿佛我的瘾头已经很大，抽一支不足以飘起来。我依然背对着她，迅速吸了两口，才转过身。她已离我很近，大概二十步开外，但还没认出我。她在打电话。看得出，对话双方情绪恶劣。我在生活中打过太多这样的电话，很容易就能辨别出来。她跟我擦肩而过时正好挂了电话。她好像在哭。我跟着她，但我没有加快脚步。我不想表现得太急切。我跟上她时，说出口的那句“打扰一下”竟然有美国口音。类似那些上了年纪的美国籍犹太人，开口打招呼总用希伯来语说“您好”，等你停下来问有什么事，他们转而跟你说起英语。她盯着我，没认出我来。“您落下了这个。”我说，手里拿着烟卷。她恍然大悟，笑意盈盈地接过去。与她面对面时，我看到她的眼睛，确认她哭过。“哇哦，”她说，“你出现得正是时候。像是个天使。”“你为啥说‘像是’？”我说，“我就是天使。上帝今天让我站在漫步道上，就是专程等你。”她再次露出笑容，吐出一个小小的烟圈：“大麻天使？”“我是帮人实现愿望的天使。”我对她说，“五分钟前，有个小女孩想吃棒冰，在她之前，有个瞎子想重见光明。我忍不住继续下去，就遇到一个瘾君子。”我逗得她笑了起来。说得更准确点，大麻和我合力逗笑了她。阿基洛夫，她很开心。我也跟她一起高兴起来，原因很简单，我对人类还有用。

等大麻燃尽，她谢了我，问我往哪个方向走，我这才发觉，我们是一路走一路抽的，我已经离自己那辆自行车很远了。一开始我想撒个谎，但后来决定说老实话。我告诉她我把自行车锁在了我们相遇的地方。

“你每天都来这里吗？”她问。

我点头。“你呢？”

“我不得不来。”她耸耸肩，指指南边那幢形似玉米棒子的摩天大楼，“我在那里上班。”

我告诉她，我下班后总是来漫步道，点上一支大麻烟卷，看看日落。曾经有个姑娘对我说，欣赏日落有助于敞开心扉，我的心扉关闭得太久了，所以每天都来这里，想要打开它。

“但你今天来晚了，”阿基洛夫说，瞥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间。

“今天是来晚了，”我附和道，“但这是好事。不然我们就碰不到了。”

“那如果我明天日落时分来，你会再和我一起抽烟吗？”

我顿了顿，仔细地端详她。也许有戏，她可能看上我了。但我明白她没有，只是因为我有大麻。今天我拦住她的时候，她也是靠大麻才认出我的。“没问题。不管怎么说，和美女一起抽总好过一个人抽。”

五天了，每当日落，我就和阿基洛夫一起抽烟。五天了，我对她几乎仍一无所知，连她的名字也不晓得。我知道她是素食主义者，但偶尔会吃寿司，她英语说得很溜，法语也是，因为一个讨厌的法国旅游者前天向我们问路，阿基洛夫用流利的法语给他指了去港口的路。我还知道她结婚了，但是没戴结婚戒指，因为头一两天她跟我说过，她丈夫不喜欢她抽大麻，因为是违法的，而且会混淆人的短期记忆。“那你是怎么回答的？”我问。我想看看她会不会抹黑她丈夫。“我才不在乎合不合法呢。”她耸耸肩说，“至于短期记忆，这种东西有什么用？老实说，我原本也不怎么记得住近期的事情。”怎么说呢，这几乎就是抱怨了。反正，她很明显有心事。即便抽到飘飘欲仙的时候，她依旧三缄其口，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人意志坚强的表现。一个坚强而不哭诉的人。她的这种品质在我们昨天遇到的那个法西斯做派的警察面前展露无遗。

我是第一次在抽烟的时候碰上警察，而这次碰上的警察又特别怪异。他个子矮小，却浑身肌肉，脖子粗得像电线杆，穿了一件紧身的无袖格子衬衫。他把警徽举到我面前，用颇为自大的口吻问我抽的是什么。阿基洛夫毫不迟疑地从我嘴里掏出烟，吸了一口，把烟圈喷到他脸上，说“万宝路特醇”。她把大麻隔着栏杆抛到了下面的沙滩上，同时敏捷地掏出自己口袋里的万宝路特醇，点燃一支，递到对方面前：“想来一支吗？”

警察轻轻拂开她的手。“你想什么呢？”他嚷道，“你以为我是弱智吗？”

“我不回答为妙，”她甜甜地笑着说，“因为我是个遵纪守法的公民，而侮辱国家公职人员可是犯罪行为。”

“身份证！把你的身份证拿出来！”

阿基洛夫拿出自己的驾照，同时递给警察一张名片。“拿着这个，”她说，“我是一名律师。看你的脸我就知道，你早晚会打爆哪个巴勒斯坦人，到时吃了官司要找律师。”

“我知道你的公司，”警察一边说一边把名片扔到地上，“你们这种人会为任何一个白痴辩护，只要他钱够多。”

“一点儿没错，”阿基洛夫说，头朝被扔掉的名片扬了扬，“但偶尔我们也会无偿为某些白痴辩护。”

警察不说话了。他跨过栏杆，凝视下面垃圾遍地的沙滩。从他脸上的表情不难看出，他正在纠结要不要跳下去，从沙滩上散布的垃圾中挑出我们的罪证。“加油啊，”阿基洛夫朝他喊，“要是够仔细，最多一个小时就找到了。如果你把它提交给法院，他们甚至能分离出我的指纹，然后你就能跑去报告你的长官，说想控告一个吸食大麻的人，这种案子可能和处理双重谋杀犯的案子稍有不同吧，但是，嗨……”“贱人。”警察脱口骂道。阿基洛夫继续说：“话说回来，执法人员骂律师，比袭警罪名更重一点儿哦。”她说这句话时，朝我眨眨眼。“好吧，快滚！”警察厉声道。我朝自行车走去，但阿基洛夫抓住我的手，搂住我的后背。“该滚的是你，大力水手。”她对他说，“趁我还没决定问你的信息，把你的丑态报告给内务部之前。”警察恶狠狠地瞪了我们一眼，我下意识地朝后缩了缩，但阿基洛夫抓着我的手，把我按在原地。她汗津津的手掌让我知道她其实也很紧张，这也是她唯一露馅儿的地方。警察不满地倒吸几口气，走开了。等他走得够远，她弯腰把名片捡了起来。“真讨厌，”她嘟囔道，“因为他我们浪费了半支大麻。”她老练地把名片一撕，当过滤嘴来用。“你身边带的还够再抽一顿吗？”她问。我差点“就说身边没了，但是我住得不远，我们可以去我家继续抽”，但她身上有些什么让我没法撒谎。所以我们又卷了一支，坐到漫步道的一张长椅上。她名片的三分之一被做成了过滤嘴，余下的三分之二留在了我口袋里，上面有“艾莉丝·凯斯曼，律师”的字样。

周五晚上，我去妈妈家吃晚饭。我的哥哥哈加伊也来了，还带上了他的女儿内奥米。他们刚一进门，你就能看出他们刚吵过嘴。跟我哥哥吵架并不容易。他是个始终确信自己无所不知的人。从我们出生起他就如此，他在高新技术产业上挣了大钱，这令他越发固执。即使两年前他因内奥米的母亲桑迪死于癌症受到的打击也没能软化他。内奥米现在十七岁了，是个美丽修长的姑娘，很像她已故的母亲，虽然戴着牙套，却一刻都不会流露孩子气。晚饭时，她兴致勃勃地谈起一种永生的小型水母。这种水母成熟、配对，随后退回幼年期，周而复始，无休无止。“它是不死的！”内奥米唾沫横飞，由于狂热和牙套，她的口水有一点儿溅到哈加伊和我身上。“想想看，如果我们能把它的基因构造研究透，或许人类将来也能永生。”

我朝她露齿而笑。“真的吗？对我来说，活个六七十年都嫌长。”

我哥哥解释说，内奥米明年想去斯坦福大学学习生物专业。

“好极了！”我妈妈喝彩，“明智的选择。”

“你这‘好极了’是什么意思？我对她说，先和别人一样去服兵役，退伍后她想去哪儿读，我都出钱供。”

“没门儿。参军对我没任何好处。”内奥米说。

“怎么会没好处？你是去军队，又不是去飒拉（zara）服装店！每一个参军的人都不是冲着选品或款式去的。你以为所得税对我有什么好处吗？分毫没有，但我每个月不还得交。是这道理吗？”哈加伊瞥向我，希望我能帮他说句话。并非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哥哥，或者我欠他很多。才不是。只是因为他一贯正确。

“你不去参军无伤大雅，”我告诉内奥米，“花两年时间研究水母，比给好色的长官泡咖啡要有意义得多。”

“好啊，听你叔叔的吧，”哈加伊愤然道，“他的人生真是大有成就。”

晚饭后，等哈加伊和内奥米离开，妈妈另外给了我一块蛋糕，问我是否一切都好，我有没有认识什么人。我对她说一切无恙，学校里的人和我相处得很好，我正在和一位律师约会。我几乎不对妈妈说谎。她是唯一接受我真实面目的人，所以我没必要对她撒谎。但是这谎言不是说给她听的，是说给我自己听的。须臾之间，我能想象自己开启了一段不同于现实的人生。我能在夜里拥着某个人获取温暖，而她不是我从约会软件上挖掘出来的“离异，不以结婚为目的交往”的人。送我出门时，妈妈说：“你知道哈加伊不是那个意思。”她拥抱了我，在我的牛仔裤兜里塞了几张纸币。每次哈加伊痛斥我，她都要给我几百新谢克尔。这好像成了我的一门副业。

我打车到了自家公寓附近的杂货店，买了一瓶廉价威士忌。虽然瓶身上的商标是俄语的，但那个把头发染成金色的埃塞俄比亚收银员对天发誓它产自苏格兰。到家后，我喝了半瓶。随后，一个我在约会软件上认识的苗条的四十六岁女人上门了。我们做爱之前，她告诉我，她很看重诚实的品质，她必须事先告诉我她患了癌症，而且可能已经到了晚期。随后她深吸一口气，说：“就这些。如果你觉得不舒服，我们不一定非要做。”“我一点儿没觉得不舒服。”我说。高潮时，她吼得震天响，楼上的邻居都来捶我家的门了。事后，我们一起抽了支烟，普通的烟，她就打车回去了。

一周里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周日。我以前并不讨厌，是上班之后才开始讨厌的。在去晚托班做老师之前，我有五年时间无所事事，那时我对每一天的憎恨是同等的。老实说，我看不出大多数时间有什么区别。我到日上三竿才起床，看一下手表，想想我还有没有剩菜或烟叶或余钱，再回忆一下我把手机和钥匙放哪儿了。诸如“今天星期几”的问题几乎从未进入过脑海，除了每周五去看望母亲，整个星期其余的日子仿佛一团搅混着醒、睡、吃、撒、看电视和偶尔的性事的巨大混沌。

工作厘清了混沌，把每一天都区分开了。每周一有阿拉伯手鼓课，辅导老师是一个打了舌钉的美人。每周三餐厅里供应甜甜的番茄酱烧肉丸，孩子们最不喜欢吃这个，但这总是引得我怀念格拉奶奶做的菜。每周四在院子里踢足球，在孩子们眼里，我不是个只比一群七岁小屁孩强一点的疲惫成年人，而是和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一样厉害。然后到了讨厌的周日，那个和纳粹差不多的马奥尔会来点名，晚托班是他办的，他总要把辅导老师轮流骂一遍，随后一整周消失在我们的生活中。冷寂的周六过去后，这事儿总惹得我生出邪火。

但是这周，打我上班以来第一次，我盼望周日的到来。盼望日落时分，盼望漫步道，盼望和阿基洛夫一起飘飘欲仙。并不是说我特别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以及她会不会来我家。重点是，我真心思念她。我思念一个自己并不真正了解的人。这是多么激动人心啊，同时又是多么丢脸。因为这份思念主要证明我的生活已何等乏味。

但是，阿基洛夫周日没来。我一直等她到天黑——其实，一直等到天黑了很久。周一和周二，她也没来。独自抽烟时，我提醒自己，她只是个我偶然邂逅的女人，和我一起在漫步道上抽了几支烟而已，并不是我的未婚妻或我给她捐过肾的人。但这么想可无济于事。

周三，等孩子们不情不愿地吃完微凉的肉丸，我发觉拉维夫不在。尽管马奥尔说，我们应该每小时清点一下孩子的人数，但我从来不点人数。但是有人不见了，我通常会察觉，所以我问尤里，他说看见几个孩子跑到体育馆后面去了。没有准许，孩子们是不能离开教室的，到体育馆之前，我已经想好了对拉维夫的惩罚，又觉得对不住他，打消了念头。在体育馆后面的跳远沙坑中，我看到了哭泣的拉维夫，离他不远的地方，我这个小组里最刻薄的小孩利亚姆正脸朝下埋在沙坑里，被一个有点眼熟的红发胖小子压在屁股下面狠狠地揍。他揍人的方式也是孩子气的：满是愤怒，没有章法。不知道事情怎么发展到这个地步，但我站在红发小子那一边。仿佛我自己也猛揍了利亚姆好多拳。利亚姆不会好好说话，他只会发号施令，措辞和态度尤其恶劣。时不时就从嘴里吐出一句他要去告诉他妈，或告诉老师和校长。

红发小子继续揍着利亚姆，我知道自己应该冲上去拉开他们。他们从教室里溜出去是我的失职，现在我真的惹上麻烦了，特别是要面对利亚姆的妈妈在家长会上的质问。但看着红发小子教训他，我的心中升起一个微弱的声音，再稍等等，让红发小子揍出结实的一拳。

这周过得不顺，太糟心了。一直在尴尬地等阿基洛夫来，我甚至都没往家带一个单身姑娘。毫无疑问，这场痛殴成了我平淡一周中的亮点，多享受几秒钟害不着任何人。正当我心中掠过这些念头时，红发小子从利亚姆背上爬了起来，我以为完事儿了，不料他后退一步，一脚重重踩在利亚姆的头上。我冲过去的时候，发觉拉维夫正责备地看向我。他看到我在整起事件中袖手旁观。我三步并作两步，到了红发小子跟前，既因为心里紧张，也想迷惑一下拉维夫，让他事后觉得自己一定想错了——我不可能站在那里漠然视之不去劝架，所以我冲上去的速度特别快。

我靠近红发小子身后，狠命撞开他，救下利亚姆，嚷道：“你在干什么？疯了吗？”然后我弯腰看利亚姆，整个过程中，我用眼角瞥到拉维夫一直观察着我的一举一动。利亚姆的上嘴唇在流血，看上去已经意识不清了。红发小子站在旁边哭号。他说利亚姆玩垃圾小队的时候作弊，他想把输掉的卡牌要回来。利亚姆跟他说，他的眼珠是大便颜色的，他爸爸是个无业游民。从红发小子的口气里我听得出，他不太明白“无业游民”的确切含义。我试着跟利亚姆说话，轻轻摇他，但他没有反应，我真的着急了。我让吓得慌了手脚的红发小子别动，自己跑去饮水机那儿。我返回的时候听到利亚姆起了身，正在歇斯底里地尖叫：“你这个肥头差生，别想在这个学校混了！我妈妈一定会给你颜色看的！”利亚姆坐在地上，手托着脸，红发小子站在他身边，浑身颤抖，真的抽泣起来。尤里突然现身。我丢下的教室里的孩子们，其中一个从我包里翻出打火机，点着了走廊里一张伊扎克·拉宾的海报。他向我叙述自己如何揭下焖烧的海报，好似他的英勇至少不亚于从一幢熊熊燃烧的房子里救出一个婴儿。我往利亚姆脸上泼了点儿水。他现在看起来好多了，嘴唇也不怎么流血了。红发小子还是抽抽搭搭的，但我对他浑不在意。让我在意的是那个鼻涕虫拉维夫，即使我们回到教室里，他仍旧紧紧盯着我。我打电话给利亚姆的爸爸，他是做土地测量的，一般都在家，他五分钟就赶到了。利亚姆尖声嚷着，嫌他来得太晚，要向妈妈告状，随后才对他说了红发小子的事儿。他添油加醋了一番，说红发小子用石块砸他的头，而我没及时阻止。只要他不冲着我来，我就尽量不开口。随后，长着一字眉的双胞胎的母亲到了，操着南美口音。她是通过试管受精怀的双胞胎，从孩子们的外表判断，她一定是用了某个穴居人的精子。

最后，只剩下我和拉维夫了。我破天荒地让他玩我的苹果手机，当他把我几天前下载的一款游戏中所有的物种歼灭时，我试探性地和他聊起刚才发生的事。“你和利亚姆没有得到允许就离开教室，这很不对。”我对他说，但口气非常温和，是做妈妈的人会用的口气，让他知道我不会责骂他，但同时让他懂得我是在批评他。“我不会告诉你妈妈，”我继续说，“但我要你保证，再不犯类似错误。”

那孩子看着我的手机，连头都不抬，说：“我看见你了。”

“看见我什么了？”我问，装作一头雾水。

“加夫里打利亚姆的时候我看到你了。你在笑。”

“不，我没有。我没笑。我跑过去了。我尽快跑过去把他们拉开了。”

但拉维夫不再搭理我。他沉浸在游戏里，发射激光，横扫一切移动的物体。

等他妈妈到了，我没有像往常那样大声指出她又来晚了。我只是对她说：“你有一个好孩子。他是个小甜心。”当着他的面说的，他能听到。

我五分钟就到了漫步道，手机上有两个未接电话和一条马奥尔发来的短信。短信里一个字也没有。这不要脸的家伙懒得打字，但他希望我看到后给他回电。我在想，到底是先抽一支再给他回电，还是反过来。先抽的好处是，大麻能缓和谈话的氛围，用泡沫塑料和气泡垫把整个尴尬的事件包起来。但坏处是我无法保持机敏来应对他。我得迅速回应，也许还要临场编一两个谎。我采取了第二个选项，冷静地给他回电。

马奥尔朝我大吼：利亚姆的妈妈给他打电话，发誓会联合所有入托的学生家长，确保他的晚托班明年关门。她已经做了一个表，记录家长们历年来对他的诸多抱怨，并准备将一切公之于众，包括晚托班提供的午饭有时都是冷的这种事。马奥尔说，如果她真那么干，整件事会让他损失二十万新谢克尔，而这都要怪我。她的孩子得了脑震荡，明天不来学校了，马奥尔希望我上班前去探望他，给他带点糖果或玩具，向他妈妈服个软，请她息事宁人。这通电话是一场彻底的拉锯战。他每句话重复了不下十遍。我要是先抽烟就好了。他挂掉电话前再次威胁我说，如果他的执照被吊销，他就起诉我。我请他先静静心，并保证明天会去处理此事，会厚着脸皮讨好那位母亲。电话打完时，我错过了日落。我坐在黑暗里，盯着海面，十分清醒。太阳一下山，除了面目丑陋的旅人和海滩边饭店里传来的蹩脚音乐，这个地方就只落得冷冷清清。我得调个闹钟，明天早点儿起床，这样才能有时间去给这个世界上我最讨厌的小孩买礼物。这个星期的头儿开得糟糕，后面越来越惨。

“我以为太阳落山你就走了呢。”我听到她的声音，感到——或至少是我想象——她的呼吸喷在我的后颈上。

“日出，日落——从周日起我就在等你。”我微笑着回答她，又对自己极度不满，因为本想说点儿轻松开朗的话，但听起来像怨妇加可怜虫。

“对不起，”阿基洛夫坐到我身边，“这个礼拜的工作一团糟。不只是工作，生活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