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2）

1月1日，星期三

在轻微的宿醉中，迎来了新的年代和新的一年。（昨天晚上：在福瑟吉尔家喝鸡尾酒，和罗德里克在萨伏伊吃晚餐，半夜去了500俱乐部。凌晨三点就寝。）

回顾一九二九年。与巴黎的缠绵故事。在伦勃朗酒店里的快乐时光。对安娜的狂热和“安娜/上校”之谜。对兰德强烈的感情。“强烈的感情。”哼！就是对兰德与日俱增的爱情啊。《思想的想象》被出版社接受。开始写《女孩工厂》。对延迟出版的失望。认真写着稿酬优厚的杂志文章。

结交的朋友：爱丽丝·法雷诺、约瑟夫·达克、洛蒂·艾奇菲尔德（？）。

无法确定的朋友：彼得、苔丝、休·福瑟吉尔。

失去的朋友：无。

结论：充满期待的一年；但很遗憾，离功成名就依然遥远。作家生涯真正开始了。挣到了钱。一九二九年证明，我能够以笔为生。

1月5日，星期日

晚餐时，母亲夸张地宣布，我们失去了纽约的公寓。

我：什么公寓，请问？

母亲：我在六十二街的公寓啊。普兰德盖斯特先生说它没了。

我：你找不到你的公寓了？

母亲：我们付不起房贷。银行把它收走了。

我：真可惜。我真想有一天能去看看。你为什么不让普先生卖掉你的一些股份呢？

母亲：这我不懂。我们有好多股份，但他说都不值钱。一文不值。

我：我给你调杯鸡尾酒吧？

（3月）

切尔西，格利伯，85a。我的新地址。我在国王路租了间带家具有花园的公寓。卧室、浴室、厨房、餐厅，还有一间可用作书房的多余的卧室。我把我的书和画都运来了，现在只需要地毯和垫子，我就能把这里变成属于我的地方。富勒太太每周来帮我“清扫”三次，她说她丈夫会打理好花园——加起来每个月六英镑。我拉上窗帘，点燃炉火，打开一瓶酒。显然，西里尔·康诺利[14]和他的妻子是我的近邻。《女孩工厂》进展顺利。

3月27日，星期四

《思想的想象》今日出版。我跑到城里，在哈查德书店特地买了一本，作为某种象征。这是本漂亮的小书，淡紫色的封面，卷首插画是弗农·福瑟吉尔画的一幅小小的雪莱肖像，画得很完美。在星星餐厅与罗德里克及托尼·鲍威尔共进午餐——鲍威尔在达克沃斯出版社工作。在坐地铁回家的路上，我不停地把书拿出来，看着它，感受着它在手里的分量，随便翻开一页，念一两句话。我把作者简介看了又看：“蒙斯图尔特先生毕业于牛津大学，目前正在写一本小说。”可是，出版商为什么要在封底给别的书做广告呢？我认为这破坏了我的书的完整性。我并不想知道这个卡斯伯特·沃尔夫写了本关于迪斯雷利[15]的“有趣而重要”的新传记。你在我可爱的新书上干什么呀，卡斯伯特·沃尔夫？

我目前典型的情绪状态：既百无聊赖，又得意扬扬——无聊是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一条书评，得意是因为已经拿到了我的书，而且还是在书店里买的。突然间，我很想和兰德在一起，或是和安娜——哪怕是露西也好。然而，我只是去探望了母亲，虽然她说我的离开让她伤心欲绝，可她已经在计划把我的房间改造成她的工作室了。

“工作室？做什么？”

“我也不知道，亲爱的。就画画呗，雕刻呗，跳舞呗。”

4月13日，星期日

上周《泰晤士文学增刊》上有篇不错的书评——说我的书“引人入胜，文笔生动”。“我们可以相信雪莱的真实面貌便是如此”——《先驱报》的书评。“把莫洛亚彻底比了下去。至少我们现在有个英国版的雪莱了”——《邮报》的书评。我给罗德里克打电话，得知书的销量令人失望——目前为止只卖出了三百二十三本。“可这些书评都很好啊，”我说，“你就不能打打广告吗？”他嘟囔着说着什么季节性预算、春季赤字之类的，我无法理解。霍顿写来贺信，更神奇的是，勒梅恩也写来贺信。唯一的问题是，我似乎失去写小说的兴趣。我写了大概两百页。我觉得，我可能会把那个以安娜为原型的人物写死，让她得个肺结核或是其他什么悲惨的病。

（4月）

在格利伯的第一次晚宴。康诺利夫妇、兰德、霍顿与辛西娅、罗德里克，以及罗德里克非常迷恋的一位年轻诗人，唐纳德·库南。晚宴相当成功，我认为，有汤、羊腿、水果奶油蛋糕，还有奶酪。很多酒。大家说了不少夸奖《思想的想象》的奉承话，因为相关的书评也一直很好。康诺利说他会试着也写篇书评，发给《新政治家》。他一开始有点尖刻，但很快就变得温和。我们愉快地发现，我们都是以历史系三等学位从牛津毕业的。“早点失败好，”我说，“这样，往后就都是上坡路了。”

兰德最后离开，我们在前门接了吻。轻轻的一个吻——是有可能成为情人的吻吗？我走路送她到国王路，叫了辆出租车。她说自己整个八月都会在巴黎，她想提升一下法语水平。真巧，我说，我也会在。

5月22日，星期四

从打字员那里拿到《女孩工厂》的稿子，去斯普莱蒙特＆德鲁出版社拿给罗德里克看。看到我竟然写完了，他似乎大感意外。“我很喜欢这个书名，”他说，接着，他又恢复谨慎，“可内容不会太下流吧？我们可不能承受这书被禁的风险。”我说内容当然会很下流，但都很谨慎，不会超出适当的范围。他建议我接下来写一本济慈的传记——“雪莱的书卖得很好。”他说。

5月28日，星期三

我得说明一下，华莱士得知我亲自把书稿送去后相当生气。“这就像是拿我的剑，换了把匕首。”我说我没听明白。“虽然我还能刺出血来，但没有那么容易了。”不管怎么说，斯普莱蒙特＆德鲁出版社开出一百英镑的预付版税，但华莱士想办法让他们提高到一百五十镑，他说达克沃斯出版社和查普曼＆霍尔出版社都迫不及待想看到这本书。为表庆祝，我们在夸格里诺餐厅共进午餐。华莱士帮我在《周末评论》和《图说》杂志约了更多的稿。我们草列了一张清单，写下我认为我可以写的一些主题：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高尔夫、南美洲、巴黎、西班牙、牛津、性、从诺曼征服到克伦威尔摄政之间的英国历史、现代艺术，还有罐装牛肉，等等。“你可真是个多面手。”华莱士用比往常更干巴巴的语气说。我跟他越相熟，就越是喜欢他。在我看来，他把工作当作有趣的挑战、乐趣的源泉。他说话时面无表情，很有巴斯特·基顿[16]式的冷幽默风格。《思想的想象》销量开始攀升——现在已超过一千册。我感觉大家都在谈论它。西里尔（康诺利）那天晚上介绍我时说：“你一定知道洛根写雪莱的那本书吧。”

7月21日，星期一

丘纳德[17]女士家举办盛大的派对。我有点不知所措：这是我真正的第一次社交亮相。沃也在，还有哈罗德·尼科尔森[18]、达尔茜·沃恩·塔吉特、奥斯瓦尔德·莫斯利[19]、伊莫金·格伦菲尔……沃祝贺我写的雪莱传记出版。我也祝贺他《邪恶的肉身》出版。他把威廉·格哈迪[20]指给我看，说他是目前在世的最有才华的作家。沃还相当详细地告诉我，他正在接受指导，要成为罗马天主教徒，他正开始认真学习《圣经》的完全真确性和炼狱说。我不得不打断他，说这些我都知道。得知我也是罗马天主教徒后，他似乎很震惊。我让他放心，我早已彻底脱离宗教，他带着窘迫的表情匆匆走开了。为什么他那样的人，到了这个年纪还想改变信仰呢[21]？

8月8日，星期五

巴黎。又回到舒适熟悉的老伦勃朗酒店。不合时令的雨水打湿了人行道，呼呼不停的风吹得百叶窗啪啪作响。兰德下周就要来了。如果不曾拥有我，那你也就不会寻找我——帕斯卡。我六点出门，在利普喝了杯酒，接着溜达到蒙帕纳斯，和本在丁香园咖啡馆碰头。我来早了，我本没打算去香塔尔之家——满脑子想的都是兰德——可既然都到了这儿，我还是走了进去。香塔尔夫人热情地迎接我，并给我找来三个姑娘，让我任选一个，她们都穿着绸缎内衣，懒洋洋地躺着。“你知道的，我只喜欢安娜。”我说。“可安娜已经走了。”她回答，接着她解释说，是安娜自己要走的，还说她不再需要“工作”了。她也不知道她去了哪儿。

我大吃一惊，马上悲从中来。生活有时就是这样——如果混用两个比喻的话，那就是它先把你带上一条小道，接着又把你扔进屎堆。我想起那些为安娜疯狂的日子，想起是她的故事给了我写作《女孩工厂》的灵感。我意识到，我以为她会一直在这儿，不会像在大变活人的魔术里一样突然消失，这种想法是多么自私。晚餐时，我闷闷不乐，本却兴致高昂，他的画廊开始有了起色，他还说了不少关于桑德琳的事。显然，她的小儿子非常可爱。我仿佛听见了未来婚礼的钟声。

8月9日，星期六

去了雷阿勒。我问安娜公寓楼的门卫，她是不是还住在这里，他告诉我，她和她“叔叔”都已经搬走了，不知道搬去了哪儿。我坐在上次看到上校的小餐厅里，既失落，又困惑——反思过后，还有点生自己的气。难道我还指望安娜会把她的新地址告诉她的常客吗？能从那样的生活中逃离是多么幸运。安娜会很好的，她有自己的生活要过。我该关注的是兰德。

8月12日，星期二

格外难受。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昨天晚上吃的东西（奶油炖小牛肉）？不管是什么，今天早上去厕所时，我感觉拉出来的简直是硫酸。一整天屁股缝都火辣辣的，瘙痒难耐，去找兰德吃晚餐时也没有好转。兰德这个月都住在埃米尔·伯兰格家，他是商人兼艺术品收藏家（是弗农·福瑟吉尔的大客户）。兰德宣称一定要让自己的法语大大进步。伯兰格一家住在福煦路上的大公寓里，家里挂满平庸无奇的风景画，弗农的画在其中至少算是鹤立鸡群。兰德的头发跟我们上次见面时不一样了：她把它染成了墨黑色，奇怪的是，这倒让她看起来像个十六岁的迷人少女。伯兰格一家都颇有魅力，他们对礼仪的过分讲究就像一种令人压抑的社交盔甲，让你觉得自己无法动弹，哪怕是挠一下痒或打个喷嚏，都会成为最失礼的事。这样一来，我对自己火烧火燎的屁股更敏感了。晚宴上还有个人，叫西普里安·迪欧多内[22]，自称作家。“我的时代早就过去了，”他用极流利的英语说，“要是现在是，呃，一九一〇年，那你可能还会有点好奇，想认识我呢。”他身材圆胖，和蔼可亲，长着一张几乎完美的圆脸。纤细的金发掉得很厉害。他给了我他的名片。

（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