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2）

9月21日，星期五

就这样，我来到纽约，再次开始写作，开始工作，开始性交，开始生活。我决定继续记日记，主要是因为我越来越担心马吕斯，我想要给他的行为举止留下记录。本对他绝对信任，可我开始思考这种信任是否错付。我还认为，他的品位是怪异的，甚至是危险扭曲的。我们总是争论什么是好的作品，什么是坏的作品，以及我们应该买哪些艺术家的作品。我对马吕斯和这家画廊有种非常不妙的预感，我想把我可能需要的所有证据都好好记录下来，以备移交。

举个例子：每天早上，我总是第一个到画廊，甚至比哈尔玛（我们的前台接待员）更早。马吕斯往往午餐后才会露面。我和本在总体策略上达成一致，要尽可能谨慎地增加作为我们核心业务的欧洲画作，而不要去在意能不能引起轰动。城里到处是画廊和合作画廊——梅耶与德纳吉、费尔泽、洛纳根、帕森斯、伊根——都是我们公认的对手。从名声大振到悄无声息，只需要短短几周——考虑到我们的传承以及我们所追随的巴黎的荣光气质，我们必须确保展出的画家是能够长久的。可在我看来，马吕斯没有任何审美判断力——这是实话，跟他的个人魅力没关系。他似乎总是率性而为，更糟糕的是，他会根据和他刚说过话的那个人的突发奇想而采取行动。格林伯格[5]的任何建议，他都不假思索地接受。我反复告诉他：不要登上一趟马上离站的拥挤火车，我们得自己找辆有很多空位的车，这样才可以伸展腿脚。他不听我的——他觉得任何一辆碰巧经过的乐队花车都可以。

话说回来，我很喜欢清晨的画廊，那时客人和马吕斯都还没来。我们的画廊在一楼——按美国人的说法，应该是二楼——我站在窗前，看着楼下的麦迪逊大道，观察来往人群和车流。哈尔玛会给我带杯咖啡，我也将点燃这天的第一支香烟。在这样的时候，我总觉得自己在做梦——我不敢相信我竟然在这里工作和生活，我不敢相信生命中竟然还会出现这样的机遇。

今天晚上在阿兰娜家。我们会一起度过整个周末，她的孩子们跟着她前夫出门了。我们打算去格林尼治村，给我找找可租的房子。我想我需要离自己的事业更近一些。

9月23日，星期日

我们在布利克大道旁的柯尼利亚街找到一套小公寓。它是幢砖结构排屋的地下室（我跟地下室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为什么喜欢这种半地下的生活？），没有家具和装修，有卧室、客厅、小厨房和浴室各一间。楼上两层住的是一家意大利人。

这个周末，阿兰娜的公寓又只有我们两人，真是令人愉快的意外福利。我觉得阿兰娜非常性感：她白得惊人的牙齿和精心打理到完美的金发都带着强烈的诱惑力。不过，她的阴毛却是光亮的深棕色。看到她赤身裸体，拿着一壶马丁尼鸡尾酒和两只玻璃杯走进卧室的样子，我不禁想，是否正是这明显的反差给了我强烈的刺激。目前，我们的性生活非常正统，每次都戴安全套，用的是传教士体位，但她身上有某种东西，让我只想彻底放纵。她个头很高，骨架很大，有律师的精明头脑。她对自己的孩子非常关心，也担心该怎么让她们认识我（我为什么要认识她们？）。她对前夫态度刻薄，不屑一顾（“一个软弱又可悲的男人”）——其实她的前夫也是一名律师。阿兰娜三十五岁。她在河畔大道上有套大公寓，还有个住家女佣。她有薪水，还有离婚赡养费，经济宽裕。而经历了巴黎的灾难之后，能再次恢复性功能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我感谢美国和美国杰出自信的女性。来到这里是我做过的最正确的事。

奥特瑞奇形容我是循环性精神病患——即较轻程度的狂躁与抑郁交替发作的病症——所以，他说，他不会给我做电击治疗。他给了我纽约一个精神科医生的姓名和地址，说我如果需要心理咨询可以去找他。不过，我认为奥特瑞奇的诊断并不正确：不管程度是较轻还是较重，反正我不是躁狂抑郁症。我认为，我在巴黎遭受的是长期累积之下的精神崩溃，是我从瑞士回来得知芙蕾雅和史黛拉的死讯后就开始的。过了三年，这种情绪终于被奥黛尔引爆了，更准确地说，是被我在奥黛尔面前的失败引爆了。（顺便问一句，奥黛尔现在在干吗？我觉得她也来纽约了。得去问问本。）现在，我人在纽约，一直遮蔽着我人生的百叶窗全被拉了起来。阳光洒满整间屋子。

10月11日，星期四

在纽约清新完美的一天。在轮廓清晰的阴影和强烈的阳光下，这些巨大的建筑看起来恢宏壮观——与欧洲截然不同。它们似乎在说，我们不需要你们的大教堂和城堡，不需要你们那拥有护城河的庄园和乔治时期风格的露台——我们有完全不同的东西，我们说完全不同的语言，我们有自己的美。随便你们接受，或不接受。比较是毫无意义、多此一举的。

今天下午，马吕斯三点才露面，他从一个名叫休斯·德拉哈的江湖骗子手中买了四幅毫无价值的油画（都是用三原色完成的一些胡乱涂画），每幅五百美元。这么多钱，我都能买下一幅波洛克的画了——只要我愿意。我婉转地表达了异议——我们的流动资金在迅速减少，我还一幅画都没买呢——我还指出，一两个月内我们不可能卖掉一幅德拉哈的画。洛根，他居高临下地说，你太老土了，跟爸爸一样，你得赶快跟上潮流，不然你永远都不可能融入这个城市。我努力控制住脾气。考虑到我之前狂想式的表述，这样的评价颇为讽刺。我最好让本知道这里的情况。

今天晚上，我去了詹妮特·费尔泽在吉恩大街上的合作画廊。我没有让马吕斯看到邀请函。明天，我将搬去柯尼利亚大街。

10月12日，星期五

看到了我来纽约后想买的第一幅画，画家是托德·休伯。詹妮特给我留着这幅画。不知怎么回事——我们俩都喝得大醉酩酊，詹妮特给了我一粒药丸——我们最终一起躺在了四十七街公寓的床上。我醒来时感觉生不如死，我听到有人在浴室的声音。接着，詹妮特一丝不挂地走进房间，溜上床。我酒仍未醒，头痛欲裂。她贴到我身上，我才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她个头娇小，瘦骨嶙峋，胸完全是平的——真算不上我喜欢的类型——可她身上那种顽皮的、淘气的、坏坏的气质，让我觉得很兴奋。我走到冰箱旁，拿出一瓶啤酒。她说，嘿，也给我一瓶呀，我也感觉很难受啊。于是，我们坐在床上，喝着啤酒，聊了半个钟头。我们都没准备好对昨晚发生的事做出评价，可不管怎样，啤酒发挥了作用，我们做爱了。四十七街上车辆往来的声音。我们带着啤酒味打着嗝儿的吻。詹妮特像小猴子似的滑稽的脸被我压在下面，她的双眼紧紧闭着。我高潮时，她说：别以为你买休伯的画我会给你打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