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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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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7日,星期六

艾萨克从战场上回来了。我到外面阳台上去吃早餐,他竟然在那里,穿着卡其短裤和白色t恤,露出灿烂的笑容。他瘦了,头发剃光了,但显然并没有从这次经历中遭受更可怕的后果。实际上,他在战争结束前一周才成功逃脱,当时,他是守卫乌利临时机场的分遣队成员,增援飞机就停在那里。随着联邦军队的步步逼近,他被部署到外围,还分到了一颗手雷和五个弹夹(当守卫军时,他只有一个弹夹)。一进入丛林,他便立刻脱掉军装,扔掉枪支,朝南往家的方向跑去。

战争结束得太快了,他说,就因为一位精神领袖因“间接谋杀”罪(艾萨克的原话)被处决。比亚法拉所有的指挥官都完全依靠这些巫师和所谓先知的建议——没有得到巫师的批准,他们不会下达任何军事命令或做出任何指挥——当这个地区的领袖被处决后,南方前线的军官便拒绝战斗。精疲力竭的比亚法拉士兵看到他们的长官如此意志消沉,便也松散了,留下无人看守的岗位。尼日利亚军队唱着歌、背着枪前进。对杰克上校而言,这一定又是美好的一天,毫无疑问。

2月27日,星期五

六十四岁了。我的生日在全然的沉默中度过,但这沉默也让我很愉快。唯一不愉快的是,“干瘪椰子头”在系会议上提醒大家,我下个学年结束后就要离开这里了,学校需要一位新的英文小说课讲师。“亲爱的洛根就要退休了,哎呀。我们要失去我们的牛津才子了。”大家喃喃表达着同情和祝贺。波莉朝我瞥了一眼,有些震惊:我想,她从来没把我当作快领退休金的老人吧。我看起来也还不错,我得说——我很适合被太阳晒黑的皮肤,而且这些日子我只喝啤酒——嗯,大部分时间吧——这使得我的皮肤更有光泽,腰围也更粗了。

今天下午,我和夸库照例打了九洞高尔夫。我告诉他,明年我不得不离开了。我又含糊地问起,这里还有没有别的可能适合我的工作。坦率地说,他认为几乎没有这种可能——你会失去你的房子,他说,你将只有现在四分之一的薪水。你最起码得去伊巴丹,甚至可能是拉各斯。

出于某种原因,我不想离开非洲——我喜欢上了这里的生活——现在,英国和欧洲似乎都变得奇怪而不友善。可我也明白,一个拿着牛津大学三等学位的六十五岁英国人,能找到工作的概率有多低。看来只能回伦敦了,我猜,回到特彭泰大道——看看我靠笔头能过上什么样的生活吧。

(7月)

在俱乐部泳池游完泳后,我溜达着回到丹富迪奥路,感觉炙热的阳光照在我的光头顶上。我打开一瓶星星啤酒,坐在阳台上喝着。接着,我走到外面的花园,沿着外围散步,用手掌触碰那些树木——木麻黄树、番石榴树、木棉树、鳄梨树,还有鸡蛋花树——如同最后一次触摸它们,这短暂的抚摸,便是我对它们、对我的树木、对我的非洲生活的道别。我的耳朵里是不休的蝉鸣,微风从褪了色的草坪上吹起尘土的气息。我把额头靠在一棵木瓜树的树干上,闭上眼睛。这时,我听到我的园丁古斯比德用焦虑的语气说:“先生——你还好吧?”不,我想说,我怕我是永远都好不了了。

注释:

[1]大卫·加斯科因(david gasyne,1916—2001),诗人、翻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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