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则1 工作要深入（1/2）

我在杜邦环岛酒吧和戴维·德怀恩（david dewane）小酌之后不久，他提出极乐机（eudaionia ache）的概念。德怀恩是一位建筑学教授，因此喜欢探究概念与实体之间的交集。极乐机恰好是这种交集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这种机器原来是一座建筑，名字源自古希腊的“eudaionia”一词（指能够开发出人体全部潜能的一种状态）概念。“这种机器的目的在于，”戴维解释说，“创造一种环境，让使用者身处其中时可以达到深度人体繁荣状态，即实现达到个人能力极限的成果。”换言之，设计这个空间的唯一目的是实现最深度的深度工作。你或许也能想到，我当时就提起了兴趣。

德怀恩一边向我解释这种机器的原理，一边抓起一支笔，画出了布局草图。整个建筑结构是一座一层高的长方形，由 5 个房间组成，一字排开。几个房间没有互相连通的走廊：必须穿过一间房间才能进入到下一间。德怀恩是这样解释的：“互相不连通是关键，因为这样一来，想要深入到机器更里层，你不可能越过任何一点空间。”

你从大街走进的第一个房间叫作陈列室。在德怀恩的计划中，这个房间里将展示在这座建筑中产出的深度工作案例。旨在激励机器使用者，创造出一种“健康压力和同伴压力的文化”。

离开陈列室之后，你将进入到沙龙。在这里，德怀恩想安排高品质的咖啡馆，甚至可以设一个全品酒吧。这里还有沙发和无线网。沙龙的设计旨在酝酿出一种“徘徊于强烈的好奇和争辩之间”的情绪。这个场所用于争辩和“沉思”，从总体上把控你将在这台机器中深入探究的一些想法。

走过沙龙之后将进入图书馆。这个房间里永久储存了这台机器里产出的所有工作，同时还存有此前工作中使用过的图书和其他资源。房间里有复印机和扫描仪，可以用于搜集整理你的项目所需的信息。德怀恩将图书馆描述为“机器的硬盘”。

下一个房间是办公空间。房间里有一个标准会议室，有白板和一些带桌子的小隔间。德怀恩解释说：“办公室用于低强度的活动。”用我们的术语讲，这片空间用于完成项目所需的浮浅工作。德怀恩设想办公室里有一张管理员桌，管理员可以帮助使用者改善工作习惯，优化效率。

之后我们可以进入机器的最后一个房间了，里面有一些小室，德怀恩将其称作“深度工作室”（他从我的同主题文章中选取了“深度工作”这一说法）。每一个小室拟为 6 英尺x10 英尺大小1 ，有很好的隔音墙保护（德怀恩计划设计的厚度为 18 英寸，以隔绝外部干扰）。“深度工作室的目的在于实现全心投入和无干扰的工作。”德怀恩解释说。他设想你在其中工作 90 分钟，然后休息 90 分钟，如此循环两到三次——此时你的大脑将达到一天专注工作时间的极限。

眼下，极乐机仅仅是一些建筑图纸，但即使仅仅是一个计划，其实现高效工作的前景也令德怀恩兴奋不已。“在我看来这仍然是我设计过的最有趣的一件作品。”他告诉我说。

在深度工作的真正价值能够得到认可和渴求的理想世界里，我们都有机会接触到某种类似于极乐机的东西。或许和戴维·德怀恩的设计并不完全一样，概括地说，这是一种专门设计的工作环境（和文化），能帮助我们从大脑中提取尽可能多的价值。不幸的是，这种愿景与我们眼前的现实差太远。我们身处令人分神的开放办公室中，收件箱无法忽略，会议不断。在这种环境下，同事宁愿你尽快回复他们最新发的电子邮件而不是产出最好的成果。换言之，作为本书的读者，你们将成为肤浅世界里的深度信徒。

这一项准则——本书第二部分四种准则中的第一条，旨在减少此类冲突。你或许没有自己的极乐机，但是下述策略将帮助你在相对纷乱的职业生活中模拟出极乐机的效果。文中将向你展示如何将深度工作从一种渴望转变为你日常工作计划中的常规安排和重要组成部分。（准则 2 到准则 4 将展示一些培养专注能力和抵抗无孔不入的烦心事的策略，帮助你从深度工作习惯中获得最大的益处。）

然而，在继续探讨这些策略之前，我想先解决一个或许一直困扰你的问题：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么深入的干预？换一种说法，一旦你接受了深度工作有价值的观念，开始更多地做到深度工作不就足够了吗？我们真的需要极乐机（或类似的机器）这样复杂的机器来帮助我们记住要更专注这么简单的事情吗？

不幸的是，想要不分心做到专注，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想要理解为什么会这样，我们需要更深入地探究深度工作的主要障碍之一：将注意力转移到某种肤浅事物上的冲动。大多数人都能意识到这种冲动会使专注于困难工作的努力变得无效，但是大多数人低估了这种冲动出现的频率及其力量。

我们来看心理学家威尔海姆·霍夫曼（wilhel hofann）和罗伊·鲍迈斯特（roy bauister）在 2012 年牵头进行的一项研究。实验中，205 名成年人配备了传呼机，传呼机会随机响起（在第一部分的抽样法中也有同样的做法）。传呼机响起时，实验对象需要停顿一会儿，回想当时的欲望或过去 30 分钟的感受，然后就这些欲望回答一系列问题。一周之后，研究人员搜集了 7500 多个样本。实验结果简要概括如下：人们整天都在抵抗欲望。鲍迈斯特在后续的著作《意志力》（willpower ）（与科学作家约翰·蒂尔尼联合创作）中如此总结：“结果显示欲望是常态，而非个例。”

实验对象抵抗的欲望中最普遍的五种包括吃、睡和性，这些都不足为奇。但是前五榜单中还包括“在困难工作中休息一会儿……查看电子邮件和社交网站，上上网，听听音乐或是看电视”。网络和电视的诱惑力尤其强：实验对象只有大约一半的时间能够成功抵御这些让人上瘾的消遣。

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我们这条以帮助读者培养深度工作习惯为目标的准则而言，是个坏消息。这项研究告诉我们，一整天你将遭遇各种欲望的连番攻击，除了深入工作之外。而且如果你和霍夫曼、鲍迈斯特的实验中的德国实验对象一样，这些争先涌现的欲望往往能够赢得胜利。此刻你或许会认为，这些实验对象失败的地方你能够成功，因为你理解了深度的重要性，所以会有更强的保持专注的主观意愿。这是一种美好的想法，但是这项实验之前的数十年研究显示这种主观意愿往往是徒劳的。如今大量的调查——罗伊·鲍迈斯特在写作一系列首创论文时发起的——显示出有关意志力的重要事实：你的意志力是有限的，它在使用的过程中会被不断消耗。

换言之，你的意志力并非性格的展现，可以无限制地使用；相反，它恰如肌肉一般，会疲劳。这也是霍夫曼和鲍迈斯特的实验中，实验对象很难抵抗欲望的原因——经过一段时间，这些烦扰会榨干他们的意志力，直到最后无法抵抗。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你身上，不管你的主观意愿如何坚定，除非你很讲究个人习惯。

由此我得出了一种令人振奋的想法：培养深度工作的习惯，关键在于越过良好的意图，在工作生活中加入一些特别设计的惯例和固定程序，使得进入并保持高度专注状态消耗的意志力最小化。如果你在一个浑浑噩噩的下午正浏览网页，忽然想要将注意力转移到一项需要高认知度的任务上，便需要大量抽取有限的意志力，强行将注意力从绚烂的网络内容上转移开。这样的尝试往往以失败告终。但如果你能够布置一些精妙的惯例和固定程序，比如每天下午安排特定的时间或安静的场所用于完成深度任务，就只需很少的意志力便能启动工作并保持下去。从长远看，你会因此更成功地实现深度工作。

基于上述观点，下文中介绍的 6 种策略可以看作惯例和固定程序的弹药库，根据有限意志力的科学设计，旨在最大限度地实现日常安排中的持续深度工作。除此之外，这些方法还要求你按照某一特定的模式筹划一项工作，培养习惯，以确保每一次练习开始之前保持高度专注。这些策略中有一些利用简单的启发法控制你大脑的刺激中枢，另有一些则旨在以最快的速度补充你的意志力。

你可以很简单地将深度工作放到优先考虑事项中。但是，利用下述策略，或者由你根据同样的原则设计出来的策略支撑这个决定，将极大提升你将深度工作变成职业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可能性。

选定你的深度哲学

著名的计算机科学家唐纳德·克努特（donald knuth）很关注深度工作。他在个人网站上这样写道：“我所做的事情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无人干扰的高度专注。”有一位名为布莱恩·查普尔（brian chappell）的博士研究生，他有全职工作，还是一位父亲，他很重视深度工作，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在有限的时间里按进度完成博士论文。查普尔告诉我，第一次了解到深度工作的理念时，是“激动人心的一刻”。

我提及这两个例子是因为尽管克努特和查普尔同样赞同深度的重要性，但是他们将深度融入到工作生活中的哲学却有所不同。克努特采用了一种禁欲生活，优先深度工作，尽量剔除或减少其他所有类型的工作。查普尔则采用一种节奏策略，每个工作日上午开始日常充满分心之事的工作之前，他都在同样的时间段里工作一段时间（上午 5 点至 7 点半），从无例外。这些我都将在下一节中详细论述。两种工作方式都可行，但都非普遍适用。克努特的方法或许适用于主要工作职责在于思考重大事项的人，但是查普尔如果采用同样的策略，拒绝所有浮浅工作，那么他很可能就会丢掉自己的工作。

你需要有自己的哲学，将深度工作融入你的职业生活中。（正如我们在本准则的引言中介绍的，尝试用特别的方式安排深度工作，并不能有效地管理你有限的意志力。）但是这个例子强调了做此类选择时应特别注意的问题：你必须精心挑选一种适用于你所处特定环境的哲学，因为不匹配的哲学会让你在深度工作习惯成形之前脱离轨道。这种策略可以帮助你避免同时面对 4 种不同的深度工作哲学（我见证过这 4 种哲学在实践中都有非常好的效果）。说这些的目的在于使你相信，有很多方法可以将深度工作融入你的日常工作日程中，因此值得花时间选择一种对你而言合理的方法。

禁欲主义哲学（onastic philophy）的深度工作日程安排

我们回到唐纳德·克努特的例子上。他因为在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多项创新而闻名，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开发出严谨的算法分析方法。然而在同行中，克努特也因对电子通讯的使用态度而饱受抱怨。如果你访问克努特在斯坦福大学网站中的个人网页，想要找到他的电子邮箱地址，只会看到下面一条注意事项：

从 1990 年 1 月 1 日起，我成了一个快乐的人，那一天我不再有电子邮箱。我从 1975 年开始使用电子邮箱，在我看来一生用 15 年电子邮箱已经够长了。对于生活中要站到风口浪尖的人而言，电子邮箱是一种奇妙的东西。但对我来说却不是；我的角色是站到背景后。我所做的事情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无人干扰的高度专注。

克努特也承认，他并不打算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他注意到写书需要与成千上万的人交流，而且他想要回应他人的问题和评价。他的解决方法是提供了一个邮寄地址。他说，行政助理会将那个地址收到的所有信件分类，挑出她认为重要的。真正紧急的信件，她会第一时间送到克努特手中，所有其他邮件则会被分批处理，每 3 个月左右处理一次。

克努特采用的是我所谓的禁欲主义哲学的深度工作日程安排。这种哲学通过摒弃或最小化浮浅职责，从而实现深度工作的最大化。禁欲主义哲学的实践者往往有明确且价值极高的职业目标追求，而且他们在职业上取得的大部分成就都是由于工作表现特别突出。这种清晰的状态使他们能够排除纷杂的浮浅关注点，而这些浮浅关注点恰恰是那些在工作世界中价值定位复杂化之人的梦魇。

比如，克努特是这样解释他的职业目标的：“我努力掌握计算机科学某一领域的全部知识；然后我努力消化这些知识，将其形式加以转化，使没时间做这些研究的人也能获取这些知识。”试图劝说克努特在推特建立粉丝群以获得难以捉摸的回报，或是通过更加开放性地使用电邮而得到难以预料的机会，结果肯定是失败的，因为这些行为对他的目标——掌握计算机科学某一领域的全部知识，然后用易读的语言将这些知识写出来——没有直接帮助。

另外采用禁欲主义深度工作的人还有广受欢迎的科幻作家尼尔·斯蒂芬森。如果你访问斯蒂芬森的作者网站，就会注意到网站上并没有电子邮箱或邮寄地址。从斯蒂芬森 21 世纪初期在他早期网站（the well）上发表的几篇文章（它们通过互联网档案保存了下来），可以对删除邮箱地址这种做法的原因略窥一二。其中，2003 年存档的一篇文章里，斯蒂芬森是这样描述自己的沟通原则的：

想要打扰我专注工作的人会得到友好的提醒，不要这样做，而且会得到警示，我不回复电子邮件……为免关键信息湮没在冗词中，我将在此简述：我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已被占据——再强调几次，请不要索求邮箱。

为了进一步讲明自己的原则背后的道理，斯蒂芬森又写了一篇名为“为什么我是一个糟糕的通讯联络人”的文章。这篇解释“为何无法联系到他”的文章的核心如下：

换言之，作品产量并非一个线性的方程式。因此我才会成为一个糟糕的通讯联络人，也很少接受对话的活动。如果我的生活中能安排出很多较长的、连续的、不受打扰的时间块，我就可以写作小说。但是如果这些时间块支离破碎，我的小说作品产量就会大幅下降。

斯蒂芬森看到了两个完全相对的选择：他可以按照正常的速率写出好的小说，或者他可以回复很多个人电邮，出席会议，结果以较慢的速度写出质量较差的小说。他选择了前者，这种选择要求他在职业生活中尽可能避免浮浅工作。这个主题对于斯蒂芬森而言特别重要，他在 2008 年的科幻史诗巨著《飞越修道院》（anathe）中再次探究其中的积极和消极的含义。《飞越修道院》讲述了一个世界中有一个智慧精英群体过着隐修生活，远离了尘世喧嚣和科技，做着深度思考。

以我的经验，禁欲主义哲学会遭到很多知识工作者的抵触。我发现，禁欲主义的追随者判定个人对世界价值的明晰性，往往会触及那些对信息经济贡献的判定更加复杂之人的痛处。当然，要注意“更加复杂”并不意味着“更少”。比如，一位高管或许在一家产值数十亿美元的公司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她不可能指着像一本完整的小说这样实在的东西说“这是我今年产出的成果”。因此，适用禁欲主义哲学的个人是有限的。如果你不属于这个群体，也大可不必太过嫉妒。如果你属于这个群体——对世界的贡献是实在的、清晰的、可以个体化的2 ，那么你就应该认真考虑一下这种哲学，因为这种哲学或许会成为决定性因素，决定你完成的是一个庸庸碌碌还是能为后人所铭记的职业生涯。

双峰哲学（biodal philophy）的深度工作日程安排

本书开头介绍了划时代的心理学家、思想家卡尔·荣格的故事。20 世纪 20 年代，恰在荣格试图摆脱导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禁锢的同时，他开始常常隐居到伯林根小镇外树林里建造的乡村小石屋中。隐居小石屋期间，荣格每天早上都会将自己锁在一个房间里，不受干扰地写作。之后他会冥想，在树林里走走，理清思路，为第二天的写作做好准备。我前文中辩称这些努力旨在提升荣格深度工作的强度，使他在与弗洛伊德及其大量拥趸的智慧比拼中取得成功。

我回顾这个故事是想要强调一点重要的事情：荣格并没有采用禁欲主义的深度工作方式。我们前文中举例的唐纳德·克努特和尼尔·斯蒂芬森尝试完全屏蔽职业生活中的干扰和浮浅内容。而荣格则只有在隐居所的时候才会追求这种生活。荣格余下的时间在苏黎世度过，在那里的日子可不是禁欲主义的：他的诊所非常忙碌，经常看病人一直到深夜；他是苏黎世咖啡屋文化的积极参与者；而且他还在城里名牌大学讲学、听课。（爱因斯坦在苏黎世的一所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来还在另一所任教；而且有趣的是，他还认识荣格，两人一起吃过几次晚餐，还探讨了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的核心观点。）换言之，荣格在苏黎世的生活在很多方面都与当今数字时代“超连接”的知识工作者很相似：将“苏黎世”换成“旧金山”，将“信件”换成“推文”，我们讨论的就可以变成某个当红科技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了。

我将荣格这种方式称作双峰哲学的深度工作。这种哲学要求你将个人时间分成两块，将某一段明确的时间用于深度追求，余下的时间做其他所有事情。在深度时间里，双峰工作者会像禁欲主义者一般工作——追求高强度、无干扰的专注。在浮浅时间里，专注并非首要目标。这种划分深度和开放时间的做法可以在多个时间层级上实现。比如，按周划分的话，你可以每周 4 天做深度工作，余下的时间为开放时间。同样的，如果按年划分，你可以选一个季节完成大部分的深度工作（很多做学术的人都在夏季或休假期间完成）。

双峰哲学认为深度工作可以得到极端的产出，但只有主体在这项工作中投入足够的时间，实现认知强度的最大化（真正的突破会在这种状态下出现）方可实现。这也是在这种哲学下深度工作的单位时间至少是一整天的原因。早上安排几小时的时间实在太短，对于一个这种方式的信徒而言根本算不上深度工作。同时，双峰哲学特别适用于那些如果不在非深度追求中有实质投入便无法取得成功的人。比如荣格需要诊所的诊疗收益付账单，需要苏黎世的咖啡屋交流刺激自己思考。在两种模式下转换，为他提供了较好满足两种需求的方法。

选取一个相对现代的双峰哲学案例，我们可以再次拿来亚当·格兰特的例子，这位沃顿商学院的教授对工作习惯的思考最早在第一部分介绍过。你或许还能记起来，格兰特平步青云期的日程安排是个很好的双峰案例。按学年考虑的话，他将所有的课程集中到一个学期，因此其余时间可以专注于深度工作。在这些深度学期中，他又按周实施双峰法。他大约每月两三次选出 2～4 天的时间过上彻底的禁欲生活。他会关上房门，为电子邮件设定不在办公室的自动回复，不受干扰地进行自己的研究。在这些深度阶段之外，格兰特非常开放，也很容易接触。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必须这样：他在 2013 年的畅销书《沃顿商学院最受欢迎的成功课》中倡导分享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不求任何回报，并将此作为职业进步的核心策略。

采用双峰深度工作哲学的人羡慕禁欲主义的高产出，但同时也认同个人从工作生活的浮浅行为中获得的价值。或许实施这种哲学的最大障碍在于即使最短时间的深度工作也需要一定的灵活性，很多人在当下的职位上也会担忧难有这样的灵活度。如果离开收件箱一小时就会让你坐立不安，那么一次消失整整一天就更是不可能了。但是我发现，双峰工作比你想象中适用的工作类型要更多。比如，早先我介绍过哈佛商学院教授莱斯利·佩罗做的一项实验。在这项实验中，一家管理咨询公司的一个团队被要求每个工作周离线整整一天。这些咨询师害怕客户会反对。结果客户其实并不关心。从荣格、格兰特和佩罗的例子中我们可以发现，人们往往会尊重你隐身的选择，只要你能够很好地决定离开的时间段，并广泛告知，而且在这些时间段之外，你要很容易联系到。

节奏哲学（rhythic philophy）的深度工作日程安排

在《宋飞正传》（sefeld ）上映初期，杰瑞·宋飞还是个普通的喜剧演员，有忙碌的巡演计划。恰在这段时间里，一位名为布莱德·埃塞克（brad isaac）的作家、喜剧演员正在组织开麦之夜3 ，他在一家酒吧遇到准备上台表演的宋飞。埃塞克后来在一篇经典的生活黑客（life hacker）文章中解释说：“我看到了机会。我必须问问宋飞有没有给年轻喜剧演员的好建议。他告诉我的事情将使我受益一生。”

宋飞给埃塞克的建议以一些惯常的内容开始，提及“成为优秀的喜剧演员就是要创作出更好的笑话”，而后又解释说，想要写出更好的笑话就要每天都写。宋飞接着介绍了用于律己的一种特别技巧。他在墙上挂了一本日历。每天他写过笑话就会在日历的这一天上划上一个大大的红 x。“过几天你就能连成一条链子。”宋飞说，“只需保持下去，这条链子每天都会变得更长。你会喜欢上看这条链子，特别是有一定经验之后。你下一步需要做的事就是不要让这个链子断掉。”

这种链条法（有些人这么叫）很快在作家和发烧友——追求持续完成高难度事务能力的群体——中风行起来。从本书的目的来看，这恰恰提供了一种将深度整合到生活中的普遍方法：节奏哲学。这种哲学认为轻松启动深度工作的最好方法就是将其转化成一种简单的常规习惯。换言之，其目标是创造一种工作节奏，让你不需要你投入精力便可以决定是否需要以及何时需要进入深度状态。链条法是节奏哲学深度工作日程安排的典型例子，因为这种方法结合了一种简单的启发式调度（每天都要做这项工作）和一种提醒你做这项工作的简单方法：日历上的大红 x。

实施节奏哲学的另外一种常见方式是拿掉链条法中的视觉辅助工具，转而设定一个启动时间，每天在这个时间开始深度工作。恰如视觉工具提醒工作进展可以降低进入深度状态的门槛，剔除诸如每天何时工作等最简单的日程安排决定，也可以降低这种门槛。

回顾我们引入这种策略开始时介绍的忙碌博士研究生布莱恩·查普尔。查普尔因实际需要采用了节奏哲学。在他努力完成论文的阶段，他就读学校的一个中心为他提供了一份全职工作。从职业角度讲，这是一个好机会，查普尔也很愿意接受。但从学术角度讲，一份全职工作，特别是查普尔的第一个孩子也刚降生，使他很难找到时间深入完成论文的写作。

查普尔开始摸索着尝试深度工作。他定下原则，深度工作必须在 90 分钟的时间段里才能实现（这点认识是正确的，因为要逐步进入专注的状态需要一定的时间），并决定他将努力在恰当的时机挑出专门的时间开始深度工作。这种策略并没有带来太好的成效。查普尔此前一年参加了一次论文训练营，经过一周高强度的深度工作，完成了论文的一个完整章节。接受了全职工作之后，他整整用了工作第一年全年的时间，才又完成了一个章节。

这一年缓慢的写作进展驱使查普尔接纳了节奏法。他定下规则，每天早晨 5 点半起床工作。他会一直工作到 7 点半，做早餐，然后去上班，当日的论文写作任务已经完成。他对最初的进展很满意，很快将起床时间提前到 4 点 45 分，挤出了更多的清晨深度时间。

我为写作本书采访查普尔时，他将节奏法描述为“既极为高效，又不会令人心怀愧疚”。他每日惯例是完成 4～5 页的学术论文写作，能够做到每 2～3 周完成一个章节的草稿：对于一个还要朝九晚五工作的人来说，这是非常罕见的产出。“谁说我不能多产？”他总结说，“为什么说我不行？”

节奏哲学与双峰哲学形成了一种有趣的对比。节奏哲学下或许难以达到双峰哲学追随者喜好的最高强度深度思考。然而，这种方法的好处在于更符合人类的真实天性。节奏日程安排者通过雷打不动的惯例支持深度工作，确保能够定期完成一定的工作，在一年的时间里往往能够累积更多的深度工作时长。

如何选择节奏法和双峰法，取决于你在此类日程安排方面的自控能力。如果你是卡尔·荣格，要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支持者进行论战，应该很容易就能意识到找出时间专注于个人想法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如果你要写作论文，但并没有人给你压力去完成这项工作，那么节奏哲学的习惯性特征或许对于保持进度就更必要了。

然而，对于很多人来说，并非因为自控原因才倾向于选择节奏哲学，而是由于现实中某些工作的确不允许你在需要深入的时候一连消失几天。（对于很多老板而言，底线在于，随便你多么专注都好……只要老板的电子邮件能及时回复就可以。）这或许也是在常规办公室工作的深度工作者最常选择节奏哲学的原因吧。

新闻记者哲学（journalistic philophy）的深度工作日程安排

20 世纪 80 年代，记者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n）三十多岁，在《时代周刊》正处于职业快速上升期。这个时候，他毫无疑问已经进入了思想界的视野。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her hitchens）在这段时间为《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 ）写的一篇文章中将他称作“美国最优秀的杂志记者之一”。艾萨克森认为是时候写一本大部头的重要著作了，这是记者成功路途上的必经一步。于是艾萨克森选择了一个非常复杂的主题，在冷战早期政策中起到非常重要作用的六个人的叙述传记，他与《时代周刊》一位年轻的编辑伊万·托马斯（evan thoas）合作，创作出一部相当有分量的书：一本 864 页的史诗巨著，名为《聪敏人：六个朋友和他们创造的世界》（the wise n：six friends and the world they ade ）。

这本书出版于 1986 年，在受众人群中反响很好。《纽约时报》将其称作“结构丰富的传记”，而《旧金山纪事报》则异常欣喜于这样两位年轻的作家写就了“普斯塔克式的冷战史”。不到 10 年，艾萨克森达到记者生涯的顶峰，受聘为《时代周刊》编辑（后来又担起了一家智囊团的首席执行官职位，同时还作为流行传记作家写就了本杰明·富兰克林、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史蒂芬·乔布斯的传记）。

然而，艾萨克斯真正令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他第一部著作所取得的成就，而是他如何写作这本书的。我也是因偶然的机会通过私人关系了解到了这个不为人知的故事。我后来发现，在《聪敏人》筹划出版那几年里，我的叔叔约翰·保罗·纽波特也在纽约做记者工作，恰好和艾萨克斯同租了一套夏季海滨度假房。直到今天，我的叔叔还对艾萨克斯的工作习惯记忆犹新：

一直都很令人惊诧……他会退回到自己的卧室用上一段时间写书，而我们其余人则在露台或别的什么地方闲聊……他会在楼上待 20 分钟或 1 小时，我们能听到打字机的声音，然后他会像我们余下所有人一样轻松地走下楼……工作似乎从来都不会搅乱他的节奏，只要有空闲时间，他就会愉快地到楼上工作。

艾萨克斯很有条理：只要有空闲时间，他就能立刻转入深度工作模式，苦心打磨他那本书。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能在写就一本 900 页书的同时，用去每天大部分的时间做记者，成为（美国）全国最优秀的杂志记者之一。

我将这种在日程安排中随时可插入深度工作的方法称作记者哲学。这个名称是对沃尔特·艾萨克森一类记者的认可，他们经过训练可以随时转入到写作模式，因为他们的工作中经常要面对截稿期的催促。

这种方法并不适用于深度工作的新手。正如我在本准则的开头所述，使头脑迅速从浮浅转入深度模式的能力并非自然得来。未经练习，这种转换可能会严重削弱你有限的意志力储备。这种习惯同时还需要你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坚信自己所做之事是重要的而且将会成功。这种坚定的信念往往建立在已取得的职业成就基础之上。比如艾萨克森就比一名新手小说家更容易转入写作模式，因为艾萨克森此时已经成为一名受尊重的作家，他知道自己有能力写出一部史诗级的传记，也懂得这将成为他职业道路上的一项关键任务。这种自信对于激励艰苦的努力会有很大的作用。

我个人也偏爱记者哲学的深度工作，因为这也是我将各项工作安排到日程中所采用的主要方法。换言之，我在深度工作中不是禁欲主义（尽管偶尔我也会嫉妒同行计算机科学家唐纳德·克努特完全与世隔绝但却不用心怀歉意），我也不会像双峰主义者一样接连安排多天的深度工作时间，此外，尽管我很有兴趣采用节奏哲学，但是我的日程安排已经很满，没办法压缩出时间施行这种习惯。我更多的时候如艾萨克森一样，面对每周的工作，竭尽可能压缩出更多的深度工作时间。比如，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会充分利用任何一小段空闲时间。如果我的孩子睡着了，我就会拿出笔记本，把自己锁到书房里。如果妻子在周末要去附近的安纳波利斯拜访她的父母，我就会抓住有额外的人照看孩子的机会，躲到他们房子的一个安静角落去写作。如果工作中有一次会议取消了，或是下午没有安排，我就会来到学校里最喜欢的一间图书馆里，写上几百个词。诸如此类。

我要承认，自己并没有彻底采用记者哲学。比如，我不会临时决定所有的深度工作。我通常会在每周开始的时候制定计划，决定一周的哪些时候要深度工作，然后再在每天开始的时候根据需要调整决定（想了解我是如何制定惯例计划的，参见准则 4）。我减少了临时决定是否做深度工作的次数，因此保留了更多的心理能量用于深度思考。

最后还要提一点，记者哲学的深度工作日程安排是很难办到的。如果你对自己从事的工作价值有足够的信心，实现深度工作的技能也足够熟练（我们将在后续策略中继续探究这种技能），记者哲学将是一种出乎寻常的好办法，能帮助你在紧密的日程安排中挤出大量的深度工作时间。

习惯化

人们对于那些利用头脑创造有价值事物的人经常忽略的是，他们很少会打乱自己的工作习惯。我们来看看普利策奖获得者、传记作家罗伯特·卡罗（robert caro）的例子。2009 年的一份杂志档案透露“卡罗纽约办公室的每一英寸空间都是按规则来布置的”。他放书的位置，他堆放笔记本的方法，在墙上张贴的东西，甚至穿什么衣服到办公室也都一样：所有一切都形成了特定的习惯，在卡罗的漫长职业生涯中只有很小的变化。“我培养自己变得有条不紊。”他解释说。

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在雕琢《物种起源》期间也保持着类似的严格工作安排。他的儿子弗朗西斯后来回忆，达尔文每天早上 7 点准时起床，然后去散一会儿步。然后他会独自用早餐，从 8 点到 9 点半在书房工作。之后的一小时用于拆阅前一天的信件，而后从 10 点半到中午又会回到书房工作。经过这样一段工作之后，他会沿着既定的路线从花房开始，沿房周围的路走圈，深入思考一些具有挑战性的想法。直到想出满意的答案他才会停下来，宣告一天工作的结束。

记者曼森·卡里用了 5 年的时间编录著名思想家和作家的习惯（也是通过他整理的资料我才了解到上述两个例子），他总结了这种系统化倾向：

有一种很普遍的认识，认为艺术家的工作靠的是灵感——不知从何而来的创意魔法让你灵机一动，灵光一闪，才思泉涌……但是我希望我的作品可以使大家明白，等待灵感来袭是非常非常糟糕的计划。事实上，我能给出的最好的建议或许就是，任何做创造性工作的人都应忽略灵感。

在《纽约时报》的同主题专栏中，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用更坦率的方式总结了这种现状：“伟大的创造性头脑如艺术家般思考，却如会计般工作。”

这项策略提出如下的建议：要想使深度工作的效果最大化，就需要养成像前述的重要思想家一样严格内化的习惯。卡罗和达尔文这类伟大的思想家养成习惯并非为了特立独行，而是因为他们工作的成功依赖于不断进入深度状态的能力——如果不将大脑开发到极限就不可能获得普利策奖或是孕育出宏大的理论。他们的习惯使过渡到深度工作状态的阻力压缩到最小，使他们能够更轻松地进入深度状态并保持更长的时间。如果他们等待灵感降临之后再开始认真工作，成就很可能会大幅降低。

没有哪一种深度工作习惯是绝对正确的——一种习惯是否合适取决于个人，同时也取决于从事的项目类型。但是这里有一些所有高效习惯都应注意的普遍问题：

·你将在何处工作，工作时间多长 。你的习惯中需要指定一个深度工作的场所。场所可以是你正常办公的地方，只需把门关上，桌子清理干净（我有一位同事在处理有难度的问题时，习惯在办公室门把手上挂一个酒店式的“不要打扰”标签）。如果可能的话，找到一个专门用于深度工作的场所——比如，会议室或安静的图书馆——这样积极的效果会更加明显。（如果你在开放式办公室工作，找一个深度工作处所就非常重要了。）不管你在何处工作，都要设定一个具体的时间框架，将这个过程保持为一个离散型的挑战，而非漫无尽头，无休无止。

·工作开始之后你将如何继续工作 。你的习惯需要规则和程序，确保你的努力具有结构性。比如，你可以约定不准使用任何网络，或设定每 20 分钟间隔产出的文字数量，以保持持续专注。如果没有这种结构，你的头脑就需要一遍又一遍地审视自己在深度工作期间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需要不断地评估自己的工作深度是否足够。这些都是对意志力的不必要的浪费。

·你如何支持自己的工作 。你的习惯要确保大脑能够得到必要的支持，以便保持大脑在高深度水平下运转。比如，你可以设定以一杯上好的咖啡开始工作，或是确保能够获得足够的让你保持能量的食物，或是包含诸如散步之类的轻度活动，帮助大脑保持清醒。（正如尼采所说：“只有散步中得到的想法才是有价值的。”）此类支持或许还包括环境因素，比如工作原材料整理得井井有条，使精力耗费降到最低（如我们在卡罗的例子中看到的一样）。要使你的成功最大化，就需要为自己进入深度的努力提供支持。与此同时，这种支持也需要系统化，这样你才不会浪费心理能量去理清某个时刻需要做什么。

这些问题将帮助你打磨自己的深度工作习惯。但是要记住，找到自己的习惯需要实验尝试，因此要乐于去做。我向你保证，这样的努力是值得的：一旦你培养出正确的习惯，影响将极为深远。深度工作是一件大事，不应草率了事。在深度工作周围包裹复杂的（或许在外人看来很奇怪）习惯恰是对这种现实的接纳——要设定结构性，做出承诺，使大脑能够进入专注状态，这样你才能开始创造真正有意义的事情。

要有大手笔

2007 年初冬，jk罗琳正努力完成哈利·波特系列最后一部《死亡圣器》（the deathly hallows ）。她的压力很大，因为这本书要串联起此前的 6 本书，满足数亿粉丝的期望。罗琳需要深度工作才能达到这些要求，但是她发现在苏格兰爱丁堡的家庭办公室中越来越难做到全神贯注了。“我正在努力完成《死亡圣器》的过程中，有一天擦窗户的人来了，孩子也都在家，几只狗也都叫了起来。”罗琳在一次采访中回忆说。干扰实在太多，于是 jk罗琳决定做一点极端的事情，将大脑关注点转移到应有的方向：她入住了爱丁堡市中心的五星巴尔默勒尔酒店（baloral hotel）套房。“我入住这家酒店是因为它很漂亮，但是当时并没有想一直待在那里。”她解释说，“但是第一天的写作完成得非常顺利，于是我就不断回来住到这里……最后在这里完成了《哈利·波特》的最后一本书。”

回想一下，也难怪罗琳最后会住进这家酒店。酒店环境对她所做的项目来说非常完美。巴尔默勒尔酒店是苏格兰最奢华的酒店之一，经典的维多利亚时代建筑，装饰着华丽的石雕和一座高高的钟塔。而且这座酒店距离爱丁堡城堡也只有几个街区远——这座城堡恰恰是罗琳写出霍格沃茨魔法学校（hogwarts）的灵感之源。

罗琳决定入住爱丁堡城堡附近的一家豪华酒店套房，在深度工作的世界里是一种有趣但却有效的策略：要有大手笔。这个理念很简单：对周围惯常环境做出巨大改变，辅以可观的精力或金钱投入，都只为支持一项深度工作任务，由此你也提升了这项任务的外现重要性。这种重要性的提升，降低了你的大脑继续拖延的本能，并注入了激励和能量。

比如，写作一章哈利·波特小说是很难的工作，需要大量的心理能量投入，不管你在哪里做这项工作都是一样。但是当你每天付 1000 美元，在一家距离霍格沃茨魔法学校式古堡几个街区的古老酒店的套间中写作时，与在充满干扰的家庭办公室中相比，控制心理能量开始并坚持这项工作要容易许多。

当你研究其他著名深度工作者的习惯时，大手笔策略经常会出现。比尔·盖茨任微软首席执行官期间的“思考周”习惯就广为人知。在思考周里，他会暂时放下日常工作和家庭责任，带上一堆白纸和书，隐居到一间小屋里。他的目的是拒绝任何打扰，深度思考与公司相关的重大事务。正是在一次思考周中，他提出网络将成为行业的主要动力这一著名论断。在微软西雅图总部办公室里，并没有什么能从身体上妨碍盖茨深度思考，但是这种新奇的一周隐居生活帮助他达到了期望的专注水平。

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家、备受赞誉的小说家艾伦·莱特曼（an lightan）也用过大手笔的方法。他每年夏天都会隐居到缅因州的一座“小岛”上，做深度思考，补充能量。在 2000 年他接受采访介绍这种方法时，那座小岛不仅没有网络，而且也没有电话服务。后来他又解释说：“在那大约两个半月的时间里，我感觉自己似乎恢复了生命中一些沉静的东西……真的是很难得。”

虽然并非所有人都能自由地在缅因州过上两个月，但是包括丹·品克（dan pk）和迈克尔·波伦（ichael poln）在内的很多作家都会在自己的园子里建造——通常需要非常高的成本和精力投入——写作小屋，一年四季模仿这种经历。（波伦甚至写了一本书，讲述他在以前康涅狄格的家门后小树林里建造小屋的经历。）对于这些作家而言，建这些附属小屋并非必需，他们其实只需要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张桌子就能开工。但是体现这些小屋价值的并不是其舒适度，而是仅仅为了写出更好的东西而设计和建造小屋的大手笔。

并非每一次大手笔都是这种永久性的。贝尔实验室物理学家威廉·肖克利（willia shockley）有近乎病态的好胜心，当了解到晶体管的发明被他人抢走的消息之后（我在介绍下一种策略时将详述，肖克利的团队中有两名成员在他离开研究其他项目的时候实现了这项突破），他将自己锁到芝加哥的一家旅馆房间里，他假借参加会议的名义旅行到这里。他一直待在房间里，直到最后将头脑中一直构思的想法夯实成一种更好的设计。他最终离开了那个房间，通过航空邮件将笔记寄回了位于新泽西茉莉山丘（urray hill）的实验室总部，请同事将笔记粘贴到实验室笔记本中并签注，由此确定发明时间。肖克利在这短暂的深度爆发之后发明的结式晶体管，帮他赢得了后来颁给此项发明的诺贝尔奖。

另外还有一个关于彼得·尚克曼（peter shankan）的单次大手笔的例子更加极端，尚克曼是一名企业家和社交媒体的先驱。作为一位著名的演说家，尚克曼大部分时间都在四处飞。最终他意识到 3000 英尺的高空是帮助他保持专注的理想环境。他在一篇博客文章中解释说：“封闭在一个座位里，眼前没有任何东西，没有任何东西干扰我，没有任何东西激发我那‘哇！好晃眼！’的 dna。”有了这种认识之后一段时间，尚克曼签了一本书的合同，要求仅用两周的时间完成全部手稿。要赶上截稿日期，要求他极度专注。为了达到这种状态，尚克曼做了一件非常规的事情。他预定了一张往返东京的商务舱机票，在飞往日本的航班上写了一路，抵达日本后在商务舱休息室里喝了一杯浓咖啡，然后登上返航的飞机，又写了一路。等他回到美国时，已经有了完成的手稿，这距他最初离开时仅仅 30 小时。“这趟旅行花了 4000 美元，但是完全物有所值。”他解释说。

所有这些例子中的人物，并非仅仅是靠环境的改变才实现了更深度的工作。其中主导的力量是严肃认真致力于手头任务的心理。置身异域专注于写作项目，或是远离工作一周只做思考，又或是将自己锁到酒店房间里直到完成一项重要的发明：这些举动推动你的深度目标占据心理优先的地位，有助于你解锁必要的心理资源。有时想要做到深入，必须先要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