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1/2）

一

[日记：1950年7月24日]

回家了，我像小鸟一样飞上楼梯，和家人们团聚，一连两天没有出门。昨天早上，我拿着自己的档案袋，到华东局转关系，组织部一女同志接待了我，换了新环境，一定要安心工作，虚心学习。

今天，维德陪我和母亲一起去虹桥吉安公墓上坟，父亲离世已经两年了，我在坟前，轻轻地告诉阿爸，我将参加工作了，将要和维德结婚，女儿有靠，您可以安心了。

七月廿九日，我去上海总工会文教部报到，因八月一日将在跑马厅（现人民广场）举行“八一建军节”大游行，部长李家齐派我去大会筹备处工作，我当了一次信使，先去国际饭店给一位领导干部送信，然后穿过南京西路，赶到对面的大会筹备处。办公室人头攒动，副主席沈涵在此主持工作，动员全市产业工会，组织群众参加游行，工作人员有序而忙碌，显出了我的手足无措。“八一”全市大游行结束后，我回到上总机关。

上总在外滩14号（原交通银行旧址），底楼为劳动出版社，二楼除总务处外，几乎空置（常作为机关“交谊舞”场地），有一扇门，进门即电梯，有警卫值班；三楼是主席、秘书长和行政办公室，包括维德工作的调查研究室。文教部在五楼，部长李家齐，不到四十岁，是解放前邮电系统的地下党，曾出席“全国第六次劳工大会”，工作严谨，写一手好字，不苟言笑。副部长王若望来自延安，儒雅和蔼，待人亲切。文教部下设五个科室，负责工人业余教育、宣传，管理市工人文化宫、全市各区工人俱乐部、工会文工团、电影放映队等，范围甚广。我被分配做部长室文书，文书室连我共四人，工作是上报下达、拟稿、发通知、做会议记录等，杂事甚多。有时来不及吃早饭，请同事老张到后门汉口路“大壶春”买点心，大饼三分一个，油酥饼贵一些要五分钱。

文教部的同志，党员居多，各种学历的都有。当年进入市级党政机关，不需文化测试，不注重是否名校毕业，只要有熟人介绍，本人政治清白，中等文化程度亦可录用。

机关实行“供给制”，按时发服装，女为列宁装，男为中山装，食堂分大中小三灶，个人不花一分钱。一般干部吃大灶，处级干部吃中灶，小灶供应正副领导。每星期有荤腥，印象最深的是经常吃大白菜烧油豆腐，吃得我很生厌。每月二至四元津贴，可以买牙膏牙刷、针头线脑之类，如家中父母无收入，每月补助十元，也会配给老人小孩大罐的“克宁”奶粉（美军剩余物资），保姆、奶妈也给费用。大家对物质的需求很低，甘愿接受这种战时共产主义分配制度，有归属感和荣誉感（也听说引起其他机关“薪金制”人员的羡慕，要求都改成“供给制”）。每周上六天班，晚饭后都自动加班，回家一般要九点后。常收到周末、假日的各类演出赠票，去文化广场观看著名的苏联芭蕾舞剧、苏联体育团的演出，文化生活丰富。

一九五〇年国庆后，维德向机关党委提交的结婚报告获得了批准，他三十一岁才结婚，当年少有。他的同事们开了一个茶话会，把我叫到三楼调查研究室，围坐在一起，热热闹闹，祝贺我俩结为夫妇，婚礼就这么简单。 [12] 我给自己的同事发了一些黑枣嵌胡桃（宁波婚俗，黑枣去核，嵌入胡桃仁，暗含早生贵子之意）。

[日记：1951年10月12日]

今早遇家齐同志，他见我就拉下面孔说：结婚的事为什么不向部里汇报？那么没有组织观念！剋了我一顿，我很尴尬，无言以答。★★★　夫妇共在机关工作的并不只我一例，李部长爱人相荣恩是总务处办公室打字员，魏静嘉丈夫冯伯乐，英文极佳，上总“工运史料委员会”即调他过来任英文编辑。▲▲▲下午，副部长王若望也知道了，跑到我办公室，一进门笑呵呵地说：“小姚啊，保密工作做得那么好，你和老金结婚了，也不告诉我，要罚。”我给了他一把黑枣嵌胡桃，他当场吃了一颗，连声说好，还问我要，我说就这么多了。他不信，我把抽屉打开给他看了，只得作罢。他为人谦和，不摆领导架子，由此可见一斑。

机关分配的婚房在潥阳路1111号，原国民党“黄色工会”所在地，解放后改为机关宿舍。三层英式洋房，我们住三楼，南北两间，明亮宽敞，落地壁橱，长条打蜡地板，盥洗室也铺木地板，厨房在二楼（我因不烧饭从未去过）。那时生活家具都由公家提供，一应俱全，无需添置，但我还是搬去一套丝绒沙发，引起邻居注目。

1950年国庆节的上海总工会外貌。

1950年7月29日，上总文教部证件照，父亲去世不久拍的，白发夹是为父亲戴孝。

1950年国庆后拍的新式婚照，乔士照相馆摄。我们穿制服，不西装革履、不披婚纱。取照时，店方建议照片放大到24吋，在橱窗内展示。我们觉得影响不好，没同意。

婆婆送来了她做的“南瓜团子”，黎里风味，我们吃了好几天也吃不完。

母亲在陕西南路的房子里也为我布置了新房，摆一套昂贵的雕花红木家具 [13] ，是一九四八年我陪阿爸在南京路“虹庙弄”买的。母亲送我的嫁妆是一张两千元银行存单，一根十两重金条，一些银元“压箱钱”，两只大樟木箱里放了一大堆银器：一座六十公分高的银宝塔，一对瓜型银果盘，“福禄寿星”，银制儿童玩具，如小汽车、“阿王打年糕”（一拨会动）等，以及碗筷盆碟、酒壶等纯银餐具（十人套，俗称“银台面”）。箱子装得满满的，一九六六年之前，我几乎没有打开过。除此之外，另有十六条真丝被面，其中一条苏绣软缎被面，绣有华丽精美的“百子图”，嫩绿色背景，布满一百个嬉戏的古装小孩，姿态各异，五彩缤纷。这些财物，明显与朴素的机关宿舍不合拍，全留在陕西南路的房子里，我从不把它们放在心上。

每天早上七点半前，我和维德出门，在晨风里走到北四川路，乘有轨电车去外滩上班。经常乘后尾的三等车厢，乘客太多，才改乘一等车，票价虽贵一些，乘客少，视野开阔。司机穿深色制服，手套雪白，直立在车头前，双手控制黄铜曲柄，不时踩踏金属踏板，发出叮叮当当的车铃声，每个司机踩出的铃声不同，一般是单调的“叮当，叮当”，难得会听到一连串更有节奏的叮叮当当声，令人愉快……如果出门晚了，只能坐三轮车。那时期早出晚归，忙碌又快乐。

秋天我怀孕了，去威海卫路（今威海路）745号公费医院（后改名上海儿童保健院）做检查。记得一九五一年夏天特别炎热，太阳像火球，柏油马路快要融化。二十四日下午二时开始阵痛，我大汗淋漓，去医院待产，医生再三嘱咐，痛时不能乱动身子，会影响胎儿，说同室一产妇因为动得厉害，翻来翻去，胎儿产出已死，是“动”死的。七月二十四日晚，母亲和维德在室外坐了一个晚上，直到第二天早上八点才生下来，是个男孩，重八斤多，很健康。家人守候了一夜，都松了口气，非常高兴。那时工作极忙，生孩子又忙上加忙，我俩不假思索，给孩子取名“芒芒”（忙忙）。

婆婆得悉喜讯，立即和小姑惠珍带着箱笼细软，锅碗瓢盆，从黎里镇兴冲冲来沪。她们住大间，我俩住小间，另雇一娘姨（保姆）买菜烧饭。惠珍的孩子还未断奶，表示可给芒芒喂奶，热热闹闹一大家子人，就这样在溧阳路住了下来。

我们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在工作上，晚饭不回家吃，其实公事并不算多，但是会议多、报告多，各科室每天到部长办公室汇报情况，都要记录。李家齐要求严格，常在汇报时当场批评人。有一天忽然让我搬去他办公室，交给我一大堆有关基层工会职工业余教育的总结材料，要我看，我不清楚用意，对这类工作非常陌生，硬着头皮看了一个下午，看得云山雾罩，昏昏沉沉，直想打瞌睡。他见我如此反应，有些失望，让我打道回府，仍然调回502室。

二

一九五一年底，部里派我到文化广场筹备“爱国主义教育展览会”，离溧阳路很远，早上七点前必须出门，乘1路有轨电车到北京西路下，再换24路无轨电车，八点前赶到。筹备工作进展缓慢，常无所事事。文化广场（即过去跑狗场）空空荡荡，有一架孤零零的钢琴，我常去弹着玩，有时就这样消磨一个下午，周围看不到人。到了一九五二年，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我被召回机关，参加运动。

这年二月，维德被借调到市委，担任“政法大队增产节约检查组”组长，进驻上海公安局及提篮桥监狱调查搞“三反”。该狱关押了包括汪精卫妻陈璧君等很多重犯，是市里“打老虎”的重点。监狱对维德来说十分熟悉，这回他竟遇到了十年前南市监狱的狱卒，经历日伪、国共变更，此人一直在狱中执勤，现在戴大盖帽，一身人民警察的制服，已认不出面前的他。维德发现监狱留用大批旧警员和看守，此人不是孤例。

维德就监狱的人事制度提出不少改进方案，局长许建国（后任副市长），尤其副局长扬帆十分赞赏他（一九四五年维德去淮南根据地情报部过组织生活，与扬的爱人李琼熟悉），调查报告提出的建议全部被采纳。工作接近结束，他们热情挽留维德调市公安局工作，领导新成立的侦察一处（负责外国间谍案），后据说副市长潘汉年也表示同意，维德也愿意留下，但上总不同意，市局只能无奈地欢送他回去。俗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三年后“潘扬案”发，公安系统大批人员如经历炼狱。如果他当时留在局里，必将遭遇更大的灾祸。

左起，我、陶家荃、陈禾山、文化宫的马肇瑾，都是上海姑娘，剪统一的短发，穿公家棉布列宁装，新旧颜色不同，松松垮垮，又肥又大，布鞋布袜是当年流行装束，一看就知我们吃“公家饭”。

我的办公桌，每天埋头看文件，忙得不可开交。窗外热闹的外滩也没工夫看上一眼。

平台下即黄浦江，远景浦东，阡陌交通，鸡犬相闻，一片田园风光。市文化宫摄影师叶德馨来办公室，带着罗莱克斯照相机，我们就请他拍照，先在办公室，午饭后上七楼平台，都是年轻人，嘻嘻哈哈地拍了多张，大过拍照瘾。

“五反”同样开展得如火如荼，四月，我参加工作组，进入一批私营五金小厂“搞运动”，地处周家嘴路，小厂密布，一家连一家，五金工会主席马小弟主持这项工作。小老板们每天都来工作组交代问题，有否偷税漏税，是否行贿干部，是否偷工减料，个个唯唯诺诺，低头哈腰，有时痛哭流涕。我在一旁做笔录，常也觉得于心不忍，但工作还是要坚持做。

六月，调去郭氏的永安棉纺三厂搞“民主改革”。这是私营大厂，地处西苏州路，那一带全是纺织厂，机器轰鸣，震耳欲聋，工人们“六进六出”，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每到上下班时间，女工们步履匆匆，苏州河边人流如织。工作组由纺织工会顾龙桂领导，我负责细纱车间民改，旨在废除旧制度，建立相应的民主管理制度，动员女工诉苦，控诉“那摩温”欺压工人的行为，听取改进生产的建议。在我工作的车间，工人两班倒，我经常跟班，往往到晚上十二点才能结束，急匆匆赶乘19路末班车，到家差不多凌晨一点。此时我已怀上第二个孩子，肚子逐渐明显，仍然在车间找女工谈话，眼前的怀孕女工也比比皆是，她们每天照样上下班，非常辛苦，我与她们相处，不把怀孕当回事。

[日记：1952年8月7日]

昨天下车间，时间太晚，错过了末班车，索性住厂里，宿舍区在二楼，职员宿舍要优越得多，我住的女工临时住宿大房间，六七个双层床，半夜还是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女工们嗓门大，哇啦哇啦大声说笑，百无禁忌，只有几个上铺空着，我挑了一个靠墙的床位，小心爬了上去，尽量把身子往墙边靠，就怕熟睡后翻身掉下来，在复旦上学曾有过从上铺摔下的经历，这次可不能再出错，自己不要紧，伤了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得了。周边女工们的呼噜声此起彼伏，我很担心，一晚没睡好，迷迷糊糊捱到天亮。

第一次体验到纺织女工的辛苦，尤其织布车间，梭子在机器中穿梭，噪音震耳，讲话要贴近耳边，高八度才能听清。女工们个个练就大嗓门，手脚麻利，脚步不停，在织机中来回巡视，每天要走十多里路，劳动强度非常之大，我常在车间和她们接触，感同身受。夏去冬来，近六个月了，民改工作一时结束不了，到了近生产，我行动不便，提前请假，这次顺利生下了第二个孩子，与上次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日记：1952年12月10日]

8日清早腹痛，8时许和维德坐公家车出门，一路阵痛不断，车到北京西路铜仁路公费医疗医院，就被推进产房。我对他说：“去上班吧，一时半会不会生的，到时电话通知。”不料这次非常顺利。他刚走不久，短短几次阵痛，孩子就呱呱坠地了，与上次（去年7月25日）生芒芒的强烈痛苦比较，天差地别，舒舒服服，是老天眷顾我。婴儿发出了哭声，又是一个男孩，我赶忙请护士给单位打电话，同事说，老金还没有到办公室呢。

我和病房里三个产妇谈笑风生，觉得很快乐。维德每天下班就来看望，带益民厂纸包蛋糕或“沙利文”点心，因这一次生产舒服顺利，我们为孩子取名“舒舒”。

当年一般家庭生五六个孩子很普遍，我们曾决定，生三个孩子就足够了，最好两男一女。又生一男孩，和我俩的预计一样，只是事情来得实在太快，生芒芒相隔不到两年就怀上了。工作忙得不可开交，曾经我想，孩子就不要了吧。吃过一阵活血的“月月红”不见效，也有意无意骑脚踏车，如果流产了，就顺其自然，但胎儿丝毫不受影响，他这么任性，这么坚定不移，在我肚子里结结实实待了近十个月，直到健康地诞生。

我从医院出来，我们家已从溧阳路迁到了江苏路389弄21号“均乐邨”机关宿舍，底楼朝南一个大统间，加一亭子间，有盥洗室，我俩住亭子间，婆婆和惠珍（她还带了自己的两个孩子）住朝南大间，窗外有小天井。我出院回到新家，芒芒将满一岁半，穿一件格子罩衫，看到我就蹒跚着走来，摇摇晃晃，跌跌撞撞，可爱至极。我急忙抱起他，哈，他会走路了。我好高兴。

孩子们由婆婆和惠珍照顾，小孩衣服，包括毛线衣之类都是惠珍做的，另雇了保姆秀英。芒芒断了奶，还要喂奶粉。那年冬天非常冷，北窗结有薄冰，一早我们出门上班，常见惠珍围拢棉被抱着孩子，婆婆却从温暖的被窝里下床，披衣为孩子冲奶，她老人家年近七十，身体又不好，这场景印象深刻，让我十分感动。严冬季节，一次舒舒发了四十度高烧，痉挛抽搐，送到公费医疗医院，当即住院，护士用一罩子罩住病床，插一条软管输入蒸汽，不知是一种什么疗法，缓解了病情，几天后，他就恢复健康回家了。

我休完产假回单位，已接近一九五三年春节，机关倡议节日期间，有家室的同志要请未成家的单身汉吃团圆饭，我邀请了科里钱治培、凌风等几位来家聚餐，并告诉了婆婆。想不到她老人家竟烧了一大桌子江南家乡菜，其中有一道“虾圆”，制作颇费工夫，活河虾剥成虾仁，加少量猪油，在小石臼里舂成虾泥，挤成圆子，氽熟，然后高汤勾芡，鲜嫩异常。这小石臼是个传家老物，光滑异常，有百年的历史，婆婆从黎里镇老宅带来（至今还在）。她老人家十五岁起就吃长素，不食荤腥，但烧得一手好菜。遗憾的是，同志们吃完没一句赞誉。告辞后，我记得婆婆幽默地说：“阿是做媚眼拨（给）瞎子看？”她说的这一句是黎里话。

一九五三年三月初，斯大林逝世，机关抽调多名干部下厂，了解搜集工人的思想反映，我被派往纺织厂工会，最后写出书面情况汇报。

到该年五月，总务处通知我们搬家，新址在卢湾区长乐路460弄，近陕西南路口，隔壁就是“红房子”西餐馆，路对面是“长乐邨”（旧名“凡尔登花园”），东邻“兰心”大戏院，进弄堂是个大院子，十幢三层的“钢窗蜡地”新式里弄，院内遍植花木，房子竣工在解放前，据说一直空置，就被辟为上总的机关宿舍。园内第一幢是文化宫电影放映队办公室，我们住最后一幢，科长住一楼，二楼三楼给处长住。厨房在一楼，二楼走廊有公用电话和卫生间，包括浴缸、抽水马桶。全楼住户洗澡，都要到二楼。我们住三楼大小两间，加一亭子间。当时南京饭店被上总合并，机关里就多出不少饭店的家具，我们挑了一张铜床，几个橱柜。小姑惠珍当时已搬去虹口，婆婆和小孩住小间，保姆秀英、奶妈小凤住亭子间，房间都不大，记得教育科一位女同志来看我说，这房子怎么和轮船里差不多。

芒芒已经两岁半，按规定“全托”，机关托儿所设在五原路近常熟路一栋花园洋房内，设施优越。周一早晨，所里派一辆三轮车到每家接孩子，周六沿途送回。三轮车是改制的，围有一米多高的木栏栅，上有棚，可遮阳挡雨，漆成天蓝色，后有两扇小门方便孩子进出。到了冬天，车身围了厚棉毯保暖，一车可运送五六个孩子，车夫约四十上下年纪，风雨无阻，每周按时到达，家长们都很放心。托儿所一日三餐，下午点心，芒芒都喜欢，去了两个月，已经长高了。一切费用由公家负担。

这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我在长乐路妇婴保健院生下女儿小冬，也是一早进入产房，十一时生产，原以为可像生舒舒那么顺利，不料有些痛苦。产后回家，我住小房间，小冬紧紧依偎在身旁，稍有离开，就会啼哭，好不容易过了产假要上班，只能雇了奶妈莲花，禇暨人，不到三十岁，小冬非常依赖她。那时物价便宜，人工低廉，保姆月薪只十元左右，奶妈稍贵，一般为十二元，全国还没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户籍制度也没以后那么严格，城乡人口流动频繁。

我们第一个孩子芒芒，三个半月大了，非常健康。溧阳路我家附近照相馆摄，1951年11月3日。

江苏路389弄21号（均乐邨），原中共中央上海局机关旧址，上海地下党许多重要会议在此举行。1952年12月至1953年5月我们居住于此。这是我家南窗外的照片，沿窗摆了沙发，我俩住北面亭子间，南房外有小天井，左侧有通到弄堂的小铁门。

我24岁，1951年。

闸北“联义山庄”赏秋，1951年10月。

此地有潘公展、阮玲玉等墓茔，占地200多亩，松柏苍翠，秋景怡人，是当年上海人秋游的好去处，巧遇复旦章靳以（靳以）先生，喜盈盈地问我离校后情况，他正与巴金先生筹办文学刊物，问我是否愿意去工作，我说已在上总工作了，已熟悉了环境。他说如果愿意，随时都欢迎。记得之后在陕西南路也遇到他几次，都停下来亲切交谈，我非常尊敬他，可惜1959年（50岁）英年早逝。

一九五三年冬，维德进驻市公安局的工作结束，回到上总，调任水上区工会主任。第二年四月，水上区正式成立（辖区包括黄浦江、苏州河两大干流及沿江河支流等水网地带）。范达夫任区委书记，范是新四军南下干部，爱好文学，善赋诗词，他和维德投缘，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友谊一直延续到多年后，我才意识到有多珍贵）。

[日记：1954年10月2日]

今天是建国五周年，晚上有水上游行。我带芒芒赶到黄浦公园边的水上饭店，vd负责这场活动，上下忙碌。饭店楼顶设观礼台，放有桌椅和招待茶点，已坐不少人。我们找空桌子刚坐下，江上鼓乐声齐鸣，黄浦江波光粼粼，大小船只张灯结彩，五光十色，船分排几路纵队，由陆家嘴向十六铺方向进发，击鼓鸣金，彩旗猎猎，海关大楼、和平饭店、外白渡桥边以及上海大厦都插国旗挂彩灯，与巡游船只交相辉映。外滩人山人海，热闹非常。礼炮“轰隆隆”响起，在头顶变为巨大的花朵，开放在深邃的夜空里。我目不暇接，心情愉悦。可不知怎么，芒芒神态不佳，后才知晚饭时不小心哽了鱼刺，一副很难受的样子，我有点担心，此时正好有一吉普去锦江饭店办事，搭车回家。庆幸是回家后他就恢复了。平安祥和的一九五四年过去了。我们有了三个可爱的孩子，家庭幸福，我工作有了进步，维德也极为忙碌充实。

三

一九五五年四月，维德由水上区调回，在华东海员工会当秘书长。五月，全国开展“肃反”运动，五月十三日《人民日报》陆续发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后与《人民日报》“六六社论”编在一起，供大家批判。我们天天参加学习，热火朝天。建国后短短的六年，大小运动搞了六次，平均每年一次，人们习以为常，热衷参加，我也积极参加，我没有政治问题，以为远离旋涡，不知就在火山近旁，岩浆、烈焰已慢慢地烧来。

六月七日这天下班时分，我在楼下遇见维德，他穿着藏青色中山装，正要去主席室，有些匆忙，我没在意。晚饭后听报告，回家已是九点多了，抬头望望三楼没有灯光，这么晚他还没回？上楼到房里，看到他留的字条，称有要事出差。没写去哪里。婆婆说，有人陪他一同来，拿了替换的衣物，急匆匆走了，像是去北京，大约十天半月就可回家。

出差是常态，我不在意，不料这一去，如断线风筝，二十天多天杳无音讯。我每晚回家，远远就抬头望三楼，盼望着能见到熟悉的灯光，表明他在楼上，无数次总是失望。

六月廿八日，家里忽然来了陌生人，给我一封没有封口的信，打开看是他的字迹，迫不及待地看完，松了口气，终于收到他的来信了，我告诉了婆婆，给她报了平安。

[维德来信：1955年6月24日]

云：

7日晚我去主席室（楼下你碰到我时，我尚不了解，因而也没有给你谈），被告知有件突发任务，组织上临时决定派我外出，也不能预先通知我，车票已经购好，所以连找你的时间也没有，匆匆回家弄点行装走了。那晚你归来，谅必见字条奇怪了，我也觉得有些匆忙，但这是组织任务，不是去玩，去看戏，可去可不去的。这两天想，你一定非常惦念我，告诉你，我很忙，以至不能马上给你写信，尽管稍有空暇时，就会想到你、孩子和妈妈。临时突击的情况你也经历过，我相信你会理解的，我多次经历过这样的生活，觉得比循规蹈矩坐办公室要惬意得多。

临走时告诉妈，还是要将舒送托儿所，条上也说明此点，不知是否照办。你也很忙，就勉为其难，抽出个小时把孩子送去，免得他在家让妈太辛苦。

又及：此信乘同事有便回沪带给你，想快些，他如没空，就拟请他付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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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不邮寄，托人带来，我有一丝不安，到底是什么紧急任务？保密，也不告诉住址。组织纪律提醒我，不能随便问，虽心中有这些疑虑，我还是很高兴。来人沉默寡言，让我写好回信，约定第二天来取。当晚我就写了回信，写上我的思念，让他放心。

[我的信：1955年6月28日]

……舒舒六月九日就送托儿所了，他好动，合群，与芒芒同班，俩人一起吃早饭，玩得高兴。星期六回来，他喉咙哑了，问他托儿所可好，他说好，阿姨也好，星期一就很高兴去了。现已经快有三个星期了，有趣的是，他回家看见我和你妈，都叫“阿姨”，饭也自己吃，吃得很好，很多……

上星期托儿所开家长会，将要开始试行半托，连医药费、车费，只需十元。

芒很好，很能说，看你不在，也不吵着要你，但有一个星期六晚上，我牵着他一起在门口散步，看到一个男同志长得有些像你，就挣脱我的手跑过喊他“爸爸”，让我有些尴尬。上个星期天，陪他去看过一次电影（《山间铃响马帮来》），这星期陪孩子们到襄阳公园玩了一次，为了节约，这星期日连买菜在内只用了两元钱。

小冬很好，身体很棒，东西也吃得下，牙牙学语，会讲好几句话了，给她做了一条裙子，穿了很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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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被带走了，又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一九五五年起，粮食和副食品供应日益趋紧，机关经历了“供给制”、“包干制”，最后转为“工资制”，食堂实行新制度，吃饭隔日登记，当日付钱买饭，最贵的菜每份1角5分，如炒鳝丝、红烧肉、糖醋鱼等，其次一档，咸带鱼一角，素菜基本是5分，米饭3分一碗，也算方便称心，有时一顿饭只要一角就够了。实行了工资制，两人收入合起来虽然有两百元左右，仍必须节约，如晚上没会议，我就回家吃饭。全家有七八个人，外加房租、水电煤和保姆奶妈工资，每月开销是不小的数目，有入不敷出、捉襟见肘之感，从没有为衣食犯愁的我，不得不打起了算盘。

[我的信：1955年7月3日]

……昨天完成这月“核减用粮计划”，你不在，上月粮食有余，这月就定了40斤，我心中有数，你不必担心。秀清（保姆）还是临时户口，上海动员多余人口回乡生产，这月她未能领到粮，而且根本不可以领了，我正四处找人帮忙。据说上面已有新规定，1952年以后来上海的常住户口，粮食关系不能转移，也是动员回乡的对象，这就麻烦了。

改了工资制后，相对开支增加了很多，我最担心的是房租。下个月要开始实行工资制，如果要每月30元就糟了。我想，我们住两间房就够了，退掉一间亭子间，可以省一点钱。你八月份总该回来了吧？我们一定要好好商量一下。组织部已向我调查了家庭开支情况，开始我很急，现在也倒反而不急了，51年实行供给制时，你我津贴加上保姆津贴总共只有40元钱，家里人员也差不多少，过得也很好，现在只要精打细算，计划用钱，日子也一定会过得下去。

你那儿伙食可好？胃口怎样？要注意营养，一定要记着：别在吃上节省（在吃的方面，我并未过分苛刻自己）。早上有豆浆吗？烟可以少抽一些，这对身体有害，你总是不肯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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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德来信：1955年7月2日]

云：

星期天我不在家，你要照顾三个孩子，估计比工作还累，看上海报纸的电影广告，那个《海军上将乌沙科夫》电影看了吗？等我回来，好好去看一次电影，跟孩子们尽兴地玩一次。

现在已是入夜，满天星斗，一钩斜照，我想该是你哄孩子们入睡、倚床看书的时候了。你最近工作状态如何？是否还很晚回来？一定要好好休息，我每天起码睡八小时以上，比在家时睡得更好些，一侧头，稍稍翻翻书，眼皮就合上了。

包干制改工资制后，大家都在精打细算，特别是多子女的人，用钱更要有计划些，你也许已经算过几遍，以至我想象得出，你坐在桌前打算盘的神态，计算着每月的柴米油盐。我知道你最大的忧虑，是怕孩子们看医生再不能享受公费医疗，实际上，孩子生病是偶然的，而孩子的生活用品、衣着零食则是经常要买的，计算时只要抓住这一关键环节就好。如果我在上海，看你那么绞尽脑汁、千算万算的，一定会取笑你，会引起一场小小的争端，现在只通信不见面，两人就抬不起杠来了，你说是不是？这月的工资你可代我领取，顺便把我的党费缴了，六月份我在上总食堂只吃了几天饭，伙食费大部分应该可以退还。另外，你在计划的时候，可得把我这次外出期间的伙食费留出来，下次托来人带给我，我在这里做事、吃饭，都还挂着公家的账呢……

[我的信：1955年7月15日]

……原先由于自己思想上过多地考虑个人问题，情绪不稳定，一度影响了对学习的积极性，党小组长已经与我谈过，对我的入党补充报告提了些意见，让我写出母亲在我结婚时候给的财物详细清单，我无论如何在下星期内要写完，交给他审查。

近来工作较闲，秘书室是否需要这么多人（秘书共6人），总是有事就忙一阵，无事闲得无聊，很不正常。空闲时候我就会想念你，前些日子，因为接不到你的信，引起我很大的不安，最近好了，收到了你的信，但回来的日子你又讲得含糊不清，使我不安，希望下次来信一定把回来时间说得再明确一些（去年那次你去北京，原说两个月，但四星期不到就回来了），好让我放心。

保姆问题还没有解决，我找来找去找了七八个人，这样不好那样不好，又要政治上没问题，又要手脚灵活人老实，星期天再去荐头店看一下，是否有合适人选。

明天晚上又是孩子们的世界，每个礼拜都借一些连环画给他们看，两个哥哥最高兴，小冬也挤上来，芒芒看《渡江侦察记》和《铁道游击队》爱不释手，眼睛睁得很大，很认真。阿姨说，舒在托儿所最爱看书，爱看花，玩具一玩就厌，但在家搭积木很认真。上星期日天热，没领他们出去，他们就把椅子拼起来玩开火车，一起唱了很多歌。舒舒现在很会讲话，对新鲜事总要刨根问底，上星期日抱去看医生，看到有人牵一匹白马走过，他盯着马看很久，睡午觉问我一连串问题：马为什么白颜色？有绿颜色的马吗？拉它到哪里去？为什么马要背一只袋袋呢？袋袋里有什么东西……

学习之余就看小说，最近冒险小说很流行，但苦于借不到。这星期日上午去大光明看《伟大的公民》（团体票，集体观看），平时演新片子，独自一人很不愿去，等你回来，我们要去补看几次才好。

机关很多女同志都穿起了裙子，同志们都让我做，我把去年买的那块薄花呢拿去做了，穿了几次，觉得有些短，去店里改，店里不肯，差一点吵起来，但又有人说这裙子做长了，我无所适从。机关里有些人做连衫裙，我觉得自己穿了不一定好看，还是穿半截裙适宜。最近路上很多人穿旗袍，我想把以前的旗袍拿出来穿。是否太赶时髦了，想听听你的意见。

你说要买东西回来，应该好好地核计一下，不大手大脚花钱，要接受上次教训，给同志们带一些，给孩子带一些，多考虑节约，用钱的地方多着呢，时间长着呢……

讲到这里，已经十时半了，收到你来信时再写吧，平时总是先把信写好，等接到你信，托来人带回，这样会快一些收到。

多注意身体，注意休息，晚上不要太贪凉。

云715

都是预先写信，接到来函，即交该人带走，以为最多两三个星期他便可以回家，但事情急转直下，就在写完上一封信的第二天，我经历了一生中最痛苦难忘的场面。当年我二十八岁，三个孩子的年轻妈妈，风暴终于降临在我头上。

[日记：1955年7月17日]

昨天傍晚下班到家，有三人在家等我，我感到奇怪，特别是其中一领头的，铁板着脸，冷漠无情，一副凶相，不愿和我多说，要我把维德所有书信、照片、笔记交给他们，兀自翻动房内物品，查看书籍，从晚7时，一直待到10时才离开（等于小抄家），临走时那人冷冷地说了句：“你爱人涉及潘汉年案。”着实让我吃惊不小，当晚翻来覆去没有睡好。今天报纸公布“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有关文章，明确提到7月16日经全国人大批准，已将潘汉年、胡风两代表逮捕审判。我震惊，深感意外，潘汉年是副市长，当年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为革命出生入死奋斗数十年的老党员，怎么会是内奸、反革命？和维德又有什么关系？十分惊诧不解。

维德怎会涉及这个大案？我日思夜想，怎么也想不明白。我们相识十年，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不可能是反革命。这些年他常常对我说，真是幸运，不解放我们的日子就不可能如此幸福。他怎么会做反革命的事？他母亲只感到事情蹊跷（一直说他去北京出差），每天求佛保佑。我觉得恐惧，万一真出事，三个孩子怎么办？他们都还小，叫我如何是好？各种想法在脑海里翻滚，请来他朋友郑巴奋、萧心正 [14] 分析形势，回顾往事和他的为人，他们都宽慰我，说看不出他有什么问题，一定是误会。我的心又轻松起来，我想中秋、国庆，他总可以回来了吧。疑虑、焦躁不安，始终在脑际盘旋，直到收到了他的下一封信。

八月十二日收到他的来信，是一封轻松的来信，信中谈天说地，洋洋洒洒，看不出有一丝烦恼，使我紧张的心情放松了很多，心里燃起了希望的火花。

[维德来信：1955年8月8日]

云：

这二天一直等着你的信，等到我快失望时，忽然信到来了，意外的惊喜总是使人格外高兴。

……夏天到底比冬天方便不少，晚上洗澡、洗衣均方便，内衣每天更换，讨厌的是有蚊子，但我有办法，那是我在十五六岁念书时练就的，睡觉时把头包起来，只露出两个鼻孔透气，听不到蚊虫叫，就能酣睡。昨晚，大家像消防员一样，点上多盘蚊香，驱赶蚊虫，已至于烟雾弥天，也把自己当成蚊子熏了，当夜就很舒服，没有困扰。……前几天，我在花园里见到一只大蚱蜢背着小蚱蜢，就像妈妈背着孩子一样，很是有趣，马上就联想到你，离家后，这一个时期辛苦你了，幸而我们只有三个孩子，心里还是惦念你的时候多，这也是很自然的。

……不要老记挂着等我回来。请想想他们吧：那些远离家人去戈壁沙漠的地质勘探人员；那些正在享受甜蜜初恋，而决然选择报名去边陲从事建设的青年们；那些告别了妻儿和家中温暖的壁炉炉火，在东北冰原上工作的苏联科学家们。他们是那么伟大，令人感动，与他们相比，我们暂时的离别就显得是多么平常而有愧，这不只是对你说的话，也是对自己说的，有时候太想念你时，一想到这些，心境就会豁然开朗起来。

……记得妈缺少夏天衣服，我也没时间给她买，你问问看，如你不问她，她是不会向你开口的，你给她买，她一定会很高兴，她自己对生活上的要求非常低。你告诉她，我现在身体很好，吃得下睡得着。此外，她吃长素，家里食油如果不够，你们可买些猪油烧菜，免得吃掉她的素油，让她保持营养。

……我的文娱活动是下棋，晚上下个两三盘，很有兴趣，似乎比打“杜洛克”（一种扑克牌玩法）好多了。每次被对手“将军”，就会很着急，一旦赢了棋，就像小孩般高兴，下棋时旁边不时还有人当参谋，指指点点的，但不像打牌那么吵，颇得静趣。

现在天降暴雨，刚才突发惊雷，有人吓得牌都抖到地上，我要去洗澡了，不知你现在已经回家否？愿你阅后觉得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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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反复看了好几遍，舒畅很多，信尾的一段话却让我疑窦顿起，记起八月八日那天晚上，上海下了暴雨，晚上九点左右，天空突然响了一个暴雷，巨大的雷声惊天动地，让我战栗，奇怪的是他在信里说，那天也遇到了惊雷。难道世上竟有这么巧的事情？我判定他不在外地，一定在上海，如果他在上海，为什么不能回家？为什么要隐瞒实情？我的头脑混乱起来，又开始胡思乱想了。

[我的信：1955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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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正在吃晚饭的时候，收到你的信，来人在旁边等回信，唯恐他久等，我就把前一天写了一半的信草草写完，让他带走，所以有好些事、好些话没写，今天就把这些话讲给你听。

收到你的来信，心里的阴霾一扫而空，我的忧虑是完全不必要的，想得太多，徒然自添烦恼。但有些话不得不讲：这么多天来，你到底在哪里？是学习还是工作？你是在外地还是在上海？8日上海有雷雨，那天晚上我睡在床上，天上突然打了一个惊雷，奇怪的是，你给我的信也提到那晚巨大的雷声，天下怎么会有这种巧事发生？我判断你肯定是在上海！如果在上海，别人可以回家，你为什么不可以？这些问题已提了多次，明知问了你也不会回答，今后我决定不再问了，但你也知道我的脾气，我有什么要说什么……

你来信太少了，你寄给我的这几封信，我已经翻来覆去不知看过多少遍了，甚至还翻看以前你的信，我要再三地在这些信中找寻你的感情，我有时会突然感到不了解你，感到你的陌生，感到你这次离家非比寻常，感到见面的日子还很遥远，有时想得很可怕，甚至感到幸福的日子已经远去，今后的日子将会不再愉快了。你说这次到外地工作，领导尚须挽留你一些时间，八月份不能回来，要一个多月，那么到底是一个半月，还是一个月廿九天呢？如果真的明确了时间，我也就放心了，我将用美好的期待盼望你的归来。

……自从你走后，新出的电影一次也没有去看过，只陪孩子看了几次老片子，独自一人去看兴致不高，上次印度文化艺术代表团、蒙古人民军歌舞团来沪演出，也有票子，同志们都去了，我感到没他们的好心情，提不起兴趣，也没有去……

阿姨说芒芒顽皮、活泼，唱起歌来声音非常好听。他的确懂事多了，昨晚陪他去锦江饭店附近玩，我对他说，芒芒将来长得比爸爸和妈妈还要高。他说，我长得这样高，那么爸爸长得多高呢？我说那时候爸爸老了，爸爸要变老公公了，不会长高了。他听了有些失望。一路上，他问了不少问题，很响亮。你不会相信，舒舒现在长得有多结实，小手小腿粗粗壮壮的，外形太像你了，动作也像，据托儿所阿姨说，他比所有的小朋友长得都高，阿姨很喜欢他，因为他一点不怕生，很爽直。小冬穿了小裙子，很好看，她每天早晨总要骑马给我看，在学说话了，叫“哥哥”，还会说“排排坐吃果果”。因为天热，我不大带孩子们出去，昨天陪他们去复兴公园玩了一次，给孩子们买了一盒蜡笔、一盒积木。

昨天早上，妈出其不意地问你的近况，她非常惦念你，有些焦虑，怕你出什么事，我对她做了很多解释，讲了许久，她才安下心来，神色正常了。

我和两个孩子在长乐路我家大门口合影，当时我26岁。1953年春。

在长乐路我家南窗边摄，微风吹拂头发，笑看镜头，刚搬来，房间不大。

外滩公园，背景是上海大厦，那时我正怀着小冬。1953年秋。

家住长乐路时期最快乐的、也是唯一的全家合影。1954年冬。

……保姆带小冬，俩人感情很好，小冬很黏她。明后天要给她去转户口，她和我年龄差不多，是农村童养媳，已与男人离婚，无亲属，又是吃素的，老实本分，找一个好的保姆真是不容易，大概一共看过十几个人，都不合适，这次总算是找了个称心的……

现已经十点了，家里很静，全家都睡了，就我一人伏在小圆桌上给你写信，今年夏天很凉快，是一个舒适的夏天，但是见到你，恐怕夏天已经过去了吧。真心希望我们能够共度今年的国庆节，自然我更希望过了八月份，你就出现在我的面前。

寄上的25元已经收到了吧，你说伙食费太贵，要省，我看不必，还是吃得好一些，你不在家住，每天来去的车费总可以省下，何况你身体不大好，因此不能再省，答应我。烟少抽一点，但可以抽好一点。

云812

美好向往是一个个肥皂泡，飘在空中，飘在阳光下，不久就被击碎，我跌入漆黑的深渊。

十月八日这天，宣传部长找我谈话，对我宣布，维德是“潘案”成员，已被正式逮捕，并开除党籍，工资停发。天崩地裂的消息，令我全身发冷，四个多月的日思夜盼，等来的却是这个结果，我有生以来最大的痛苦和遭遇。我是天下最不幸的人，更不幸是还有三个孩子、体弱慈祥的婆婆，她已经六十五岁，她的独子维德三十六岁，我二十八岁，一家子忽然没有他，天塌了下来，今后日子怎么过？他又会是什么样结果？

我可以对谁诉说？谁能帮助我？连续几天，一阵又一阵心痛，我似乎变成了一个重病患者。环顾四周，家人亲友之中，无一人可以倾诉。在当时的形势下，人人对政治高度敏感，一切服从党，相信组织，任何人都不会同情我，没人相信我的眼泪。经历了一场狂风暴雨，人人都对我关上了大门，为了家庭和孩子，多给自己勇气，否则怎么生活下去！坚强才是唯一的出路。我把这些感受写在日记本上，勉励自己，坚信维德是被冤枉的，组织上一定会调查清楚，但要等到哪一天呢？

[日记：1955年10月15日]

……星期日带孩子们去公园玩，他们天真地玩这玩那，跳跃、唱歌，我却提不起劲来。晚上看到孩子们熟睡的脸庞，不禁泪流满面。

我想了解他事情的全部，但无处可问，已不再有信送来，谁能告诉我他现在怎么样？一切无从得知。我还得照样工作，强颜欢笑，我有预感，长乐路肯定住不下去了，我必须处理好生活，未雨绸缪，还得及早准备。

机关的一般干部，当时住江西中路一个大杂院，能去住吗？他的事还没公开，我如果搬去，人家会怎么想？脸面又往哪儿搁？想到陕西南路房子一直空着，决定还是搬到那儿去！上周我去大自鸣钟对阿姆说，维德调到北京，长乐路不便再住，我要搬回到陕西南路去住。母亲和兄长都点了头。有这个退路，情绪稍稍好受了一些。果不其然，总务处前天来电话，通知我搬家了。我回答说，十月底前我一定搬出。昨天一早，我到文化广场附近一家“老虎塌车”店，雇了车和两个工人，上午趁着邻居上班，把东西分两趟搬出，公家橱柜之类都留了，只搬去一张大床和小床。身边尚留有结婚时母亲给我用剩的500元……

[日记：1955年11月2日]

……得知曾引为知己的xxx，去京参加政法学习班已经回沪，我去电话请她来陕西南路，向她倾诉近来的遭遇，期待她的慰藉。我实在是过于天真了，她的态度全变了，冷漠至极，让我伤心不已。我们同窗多年，她父母早亡，家境贫寒，高一辍学即肩负生活的重担，我父母非常同情她的境遇，一直帮助她，包括为他弟弟当学徒做铺保，我也曾多次拿出压岁钱助她弟妹上学，1949年我妹妹发展她入党……那时我们亲密无间，无话不谈。解放后，她做私营统一纱厂的工会主席，我去该厂调查工会宣传工作，就发觉她有“高大”之感，但我不在意，不相信她已经变了，我们的感情毕竟是深厚的。我忘了我们之间已发生了政治关系，她是令人尊敬的工人阶级，我是资产阶级出身的小姐。在我最痛苦、最需要安慰的时候，她避之不及，急于和我划清界线。为此我非常痛苦懊悔，并下了决心，不能妨碍她，不让她为难，从此一刀两断吧……

[日记：1955年11月10日]

……以前下班回家，心中烦躁会看小说解闷，5日晚在床上看《列宁格勒发生的故事》，忽听到婆婆的气喘声，她的哮喘病发作了。以前发病，都由维德背下楼，叫三轮车送医院。记得有一次他手忙脚乱，一脚穿自己拖鞋，一脚穿我的红拖鞋出门。今天，这付担子由我来挑了，上下跑了几次，叫了三轮车，送到附近的淮海医院输氧。午夜一时逐渐好转，三时半放下氧气。6日出院回家……

[日记：1955年11月12日]

……时常心痛，魔鬼一样纠缠。最近时常下厂，晚上回到家，一轮明月，万家灯火，人人合家团聚，唯我形只影单，在渺茫中苦苦度日。不知要持续多久？他无影无踪，总该有个结果吧。还能有见面的一天吗？要多少年？两年还是三年，心中要有个盼头啊……

神秘信使从此不再出现，再没有片纸来函。十二月了，西风阵阵，黄叶飘零。忽然有一天，我接到了给维德送冬衣的通知。我和他的老友郑巴奋，按地址找到了南市车站路监狱，门卫室有一个小窗口，我把衣物递了进去，报上维德的名字，窗内人毫无表情，一言不发地收下。我不知他是否被关在这里，当时什么也没问，知道问了也不会告诉我。多年后维德说，南市车站路监狱是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他被日伪关押过的地方，这一次他被关押的实际地点，是建国中路公安局看守所。

自一九五五年十一月起，单位停发了他的工资，我为省钱，孩子不送托儿所，每月工资七十四元，应付全家六七个人，常常捉襟见肘。当时我已调入宣传科，因此向领导反映生活困难，要求补助。领导称，按规定每人每月生活费十元以下，才可补助，我已超过了标准，但是不久，也就安排我下班后给机关勤杂人员上语文课，每周三次，每次一个半小时，每月可得十元补贴。我接受了这份工作。

不祥的一九五五年，在磨难和焦虑中过去，我在忐忑不安中迎来了喧闹的一九五六年，无舵的小船，随波逐流，不知漂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