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丧失甲马纸的男人（1/2）

一九七五年的泼水节，在安红石的记忆里鲜明如昨。泼水节是傣族人在四月的春节，她作为知青到东风农场已进入第七个年头，却是第一次参加这个当地最大的节日。和其他知青一样，对她来说，日子几乎总是前一天的翻版，就像一条乏味的看不到尽头的直线。但似乎就是从泼水节的那天起，时间的密度和质地发生了变化，如同河流在雨季换上裹挟红土的浊流，汹涌地扑向下游。

那年，安红石二十三岁，也许是环境磨人，她偶尔会感到自己过早地老了，一颗心沉甸甸的，全无二十出头的活力。她最好的朋友傅丹萍二十一岁，也和她一道经历了泼水节的种种。回望一九七五年，安红石能分毫不差地想起傅丹萍当时的模样。齐耳短发，幽深的杏眼，笑的时候，一颗虎牙俏皮地闪现。多年后，叫作“游雅”的电台主持人矫正了那颗牙，笑容变得齐整，安红石却觉得好友因此少了些什么。当然，从傅丹萍到游雅，其间的变化远不止那一点牙尖。

在大勐龙参加泼水节的，是七分场合唱队的一伙人，他们原本在荒僻的乡下，进城过节纯属偶然。

就连合唱团的兴起，也是偶然。追根溯源，是傅丹萍促成了他们这支小团体。丹萍有副好嗓子，和她一起出工，听她唱歌，繁重的劳动仿佛也减轻了几分。尤其在雨季，穿着湿衣服在梯田上干活，周围被雨水和雾气搅得一片朦胧，视野中只有眼前的几步路，同伴的身影被雨帘隔绝在外，鼻孔里满是植物濡湿的气味。偶然有人扯着嗓子和别人交谈，隔着重重水雾和野草，听不真切。忽然间，丹萍唱起歌来。她的嗓音并不特别清脆，而是又圆又润，温厚得像酒，穿透了空气和植物的屏障，洒遍大半个山头。四连的知青们说，听见她的歌声远远传来，只想把锄头和十字蒿一扔，躺下来看天，看云。她有时唱《长征组歌》，“索玛花一朵朵，红军从咱家乡过……”她还爱唱外国民歌，《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那些她只在连长不在的时候才唱。

有一次分场支书老芮在山脚下听到她唱歌，便一步一脚泥走上来，站在旁边听了好久。老芮说，有特长就要发挥嘛。于是七分场成立了合唱队，从各连队抽调成员，利用工余排练，还到其他分场搞巡回演出。排练占用了本来就不多的个人时间，好处则是，合唱队演出的日子，白天赶路，不干活也算全勤。换句话说，用唱歌抵开山挖土种树等重体力劳动，是桩好买卖。那些一开始嫌排练辛苦而退出的人，后来纷纷想回合唱队，老芮说，革命工作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一律不批。

安红石属于“坚持”下来的人。她的初衷也只是和丹萍一起玩。她的音色窄，不太适合唱歌，只是因为音准咬得紧，倒也成了合唱队的中坚分子。

泼水节的前一天，他们在大勐龙附近做了演出。离分场场部最近的商业区叫作“小街”，从安红石他们的四连走过去，需要两个小时。小街名副其实，仅有一条小小的街，开着几爿店铺，最重要的是有间邮局。从小街再走大半天，便是大勐龙。到大勐龙才算是进城了，虽然也不过是个路口，有几排砖房，用作商店和办公。带队的老芮说，明天是泼水节，难得过节的时候在城里，批你们一天假，大家玩一下，晚上再坐车回连队吧。

可以玩，人人开心。在招待所睡了个难得的懒觉起来，中午在街上吃了八分钱一碗的米干，汤是盐巴水，米干上面有一勺花生碎，一勺辣椒油。换成是几年前，没人看得上这样粗陋的食物。在连队待久了，对吃的标准降到不能再低，合唱队的众人吃得欢畅极了。要知道，连队里一年到头是盐水煮蔬菜，所谓蔬菜无非是茄子、南瓜、白萝卜。中间有几个月连蔬菜也断档，只有被称作“玻璃汤”的盐巴汤。偶尔汤里漂着几根蔫巴巴的韭菜，男知青们戏谑地取名为，九菜一汤。六八年到农场的安红石，比丹萍多喝了两年玻璃汤。安红石经常觉得，来自市三女中的丹萍，适应力比自己好得多。还记得丹萍刚来的时候，被夜里在蚊帐上散步的老鼠吓得惊叫。现在就算有一群老鼠在床底下和头顶上打架，她也只是翻个身，继续睡。

丹萍她们那批知青是“一片红”，初中毕业后没有选择，全都要作为知识青年奔赴东北或大西南。安红石自己原本可以赖在上海的，她的一些高中同学也是那么做的。病假，托关系，办法有的是。她当时纯属意气，不想留在空荡荡的家里。妈妈在隔离审查，家已经分崩离析，不知什么时候会有决定性的一击落下。前些年，家里一次次被抄，妈妈被那些造反小将逼着念毛主席语录，中间不给水喝，念到喉咙干哑神经衰弱。那时候安红石就下定了决心，要离开家，离开充满痛楚的回忆之地。

可是命运和安红石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她在表格上填的是安徽，却被分派到云南西双版纳。她在出发前去申请换地方，负责人对她说，云南多好啊，一年四季温暖如春，头顶芭蕉脚踩菠萝。她在心里气愤地说，你肯定没去过云南吧！我的亲妈就是从那里回来的。冬天也冷的好吗！

至少那个负责人说对了一件事，西双版纳的冬天算得上暖和。不过，这里并非瓜果遍地的乐园，而是被崇山峻岭遮蔽的偏僻之地。知青们先坐火车，用了两天三夜到昆明。火车票四十二元五角，一笔巨款，好在可以报销。在昆明，他们被分派在云南大学的礼堂和教室里，席地而睡。安红石并不知道，她睡了几个晚上的那间教室，离母亲苏怀殊当年上课和居住的地方，仅几步之遥。从昆明到西双版纳坐的是大卡车，他们的行李已被其他车辆运走。年轻的男孩女孩挤在车斗里过了四天，全都灰头土脸。车经过大勐龙的时候正是早上，安红石借着晨光看了眼贫瘠的街道，心想，真够破的。她不会想到，用不了一年，大勐龙在她的眼中就会成为遥不可及的繁华之地。休息天最多走到小街，买东西，寄信，如果没有顺风车可搭，谁也不会特意去大勐龙。

作为最早的一批知青，他们的房子是自己搭建的。在西双版纳盖房子很简单，粗竹做柱，竹片为墙。床和蚊帐架子也是竹片搭的。竹片墙在后来渐渐缺了口子，瘦的人可以伸进一只胳膊。要到几年后，连队人多了，才在连长和指导员的带领下，由男知青们帮忙盖起土垒墙的房屋。

那时候还要开山。丹萍他们这些后来人比较幸运，不用经历最艰难的起始阶段。砍树，烧山。一点点刀耕火种，从森林的脚下抢土地。然后是为了种橡胶树挖穴。两个人一组，一天要挖十二个近一米的穴，刚开始的几天下来，手被锄头磨起了水泡，水泡叠加，又变成了血泡。老工人教知青们，晚上用自制的药膏敷手，说是等泡变成老茧，就不会那么疼了。后来安红石也用同样漠然的语气，教导丹萍和其他几个新来的知青。

安红石到云南后不久，收到妈妈的来信，才知道妈妈的去向确定了，是苏北的农场。说是接受再教育，实质是劳动教养。妈妈在信里写道，好在苏北离上海不远。而你去了那么远的地方，让人挂心。

她忍不住想，她那个连饭也不会做、每天靠食堂生活的妈妈，历经战乱和人祸仍保持某种天真的四十五岁的女人，能胜任农场的繁重劳动吗？比起担心，她更多的是一种茫然。不知道自己和妈妈的艰难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到个头。

到了一九七五年，安红石比前几年心灰意冷得多。之前的探亲让她发现，妈妈是无论在怎样的环境中都能保持乐观的一个人。乐观得有点傻。妈妈还把多年前云南恋人留给她的那张甲马纸给了安红石。妈妈说，我不信神，可我一直觉得，这张纸上承载了他的精神。他是我见过最温和也最有韧劲的人，有善念，为人着想多过为自己。你不在我身边的日子，我希望他能在冥冥中护佑你。安红石不愿意接，她想说，真是的，也不想想我们家是为了谁被整成那样——可她想到那张破纸是妈妈在抄家中小心藏存下来的，便还是收了起来。

泼水节没有想象中的欢快气氛。他们吃完米干，刚走了几步，就遭到了一场袭击。冷水从不知哪个角落劈头盖脸地泼过来，合唱队的人全被浇了个透湿。安红石的第一反应是骂人。她环顾四周，发现袭击者是几个一丝不挂或只穿条裤衩的孩子，他们身后还有两个穿紧身上衣的傣族女孩，衣服凸显出胀鼓鼓的胸部，正在交头接耳地说笑。少女和孩子们的手里是盆盆罐罐，孩子们也在笑，露出换牙的粉色牙龈。

“说泼就泼都没个提示啊。”有个男知青感慨道。

“就当洗澡好了。”另一个人无奈地说。

他们商量了一下，觉得一群人目标太大，最好分头走。正午的太阳照着几个湿淋淋的人，更显出他们头发贴脑门的狼狈。女知青身上，的确良衬衫湿若无物，露出内衣的白色轮廓。安红石自己不大在意，同时注意到，丹萍的脸红了。她跑到那两个傣族女孩们身旁，问她们可不可以借身衣服。知青们当中，几乎没人有安红石这样的语言天赋，她不仅会说简单的傣语，彝族话、哈尼族话和布依族话也能讲个几句。安红石自己也认为，要不是生在这个无法念大学的年代，她一定会学几门外语，做个专门的人才。

不一会儿，她和丹萍就穿上了干净的高腰筒裙和短上衣，换下的湿衣服晾在人家的院子里。她对女孩们频频表示感谢，说今晚离开前一定过来还衣服。两个人回到还没散完的同伴们身旁，一个女知青说，脸皮厚就是好啊。安红石装作没听见，拉着丹萍走了。她俩在街上逛了两圈，躲过一次袭击，又被淋了一场。傣族姑娘的上衣厚实，不会走光，反正天热，晒晒也就干了。

黄昏时分，街上的人越来越多，走路必须在人群中穿梭。喇叭里放着傣语，丹萍问讲的是什么，安红石笑笑说，在念语录呢。她们站在高音喇叭底下的空地上，不断有几人一组的男人们过来，抬着竹子扎成的“高升”，当地的一种土焰火。每当有人抬高升进场，人群就传来一阵骚动。

安红石心想，真是穷地方穷开心啊。上海国庆节的焰火，你们看到的话不是要疯掉了。

终于到了放焰火的时候。命令是在她们视线之外的某个地方被下达的，高升周围的男人们开始点火。明亮的红色、黄色的焰火喷向天空，矮的只有一人多高，高的能到两三层楼。安红石再次感到了寒碜，她刚想对丹萍发表评价，人群的骚动忽然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人们向各个方向跑开，有人踩到了前面的人，也有人边跑边喊着什么。安红石迅速捕捉到溅入耳中的傣语：“牛！”

疯牛！人们喊着，四散逃开。

安红石没听懂那个“疯”字，她迟疑了一下，接着发现自己和傅丹萍不知何时已成为不断扩散的人群旋涡中的礁石。身后传来另一种陌生的喧嚣。她循声转过头，瞳孔张大了。她旁边的丹萍这时也扭头看到了身后的那个什么，两个女孩手拉手站在一个燃尽的高升几步开外，仿佛同时化作了石像。

疯牛正朝她们飞奔而来。天还没全黑，加上四处有篝火，映照出它弯曲的角上黑色的弧光。牛的鼻孔张开，四蹄纷飞。它的巨大眼球映出逃窜的人群，却好像视若无物。它跑着，喘着气，散发着动物的汗气和膻味。它用力踩过被人匆忙遗弃在地上的水烟筒，又撞倒一个搁在不远处的象脚鼓，毫不停留地向前冲。它用角一顶，一个站在路边试图拔出砍刀的汉子登时向后倒去，牛没有理会摔在地上的男人，径直往前。

这一刻，它是地面上四蹄的王者。它跑得肆无忌惮。

砰的一声响，划破耳际。牛仓皇停下脚步，顿了一顿。接着它发出惊天动地的一声吼，前蹄软下来。它巨大的黑色身躯倒地的时候，安红石脚下的地面随之颤了一颤。她这才开始尖叫。

她的叫声因为感觉到丹萍的手而减轻了些，渐渐微弱。丹萍用手搂住她的肩，在她耳边用颤抖却坚决的声音说，没事了，没事了。

瘫倒在地上的牛的鼻子还在喘着粗气，牛眼大睁，脑门上有个圆洞汩汩地往外涌着血。一个拎着猎枪的男人走到牛的跟前，低头看着牛。他走路姿势古怪，一条腿是跛的。他个子很高，站在逐渐围拢过来的傣族人当中尤其显眼。别人手中的火把照亮了他年轻的侧脸，那上面带着一点说不出的神气，像是怜悯那头牛，又像是对死亡本身的敬意。另一个男人走到他跟前，从他手里拿过枪。高个子男人转头说了句什么。拿枪的人摇摇头。

高个子男人一拐一拐地朝她俩走来。他的目光从安红石移到傅丹萍，脸上露出短暂的迷茫。

“你们没事吧？我不会说傣族话，听得懂吗？”他的云南话有着和当地人不同的口音。

安红石用普通话回答：“听得懂，我们是知青。谢谢你救了我们。”

一个讲云普的大嗓门插进来说：“吓死我了！小谢你枪法很好嘛。”说话的是老芮，七分场的支书。

被称作“小谢”的年轻人说：“还好旁边一个老乡背着枪。他瞄了半天不敢打，我急了，抢过来开了一枪。我问他认不认得养牛那家，他也不认得。虽然牛疯了，现在打死了，人家损失也不小。你看怎么办？”

老芮说：“难道还要让你赔不成？哎这些老傣也是难搞，万一有事，让他们来找我。”

年轻人像是松了口气，这才微微一笑。老芮看向安红石和傅丹萍，过了片刻才认出她俩。“你们怎么打扮成老傣啊……还好没出事！你们知青要是出了事，我可是要负责任的。”

安红石回嘴道：“知青在这里出的事还少吗？也不欠我们这两条命。今天是沾了泼水节的光，一桶凉水送来的好运气，让咱们遇到贵人相助。”她语含讽刺，老芮当然听得出来，那是说去年雨季，连队不肯放假，上海女知青莫瑾掉进河里淹死的事。说完后，安红石感到丹萍捏了一下自己的手，姓谢的年轻人也盯着自己看。

老芮苦笑道：“小谢你以后就知道了，这张嘴在整个七分场也没人讲得过。”这时，散开的人群又重新聚拢过来。死牛被人用板车拉走了。空地上燃起了篝火。象脚鼓单调的鼓点响了起来，蓬，嚓，嚓，嚓。蓬，嚓，嚓，嚓。半老的男人们身穿黑衣，围着高升的余烬跳起奇异的舞蹈，他们的动作划一，伸腿，摆手，人们排着队，围成圈，一步一步高高地举起腿，踏出去。有的人一手拎着装酒的葫芦，跳几步，喝一口，舞步不乱。年轻的傣族女孩并不参加舞蹈，在不远处站成群。青年们聚作另一堆，视线在女孩们身上打转。

老芮说，你们赶紧把衣服换回去，穿成这样，一会有傣族男的黏过来，甩都甩不掉。安红石还想说什么，被丹萍拉走了。她走出几步后回头看了一眼，只见姓谢的和老芮说着话，也正好转头看向她们。他站得不太直，仍然比周围人高出一截。除了身高，他身上还有种和本地人以及知识青年都不同的气质，既非儒雅，也非不驯，让他和其他人截然区分开。在傣族人扎堆欢聚、汉族人成群凑热闹的背景中，他显得有些疏离。

安红石再见到那个姓谢的男人，是在半个月以后。

这天有合唱队的排练，下午不用出工，丹萍早上赖在床上没起来吃饭，安红石以为她偶尔犯懒，自顾干活去了。中午回来看到她还躺着，一问才知道，她来了姨妈，止痛药吃完了。景洪湿气重，丹萍属于例假腹痛的体质，南下之后更严重。丹萍说，下午排练在场部，你顺便帮我去卫生所开药好了。安红石性子急，也不等大家一道，草草咽下午饭，就往场部走。沿着连队通往外界的土路出去，一来一回要两个小时，知青们早就习惯了这样的跋涉。毕竟每天到山上割胶，也要走近一个小时的山路。

到了场部，安红石发现卫生所没有人，平时敞着门的场部办公室也房门紧闭。她感觉奇怪，顺着土垒墙的平房一间间看过去，最后在其中一间的背后找到场部的曹会计。曹会计刚杀了一只鸡。如果看到知青大白天杀鸡，那只鸡多半是偷来的。曹会计想必不会做这种事，但他一个人在屋后杀鸡，显得有些诡秘。

看见安红石盯视的目光，曹会计显得很不自在。安红石问他卫生员到哪儿去了，他说，哦，你说那个新来的，早上一连那边说有人被蛇咬了，他赶去了呢。又说，去了好久了，你再等等说不定就回来了。

安红石听到是蛇，没太往心里去。四连也有人被毒蛇咬过，只要处理及时，一般不会危及性命。只是一连离四连相当近，倒让她有些懊丧，白跑了这么远。

无奈之下，她站在旁边看曹会计处理杀完的鸡。

曹会计一只手把脖子血淋淋的鸡按进盆里，另一只手拎着水壶，往下浇开水。禽类羽毛的气味在空气中尖锐地散开。

安红石有点无聊地说：“老芮呢？下午还排练呢，不见他人。”

热爱听歌的老芮给自己安排了合唱团领队的职责，排练和演出都由他组织。分场支书是个不小的官，但老芮奉行无为而治，底下各连队的连长和指导员显得比他更像领导。四连的王连长是军人出身，每天早上喇叭里的广播结束后，他带知青们出门干活，收工则全凭他到了时间一声吆喝。连队指导员常植道是领导们当中最年轻的，还不到三十五岁。他是昆明人，原本有着来自省会的优越感，遇上知青们，尤其是上海知青，略有些挫败。他经常在晚饭过后召集大家开思想动员会或是最新指示传达会，知青们经过一整天的重体力劳动，只想早点休息，偏偏会议没完没了，有时候所谓的最新指示无非是些报纸上的过时消息，听了让人哭笑不得。不知何时起，有人给他安了“常知道”的外号。常植道什么都懂，什么都知道，属于惹不起躲得起的那类人。这个外号的妙处在于谐音，就算当面这么喊他，常指导员也分辨不出其中的尖刻。

曹会计蹲在脸盆前，边给鸡拔毛边说：“老芮到旁边村子去了，大概又去哪家喝酒。”

老芮没事爱喝个两杯，常植道不止一次在背后说，贪杯的人意志薄弱，容易误事。他老婆邓小英有一回当着别人的面打断他说，人还不能有个爱好了？

安红石说：“老芮喝酒你吃鸡，日子真好过。”她说完想看看曹会计脸红了没有，可他正埋头拔毛。安红石便有些无趣。她离开那个充满禽类腥气的角落，站在几间瓦房前，她脚边半个篮球场大的空地上放着不知什么草药，视线右前方是一片稻田构成的平缓斜坡，老芮去的村子就在斜坡的顶上。安红石想去村里找老芮，又怕错过了卫生员。正在踌躇，她看见一个骑自行车的人朝这边来了。

那人骑着车到了跟前，看着有几分眼熟。直到那人把车停在空地边上，绕过地上的草药往安红石这边走来，她才从他不同寻常的走路姿势认出，是上次泼水节救了她和傅丹萍的男人。记得他姓谢。

对方看起来也认出了安红石，微微一怔，问她找哪位。安红石说帮人开止痛片，他说，止痛片没有，我跟你过去看看。安红石说，你去看有什么用？对方认真道，我是卫生员。这回轮到安红石愣住了，她没有想到，那个在危急关头开枪的男人，会是个半拉子医生。

“你可不像卫生员。”她直率地说。

“那我像什么？”男人讲云普的声音温和，听起来并没有被冒犯。

“你连止痛药都没有。”

其实安红石知道，上一任卫生员常备的只有红药水、黄连素和奎宁，连基本的感冒药消炎药止痛药，也只在运气好的时候才有。她今天来的时候，也抱着可能白跑一趟的预设。

男人没有接她的话，而是一拐一拐地走过去推自行车。我带你吧。他说着就要上车，安红石急忙叫住他。

“我只会死上。”她显出难得的窘迫，男人点点头，跨上车座，一脚点地，说你上吧。安红石叉开腿在后面坐了。女知青几乎人人都会轻盈地跳上同伴放慢速度的自行车，且都是侧坐。安红石的姿态被人笑，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男人没有笑，他用一条腿撑地，把车往前带了带，却在即将踩踏板的关头连人带车偏了偏，又赶忙使劲撑住。安红石在后座“呀”了一声，跳下来。她差点说，你到底会不会骑啊。接着她想起男人有条腿不方便，把嗓子眼的话咽了回去。

男人背对着她说：“不好意思。我早上出门骑得急，现在腿使不上劲。”

“算了，我带你吧。”

安红石说完才意识到自己提出了奇怪的邀约。但男人真的乖乖下车，扶住车把，低头看着她说：“可以啊，不过我也只会死上。”那双眼睛里诚恳的神气，让安红石的心头有种奇怪的感觉。很少见到会这样坦然示弱的男人，他像是并不避讳自己的腿疾。

于是他们女带男，骑车前往四连，这景象多少有些罕见。安红石用力踩着踏板，对身后的卫生员说：“我叫安红石，安心的安，红石就是红色的石头。你叫什么？”

男人说：“我叫谢敛。”安红石又问他怎么写。谢敛解释之后说，你是哪里来的知青。听到答案，他只是“哦”了一声。红土路上有坑洼的车辙印，安红石小心地避开那些狗牙形状的起伏。初夏微热的风吹在她因为骑车变得燥热的脸颊上，有那么一刻，她短暂地忘了，自己是为了给好友找药才带上身后的男人。

多年以后，谢敛仍然记得他第二次见到傅丹萍的情形。按理他们在泼水节的那天就见过，但他当时只对那个有两道浓眉的女知青留下了印象，或许是因为她说话的气势，又或是因为她的胸部格外丰满的缘故。他二十五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而且由于一些缘故，还没有交过足够亲密的女朋友。

命运的安排很奇怪，时隔一个多月，他再次先后见到了那两个女孩。因为疲倦，也因为安红石没穿傣族的紧身衣，他没有感觉到上次面对她的那种微妙窒闷。

一九七五年六月的那天，他坐在安红石身后，被她用自行车载着前往四连。那地方离他刚回来的一连不远。早上一连的人赶来，说有人干活时被蛇咬了，当时就有人帮忙吸了毒液，以为没大碍，结果很快发作起来，伤者的脚背肿得有馒头那么大。谢敛没有解毒的药，带着银针和小刀匆忙骑车过去，用了放血疗法，折腾了好久才排净蛇毒。

谢敛从大理州弥渡县远赴景洪工作，靠的是老芮的关系。分场原来的卫生员是知青，靠家里顶替的名额回了老家。谢敛本来并不想当什么卫生员，一方面是他早就想离家透透气，父亲过世后，他不再有原先的牵绊；另一方面，他无意继续当汽车站的售票员，那份窝在售票间里的工作代表着总站对他的怜悯——七年前，他曾是下关总站的长途客车司机，要不是腿坏了，他现在仍然每天往来于盘山公路上，自由又快乐。在谢敛的心里，景洪只是一个短暂的歇脚处，有机会还要去别处看看。因此，他这个卫生员的走马上任很潦草，连赤脚医生的培训班也没上，只在来之前靠他父亲在世时的好友白医生教了几天银针。

然而谢敛自己也不会想到，之后的一年半，他将凭借三板斧的扎针，白医生的女儿白晓梅给的《赤脚医生手册》和《中草药图鉴》，以及永远匮乏的药物，在这片聚集了大量知青的土地上，为来自各个城市的年轻人治疗挫伤、骨折、蛇咬、痛经、肠炎和疟疾。之前的卫生员把一切棘手病患打发到总场，总场大多也处理不了，再转到州医院。谢敛体现出少见的责任心，担下了几乎全部的患者，他用极大的热忱对待每个病患，被他转走的，只有实在无法处理的，譬如肝炎，还有因受伤感染而必须截掉两个脚趾的男知青。

从场部骑出去才十来分钟，安红石和谢敛的自行车迎面遇到一伙人。对方的声势浩大，一辆骡子拉的车上坐了快有十个人，有男有女，一群人正在聊天。赶车的看到安红石，大声笑道：“哟，这是新媳妇带新姑爷吗？”

安红石刹住车跳下地，扶着车把站在一旁。谢敛的两条长腿终于可以舒展，他在后座伸腿踩稳，认出那辆车是场部运粮食和材料的，赶车的不是平时管车的老职工，而是个男知青。此刻那人笑得促狭又灿烂，一车人停了说话，也在旁边笑嘻嘻的。

安红石说：“陈宁，你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叫陈宁的男知青高踞在车架上说：“哎呀，新媳妇生气了。”

这时一个女人的声音说：“陈宁，有些玩笑不能乱开的。你再欺负红石，晚上就让你一个人走回去好了。”

谢敛是后来才知道的，那个声音比其拥有者的实际年龄要成熟。二十一岁的傅丹萍有一把超越年龄的女中音，带着熨人心腑的温厚质感。她的声音刚过变声期便稳固下来，最初显老，然后将随着时间的流逝恰如其分，再后来则让听者分辨不清说话人的年纪。

当时谢敛只觉得，那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嗓音。加上在他听来毫无瑕疵的普通话，显得非常城市，和他们置身的田间的泥土路是多么的不协调。

他循声望去，就看到了那个女孩。

她披着一件显然是男生的军装外套，大概在车上打过盹，脸上泛着午觉醒来的人特有的潮红。两只眼睛的间距比一般人开，显得面嫩，看起来不过十七八岁。谢敛模糊地想起，哦对，泼水节那天也有这个女孩，站在安红石旁边。她当时一句话也没说。不然他肯定会记住她的声音。他忍不住想，听着和我差不多年纪，所以她到底多大呢？

安红石说：“你怎么也来了！不老老实实在屋里歇着，排练有那么重要？”

女孩说：“我好些了，再说陈宁弄了车，不用走路。”

安红石这才对谢敛说：“喏，你的病人在那里。这下也不用跑来跑去了，咱们回场部。下午排练前，你帮她扎针吧。”

谢敛说：“你和他们一起坐车好了，我骑回去。”

“你可以？”她得到肯定的答案后，往那辆车跑去。一个男知青拉了她一把。安红石一上车就挤到前面，和她的朋友，那个声音动听的女孩坐在一处。不用带人，谢敛骑得快，比他们先到场部。

曹会计选错了杀鸡的时机。他前几天从老傣手里买的鸡，养了几天不见下蛋，便打算吃了。场部这边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吃独食不好，总得给人端上一碗。东分西分，剩下的就有限。今天场部的人纷纷有事走了，只剩他一个人在，所以曹会计赶紧杀鸡。刚才安红石来，他做了一番心理建设，假设她赖着不走，那就喊她一起吃，反正一个姑娘家，也吃不了多少。结果她只是来找卫生员的，谢敛一回来，她就拉着他走了。曹会计感到了安心。

结果，鸡汤刚煮上没多久，山呼海啸地来了一群知青，是合唱团在一连、四连和五连的人。曹会计无比痛悔地想，合唱团排练怎么偏偏是今天！他把煤油炉一关，若无其事地出门，和知青们聊天。

谢敛在卫生所帮傅丹萍扎针，安红石看了一会觉得无聊，出门到院子里。她瞧见曹会计不太好看的脸色，便笑笑说：“曹会计，你杀好的鸡炖上了没有啊？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你说是不是？”

知青们一年到头难得有肉吃，他们最奢侈的举动就是到小街买个红烧肉罐头，两块钱，价格从进农场以来一直没变过。罐头里的红烧肉肥得很，打开盖子，表面是一层白汪汪的猪油。舀了放在食堂打的米饭上，别提有多香了。最后连罐子也不被人放过，加上热水涮了又涮，算是格外肥美的汤。

有些知青的家里有邮包来，四川的香肠，上海的鱼松肉松，打牙祭的时候，如同过年。安红石的妈妈在劳教农场，自然不可能有远道而来的吃食。傅丹萍的邮包则是整个四连出名的。腊青鱼干，风干的酱油肉。五香豆，话梅。有一次，邮包里是椒盐馅的酥饼，路途遥远，几乎都成了碎末。奇怪的是，傅丹萍不吃家里寄来的东西。她对收到的邮包连碰都不碰，每次往安红石的床上一扔，说，你帮我拆了，大家分一分吧。早先她们住的是四人间，后来知青们流行做小隔间，用竹片把房间隔成二人的，安红石和傅丹萍便成了室友。也因此，傅丹萍差不多以两个月一次的频率收到的食物，大半进了安红石的肚子。

安红石即便不像其他人那样缺油水，毕竟一年到头吃得太俭，加上年轻，人是很馋的。她今天倒不是馋鸡吃想打曹会计的秋风，是看不得他吃独食的劲儿，才故意嘲讽。曹会计的嘴角动了动，没接腔。

知青们顿时开始起哄，说有鸡吃怎么不喊我们，你也太见外了。曹会计几乎是被他们撵回屋的，在几双眼睛的注视下重新开火炖鸡。安红石见是个煤油炉，说这哪能好吃呢。她催促知青们那些把草药挪出空地，一片用几块石头搭了个临时灶，从老职工房外抽了些柴生火，把整只锅移过去。她还说：“你们待会别像狼一样，都有点风度，给主人多留点。”搞得曹会计一时不知该记恨她还是感激她。

合唱队在其他连队的人也陆续到了，他们是走来的，听说了陈宁借用骡车的事，都说他滑头。谢敛的银针居然很管用，到老芮回来大家开始排练的时候，傅丹萍的精神颇佳。老芮果然如曹会计所说，中午在旁边村子喝过一顿。他脸色格外红润，说话嗓门也大了不少。他在排练的间歇说，年底整个分场办一场文艺演出，有节目的都可以报名参加，合唱队作为重头戏，到那时要有不一样的面貌。说着还得意地看了旁边的谢敛一眼，问他：“怎么样，我的这支队伍不错吧？”

“我不懂，蛮好听的。”谢敛回答。

其实老芮也不懂。合唱队的选曲和分声部由傅丹萍一手承担，她小学的时候参加过少年宫的合唱团。安红石问过她，初中为什么不唱歌了。傅丹萍说，后来不想唱了。她是真的喜欢唱歌，所以安红石对这个答案感到少许困惑。就像对家里的邮包的反应一样，傅丹萍的身上，有种和平日呈现的温和不符的阴郁，她把那一面掩饰得很好，只有亲密如安红石才会意识到。

下午排练结束，曹会计的鸡也煮好了。合唱队三十多个人，当然不可能全部蹭吃，最后只有安红石、陈宁和另外三个“皮厚”的人，嘻嘻哈哈在锅旁边围了一圈。老芮背着手过来看了看，仿佛不感兴趣地走开了。傅丹萍在不远处和谢敛聊着什么。刚才扎针那会儿，他俩很快相熟起来。安红石转头喊“丹萍”，那边摆摆手说，你们吃吧，人太多了，总得给人家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