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1/2）

萨丽·宾福德的职业是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学习研究灭绝了的文明和尼安德特穴居人；但是，和她挖掘研究的许多史前对象不同，她可以适应各种气候、氛围、居所，一旦对环境和其中的人不满意了，她很快就会从某地搬到另外的地方。

从她在长岛郊区的青少年时代开始，那些影响了大部分同辈女性行为的社会习俗和性规范，基本上都被她忽视。她被富有的父母在配有佣人的大房子里养大，但和她被青睐的姐姐——一个她深深憎恶的循规蹈矩的人——不同，萨丽·宾福德在家是反叛者、假小子，某种她母亲容忍但从未理解的小怪物。

萨丽也无法理解母亲，这个女人在纽约大学获得了法学学位，却为这桩在郊区缔结的婚姻放弃了事业。之后她的生活围绕着这栋房子，消遣的方式就是一些麻将聚会，还有与其他无所事事的贵妇一起参加慈善活动。其中一位女士介绍给她广受好评的富尔顿·约翰·申主教的布道，在他的影响下，萨丽·宾福德的犹太母亲转信了天主教。

萨丽的父亲是个精明专断的人，出生在伦敦，有德国犹太血统，大萧条时期靠进口虫胶清漆在美国小赚了一笔。用这笔钱，他培养了一种彬彬有礼的个人做派和体育爱好，享受着其他女人私下的爱慕，买了一辆凯迪拉克，周末可以开着它去长岛最好的乡村俱乐部，那儿允许犹太高尔夫球手入内。

长岛无处不在的排犹主义、种族歧视、趋炎附势——更不用说对两性的双重标准，激起了萨丽想要与众不同、反传统、反公众准则的欲望，远离母亲那起装饰作用的家庭生活，而贴近她更青睐的父亲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

作为勇敢的年轻骑手，从锡达赫斯特马房骑马出来，萨丽对自己能控制一匹高大强健的动物颇感兴奋；作为在学校舞会上穿着低胸礼服的放肆小妞，她轻而易举就诱惑了年轻男人，令女同学们心生嫉妒，说她不知廉耻伤风败俗。在伍德米尔学校上完高二又在鳕鱼角剧院找了份暑期学徒工后，她遇到了一个耶鲁大学的大二学生，戴上从第五大道下区一个妇科医生那里拿到的避孕隔膜，她开始了第一场恋爱。

一年后，1942年，母亲坚持让萨丽上瓦萨学院，一所萨丽觉得无聊透顶的女子学院，为反抗这一决定萨丽翘了足够多课，第一年还没结束就被开除了。萨丽从伍德米尔学校毕业时父母亲戚给了她一些战时公债，她把它们换成现金，搬到纽约，在西十三街租了一间单间公寓，在儿童法院的精神病治疗诊所找了份工作，打字输入一些案例，与这些案例相比她自己的过往倒显得如此审慎小心。

她过得很开心，喜爱格林威治村的小酒馆和波希米亚风格。有天晚上她在谢里登广场附近的酒吧遇到一个40岁的黑人爵士音乐家，他之后带她进入哈莱姆区，向她介绍了大麻沉静平和的刺激，还有许多新潮复杂的做爱技巧。

在格林威治村待了将近两年，中间还在《长岛日报》社当了一阵儿记者，萨丽决定应该回到学校；在父亲的财力支持下她在1945年秋季进入芝加哥大学，因为被它的本科项目和富有革新精神的校长罗伯特·哈钦斯所吸引。

搬到中西部去没有令她失望，在那儿她成为出类拔萃的本科生，之后又拿到了人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她也参加了到欧洲和中东去的考古考察队。在芝加哥她住在海德公园区，那是湖边一个满是维多利亚式房子的迷人街区，住着大学教员、作家、艺术家、年轻夫妇，还有一个憔悴的黑头发出版商，他家客厅地板上摊着一本杂志的创刊号，日后他要将它取名为《花花公子》。

尽管这城市的政治系统腐败，种族歧视严重，用索尔·贝娄的话说就是“没有哪个世故明智的人在芝加哥走动时会不加防卫”。但萨丽·宾福德在街道上却感到安全，在伊利诺伊州的阿德莱·史蒂文森 [115] 日渐增长的声望中，萨丽也看出他是更为文明开放的选民的代表人，因此她去了史蒂文森的竞选团队工作。她也为芝加哥的文化生活骄傲，包括第二城戏剧俱乐部，那儿捧红了像迈克·尼科尔斯、伊莱恩·梅、塞弗恩·达登和芭芭拉·哈里斯这种天才 [116] 。在芝加哥萨丽·宾福德只有一个领域没获得满足：婚姻。到最后，她与其说是和那三个嫁了又离的男人不和，不如说是和他们所代表的整个男性世界不和。像当时大多数男人一样，他们不能接受自由解放的女性——那些女性痛恨双重标准，痛恨这种设定：不管她有怎样的事业野心和聪明才智，都应该专注于家庭杂务、抚养孩子和煮饭。她领先了美国的女性运动十年；但是聪明如她，却似乎天生易于爱上最不合适的丈夫：像她父亲一样的大男子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