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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五日。霍勒伯广场，瑞迪森饭店。

贝蒂·安德森那一头卷曲金发简直和美国歌手多莉·帕顿没什么两样，看起来宛如一顶假发。只是她的头发并非假发，而她和多莉·帕顿的相似之处也仅止于那头金发。贝蒂高而瘦，笑的时候嘴巴微张，几乎不会露出牙齿。这时她正露出微笑，对着一个老人微笑。老人站在霍勒伯广场瑞迪森饭店大厅的柜台外。这个接待柜台和一般饭店的接待柜台不同，它是多功能“工作岛”——大厅有多个工作岛——上面摆着许多计算机屏幕，可同时服务数名房客。

“早安。”贝蒂说。这是她在斯塔万格市的旅馆管理学校学到的问候语，每天依不同时段必须使用不同问候语来和人打招呼。六小时后，她会说“下午好”，再两小时后，她会说“晚上好”。下班后她回到土萨区的两居公寓，会希望有个人可以让她道“晚安”。

“我想看房间，越高越好。”

贝蒂看着老人湿漉漉的外套肩膀。外面大雨倾盆。一滴雨水悬垂在老人的帽檐上颤动着。

“您想看房间？”

贝蒂的微笑依然挂在脸上，没有一丝改变。她受过专业训练，奉行服务准则，必须视所有人为房客，直到证明对方绝无可能成为房客为止。但她也知道这时站在她面前的是哪一类型的人：这是个来挪威首都观光的老人，想免费欣赏瑞迪森饭店的景观。这类人依然会出现在旅馆里，夏天尤其多。而且这类型的人不只是想欣赏景观而已。曾经有个女人问贝蒂可不可以让她看看二十一楼的总统套房，好让她回去跟亲朋好友炫耀说她住过了，还可以描述套房里的陈设。她甚至愿意塞给贝蒂五十克朗，只要贝蒂把她的名字打在房客姓名登记簿上，让她拿回去当作证据。

“单人房还是双人房？”贝蒂问，“吸烟还是不吸烟？”这类人只要被问到这里，多半都会结巴。

“都可以，”老人说，“重点是风景。我要面向西南方的房间。”

“好的，面向西南方可以看见整个奥斯陆。”

“没错。你们最好的房间是什么？”

“我们最好的房型是总统套房，不过请您稍等一下，我查查看是否还有标准套房。”

贝蒂敲打键盘，等着看老人是否会上钩。她没等太久。

“我想看看总统套房。”

你当然想看，贝蒂心想，瞅着老人。她不是个不讲理的女子，如果一个老人最大的愿望是看一看瑞迪森饭店的景观，她不会横加阻拦。

“那我们就上去看看吧。”贝蒂说，展现她最灿烂的微笑，通常这个微笑只保留给常客。

“您是来奥斯陆探访亲友的吗？”贝蒂在电梯里出于礼貌而问道。

“不是。”老人说。他的茂密白眉酷似贝蒂的父亲。

贝蒂按下电梯按键，电梯门关上，开始上升。她一直不习惯搭这台电梯，它像是要把人吸上天堂似的。电梯门打开。一如往常，她有些期望踏出电梯门可以进入一个不同的新世界，犹如电影《绿野仙踪》里那个小女孩踏入陌生世界，但门外的世界依然是同一个世界。两人穿过走廊。走廊的壁纸和地毯互相搭配，墙上挂着昂贵的艺术品。贝蒂把磁式门卡插入门锁辨识器，说“您先请”，替老人将门打开。老人从她身旁如风一般滑过，她把这阵风称为期待的微风。

“总统套房的面积是一百零五平方米，”贝蒂说，“套房内共有两间卧室，每一间卧室内都有一张特大号床，也各有一间浴室，里面都有按摩浴缸和电话。”

贝蒂走进套房，来到老人所站的窗户边。

“家具由丹麦设计师保罗·亨里克森设计，”贝蒂说，伸手抚摸咖啡桌那薄如纸张的玻璃桌面，“您想看看浴室吗？”

老人并不答话，头上依然戴着那顶湿透了的帽子。在接下来的静默中，贝蒂听见一滴雨水滴在樱桃木拼花地板上的声音。她站在老人身旁，从那里可以看见所有值得一看的城市风光：市政厅、国家剧院、皇宫、挪威议会，以及阿克什胡斯堡垒。他们脚下是皇家庭园，园里的树木仿佛女巫张开发黑的手指，伸向铅灰色的天空。

“您应该等春暖花开的时候再来的。”贝蒂说。

老人转过头，一脸迷惑，贝蒂这才发觉自己的话中之意。她这句话后面可以再补一句：既然您只是来这里看风景而已。

贝蒂尽可能展现微笑：“那个时候皇家庭园的草是绿的，树上长满叶子，非常漂亮。”

老人打量着她的脸，但显然他另有所思。

“你说得对，”过了一会儿，老人说，“树上有叶子。我没想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