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科技颠覆 第一章 理想的幻灭：从旧故事到新故事（1/2）

第一部分 科技颠覆

近几十年来，全球政治一直是由“自由主义”独霸，但就在生物技术与信息技术结合、形成人类历史上最大挑战的同时，人类也对自由主义失去了信心。

第一章 理想的幻灭：从旧故事到新故事

人类思考用的是故事，而不是事实、数据或方程式，而且故事越简单越好。每个人、每个团体、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故事和神话。但在20世纪，来自纽约、伦敦、柏林和莫斯科的全球精英讲述了三大故事，号称能够解释人类过去、预测全球未来。这三大故事是：法西斯主义故事、共产主义故事，以及自由主义故事。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倒了法西斯主义故事，于是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世界成为共产主义故事和自由主义故事的战场。等到共产主义受挫，自由主义故事就成为人类了解过去的主要指南、未来无法取代的使用手册——至少在全球某些精英的眼里是这样。

在自由主义的故事里，讴歌着自由的力量和价值，述说着人类几千年来一直生活在暴虐的政权之下，很少让人享有政治权利、经济机会或个人自由，更大大限制了个人、思想和商品的流动。但是人们为自由而战，一步一步让自由站稳了脚跟，民主政权取代了残酷的独裁统治，自由企业克服了经济上的限制，人们也学会了独立思考、听从自己的内心，而不是盲目服从偏执的祭司、僵化的传统。宽阔的道路、坚固的桥梁、熙攘的机场，取代了城墙、护城河和带刺的铁丝网。

自由主义故事也承认，世界上并非事事完美，仍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全球大部分地区的掌权者残暴无情，而且就算在最自由的国家，仍有许多公民忍受着压迫、暴力和贫困。但至少我们已经知道应对这些问题的方法：让人民有更多的自由。我们必须保护人权，让每个人都有投票权，建立自由市场，并尽可能让个人、思想与商品在世界各地轻松流动。根据这服自由主义的灵丹妙药（小布什和奥巴马都接受了这服药，只是各自稍有调整），只要继续让政治和经济体系走向自由化、全球化，就能为所有人创造和平与繁荣。

国家只要加入这场势不可当的进程，就能更快得到和平与繁荣。至于想螳臂当车的国家，就得吞下苦果，直到它们终于迷途知返，打开边界，开放其社会、政治和市场。虽然这可能需要时间，但最后就算是朝鲜、伊拉克和萨尔瓦多，也能变得像丹麦或美国的艾奥瓦州一样美好。

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自由主义故事成了全球朗朗上口的圣歌，从巴西到印度，许多政府都采用了自由主义这一套，希望能加入历史这波无法阻挡的进程。未能加入的政府，在当时看来就像是远古时代的化石一般。1997年，美国总统克林顿甚至信心满满地指责中国“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

但自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人民对自由主义这套故事越来越感到理想幻灭。壁垒与防火墙再次大行其道，反移民、反贸易协议的力度也日益加大。表面上看来是民主体制的政府，却在暗中破坏司法体系独立、限制新闻自由，并把所有反对政府的举措视为叛国。各国的强人（例如在土耳其和俄罗斯）也尝试着各种新的政治形态，从非自由的民主体制到彻底的独裁政权，不一而足。今天，几乎没有人能够再次信心满满地宣称中国共产党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

2016年，国际社会发生的大事包括英国通过脱欧公投、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标志着这波理想幻灭的浪潮已经到达西欧及北美的核心自由主义国家。仅仅几年前，欧美还试图解放战火中的伊拉克和利比亚，但现在如果问美国肯塔基州和英国约克郡的人，很多人会认为这种自由主义理想并不受欢迎或根本无法实现。有些人发现自己其实喜欢过去那种阶级制度的世界，就是不愿放弃自己在种族、民族或性别上享有的特权。还有些人认为（无论是对是错），自由化和全球化就是一个巨大的骗局，是以牺牲民众为代价让一小群精英获利。

1938年，人类有三种全球性的故事可以选择；1968年只剩下两个；1998年，似乎只有一个故事胜出；2018年，这个数字降到了0。这也就难怪那些在近几十年主宰大部分世界的自由主义精英现在陷入了震惊和迷惘。只有一个故事的时候，一切毫无疑义，可以说是最令人放心的情形；但突然连一个故事都没有了，就让人惊慌失措，一切事物都好像没有了意义。现在的自由主义者所面临的局面，有些类似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精英分子：既不知道历史为什么没走上他们认为注定的道路，手中也没有其他观点能够用来诠释现实。迷失方向，让他们觉得似乎末日将至，认为既然历史没有走上自己预想的美满结局，显然就是世界末日在步步逼近。大脑在无法查核现状的情况下，就会预想最糟糕的情形。这就像有人一头痛就觉得可能是脑瘤晚期一样，许多自由主义者担心，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可能代表着人类文明即将终结。

从杀死蚊子到杀死思想

随着破坏性创新造成的科技颠覆步调加速，这种迷失方向、末日将至的感觉还会加剧。自由主义的政治体系建立于工业时代，管理着由蒸汽机、炼油厂和电视机所构成的世界。但面对现在的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革命，自由主义政治体系就显得无力招架。

不论是政治人物还是选民，光是要了解新技术就已经很勉强，更别谈要规范新技术的爆炸性潜力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可能是改变世界最大的一个因素，但领导互联网革命的主要是工程师，而不是什么政党。你也没投过什么关于互联网的票吧？民主体系到现在连敌人是谁都还摸不清楚，也很难说真有什么方法应对人工智能兴起或区块链革命之类的冲击。

今天，计算机运算已经让金融体系变得极为复杂，以至很少有人能够真正理解。而随着人工智能不断改进，金融可能很快就会成为没有任何人类能够理解的领域。这对政治运作会有怎样的影响？会不会有一天，政府得乖乖等着某个算法的决定，看看预算是否得到批准，税制改革又能否通过？与此同时，点对点的区块链网络和比特币等加密货币，可能会让货币体系彻底改变，激进的税制改革也就难以避免。举例来说，未来的交易可能多半无须再使用本国货币甚至任何货币，国家将不可能再针对货币所得来收税。因此，政府可能需要推出全新的收税方式，例如可能针对信息来收税（在未来，信息会成为经济体系中最重要的资产，也是在大量交易中唯一交付的东西）。在政治体系再也无钱可用之前，它来得及应对这个危机吗？

更重要的是，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的双重革命不仅可能改变经济和社会，更可能改变人类的身体和思想。人类在过去已经学会如何控制外在世界，但对我们自己的内在世界多半无力掌控。我们知道怎样拦河筑坝，却不知道怎样阻止身体衰老；我们知道怎么设计灌溉系统，却不知道怎么设计大脑系统。如果有只蚊子在耳边嗡嗡扰人清梦，我们有办法杀死它；但如果有个想法回荡脑海令人难以成眠，我们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怎样才能“杀掉”这个想法。

通过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的革命，我们将会有能力控制自己的内在世界，也能设计和制造生命。我们将能学会如何设计大脑、延长生命，也能选择消灭哪些想法，但没有人知道后果会如何。人类发明工具的时候很聪明，但使用工具的时候就没那么聪明了。单纯兴建大坝拦截河流并不难，但是要预测这对整个生态系统的影响实在不容易。同样，只是改变我们意念流动的方向，比预测这对个人心理或社会系统有何影响轻松得多。

在过去，人类得到了操控周围世界、重塑整个地球的力量，但由于人类并不了解全球生态的复杂性，过去做的种种改变已经在无意中干扰了整个生态系统，让现在的我们面临生态崩溃。在21世纪，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会让我们有能力操控人体内部的世界、重塑自我，但因为我们并不了解自己心智的复杂性，所做的改变也就可能大大扰乱心智系统，甚至造成崩溃。

目前领导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是工程师、企业家和科学家，但这些人很少体会到他们的各种决定会造成怎样的政治影响，也显然并不代表任何民意。要由国会和政党接手吗？目前看来并没有这个迹象。破坏性创新造成的科技颠覆根本算不上政治的主要议题。因此，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与科技颠覆相关的事件也只是希拉里的电子邮件丑闻；而且虽然各方大谈失业问题，却没有候选人讨论自动化可能造成的影响。特朗普警告美国选民，墨西哥人和中国人会抢走他们的工作，应该在墨西哥边境筑起一道墙。但他从来没有警告过选民，算法会抢走他们的工作，应该在硅谷所在的加州边界筑起防火墙。

可能正因为如此（虽然不是唯一的原因），就连身处西方自由主义中心地带的选民，也对自由主义的这套故事和民主进程失去了信心。一般人可能不懂什么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却隐隐感觉到自己已经被未来抛弃。1938年，虽然苏联、德国或美国的普通百姓生活也很艰苦，但不断有人告诉他们，他们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他们是未来的希望所在（当然，前提是他们是“普通人”，而不是犹太人或非裔美国人）。宣传海报上经常把煤矿工人、钢铁工人和家庭主妇描绘成一副英雄形象，让人感觉“海报上画的是我！我是未来的英雄！”

到了2018年，一般人会觉得自己越来越无足轻重，如同草芥。ted演讲、政府智库或高科技研讨会上，总有许多神秘的词语被不断提及：全球化、区块链、基因工程、人工智能、机器学习。但对一般人来说，这些好像和自己都没什么关系。自由主义的故事，是一套关于普通人的故事。如果未来成了生化人、网络算法的世界，自由主义的故事要怎样才能继续有意义地讲下去？

在20世纪，群众反抗剥削，把自己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转化成在政治上的权力。而如今，群众担心自己以后会变得无足轻重，于是急着发挥目前仍有的政治力量，以免为时太晚。因此，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上台，可能就展现出与传统社会主义革命相反的轨迹。过去推动俄国、中国和古巴革命的，是一群对经济至关重要但缺乏政治权力的人；而2016年，支持英国脱欧和特朗普的，却是一群虽然还享有政治权力却担心失去经济价值的人。也许在21世纪，平民主义者（populist，或“民粹主义者”）反抗的将不再是经济精英剥削人民，而是经济精英不再需要人民。而且平民主义者很可能会败下阵来，因为反抗“无足轻重”比反抗“剥削”困难许多。

不断浴火重生的自由主义

这不是自由主义故事第一次面临信心危机。自从这套故事在19世纪下半叶席卷全球之后，时不时就会碰上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血流成河，也终结了全球化和自由化的第一个时代，帝国主义强权政治阻挡了全球进步的步伐。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于萨拉热窝遇刺后，各个强权对帝国主义的信心远超自由主义，它们不再想用自由与和平的商业活动统一世界，而是要靠蛮力在世界抢下更大的地盘。然而，自由主义在斐迪南时期之后幸存下来，不仅浴火重生，而且变得更加强大，放言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据称，经历过前所未有的屠杀之后，人类见识到了帝国主义的可怕代价，终于准备好在自由与和平的原则基础上，建立新的世界秩序。

接下来是希特勒时期。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初期，法西斯主义的力量一度锐不可当。自由主义虽然胜出，但马上又面临下一个挑战。那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切·格瓦拉时期，看起来自由主义仅一息尚存，未来将是共产主义的时代。然而，最后共产主义受挫，证明超市的力量远大于斯大林时期的古拉格劳改营。更重要的是，自由主义这套故事证明自己比其他任何对手都更加柔韧、更加灵活。自由主义分别学习了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某些最优秀的概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自由主义学习了共产主义，于是扩大了同理的范围，开始在重视自由之外也同时重视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