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在咫尺的对手（赦免）（2/2）

“接下来我们要等。”

“等什么？”

伯爵没有回答。

过了一阵，其中一部电话响了起来。“主教”本能地伸手去拿电话，可伯爵摇了摇头。电话响了十一声才停下来。

“你打算把我在这儿关多久？”“主教”执着地问道，“一小时？两小时？还是一直到明天早上？”

这个问题问得好。伯爵朝四周看了一圈，想看看墙上有没有钟，却没找到。

“把你的手表给我。”他说。

“你说什么？”

“你明白我在说什么。”

“主教”把手表从腕上摘下来，扔到了桌上。一般来说，伯爵并不喜欢拿枪逼着别人交出他们的私人财物。这么多年来，他从不觉得有必要关注钟表上的时间，并且以此为荣，可今天这个场合他却非关注不可。

据“主教”的手表显示（他很可能将表拨快了五分钟，这样就能确保不会迟到），现在已快到凌晨一点了。这时候，也许会有客人刚从外面吃完夜宵回到酒店；酒吧里可能还有几个人在逗留；广场餐厅已经有人做起了清洁，正在摆放桌椅；而大堂里应该有人正在除尘。等到了凌晨两点半，酒店里每一个角落都会安静下来。

“你随便坐，跟在自己家一样啊。”伯爵说。为了打发时间，他用口哨吹起了莫扎特的歌剧《女人心》。吹到第二乐章的某一段时，他才意识到“主教”正在一旁冲他轻蔑地笑。

“你在想什么？”伯爵问。

“主教”的嘴朝左上角抽搐了一下。

“你们这号人，”他冷笑了一声，“总觉得你们所有的行为都是对的，仿佛连上帝也为你们优雅的举止和风度着迷，所以你们就可以为所欲为。多么虚荣啊。”

“主教”大笑了一声。

“好了，你也拥有过属于你的年代，”他继续说，“你也曾经有机会追逐你的梦想，有机会说话办事不用考虑后果，可以不受惩罚。可属于你的乐团已经停止了演奏。如今，无论你说什么，做什么，甚至你想什么，就算是在凌晨两三点，就算是躲在锁着的门背后，也总是会暴露出来的。而一旦暴露，你就得承担后果。”

伯爵带着兴趣和惊讶听完了“主教”的这番话。他这号人？上帝一直在保佑他事事如意？他有机会追逐他的梦想？伯爵真搞不懂“主教”在说些什么。迄今为止，他大半辈子都被软禁在大都会酒店中。他差点笑了，也差点扔出几句俏皮话，讽刺讽刺眼前这个小人荒谬的想象力。但他没有，他变得愈加清醒，因为他在想“主教”那句扬扬得意的威胁：“总是会暴露出来的。”

他将视线移到那几个文件柜上。一共是五个。

他一边用手枪对准“主教”，一边走到柜子旁边。他伸手去扯左上方的那只抽屉，却发现它锁上了。

“钥匙在哪儿？”

“你无权打开这些文件柜。这里面放的是我的私人档案。”

伯爵绕到办公桌后面，拉开抽屉。让他惊讶的是，抽屉都是空的。

“主教”这种人，会把私人档案柜的钥匙藏在什么地方呢？

那还用问，一定是藏在他自己身上呗。

伯爵又从桌子后面绕过来，挺身站到了“主教”面前。

“要么你自己把钥匙给我，”他说，“要么我到你身上来取。没有第三种选择。”

“主教”满脸愤慨地抬起了目光，见伯爵已经将那支老式手枪高举在空中，像是立刻就要落下来对准他的脸。“主教”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扔在了桌上。

随着钥匙落在桌上发出一声刺耳的声响，伯爵发现“主教”整个变了个人似的。他那份与生俱来的优越感突然不见了，仿佛那些优越感一直都是他那串钥匙带来的。伯爵拿起钥匙圈，将钥匙逐把理了一遍，直到他找到了那把最小的。然后，他便把“主教”所有的文件柜一个个打开来。

前三个柜子里整齐地放着一整套酒店的业务报告：收入、入住率、员工、维修支出、库存；对，还有偏差。其余柜子里装的都是个人资料。除了一些已在酒店住了多年的各种顾客的信息，柜子里还按字母顺序陈列着所有员工的个人档案。阿尔卡季、瓦西里、安德烈和埃米尔，连玛丽娜的都有。伯爵只在这些档案上扫了一眼，便马上明白了它们的用途。它们对每个人的缺点都做了详细的记录，每一次的迟到、失礼、不满、偷懒、醉酒和愿望都被一一记录了下来。你无法以偏概全地将这些档案的内容斥为伪造或有误。毫无疑问，上面提到的那些人都曾在他们生命中的这个或者那个阶段有过意志薄弱的时候，可如果让伯爵把他们每个人的美德或者善举也编撰成册的话，那这些档案会比柜子里的那些多上五十倍都不止。伯爵把他的朋友的档案都取出来摊在桌上，又回到柜子跟前，在字母“r”的下面找了起来。找到他自己的档案夹时，他很高兴地发现，它是最厚的。

伯爵看了看他的手表（或者该说是“主教”的）。已经凌晨两点半了：一天之中最阴森的午夜时分。伯爵给第一支枪重新装上子弹，把它别在皮带里，然后用另一支枪指着“主教”。

“我们得走了。”说完，他拿着枪朝桌上的文件挥了挥，“这些都是你的东西，你来拿着。”

“主教”没有反驳。他把档案收好，拿了起来。

“我们去哪儿？”

“你很快就会知道的。”

伯爵领着“主教”穿过空荡荡的办公室，进到封闭的楼梯间，然后下了两层楼梯，到了低于街平面的那一层。

别看“主教”在酒店管理上总是锱铢必较，小题大做，但很显然，他从没到过地下室。从楼梯底下的门进去之后，他既恐惧又嫌恶地往四周看了看。

“第一站到了，”说完，伯爵把通向锅炉房的重铁门拉开来。见“主教”还在犹豫，伯爵用枪管戳了戳他。“那边，”伯爵从口袋里掏出一条手帕，捂住嘴，打开了通向火炉的那扇小门，“把它们都扔进去。”

“主教”一句话没说，把所有的文件都抛进了熊熊燃烧的火舌之中。可能是离火炉太近，也可能是因为刚刚抱着厚厚的一沓档案连下了两层楼梯，“主教”开始出汗了。这可不是他的风格。

“走，”伯爵说，“去下一站。”

出了锅炉房，伯爵推着“主教”，沿着走廊朝存放珍物的那些柜子走去。

“那儿。下面的架子上。把那本小红书拿过来。”

“主教”照伯爵吩咐的做了。他把那本《芬兰旅行指南》递给了伯爵。

伯爵点了点头，表示他们还得往地下室里面走。“主教”的脸色已变得一片惨白，才走几步，他的膝盖似乎都开始发软了。

“再往里走一点就到。”伯爵哄他道。过了片刻，他们来到那扇浅蓝色的大门前。

伯爵从口袋里掏出尼娜的那把钥匙，打开了门。“你进去。”他说。

“主教”走了进去，又转过身来问道：“你想把我怎么样？”

“我不想把你怎么样。”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永远都不回来了。”

“你不能就这么把我关在这儿，”“主教”说，“也许得好几周才会有人发现我呢！”

“开博亚尔斯基餐厅每日例会的时候你好像在场吧？列普列夫斯基经理同志。开会的时候你如果认真听了的话，你就应该知道，周二晚上宴会厅要办一场宴会。我敢肯定，到时候他们会发现你的。”

说完，伯爵把门一关，将“主教”锁在了那间屋里。那满满一屋子装的全是讲排场、充门面的浮华之物。

他和里面装的那些玩意儿倒是很般配，伯爵心想。

等伯爵回到塔楼底层时，时间已是凌晨三点。伯爵一边沿着楼梯往上走，一边为自己躲过了这场劫难而暗自庆幸。他伸手从口袋里掏出那本偷来的护照和芬兰马克币，把它们夹在那本旅游指南里。来到四楼的拐角，他忽然觉得背后袭来一股阴森森的凉意。在他正上方的楼梯口，那只形如鬼魅的独眼猫出现了。那猫正居高临下地打量着这位“前人民”——脚上只穿着一双袜子，腰带上别着两把手枪，手中拿着偷来的赃物。

据说，海军上将纳尔逊勋爵在一七九八年的尼罗河河口战役中被打瞎了一只眼睛。而在三年后的哥本哈根海战中，在他的上司已经发出了撤退信号时，他却把望远镜搁在他那只已经失明的眼睛前继续观察，指挥他的战船继续向敌人发起攻击，直到丹麦海军同意停战谈判为止。

这是大公最喜欢的故事，他还曾翻来覆去地讲给伯爵听，并教导伯爵要以此为榜样，在艰难困苦面前要坚忍不拔。可伯爵总觉得这故事不大可信。因为在武装冲突过程中，有时候真相也会像船和人一样受到伤害，甚至比后二者更容易受到伤害。可在一九五四年夏至开始的这个时刻，大都会酒店的那只独眼猫，盯着伯爵偷来的战利品看了半晌，居然没表现出一丝的失望和不满，便从楼梯上消失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