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2/2）
“她的名字叫索菲亚，家住大都会酒店。她是被一个遭到软禁的叫亚历山大·罗斯托夫的前人民抚养长大的。至于她的生父是谁好像还有些疑问……”
“我知道了。那你们找这个罗斯托夫问过话了吗？”
“问题就在这儿，先生。罗斯托夫也找不着了。我们一开始把酒店搜了一遍都没找到他，所有被盘问过的人都说自己从昨天晚上起就再没见过他。可今天下午，对酒店进行第二次，也是更彻底的一次搜查之后，我们在酒店地下室的储藏室里发现了被反锁在里面的酒店经理。”
“不会是列普列夫斯基同志吧。”
“就是他，先生。他好像是无意中发现了那个姑娘的叛逃计划，可在他去通知克格勃的路上，罗斯托夫将他制伏了，又拿枪逼着他，把他关进了储藏室。”
“拿枪逼着！”
“是的，先生。”
“罗斯托夫从哪儿搞来的枪呢？”
“看来他有两支用于决斗的老掉牙的手枪，他也真是铁了心要使一使它们。事实上，我们已经确认，他昨晚确实在经理办公室里冲斯大林的画像开了一枪。”
“冲斯大林的画像开枪。嗯，看来他还真是个残忍的家伙。”
“是的，先生。而且，容我多说一句，他还很狡猾。前天夜间，一对芬兰夫妇的芬兰护照和芬兰货币在他们的酒店房间里被盗了。而昨天晚上，又有一名美国记者的雨衣和帽子被人偷了。今天下午，派往列宁格勒斯基火车站的调查人员确认，有人看见一个穿着那身衣帽的男人搭上了去赫尔辛基的晚间列车。而后来，那身衣帽在位于维堡 (1) 的俄国终点站的卫生间里被人发现，同时被发现的还有一份芬兰旅游指南，可指南里的地图已被人撕去。鉴于搭乘火车进入芬兰的安检十分严格，我们估计罗斯托夫之所以在维堡下车，是打算步行穿越芬俄边界。我们已经通知了当地的安全机关，但他也有可能已经从他们的指缝之间溜了。”
“我知道了。”长官又重复了一遍，他从助手手中接过文件，放在了桌上，“你给我讲讲，最开始是怎么把罗斯托夫和被盗的芬兰护照联系起来的呢？”
“是列普列夫斯基同志，先生。”
“怎么说？”
“在列普列夫斯基同志被带到地下室去的时候，他亲眼看见罗斯托夫从一堆被扔弃的书当中拿走了一本《芬兰旅行指南》。正是靠他提供的这个情况，我们才迅速将他和被盗的芬兰护照联系在了一起，也才会马上派军官到车站去。”
“每一步都干得很漂亮。”长官说了一句。
“是的，先生。但有件事我还没想明白。”
“没想明白什么？”
“为什么罗斯托夫有机会拿枪把列普列夫斯基给毙了，却没这么做呢？”
“很显然，”行政长官说，“他没拿枪把列普列夫斯基毙了，是因为列普列夫斯基不是个贵族。”
“长官？”
“哦，没什么。”
长官伸出手指，在这沓新档案上轻轻敲了敲。已经走到门口的助手又迟疑着停下了脚步。
“还有事吗？”
“不，长官，没别的事。只是，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长官沉吟片刻，然后将身体朝椅背上一靠，脸上带着难以察觉的微笑答道：
“找几个普通的可疑分子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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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维堡终点站的洗手间里留下那些确凿证据的当然是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
和伯爵分手过后一小时，他穿戴上了美国记者的大衣和帽子，衣服口袋里揣着那份《芬兰旅行指南》，登上了去赫尔辛基的火车。在维堡下车之后，他把旅行指南里的地图撕下来，把指南和其他物品留在了车站洗手间的台子上。然后，他便空着双手搭上了下一班返回莫斯科的火车。
将近一年之后，维克托才有机会看到电影《卡萨布兰卡》。当看到画面移至里克的咖啡馆，警察把乌加特团团围住时，维克托的兴趣顿时被激了起来。因为他想起了在火车站咖啡馆里与伯爵的对话。于是他看得格外仔细：里克没有理会乌加特的求援；警察揪着乌加特的领子把他往外拖时，酒吧老板的表情十分冷静，也十分冷淡。可接着，当里克穿过混乱的人群向弹钢琴的乐手走去时，有一个镜头吸引了维克托的注意。那是个很小的细节，只有几个镜头：在向弹钢琴的乐手走过去的这短短的途中，里克从一位顾客的桌子旁经过，见桌上的一只鸡尾酒杯在刚才的混乱中被碰倒了，他便顺手将它竖了起来，同时他的步伐没有丝毫停顿，他对客人的安抚也没有丝毫中断。
对，维克托心想，就是这段，没错。
因为这就是卡萨布兰卡，一个战争期间遥远的前哨基地。这座城市的中心，在探照灯来回扫射之下，矗立着里克的美式咖啡馆。这里，被羁困在他乡的人可以聚在一起赌博、喝酒、听音乐，也可以互相出谋划策，互相安慰。最重要的是，他们还可以满怀憧憬和希望。而这一片乐土的中心则是里克。正如伯爵的这位朋友所见到的，酒吧老板对乌加特被捕的反应十分冷静，他甚至吩咐乐队重新开始演奏。这些都表明在某种程度上他对别人的命运有点漠不关心。可在混乱发生过后，他能想到把被撞倒的鸡尾酒杯扶起来，这难道还不足以证明，他至少还拥有一种基本的信念吗？而这个信念就是，一个人能够通过哪怕最细微的举动，为恢复这个世界的秩序出一把力。
没过多久
在一九五四年初夏的一个下午，在下诺夫哥罗德省的某个地方，一位六十来岁的高个子男人正站在几棵枯败的苹果树之间的深草中。他的脸上胡子拉碴，靴子上落满了灰尘，肩上背着旅行包，所有这些都给人一种印象——这些天来他一直都在徒步跋涉。然而，他身上看不出任何由此带来的疲惫。
旅行者在那几棵树中间停了下来。他朝前面看了看。在前面几步远的地方，他依稀辨认出那里从前有一条路，但多年前就已经被丛生的杂草掩盖住了。老人拐上了那条老路，脸上浮现出怀念而安详的微笑。这时，半空中传来一个声音问道：“你这是要上哪儿去？”
行进中的人停了下来。他抬头往上看，树枝沙沙作响，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从苹果树上跳到了地上。
老人睁大眼睛看着他。
“我说年轻人，你怎么和老鼠一样不声不响的？”
男孩一副得意扬扬的样子，看来他还以为伯爵是在恭维他。
“我也是。”树枝间又传来另一个胆怯的声音。
旅行者抬头一看，发现有个七八岁的女孩正坐在树干上。
“没错，你也是！你要不要搭着我的手下来呀？”
“不要。”女孩说。刚说完，她瞅准了角度，便自己从树上蹦了下来，正好落在旅行者的臂弯里。
女孩跳到地上，站到男孩身边。旅行者看得出，他们应该是兄妹。
“我们是海盗。”男孩一边像煞有介事地说着，一边作势朝前方地平线的方向眺望过去。
“我看出来了。”男人说。
“你是要去那座大宅子吗？”小女孩好奇地问。
“那里几乎没人去。”小男孩则提醒他说。
“它在哪一边？”男人问道，因为从树林里实在看不出什么名堂来。
“我们带你去。”
男孩和女孩领着老人沿着那条古老且杂草密布的道路走去。脚下的路渐渐变成了一条悠长且角度舒缓的弯道。他们走了十来分钟。这所大宅子刚才没被老人发现的原因现在终于揭晓了：早在几十年前，它就被烧为了平地；如今，这片空地的两头，只剩下两根歪倒在地的烟囱，而烟囱里居然还有一些烟灰。
假如你有一个曾经珍爱的地方，而且你有数十年都没回去过了，那么智者一定会劝你永远都不要回到那儿去。
在历史上，这一类发人深省的例子比比皆是：经过海上数十年的漂泊，在克服了种种艰难困苦之后，奥德修斯终于回到了伊塔卡；然而，数年之后他又不得不从那儿离开。而鲁滨孙·克鲁索在与世隔绝多年之后回到了英国，可在那之后不久，他又重新出海，前往那座他曾经无时无刻不梦想着逃离的岛屿。
在饱受了多年的思乡之苦后，这些旅居者为什么刚回到家，又那么快地弃家而去呢？其中的原因很难讲清。也许对离家多年又回来的那些人来说，对故乡的深厚感情和时间造就的无情变化结合在一起，给人带来的只能是失望。风景不再像记忆中那般美丽。苹果酒也不如昔日那般香甜。古老的建筑经过重修已面目全非，古老的习俗和传统也已经渐渐失传，取而代之的则是令人费解的新的娱乐方式。你心里想着自己好歹也在这一小片天地里住过那么多年，但如今，这里却几乎没人认识你，甚至根本不会有人认识你。因此，智者才会忠告你：离你古老的家园越远越好。
然而，无论有多少历史根据，世上都不会有任何一条忠告能适用于所有人。两个人，就像两瓶酒。即使是相隔一年出生，或者是出生在两座相邻的山上，他们之间的差异也可能是巨大的。仿佛是为了证明这一点，老人站在故宅的废墟前，心中并没有感到震惊、愤慨或者绝望，相反，他露出了一贯的微笑，充满留恋的祥和的微笑。当找到了那条被杂草掩盖的老路时，他脸上露出的也是同样的微笑。事实证明，只要一个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朝着他所期待的方向发生着改变，那么他便可以幸福地回首往事或重返故地。
同两位年幼的“海盗”道别之后，我们的旅行者来到了五英里之外一个当地的小镇。
许多昔日的地标都已不在了，对此他倒也不是太在意。可当发现位于小镇边上的小客栈还在时，他不禁松了口气。他低头走进客栈的前门，将旅行包从肩上取下来拎在了手里。打点客栈的是位中年妇女，她边在围裙上擦着手边从店后面走出来，然后跟他打了声招呼。她问他是否要住店。他说是，但他想先吃点东西。于是，她冲着通往小酒馆的门指了指。
他把头一低，走进门去。目前这个时间，酒馆里只有几个村民正零零散散地坐在几张老旧的木桌旁，喝着简单的白菜土豆炖汤，或者伏特加。有几个人从面前的食物上抬起头来打量着他。他冲他们友好地点了点头，然后举步朝酒馆最里面那间摆着一架老式俄罗斯火炉的小屋走去。在小屋的角落里，有张双人桌。坐在桌旁等着的她，头发虽然已经斑白，身姿却依然像杨柳一样婀娜。
(1) 苏联西北部港市，临芬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