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一通电话（1/1）

在怀亚特看守所的第一晚，我异常烦躁，几乎没怎么睡觉。梅森打起鼾来就像火车开起来一样响。一到早餐时间，我们就像解放了一样。终于可以走出牢房了，尤其是终于能冲个澡了。我是第一个到达公共浴室的，脱光衣服开始洗澡，但很快就遭到一名犯人的训斥：“这里不能光着身子洗澡！必须穿着短裤和拖鞋！这样才不会污染这个地方。”显然，这里的一切都需要我去学习，而且要尽快学。事实上，在怀亚特看守所的几乎都是惯犯和累犯，所有人好像都知道看守所里的规章制度和人情世故，只有我是个初来乍到的“菜鸟”。如果上不好这个“速成班”，我怕自己会成为大家嘲弄的对象。

我还必须想办法联系上那位行踪难觅的律师莉兹。我再次请求看管监区的狱警允许我给布卢姆打个电话。“这些话请您跟社工说，”他回答道，“她午饭过后就来。”起码我正在培养耐心——铁窗生活中一项重要的品质。午饭时间一过，社工就到了。但是大家一拥而上，都急着想要和她说话。等来等去，再等来等去——监狱的第一要义就是“等”——终于，轮到我了。那位社工接待了我，之后令人感动的一幕发生了。在给布卢姆打电话倾诉我的无助与绝望时，尽管电话信号被干扰，但这位美国联邦调查局探员还是听明白了我向他提出的请求。更令我喜出望外的是，他又给怀亚特看守所打了个电话，要求狱警通过社工把莉兹的电话号码转交给我。表面上看，这位善良的布卢姆比我自己的律师都更加关心我的辩护！

但是在和莉兹取得联系之前，我必须克服一个新的困难。要想顺利使用公共大厅那4部壁挂式电话机中的1部，就要先走一遍极其烦琐的流程。作为一名“新人”，我必须通过社工向怀亚特看守所的狱警递交一张清单，列上我“在住”期间所有需要联系的人。这张单子必须经过正式审批，而且由看守所当局记录在册。第一个问题：除了莉兹的电话号码（社工刚刚给我的），别人的电话号码我一个都记不住了。第二个问题：想要打电话，就必须付钱！每个犯人都有一个食堂账户，可以用它支付电话费用，通话费用高得离谱。但是我的钱包和信用卡等都被没收了，保管在莉兹那里！这简直就是一出在康涅狄格州上演的卡夫卡式悲剧。社工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破格”准许我使用她办公室的直线电话打给我的律师莉兹。

我终于能给她打电话了。她知道了我被关在哪座看守所。

“但是您的看守所在什么位置啊？”她虚情假意地问我。

她甚至都不愿意花力气去查一查这座看守所的地址！到底是她原本就无知透顶，还是她对我的事漠不关心？接下来的谈话更是让我无法安心。

“好吧，皮耶鲁齐先生，消息都不太妙……我打算向法院交10万美元的保释金，但他们认为这远远不够。很明显，美国司法部还想继续扣留您，检察官会把要价抬高。告诉我，您的银行账户里有多少钱？”

我脑海中快速地计算着。

“所有钱都加在一起，可能有40万美元左右吧。”

“嗯……这些估计还是不太够。您搞不到更多钱了吗？”

“搞不到了。虽然我是高管，但是我不是有钱人。我在巴黎郊区有一套房子，是零首付贷款买的，也就这些。不过，发生这件事可不只是我一个人的事，阿尔斯通呢？我也算是因为它而入狱，我想集团会介入吧？”

“有可能……好吧，您听好，我争取到了明天上午再次开庭的机会，审理您的保释请求。所以很快我们就会有结果的。您别太担心，我们会想办法的。”

“但愿。把这个消息也告诉卡尔，他是阿尔斯通的法务总监。我希望他在华盛顿和美国司法部会面结束以后，能来怀亚特看看我。”

我们的谈话结束后，莉兹查了我的黑莓手机，将我的妻子克拉拉、我的妹妹和父母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我。我向她交代了我信用卡的密码，请她尽快在我的食堂账户里存入50美元，以备随时需要。按照我的习惯，尤其是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我总是努力让自己保持冷静思考。这是要归功于我受到的工程师教育，还是出于我对数学的兴趣呢？面对所有复杂局面，我都采用运算的方式处理。我先排列出加号、减号，再做加法和减法。

有一条好消息：我在这个地狱般的看守所里的苟且生活没有几个小时了。明天一早，即使需要我抵押房子做保释金，法官也会裁定将我释放。在这样一个连杀人案的嫌疑犯都能释放的国度，任何其他的裁决结果对我而言都是天方夜谭。还有一条不太好的消息：作为将我释放的交换条件，负责裁决我命运的那个法官可能会禁止我在等待最终审判期间离开美国领土。从家庭和工作角度来看，这样的情况自然远非理想，不过也不算是个灾难。2006年返回法国之前，我已经在康涅狄格州工作7年了，对美国分公司非常了解，所以就算是我身在美国而不在新加坡，至少几个月之内，我也应该能继续领导锅炉业务不出大的差错。当然，这需要我的公司能授予一个为我量身定制的职位。但是，因为公司的缘故，我遇到了这么多麻烦，公司应该会比较通情达理，这是我能期待的最起码的结果吧！

与之相反的是，对我们全家来说，这将会是一场噩梦。2012年8月，我带着克拉拉和4个孩子到新加坡定居。这次迁居亚洲，对全家人来说都受益。我们夫妻二人克服了很多困难，新加坡的生活象征着新的开始。我们赌对了。孩子们在那里过得很快乐，完全融入了当地的环境。他们非常喜欢就读的国际学校，已经交了许多朋友。我现在仿佛还能看到那一幕：我们抵达新加坡后的第一周，加布里埃拉举着自己的平板电脑穿过整座房子，为她爷爷举办了一场虚拟的新居之旅。她当时的神情是那样自豪、那样快乐，其他孩子也和她一样。从那时起，我和克拉拉在新加坡的生活也步入正轨。

对克拉拉而言，我已失联近72个小时。虽说我出差时的确很少和家人电话联系，但是时候把实情告诉她了。我和律师已经商量好，明天开庭之后就会告诉她一切。那时我将重获自由，对她的打击就不会那么强烈。但是我该怎样向她解释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呢？如果我被迫滞留美国几个月，等待判决结果，那接下来的生活我们该怎么安排？难道要再举家搬迁一次吗？凭着神经生物学博士学位和工作经验，克拉拉刚刚被新加坡的一家大型法资企业雇用，她很喜欢自己的新工作。也许我自己一个人在波士顿住上一段时间会更好。但是克拉拉能忍受这样的分居生活吗？孩子们呢？

躺在牢房的床上，我反复思量着。这些无解的问题萦绕在我的心头。我重读了一遍起诉书摘要，试图理顺塔拉罕项目中相关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但那实在是太久远了……开庭预计是在明天上午11点，考虑到提审需要的时间，狱警应该会在天亮之前就把我叫醒，大概从凌晨4点就开始。按理说，我应该睡一会儿，但是床那么窄——宽度不超过半米，塑料床垫又那么薄，我怕自己睡觉的时候会掉下去。狱友们向我展示了防摔妙计：用绳子把床垫、毯子和床单打个厚厚的结捆在一起。这个方法很奏效，但是我感到实在透不过气来。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块烤肉，被绳子捆得死死的，想合上眼休息一下都是奢望。我一动不动、一声不响地等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