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2/2）
后来，人质们被拆分成三组，分别安置在三所不同的房子里：理查德和奥兰多在一所，埃罗·布斯和胡安·维塔在另一所，迪安娜和阿苏塞娜在第三所。前两位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带上出租车，在极其糟糕的路况下，穿梭在商业中心之间。同时，麦德林所有的安保人员都在寻找他们。他们被安排在一所还在初步施工阶段的房子里，共用一个房间。房间看起来更像是一间两米见方的牢房，有四名看守，厕所很脏，没有灯。他们只能睡在两张铺在地上的床垫上。隔壁房间一直锁着，那里住着另一个人质，据看守们说，绑架者向他索要上百万的赎金。那是一个魁梧的穆拉托人 [1] ，脖子上戴着一条实心的金链子。他的双手被捆着，处于绝对孤立的境地。
迪安娜和阿苏塞娜被带去的那座房子既宽敞又舒适，仿佛是某位大首领的私人宅邸，被绑架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她们都被囚禁在那里。她们在家用餐桌上吃饭，随意交谈，听流行唱片。阿苏塞娜的笔记上写到，她们听了罗西奥·杜尔卡尔和胡安·玛努埃尔·塞拉特的唱片。就是在这所房子里，迪安娜收看了在她的波哥大公寓里拍摄的电视节目。通过这个节目，她回想起她把衣柜的钥匙藏在了某个地方，但不确定是放在了音乐磁带后面，还是卧室的电视机后面。她还想起来，这场不幸之旅开始前，她最后一次匆忙地离开时，忘记了锁上保险箱。“但愿没人嗅到钱的味道。”她在给母亲的信中这样写道。几天后，在一档普通的电视节目里，她得到了让她安心的答案。
居家生活仿佛没有因为房子里有被绑架者而有什么不同。陌生的女士们来到家里，像对待亲属一样对待她们，送给她们神迹圣徒的纪念章和画像，希望帮助她们获得自由。全家人带着孩子和狗来到家里，在房间里快乐地玩耍。糟糕的是，天气总是不太好。好不容易有几次出太阳的时候，她们也不能出去晒太阳，因为外面总是有男人在工作，他们可能是化装成泥瓦匠的看守。迪安娜和阿苏塞娜躺在自己的床上，相互拍了照片，此时，她们的身体看起来还没有什么变化。但三个月之后，在迪安娜的另一张相片上，她显得非常憔悴苍老。
九月十九日，迪安娜得知了玛丽娜·蒙托亚和弗朗西斯科·桑托斯的绑架案。她不需外界的定论就明白，跟她刚开始以为的不同，对她的绑架并非一次独立事件，而是一次规模庞大的政治行动，目的是交换更好的条件。堂帕丘证明了这一点：有一份精选出的记者和重要人物名单，只要绑架者有利益需要，就会绑架他们。就是在那时，她决定写日记，不是为了记录她的生活，而是为了记录她的心情和对事物的评价，其中包括：囚禁生活细节，政治分析，人性观察，与家人、上帝、圣母和圣子的没有应答的对话。好几次，她完整地抄写了祷文（包括《主祷文》和《圣母经》），这是一种原始的方式，以书写的方式祈祷或许更加深刻。
很显然，迪安娜并不打算写一部可以出版的作品，而是在构思一本关于政治和人性的备忘录，写作的过程变成了她与自身痛苦的对话。她用又圆又大的字体写作，字迹清楚，但是很难解读，因为她把笔记本里横线间的空隙完全填满了。起初，她在清晨时分偷偷地写作，但是绑匪们发现之后，给她提供了充足的纸笔，好让她在他们睡觉的时候找点事做。
九月二十七日，在玛丽娜和帕丘被绑架一周之后，她写下了第一则笔记：“十九号（周三），本次行动的负责人到来。从那天开始，发生了很多让我窒息的事情。”她思考着为什么始作俑者没有宣布这起绑架案是他们的杰作，接着她自己回答道：一旦他们对始作俑者的目的起不到作用，那些人就可以无声无息地杀掉他们，而不会引起舆论的轩然大波。“我是这样理解的，我感到非常恐惧。”她写道。比起她自己的状况和从各方来的让她可以总结自身处境的消息，她更担心同伴们的状况。她一直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就像她所有的家人，特别是她的妈妈一样，随着时间的流逝，她的信仰变得愈发强烈而深刻，甚至达到了神秘主义的境地。她为所有与她生命相关的人，甚至为巴勃罗·埃斯科瓦尔，向上帝和圣母祈祷。“也许他最需要您的帮助。”在日记中她给上帝写道，“我知道，为了避免更多的痛苦，您努力让他看见善之所在。我代他请求您，让他理解我们的处境。”
毫无疑问，对于所有人而言，最困难的事就是学会与看守们相处。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的看守是四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十分粗鲁，而且频繁轮岗。每隔十二个小时就换两个人值班，他们坐在地上，拿着冲锋枪，时刻准备着。他们都穿着印有商业广告的短袖上衣、运动鞋和短裤，有时候自己用修枝剪把裤子剪短。六点开始值班的看守中，有一人会一直睡到九点，这段时间应该由另一个看守负责，但他在这个时段基本上也会睡着。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曾经想过，如果一队警察在这个时候发起突袭，看守们完全来不及清醒。
看守通常都是绝对的宿命论者，知道自己会英年早逝，而且接受这个事实，只在乎活在当下。他们做着可憎的工作，原谅自己的方式是帮助家人、买高档衣服、买摩托车，还有守护母亲的幸福。母亲是他们最爱的人，他们做好了为她赴死的准备。他们和受害者依靠着同一位圣子和同一位圣母生活，带着变态的虔诚，每天都向圣子和圣母祈祷，恳求他们的庇护和慈悲。因此，他们向圣子和圣母进献贡品，让他们帮助自己成功地犯罪。排在第二的信仰是氟硝西泮。这是一种镇静剂，能让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成就电影里的英雄伟绩。“和啤酒混在一起，喝的人立马会进入飘飘欲仙的状态，”一个守卫说，“所以，如果有人这时候借给他武器，他就会抢一辆车去兜风。别人把车钥匙交给他的时候，脸上的惊恐表情会让他感到享受。”他们憎恨其他的一切：政客、政府、国家、司法、警察、全社会。他们说，生活就是一坨狗屎。
一开始不可能分辨出他们，因为唯一能见到的是面具，所有人看起来都一样。也就是说：只有一个人。但时间向他们表明，面具能够遮挡面孔，但遮挡不了性格。就这样，她们一一辨认出了他们。每张面具后都有不同的身份、性格和无法磨灭的声音，还有一颗心。虽然她们并不愿意，但最后还是和他们一起分担囚禁生活的孤独，和他们打牌、玩多米诺骨牌、互相帮助解答旧报纸上的填字游戏和谜语。
玛丽娜服从看守们的规则，但也并非对他们一视同仁。她喜欢一些看守，讨厌另外一些；她像母亲一样在他们中间散布恶意的言论，最后酿成了内部矛盾，使得房间里的和谐氛围岌岌可危。但她强迫他们所有人念《玫瑰经》 [2] ，大家都照做了。
在第一个月的那些看守里，有一位患有突发痴呆症，还反复发作。他们叫他淘气包。他很喜欢玛丽娜，对她很亲热，还会对她发脾气。然而，从第一天起，他就是玛露哈最凶恶的敌人。他会突然间发疯，踹电视机，还用头撞墙。
那个最古怪、最阴郁、最沉默的看守非常瘦，几乎有两米高。他在面具外面又套了一件深蓝色汗衫，就像一个疯疯癫癫的修士。他被人叫作“和尚”，长时间弯着腰，处于一种恍恍惚惚的状态之中。他应该是最早来的几个看守之一，玛丽娜和他很熟，而且对他照顾有加，跟对待其他人不同。他休假回来之后会给她带礼物，其中有一个塑料的耶稣受难像，玛丽娜就用系在上面的普通绳子把它挂在脖子上。只有她见过他的脸，因为在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到来之前，所有的看守都不蒙面，丝毫不掩饰他们的身份。玛丽娜把这看作她无法逃出那个监牢的征兆。她说那是一个衣着考究的少年，有着她见过的最美丽的眼眸。贝阿特利丝相信这一点，因为他的睫毛又长又卷，从面具的孔隙里伸了出来。他能做出最好和最坏的事。就是他发现了贝阿特利丝戴着圣母像章项链。
“这里不准戴项链，”他说，“您得把它给我。”
贝阿特利丝痛苦地反抗。
“您不能拿走它，”她说，“这是噩兆，如果拿走它，我身上会发生不好的事。”
他被她的痛苦感染了。他解释说，不准佩戴像章是因为里面可能会有远距离定位的电子装置。但是他找到了解决办法：
“这样吧，”他提议说，“您把项链留着，把像章给我。很抱歉，但这是他们给我的命令。”
另一方面，“大灯”偏执地认为有人要杀他，常因恐惧而不住地颤抖。他能听见虚幻的声音；也许是为了迷惑想要认出他的人，他声称自己脸上有一道巨大的伤疤。他用酒精擦拭他碰过的所有东西，以免留下指纹。玛丽娜取笑他，但是无法缓解他的癔症。他会在半夜突然惊醒。“喂！”他非常害怕，低声说，“警察来了！”一天晚上，他关掉了床头灯，害得玛露哈在厕所门上狠狠地撞了一下，几乎失去了知觉。最过分的是，“大灯”还责备她不会在黑暗里活动。
“别操蛋了，”她说，“这又不是侦探片。”
看守们也像是被绑架了。他们不能在房子的其他地方活动，休息时他们睡在另一个房间，房子被锁死了，以免他们逃走。所有的看守都是安蒂奥基亚人，对波哥大很不熟悉。一个看守说，他们每隔二十或三十天休一次假，离开或前往这栋房子时，他们会被蒙上眼睛或是被装进汽车后备箱，以免他们获悉自己的位置。另一个看守害怕一旦他没了用处就会被杀，好把他知道的秘密埋进坟墓。蒙着面、衣冠楚楚的头目们会不定时出现，前来接收情报、发布指令。他们的决定是无法预测的，不论是被绑架者还是看守，都任由他们摆布。
人质们的早餐在最不合理的时刻到来，她们吃的是牛奶咖啡配香肠玉米饼。中午吃浸在灰色汤汁里的菜豆或兵豆、油渣肉丁、一勺米饭，喝一瓶汽水。房间里没有椅子，她们只能坐在床垫上吃饭。出于安全考虑，刀叉被禁止使用，她们只能用勺子吃饭。晚饭很随意，就吃热过的豆子和中午的其他剩菜。
看守们说，房子的主人拿走的钱占了预算的很大一部分。他们叫他“管家”。他四十来岁，体格健壮，中等身材，说话时鼻音很重，充血的眼睛从面罩的小洞里露出来，看起来昏昏欲睡，可以由此推测，他长着一张羊神般的面孔。他的妻子是一个叫妲玛莉丝的小个子女人，声音很尖，衣衫不整，满口蛀牙，可以整天扯着嗓子唱萨尔萨、巴耶纳托 [3] 和班布科 [4] 。她的听力像炮兵一样烂，但她是如此激情四射，让人不禁想象她独自一人在房子里随着自己的音乐翩翩起舞的场景。
要等到人质们提出抗议的时候，“管家”夫妻才会清洗杯盘和床单。抽水马桶一天只能冲四次水。星期天的时候，房主一家会出门，厕所会一直锁着，免得冲水的声音引起邻居的注意。看守们便在洗脸池或是淋浴排水口撒尿。只有当头目们的直升机快来的时候，妲玛莉丝才会试图掩盖自己的疏忽。她像消防员一样，用水管快速地冲洗楼道和墙壁。她每天都看电视剧，一直看到下午一点，然后把午餐要煮的东西一股脑儿扔进高压锅里，把肉、青菜、土豆、豆子全混在一起，然后点火，直到高压锅开始喷气。
她和丈夫频频争吵，证明恶言恶语拥有极大的力量和想象力，这种想象力有时能登上灵感的高峰。他们有两个女儿，一个九岁，另一个七岁，都在附近的学校上学，偶尔会邀请其他孩子来院儿里看电视或者玩耍。老师有时会在周六拜访他们。其他一些吵吵嚷嚷的朋友则随时会来，兴致一到就放音乐开派对。这时，“管家”夫妇就会锁上房门，强行关掉收音机，强迫玛露哈他们收看静音的电视节目，并且憋得再难受都不能上厕所。
十月底，迪安娜·图尔巴伊发现阿苏塞娜忧心忡忡、十分悲伤。她一整天都不说话，也没有心情和别人分享任何内容。这并不奇怪：阿苏塞娜聚精会神的能力十分出众，特别是在她阅读的时候，如果那本书是《圣经》的话，就更是如此了。但是，她当时的沉默还伴着担惊受怕的情绪和异常苍白的脸色。她坦白地告诉迪安娜，两周前，她就开始担心自己怀孕了。她算得很清楚，她被囚禁了五十多天，连续两次月经都没来。迪安娜因为这个好消息高兴地跳了起来——这是她典型的反应，但是，这加剧了阿苏塞娜的痛苦。
在最初的几次到访中，堂帕丘向他们承诺过，他们会在十月的第一个星期四被释放。他们觉得这是真的，因为情况有了明显的变化：更好的待遇、更好的食物、更多的行动自由。然而，总会出现更改日期的借口。在那个星期四之后，他们又被告知将于十二月九日被释放，以此庆祝国民制宪议会的选举。接着是圣诞节、新年、三王节、某人的生日。在延期的锁链里，这看起来更像是一小勺一小勺的安慰。
十一月，堂帕丘继续拜访他们，给他们带去了新书、当天的报纸、过期的杂志还有盒装巧克力，还向他们讲述其他被绑架者的情况。当迪安娜得知自己并不是被佩雷斯神甫囚禁时，她迫切地想要采访巴勃罗·埃斯科瓦尔。并不是为了发表（如果确实能发表的话），而是为了跟他讨论投降的条件。十月底，堂帕丘告诉她，她的请求被批准了。但是十一月七日的新闻报道给她的幻想带来了致命的第一击：麦德林队和国家队的足球比赛被玛露哈·帕琼和贝阿特利丝·比亚米萨尔被绑架的新闻报道打断了。
胡安·维塔和埃罗·布斯在牢房里得知了这则新闻，他们觉得这是最坏的消息。他们也得出了结论：他们只不过是一部恐怖电影的群众演员。是“凑数的料”，胡安·维塔说；是“废物”，看守们说。在一次激烈的争吵中，一名看守对埃罗·布斯喊道：
“闭嘴吧，您还真把自己当客人了。”
胡安·维塔陷入了沮丧之中。他吃不下，睡不好，迷失了方向。他选择了令人怜悯的解决方式：一次性死去，而不是每天死去无数次。他脸色苍白，一只胳膊失去了知觉，呼吸困难，总是做噩梦。当时，他只跟死去的亲人们对话，他看见他们活生生地来到自己床边。埃罗·布斯非常不安，于是掀起了一场德国式的骚动。“如果胡安死在这儿，那都是你们害的。”他告诉看守们。看守们听取了他的警告。
他们请来了孔拉多·普里斯科·洛佩拉医生，他是著名的普里斯科集团中的大卫·里卡尔多和阿尔曼多·阿尔贝托·普里斯科·洛佩拉的兄弟。他们从巴勃罗·埃斯科瓦尔贩毒初期就跟他合作。据说，他们在麦德林东北地区培养青少年杀手。传言中，他们领导着一群青少年杀手，干着最龌龊的勾当，其中就包括看守绑架的受害者。而与此产生对照的是，医疗界都认为孔拉多医生是业界翘楚，他唯一的污点在于，他是，或者曾经是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的家庭医生。他进来时没有蒙面，还用出色的德语向埃罗·布斯问好，这让德国人吃了一惊：
“你好埃罗，一切还好吗？” [5]
这次来访让胡安·维塔十分意外，并不是因为诊断结果——“精神高度紧张”，而是出于书籍爱好者的激情。医生给他开出的唯一药方是“读好书”糖浆。这个药方的效果和关于这位医生的政治新闻完全相反，囚犯们觉得那些新闻就像一剂毒药，可以杀死最健康的人。
十一月，迪安娜的不适加剧了：剧烈的头痛、痉挛性腹痛、重度抑郁，但是在她的日记里并没有医生来访的记录。她想，这或许是由于境况的停滞而产生的抑郁。接近年末，她的处境越来越不明朗。“在这里，时间流逝的方式与我们所习惯的不同，”她写道，“我对一切都提不起劲。”当时的一段记录反映了她的悲观情绪：“我回顾了我迄今为止的人生：有多少爱啊！多少次不成熟地做出重要的决定啊！浪费了多少时间在不值得的事情上啊！”在这场激烈的良心拷问中，她的职业占据了特殊的地位：“虽然我越来越确定从事新闻业意味着什么、应该是什么，但是我看不清我的空间。”她甚至也没放过自己的杂志，它“不仅在商业上贫乏至极，在出版内容方面也是如此”。她毅然判定：“它缺乏深度，分析也不足。”
当时，日子在所有人质等待堂帕丘的过程中流逝。总有人提前说他要来，但是很少能说准。他的来访是衡量时间的尺度。他们听见轻型飞机和直升机从房顶飞过，认为那是日常的巡逻。然而，每次飞机经过，看守们都会行动起来，他们会准备好武器，摆出战斗的架势。在不断重申的警告中，人质们知道，如果发生武装攻击，看守们会首先把他们杀死。
尽管如此，十一月以希望结尾。困扰阿苏塞娜·里埃瓦诺的疑惑消散了：她的症状是假性怀孕，可能是由精神紧张引起的。但是她并不感到庆幸。正相反，在最初的惊吓之后，生孩子的想法已经变成了一种幻想，让她有信心能在获得自由之后很快重生。而迪安娜则在“高贵者”发表的可能达成协议的声明中看见了希望。
对于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来说，十一月余下的时间是用来调整的。她们俩都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生存策略。贝阿特利丝很勇敢、很有个性，她安慰自己现实并没有那么可怕，并将这种安慰当作避难所。前十天她很能忍，但她很快就意识到，情况极其复杂凶险，于是她开始旁观困境。玛露哈是个冷静的分析者，反对贝阿特利丝近乎不理智的乐观。她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让她无能为力的事实，囚禁会是漫长且艰难的。她躲进自己的内心深处，仿佛蜗牛躲进了它的壳。她储存能量，深度反思，甚至习惯了自己可能会死去这一难以回避的想法。“我们不会活着从这里出去。”她对自己说。这种心安理得的宿命论却起了相反的作用，连她自己都惊讶万分。从那时起，她觉得她是自己的主人，她关注一切，关注所有人，并成功说服了看守，让规定变得不那么严苛。从被囚禁的第三个礼拜开始，连电视节目都变得让人无法忍受，填字游戏做完了，她们在房间里找到的几本杂志里少数几篇值得阅读的文章也读完了。这些杂志可能是之前某起绑架案留下的。但是，在最糟糕的日子里，玛露哈每天仍给自己保留了两小时完全独处的时间，就像她在被绑架前一直做的那样。
尽管如此，十二月的头几条新闻显示，她们有理由充满期待。玛丽娜预测着自己可怕的命运，玛露哈开始设计充满乐观色彩的游戏，玛丽娜很快也加入进来：有个看守竖起了拇指，表示赞许，她们认为这说明事情进行得很顺利。有一次，妲玛莉丝没有去买生活必需品，她们把这解读为已经不需要这些东西了，因为她们就快要被释放了。她们乐在其中，假装自己即将被释放，还选定了日期以及方式。她们生活在黑暗之中，因此想象着那一天会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她们还会在玛露哈公寓的露台上举办聚会。“你们想吃什么？”贝阿特利丝问道。玛丽娜厨艺精湛，口述了一份女王菜谱。她们开始是闹着玩，结束时已经信以为真。为了离开，她们梳洗换衣，给彼此化妆。绑匪曾预告，十二月九日是释放人质的日子，理由是庆祝制宪议会的选举。她们收拾停当，甚至为记者会做好了准备，想好了每一个答案。那一天在焦虑中流逝了，但并没有在苦恼中终结，因为玛露哈坚定地认为，她的丈夫早晚会把她们解救出来，她毫不怀疑这一点。
[1] 黑白混血人种。
[2] 即《圣母圣咏》，是天主教徒用于敬礼圣母玛利亚的祷文。
[3] 巴耶纳托是一种用手风琴、小鼓和瓜恰拉卡三种乐器演奏的哥伦比亚音乐。
[4] 班布科是哥伦比亚最有特色的歌舞，内容与爱情有关。
[5] 原文是德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