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2/2）

“在这方面，已经没有什么能做的了。”在漫长的思索之后，图尔巴伊叹了口气。“昨晚和今天发生了某些事，但他不能告诉我们。”

这场戏剧化的面谈促使妮迪娅·金特罗女士来到了台前。她是前总统图尔巴伊·阿雅拉的前妻，他又是她的舅舅。他们育有四个孩子，其中迪安娜是老大。绑架案发生的七年前，她与前总统的婚姻被教廷废除。之后，她与自由党国会议员古斯塔沃·巴尔卡萨尔·蒙松再婚。由于当过第一夫人，她清楚前总统身份的局限性，尤其是在他们如何被现任总统对待方面。“唯一应该做的，”妮迪娅曾经说过，“是让加维里亚总统认清他的义务和责任。”因此，虽然她并不抱有太多幻想，但她本人在这方面做了尝试。

在绑架案得到官方承认之前，她组织的公共活动就已经达到了不可思议的规模。她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占领广播电视新闻节目的活动，由孩子们朗读请愿书，恳求绑匪释放人质。十月十九日是全国和解日，那天，她成功让各大城市在正午十二点举行弥撒，祈求哥伦比亚人民和睦共处。在波哥大，这项活动在玻利瓦尔广场举行。与此同时，数个街区的居民组成的队伍拿着白手绢举行和平游行，他们点燃火炬，这把火炬直到人质们平安回来才会熄灭。因为她的行动，电视新闻在节目的开头播送所有被绑架者的照片，计算他们被关押的日子，而且随着他们被释放，不断撤掉相应的相片。同样也是因为她的倡议，全国各地的足球赛在开场之前都会呼吁释放人质。一九九○年全国年度选美冠军玛莉贝尔·古铁雷斯在她的获奖感言中，也以呼吁释放人质作为开场白。

妮迪娅出席其他被绑架者的家庭会议，听取律师的建议，通过哥伦比亚团结基金会进行秘密行动——至今，她领导这个组织二十年了，但她总觉得自己毫无建树。对于她这样个性坚定热情、敏感犀利的人来说，这样的结果难以接受。她将希望寄托在他人的行动上，直到发现他们身处一条死胡同之中。无论是图尔巴伊，还是埃尔南多·桑托斯，或是任何一名位高权重的人士，都无法给总统施压，让他与绑匪们协商。当图尔巴伊博士向她讲述上次拜访总统的失败经历时，她完全确定了这一点。因此，她决定自己行动，为了直接寻求女儿的自由，她开辟了通向自由的第二条战线。

那几天，哥伦比亚团结基金会位于麦德林的办事处接到了一通匿名电话，打电话的人说他有关于迪安娜的一手消息。他说，在麦德林附近的一个农庄，他的一位老朋友在他的蔬菜篮子里放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迪安娜在那里。他还说，看守们看球时，会喝得大醉，满地打滚，如果这时开展救援行动，他们不可能做出任何反应。为了在最大程度上保证安全，他还提供了农庄的草图。消息十分可信，妮迪娅甚至专程前往麦德林回复他。“我向线人请求，”她讲述说，“不要跟任何人谈起这条信息，并让他明白，如果有人试图营救，我女儿，甚至她的看守们都会遭遇危险。”

迪安娜在麦德林的消息让妮迪娅产生了前往拜访玛尔塔·妮耶维丝和安海莉塔·奥乔阿的想法，她们是豪尔赫·路易斯、法比奥和胡安·大卫·奥乔阿的姐妹。这三兄弟因为贩毒和非法致富被指控，还作为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的私人朋友而闻名。多年之后，回忆起那段艰难的日子，妮迪娅说道：“我带着强烈的愿望前去，希望她们帮助我与埃斯科瓦尔取得联系。”奥乔阿姐妹告诉她，她们的家人饱受警方的欺凌。她们认真听她倾诉，对她的遭遇深表同情，但是也告诉她，埃斯科瓦尔一事，她们无能为力。

玛尔塔·妮耶维丝明白绑架意味着什么。一九八一年，她本人被-19绑架，绑架者向她的家人索要巨额赎金。作为回应，埃斯科瓦尔创建了一个暴力组织——“杀死绑架者”（as）。三个月之后，在一场对抗-19的血腥战争之中，她获得了自由。她的姐妹安海莉塔也自认为是警察暴力的受害者，她们俩耗尽心力制作了一份清单，列出了警察的暴力行为、私闯民宅的行径和无数违反人权的罪行。

妮迪娅没有失去继续斗争的动力。最后，她希望她们至少能把她的信带给埃斯科瓦尔。她已经通过基多·帕拉送出了一封信，但是没有回音。奥乔阿姐妹一开始拒绝送信，因为埃斯科瓦尔之后可能会因为这封信带来的某种伤害而怪罪她们。然而，在谈话结束时，她们被妮迪娅的激情感染了。妮迪娅回到波哥大，确定她给两扇门各开了一条缝：一扇通往她女儿的自由，另一扇通往奥乔阿三兄弟的和平投降。因此，她觉得应该亲自把自己的行动告诉总统。

总统马上接见了她。妮迪娅开门见山地谈起奥乔阿姐妹对警察行为的不满。总统让她把话说完，只是偶尔提出几个密切相关的问题。他的意图很明显，他不想让指控像妮迪娅所说的那样严重。至于她个人的诉求，妮迪娅有三个需要：救出被绑架者；总统控制好局面，避免发生营救惨剧；延长“可被引渡者”投降的期限。总统给她唯一的保证是：不论是对迪安娜还是对其他被绑架者，如果没有家人的授权，不会实施任何营救行动。

“这是我们的政策。”他告诉她。

尽管如此，妮迪娅还是怀疑总统是否已经采取了充分的保障措施，防止有人试图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实施营救。

一个月前，在一位共同的朋友家里，妮迪娅和奥乔阿姐妹又进行了一次谈话。她还拜访了巴勃罗·埃斯科瓦尔妻子的姐妹，后者详细地向妮迪娅讲述了警方的欺凌事件，她和她的兄弟姐妹都深受其害。妮迪娅给她带去了一封写给埃斯科瓦尔的信，足有两页半长，几乎没有留白。她使用了花体字，在打了几次草稿之后，形成了用词准确而感情丰富的风格。她意图直抵埃斯科瓦尔的内心深处。开头写道，这封信不是写给那个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战士，而是写给巴勃罗这个人，“那个敏感的人，他爱自己的母亲，愿意为她献出自己的生命；写给那个拥有妻子，拥有幼小无辜而脆弱的孩子，并想保护他们的男人。”她发现，埃斯科瓦尔在利用绑架记者来引起舆论的关注，作为他事业的助力，但她认为，他得到的东西已经足够了。因此，她在信中总结道：“请您表现出人性本来的模样，并以世人了解的伟大与慈爱的姿态，把被绑架者还给我们。”

读信的时候，埃斯科瓦尔妻子的姐妹似乎真的被感动了。“我敢肯定，这封信会让他非常感动，”她停了一会儿，仿佛是在自言自语，“您现在所做的一切都会感动他的，这将对您的女儿非常有利。”最后，她把信折了起来，放进信封里，亲自把信封封上。

“您放心走吧。”她告诉妮迪娅，真诚得丝毫不让人怀疑，“巴勃罗今天就会收到这封信。”

那天晚上，妮迪娅回到波哥大，怀着希望等待那封信的结果。她决定求总统做一件图尔巴伊博士不敢提的事：在协商释放人质的同时，暂时中止警方的行动。她这么提了，加维里亚毫不拐弯抹角地说，他不能下达这个命令。“我们会提供司法政策作为备选。”他接着说，“但是，中止警方行动对释放被绑架者没有好处，只会让我们不再追捕埃斯科瓦尔。”

妮迪娅觉得自己面对的是一个铁石心肠的男人，他毫不在意她女儿的生命。当总统向她说明警力无法协商时，她不得不遏制自己愤怒的情绪。他说警方的行动不需要获得许可，他也不能要求他们停止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行动。那次拜访非常糟糕。

既然与共和国总统周旋后无功而返，图尔巴伊和桑托斯决定另辟蹊径，他们想不到除“高贵者”之外更好的选择。这个组织由前总统阿丰索·洛佩斯·米切尔森，前总统米萨尔·帕斯德拉那，议员迭戈·蒙塔那·古埃亚尔与红衣主教、波哥大大主教马里奥·莱沃约·布拉沃组成。十月，被绑架者的家属同他们在埃尔南多·桑托斯家里会面。他们先讲述了与加维里亚总统会面的情况。事实上，通过司法解释修改法令，从而给投降政策开辟新路径的可能性是那几次会面中唯一让洛佩斯·米切尔森感兴趣的内容。“得动点脑子。”他说。帕斯德拉那表示支持寻求新方法，以迫使毒贩投降。但是用什么武器呢？埃尔南多·桑托斯提醒蒙塔那·古埃亚尔，可以动员游击队的力量。

在一场漫长而顺畅的交流之后，洛佩斯·米切尔森得出了第一个结论。他说：“我们要跟‘可被引渡者’玩游戏。”于是，他提议写一封公开信，宣布“高贵者”已经掌握了被绑架者家属的话语权。大家一致同意让洛佩斯·米切尔森写这封信。

两天后，第一稿起草完毕，并在一场会议中被公布，基多·帕拉和埃斯科瓦尔的另一名律师出席了这次会议。那份文件第一次提出了贩毒可以被视为集体犯罪的观点，具有特殊性；还指出了一条通往协商的前所未有的道路。基多·帕拉跳了起来。

“一种特殊的犯罪，”他惊讶地大喊，“这真是太棒了！”

之后，他以自己的方式扩展了这一概念，他认为那是一种完美的特权，处于普通犯罪和政治犯罪之间的模糊边缘地带。这使得“可被引渡者”可能与游击队同样，取得政治地位。第一次阅读时，每个人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最后，埃斯科瓦尔的那名律师要求“高贵者”拿到一封加维里亚的信，以明确的、毫不含糊的方式保证埃斯科瓦尔的生命安全。

“我很遗憾地告知诸位，”埃尔南多·桑托斯对这个要求非常恼火，他说，“我不会插手这件事。”

“我更加不会。”图尔巴伊说。

洛佩斯·米切尔森强烈拒绝。于是，律师要求他们安排一次与总统的会见，让总统亲口向埃斯科瓦尔保证。

“这事儿没法在这儿谈。”洛佩斯说。

在“高贵者”聚集起来起草声明之前，巴勃罗·埃斯科瓦尔就已经获悉他们最隐蔽的目的。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他在一封急信中给基多·帕拉做出了极端的指示。“我给你自主权，你想办法让‘高贵者’邀请你去交流想法。”他写道。接着他罗列了一系列“可被引渡者”做出的决定，以赶在其他不同的提议之前确定他们的立场。

“高贵者”的信二十四个小时内就完成了，其中包含了关于之前行动的重要的新内容：“我们的调解行动有了新的意义，我们的努力不仅是为了一次偶然的营救活动，也是为了让所有哥伦比亚人得到真正的安宁。”这是一个全新的说法，让人充满希望。加维里亚总统觉得这很不错，但是他认为应该与“高贵者”划清界限，避免人们将其与官方立场混淆。他还指示司法部长发布通告，申明投降政策是让恐怖分子自首的唯一政策。

埃斯科瓦尔对这封信则是一行字都不喜欢。十月十一日，他刚读完登报的信函，就愤怒地把回复发给了基多·帕拉，之后哥伦比亚所有的沙龙里都回响着他的答复。“‘高贵者’的信简直无耻，”他说，“他们让我们尽快释放人质，因为政府为了研究我们的事耽误了时间。难道他们觉得我们又会上当吗？”他说，“可被引渡者”的立场和第一封信里写的一样，“既然我们在第一封信中提出的要求没有得到肯定的答复，我们就没有更改立场的理由。这是一次谈判，不是一场判断谁更聪明谁更愚蠢的游戏。”

事实上，当时埃斯科瓦尔已经领先“高贵者”好几光年了。他想让政府给他分配一块独立、安全的土地——一块监狱营地，正如他所说的，就像-19完成投降手续之后得到的那样。一周多以前，他交给基多·帕拉一封信，详细地说明了他想要的特殊监狱的情况。他说，最完美的地点是距离麦德林十二公里的一座农庄，这座农庄是他的财产，但登记在另一个人名下。恩比加多市政府可以租下该农庄，将其改造为监狱。“由于这需要很多开销，‘可被引渡者’将根据费用支付补贴。”他接着说。最后，他用一大段令人惊愕的话作结：“我之所以把这些都告诉你，是因为我希望你跟恩比加多市市长谈一谈，告诉他你是代表我去的，然后把我的想法解释给他听。同时，我希望你说服他给司法部长写一封公开信，告诉司法部长，他认为‘可被引渡者’没有寻求2047号法令的庇护是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恩比加多市能够建设一座特殊监狱，保障投降者的生命安全，以此为哥伦比亚人民的和平做出贡献。你去跟他们面谈，并明确提出让他们和加维里亚交涉，向他提议营地的事。”这封信的明显目的是强迫司法部长公开做出答复。“我知道，这会是一枚炸弹。”埃斯科瓦尔在信中写道，并以极其平和的语气结尾：“有了这些，我们就能逐步把我们的人带到我们想去的地方。”

然而，部长拒绝了信中提出的要求，埃斯科瓦尔不得不在下一封信里放缓语气。在这封信中，他第一次提供了比他所要求的更多的东西。为了换取监狱营地，他承诺解决不同贩毒集团、团伙和帮派之间的冲突，保证让一百名弃暗投明的毒贩投降，最终开辟一条和平之路。“我们没有请求赦免，没有请求对话，也没有请求任何他们说给不了的东西。”他说。这单纯是一个关于投降的提议。“这个国家的所有人都在请求对话，请求政治地位。”他甚至蔑视了对他而言最有价值的东西：“我对引渡没有意见。我知道如果被活捉，他们会杀了我，就像他们对所有人做过的那样。”

他的策略是，家属如果想要与被绑架者保持通信往来，就得拿极大的好处来换。“你告诉桑托斯先生，”他在另一封信中写道，“如果他想要弗朗西斯科还活着的证据，首先得发布《美国观察》的报告，再发一篇对其主编胡安·蒙德斯的采访，还有一篇关于麦德林屠杀、酷刑和失踪案的报道。”但是当时埃尔南多·桑托斯已经学会了如何处理这样的情况。他意识到，虽然他因循环往复的提案和反提案损耗极大，但对他的对手们也是如此。比如，基多·帕拉在十月底就经受着一种难以抵御的紧张状态的折磨。桑托斯回复埃斯科瓦尔，只要他没有得到儿子还活着的确凿证据，就不会发表一个字，也不会再次接待他的使者。阿丰索·洛佩斯·米切尔森以退出“高贵者”作为要挟，支持他的做法。

这种措施很有效。两周后，基多·帕拉在一家旅馆跟埃尔南多·桑托斯通话。“我和我的妻子坐车过来，十一点到您家，”基多·帕拉说，“我给您带了最美味的甜品。您不知道我享用了什么，您也想象不到您将会享用到怎样的东西。”埃尔南多立马觉得他们会把弗朗西斯科带过来。但是他们带来的只有他录在迷你磁带里的声音。为了听这卷磁带，他们花费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因为没有合适的录音机，直到有人发现电话机的自动应答器也可以播放磁带。

帕丘·桑托斯可以出色地从事多种职业，除了语音教师。他想以他思考的速度说话，但他的各种零碎的想法总是接踵而至，说得没有想得快。那晚，让人惊讶的是，一切与平时完全相反。他说得很慢，声音平稳，结构完美。实际上，帕拉带来了两条口信——一条给他的家人，另一条给总统，都是他在一周前录制的。

绑架者们自作聪明地让帕丘念了几则报纸头条作为录制日期的依据，埃斯科瓦尔必定不会原谅这个错误。这给了《时代报》法律编辑路易斯·伽农利用重磅新闻亮相的机会。

“他在波哥大。”他说。

事实上，帕丘朗读的一则新闻头条只在当地报纸中出现，发行范围仅限于波哥大北部。这条信息珍贵如金，如果埃尔南多·桑托斯没有反对武装营救，这条信息会有决定性的作用。

对他来说，这是个重获新生的瞬间，主要是因为磁带中的内容让他确定，被绑架的儿子赞同他处理绑架案的方式。此外，家人们一直认为帕丘是兄弟姐妹中最脆弱的一个，因为他脾气暴躁，情绪很不稳定。没有人会想到，在七十天的囚禁之后，他仍神志清醒，有着很强的自控力。

埃尔南多把全体家庭成员都召集到家里，让他们听录音，一直听到黎明。只有基多沉浸在痛苦之中。他哭了。埃尔南多朝他走了过去，安慰他。在汗湿的上衣里，他嗅出了恐惧的味道。

“别忘了，警察不会杀我。”基多·帕拉眼泪汪汪地告诉他，“但巴勃罗·埃斯科瓦尔会杀了我，因为我知道的太多了。”

玛丽亚·维多利亚无动于衷。她觉得帕拉在玩弄埃尔南多的感情，在利用他的弱点，一边给他点好处，一边从他身上榨取更多的东西。基多·帕拉应该在那天晚上的某个时刻感受到了这一点，他告诉埃尔南多：“那个女人是块铁板。”

事态进展到这一步时，十一月七日，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被绑架了。“高贵者”失去了立足之处。十一月二十二日，迭戈·蒙塔那·古埃亚尔向他的同伴们提议解散组织，此前他曾公布过这一计划。他的同伴们庄重地依次将关于“可被引渡者”最终条件的结论提交给总统。

如果加维里亚总统指望投降法令能迅速使毒贩们大规模投降，那么他必然要失望了。因为情况并非如此。新闻界、政界和知名法律界人士的反应，甚至是“可被引渡者”的律师们的合法提议都表明，应该修改2047号法令。首先，这部法令让任意一名法官都能以自己的方式操纵引渡。该法令的另一个缺点是，贩毒的决定性证据都在国外，与美国合作的每个阶段都变得非常关键，但是获取证据的期限非常紧迫。解决方法（在法案中没有体现）是延长期限，并将沟通的责任转移到共和国总统府，由总统负责把证据带回国。

阿尔贝托·比亚米萨尔也没有在法令中找到他所期待的决定性支持。他与桑托斯和图尔巴伊的交流以及他和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的律师的最初几次会晤，让他对形势有了整体的看法。投降法令是正确的，但有缺陷，他只有很小的行动空间去解救他被绑架的亲人。这是他对投降法令的第一印象。与此同时，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没有得到她们的任何消息，也没有获得丝毫她们活着的证据。他唯一与她们联系的机会是一封通过基多·帕拉送出的信，在信里他展现出乐观的态度，并保证不会再做任何与解救她们无关的事情。“我知道，您的情况非常糟糕，但请您放心。”他对玛露哈写道。

事实上，比亚米萨尔正处在阴霾之中。他已经山穷水尽，整个漫长的十一月里，他唯一的盼头就是拉法埃尔·帕尔多的承诺，他说总统正在构思一部可以补充、解释2047号法令的文件。“已经准备好了。”帕尔多告诉他。拉法埃尔·帕尔多几乎每天下午都会路过他家，随时把自己的行动告诉他，但是自己也不是很确定如何继续。比亚米萨尔与桑托斯和图尔巴伊进行过低效的对话，他的结论是，谈判已经陷入僵局。他不信任基多·帕拉。他了解一些基多在国会奔走钻营的往事，认为他是一个不正派的投机者。然而，不论好坏，那是唯一一封信，他决定彻底地赌一把。时间紧迫，他别无选择。

应他的请求，前总统图尔巴伊和埃尔南多·桑托斯约见了基多·帕拉，条件是埃斯科瓦尔的另一位律师圣地亚哥·乌里维博士也得出席。圣地亚哥·乌里维博士严肃认真，有着良好的声誉。基多·帕拉以他惯用的天花乱坠的词汇开启了对话，但比亚米萨尔从第一句话开始就用桑坦德式的斗牛技巧让他双脚着地。

“您别跟我瞎扯，”比亚米萨尔告诉他，“我们直奔主题吧。您到处尽要求些没用的，所以您把什么都弄僵了。现在只有一件事：很简单，这些家伙得投降认罪，坐十二年的牢。这是法律规定的。完了。作为交换，他们能获得减刑，保障生命安全。别的全是瞎扯淡。”

基多·帕拉毫不犹豫地顺势说话。

“您看，我的医生，”他说，“事情是这样的，政府说不会引渡他们，所有人都这么说。但是法令哪有明确指出这一点？”

比亚米萨尔表示赞同。如果政府表示不会实施引渡，那就要在法律的层面这么表示。说服政府修改法律中的模棱两可之处是任务所在。其他（对“特殊”罪行的狡猾解读，或是拒绝认罪，或是对不道德行为的揭发）只不过是基多·帕拉迷惑人的辞令。显然，对于“可被引渡者”来说，就像他们自己名字说明的那样，当时，唯一真实而紧迫的诉求就是不被引渡。因此比亚米萨尔认为，在法令中明确这一点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在此之前，他要求基多·帕拉坦诚、坚决地表态，而坦诚和坚决正是“可被引渡者”要求比亚米萨尔一方持有的态度。首先，他想知道帕拉被授予了多少权力进行谈判；其次，在法令修改完之后，需要多长时间才会释放人质。基多·帕拉很认真。

“二十四个小时之后他们就出来了。”他说。

“一定是所有人。”比亚米萨尔说。

“所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