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2/2）

对于三名人质来说，在洗完澡之后的漫长时间里，互相用保湿霜进行缓慢的腿部按摩是最持久的消遣。为了防止她们失去理智，看守们提供了充足的保湿霜。一天，贝阿特利丝发现保湿霜快用完了。

“等保湿霜用完的时候，”她问玛露哈，“我们该怎么办？”

“那就再管他们要。”玛露哈刻薄地回答，接着用更加刻薄的语气强调：“要不然，我们就看着办。对吧?”

“您别这么跟我说话。”贝阿特利丝勃然大怒，冲她大声喊道：“我现在之所以在这儿都是您的错！”

这样的爆发是难以避免的。在那一刻，她说出了她在这么些紧张压抑的白天与恐惧的黑夜里隐忍的一切。令人惊奇的是，这一情绪的爆发并没有伴随着更加强烈的恨意。贝阿特利丝处于一切的边缘，她克制地活着，独自咽下怨恨，不加细细品尝。一句简单的、漫不经心的话迟早会解放压抑在恐惧下的攻击性，当然，这是可能发生的最不严重的事了。然而，轮值的看守并不这么想。他担心会发生剧烈的争吵，于是威胁要把贝阿特利丝和玛露哈分开，关进不同的房间。

她们两人都很不安，因为对性侵的恐惧依然存在。她们相信，只要她俩在一块儿，看守们就不容易得手，因此把她们分开的想法总是最让她们恐惧的。另一方面，看守们总是两两出现，互相并不亲近，而且似乎在监视对方，这像是一种维持内在秩序的防备措施，以免人质出什么大岔子。

但是，看守们的压迫在房间里营造出了一种病态的氛围。十二月轮班的看守们带来了一台贝塔录像机，用来播放极其色情的暴力电影，时不时还会放些色情片。房间里充斥着令人无法忍受的躁动。此外，人质们上厕所的时候必须把门留一条缝，她们不止一次发现看守在偷窥。有一个看守一直用手顶着门，这样她们上卫生间的时候门就关不上了。当贝阿特利丝故意一下子把门关上的时候，他的手指几乎要废了。另一件让人不适的事情是值第二轮班的看守中有一对同性恋，他们用各种下流的方式调情，一直保持着兴奋的状态。“大灯”对贝阿特利丝一言一行的过分监视、赠送给她的香水和“管家”的无礼也是骚动的种种表现。他们互相讲述强奸陌生女人的经历，交流变态的色情行为和虐淫的快感。这让气氛变得更加怪异了。

由于玛露哈和玛丽娜的要求，一月十二日午夜前，“管家”为贝阿特利丝叫来了一位医生。那是一个年轻人，衣着得体，很有教养。他戴着一个黄色的丝质面具，和他的黄色衣服很相称。通常，蒙面医生很难让人觉得值得信任，但是，他一进门就表现得相当熟练。他能让人安心，给人带来安全感。他带着一只像行李箱一样大的高级皮箱，里面装着听诊器、血压计、心电描记器、便携化验箱和其他急救用品。他给三名人质做了全面的检查，用便携化验箱给她们化验了血液和尿液。

做检查的时候，医生悄悄对玛露哈说：“看着您处在这样的境地却无可奈何，我觉得自己是世上最羞愧的人。我想告诉您，我是被迫来这里的。我是路易斯·卡洛斯·加兰博士的朋友。我支持他，给他投过票。您不应该受这样的罪，但是请您试着克服它。冷静对您的身体有好处。”玛露哈对他的话非常欣赏，但为他道德的妥协程度感到惊讶不已。他跟贝阿特利丝说了一样的话。

她们俩的诊断结果是重度心理压力和早期营养不良，因此他建议要丰富、平衡膳食。他发现玛露哈有血液循环问题和需要警惕的水疱感染症状，便以七叶树、利尿剂和镇定片为基础给她开了药方。他给贝阿特利丝开了镇静剂，来减轻胃溃疡的痛苦。至于玛丽娜，他之前已经见过了，还给她提了建议，让她多注意自己的身体，但他发现她没有好好听取这些建议。他让她们三个每天至少散步一个小时。

从那时起，看守给她们每人一个装着二十片镇静剂的药盒，让她们早上、中午和睡前各服一片。极端的情况下，她们可以把镇静剂换成药效强劲的巴比妥，以便从恐怖的监牢暂时解脱。只要四分之一片，她们就能在数到四之前不省人事。

那天凌晨一点钟，她们开始在漆黑的院子里散步，看守们带着没上保险的机关枪战战兢兢地监视她们。走完第一圈的时候，她们有点晕，特别是玛露哈，她得靠着墙壁才不会摔倒。在看守们和妲玛莉丝偶尔的帮助下，她们最终习惯了这样散步。两个星期后，玛露哈就能快速走完一千圈，也就是两公里。她们三个的情绪都有了好转，日常生活也变得更加和谐。

除了房间之外，院子是那座房子里她们唯一熟悉的地方。她们散步的时候，院子里一片漆黑。但在月朗星稀的夜晚，可以看见一台破破烂烂的大洗衣机、电缆上晾着的衣服，还有乱七八糟的破盒子和废旧物品。洗衣机的雨棚上方是紧闭的二楼窗户，布满灰尘的玻璃上盖着报纸做的窗帘。被绑架者们猜想，不值班的看守们就睡在那里。院子里有一扇门通往厨房，另一扇通往被绑架者们的房间。还有一扇旧木板制的大门，它和地面之间有点缝隙，那是连接世界的大门。她们之后将会发现，这扇门通向一个安宁的牧场，复活节羔羊和散养的母鸡在那里吃草。似乎很容易就能把门打开，但是门口有一条看起来忠心不二的德国牧羊犬把守着。不过，玛露哈和它关系不错，当她走上前去摸它的时候，它不会叫。

阿苏塞娜被释放之后，只留下迪安娜独自一人。她带着前所未有的兴趣看电视、听广播，偶尔看看报纸，但是了解这些新闻却无法与别人谈论是唯一比得知它们更糟糕的事情。她觉得看守们对她很不错，她承认他们为了取悦她所付出的努力。“我不想形容，也很难形容我每一分钟的感受：疼痛、焦虑以及我经历的恐怖的日子。”她在日记里写道。她担忧她的生命安全，尤其对武装救援有着不曾止歇的恐惧。要释放她的消息常变成一句蛊惑人心的话：“就差一点了。”她想，那是一种无限延期的策略，用来等待制宪议会成立，做出关于引渡和赦免的具体决定。这种想法让她非常恐惧。过去，堂帕丘和她在一起很长时间，和她探讨，让她充分了解信息，但他现在跟她越来越疏远。他们无缘无故地不再给她送去报纸。随着元旦的远去，新闻，甚至电视剧都感染上了这个瘫痪国家的节奏。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反复向她承诺她会见到巴勃罗·埃斯科瓦尔本人，以此分散她的注意力。她演练自己的态度、理据和语气，肯定自己可以跟他谈判。但是，永远的拖延把她带入了不可思议的悲观的极点。

在那样的恐惧里，她脑海中的保护人形象是她的母亲，或许她从母亲那里继承了热情的性格、百折不挠的信念和对幸福捉摸不定的幻想。她们有与人沟通的才能，在被绑架的暗无天日的几个月里，这种才能使她有了奇迹般的洞察力。妮迪娅在广播电视上说的每一个词、做的每一个动作和最出人意料的强调处向身处黑暗监牢的迪安娜传递着假想的信息。“我总觉得她仿佛是我的守护天使。”她写道。她坚信，在众多的挫败之后，最后的成功将归功于母亲的奉献和力量。由于这种信念的激励，她幻想自己会在圣诞夜被释放。

圣诞前夜，房子的主人们为她举办了一场聚会，对自由的幻想让她在聚会时坐立不安。他们准备了烤肉、萨尔萨唱片、烧酒、烟花和五颜六色的气球。迪安娜把这当作一种道别。她甚至已经把手提包准备好，放到床上了。为了在他们释放她的时候不浪费时间，她从十一月就开始收拾了。晚上很冷，晚风像狼群般在树木间呼号，但她把这当作美好时光的征兆。当他们给孩子们分发礼物的时候，她想起了自己的孩子，盼望着明天晚上和他们在一起，以此来安慰自己。梦想实现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因为看守们送给她一件加了里衬的皮衣。也许，为了让她更好地忍受不幸，他们特意挑选了这件衣服。她肯定，她的母亲会像往年一样等她吃晚饭，还会在门上挂一个槲寄生花环，还有为她准备的“欢迎”标语。的确是这样的。迪安娜依然非常肯定自己会被释放，她一直等到聚会最后的碎屑在地平线上消失。又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早晨来临了。

接下来的周三，她独自一人在电视前搜索着频道。突然，她在屏幕上认出了阿莱桑德娜·乌利维的小儿子，那是《焦点》栏目为圣诞节制作的节目。当她发现这期节目的出现是因为她在阿苏塞娜给她母亲带去的信上要求庆祝平安夜时，感到惊喜万分。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的家人在场，图尔巴伊全家都在：迪安娜的两个孩子、她的兄弟姐妹和她的父亲。她父亲站在中间，他身材高大、精神萎靡。“我们并没有在庆祝。”妮迪娅讲述道，“然而，我决定满足迪安娜的心愿。我花了一个小时组装圣诞树，在壁炉里组装圣诞马槽。”尽管所有人都好心地不想给被绑架者们留下悲伤的回忆，但与其说是在庆祝，这更像是一场追悼会。但是妮迪娅坚信迪安娜会在那天晚上被释放，她在门上安了圣诞装饰和金色的欢迎标语。“那天我不能和大家一起过节，我感到非常痛苦。”迪安娜在她的日记中写道，“但是，这极大地鼓舞了我，我觉得自己离大家很近，我很高兴看见他们团聚在一起。”她非常喜欢玛丽亚·卡罗琳娜的成熟，也很担忧小米盖尔的孤僻，同时不安地想起他还没有受洗；父亲的悲伤让她难过，母亲让她十分感动——母亲在圣诞马槽里放了一件为她准备的礼物，在门上挂上了欢迎的标语。

迪安娜没有因为圣诞节的希望落空而消沉，相反，她对政府有了抗拒的态度。一开始，她对2047号法令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十一月的幻想正是基于这条法令而产生的。基多·帕拉的行动、“高贵者”的努力、对制宪议会的期望以及调整投降政策的可能性都激励着她。但是，圣诞节的失望让她不再体谅政府。她愤怒地想，为什么政府不考虑任何对话的可能性，而荒谬地让绑架案的压力决定一切。她明确地表示，她一直了解在受讹诈的情况下开展行动的难度。“在这方面，我是图尔巴伊家族的人。”她写道，“但是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流逝，事态已经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她不能理解政府面对在她看来是绑架者的嘲弄行为时所表现出的消极态度。她不明白，政府既然已经制定出针对他们的政策，并接受了一些合理的要求，为什么不以最大的力度威胁他们投降。“只要不强制他们投降，”她在日记中写道，“他们就可以舒舒服服地慢慢来，而且他们知道自己掌握着最重要的施压武器。”她觉得体面的调停已经变成了一盘象棋，双方挪动着自己的棋子，等着看谁会把对方将死。“但是，我会是哪颗棋呢？”她想，又坦率地回答，“我禁不住想，我们是可以被抛弃的棋子。”对已经消亡的“高贵者”团队，她直击他们的要害：“他们从极富人道主义精神的事业开始，到为‘可被引渡者’服务告终。”

一月，一位值班的看守闯进了帕丘·桑托斯的房间。

“这事玩儿完了，”他说，“他们要杀人质了。”

他说，这是为了给死去的普里斯科集团成员复仇。公告已经拟好了，几个小时后就会发布。第一个被杀的会是玛丽娜·蒙托亚，往后按顺序每三天杀一个人：理查德·贝塞拉、贝阿特利丝、玛露哈和迪安娜。

“您是最后一个。”看守安慰他说，“但您放心，死的人超过两个，这届政府就撑不住了。”

帕丘非常害怕，他根据看守的数据算了一笔账：他还能活十八天。因此，他决定给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写信。他在笔记本上写了整整六页，没有打草稿。他用分开的小写字母书写，像印刷体一样，比往常更容易辨认。他握笔很稳，他明白这不仅是一封道别信，还是他的遗嘱。

“不管结局如何，我只希望这场戏尽快结束，让大家最终都能得到安宁。”他在开头写道。他最感激的人是玛丽亚·维多利亚，他写道，和她在一起，他成了一个男人、一位公民和一名父亲。唯一让他遗憾的是，他过去更注重他的记者工作，而不是家庭生活。“在坟墓里我会感到内疚。”他写道。至于他几乎刚出世的孩子，他相信他们会被最可靠的人抚养长大，这让他感到安心。“等他们能理解曾经发生的一切的时候，再跟他们谈起我，这样他们能平静地消化我的死所带来的不必要的痛苦。”他感激父亲为他做了那么多事，只求他“在与我团聚之前，把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好，免得我的孩子们在将来的财产争夺中伤透脑筋”。于是，他谈起了他认为在未来的日子里“无聊但重要”的内容：他孩子们的富足生活和《时代报》家庭内部的团结。前者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日报给他的妻儿买的保险。“请让他们把提供给我们的东西交给你，”他说，“我为日报做出的牺牲并不完全是徒劳，这样才勉强公平。”关于报纸的行业、商业或是政治前景，他唯一担忧的是内部的斗争和分歧，他意识到大家族之间有着不小的冲突。“在这次牺牲之后，《时代报》将会分崩离析或是落入他人之手，这令人难过。”这封信以对玛丽亚维的感谢结尾，感谢他们在一起生活时的美好回忆。

看守感动地接过这封信。

“放心，老爹。”他告诉他，“我保证让这封信寄到。”

事实上，帕丘·桑托斯没能剩下十八天的时间，他只剩了几个小时。他是名单上第一个，谋杀的命令在一天前就下达了。由于机缘巧合，玛尔塔·妮耶维丝·奥乔阿在最后时刻通过第三人得知了这个消息，她给埃斯科瓦尔寄了一封求情信。她坚信帕丘的死最终将燃烧整个国家。她一直不知道他有没有收到这封信，但是，针对帕丘·桑托斯的命令从来没有真正被发布出来，他们发布的是一条针对玛丽娜·蒙托亚的无法撤销的命令。

玛丽娜似乎从一月初就有了预感。出于她从来不加以解释的理由，她决定在“和尚”的陪伴下散步。“和尚”是她的老朋友，在新年第一轮换岗时回来了。电视节目结束以后，他们会散步一个小时，之后玛露哈与贝阿特利丝会和她们的看守一起出来。一天晚上，玛丽娜回来的时候非常害怕，她看见一个穿着黑衣服、戴着黑色面具的人，他在洗衣机那里，在黑暗处看着她。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认为那又是她经常出现的幻觉，没有理会她。当天她们就证实了这个推断，因为放洗衣机的阴暗处没有任何光线，不可能看见一个穿着黑衣服的男人。而且，如果这是真的，那应该是家里的某个熟人。否则，那条害怕自己影子的德国牧羊犬会受到惊吓。“和尚”说，那应该是一个只有她能看见的幽灵。

然而，两三晚之后，玛丽娜散完步回来时，就处于真正的恐慌状态了。那个男人又来了，他总是一身黑衣，用令人毛骨悚然的注意力长时间观察她，而且完全不在意她也在看他。和前几晚不同，那天是满月，院子被笼罩在一种奇幻的绿色中。玛丽娜向“和尚”讲述这件事，“和尚”反驳了她，认为她在说谎。但是出于错综复杂的理由，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都对此感到困惑。从那时起，玛丽娜就不再散步了。幻想与现实之间的疑虑给人留下了无比深刻的印象，以至于玛露哈产生了真正的幻觉。一天晚上，她睁开眼睛，就着床头灯的灯光看见了“和尚”。他像往常一样蹲着，面具变成了一副骷髅。玛露哈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因为她把这幅景象同她母亲的忌日（即将到来的一月二十三日）联系了起来。

玛丽娜在床上度过了周末，似乎已经被遗忘的脊椎旧疾把她折磨得非常虚弱。初来时的混沌情绪又回来了。由于她无法自理，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开始照顾她。她们几乎抬着她去卫生间，喂她吃东西、喝水，在她的背后放一只枕头让她在床上看电视。她们宠着她，真心地爱她，但觉得自己被她前所未有地蔑视。

“我病得这么厉害，你们都不帮我，”玛丽娜对她们说，“我帮了你们那么多。”

有时候，对于玛丽娜来说，只有折磨着她的无助感在不断滋长。她连续几个小时激情洋溢地低声祈祷。事实上，这样的祈祷和处理指甲是她在那场危机中仅有的安慰。几天后，她厌倦了一切，筋疲力尽地躺在床上。她叹了口气：

“唉，随上帝所愿吧。”

二十二日下午，最开始来过的那个医生又一次来看望她们。他悄悄地和看守们谈话，并认真倾听了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关于玛丽娜身体状况的评论。最后，他坐在床边和玛丽娜交谈。他们说的应该是严重而秘密的事情，他们俩的窃窃私语声是如此微弱，没人能听清一个字。医生离开的时候比来的时候情绪更好，他承诺会很快再来。

玛丽娜沮丧地躺在床上，不时地哭泣。玛露哈试着鼓励她，玛丽娜用不停做祷告的方式感激她，而且总是充满情感地回应她，用僵硬的手握住她的手。玛丽娜跟贝阿特利丝的感情更加深厚，也同样亲昵地对待她。修剪指甲是唯一支持她活下去的习惯。

二十三日（周三）晚十点半，她们开始看《焦点》节目。她们期待听到迥异的词汇、熟悉的笑话、最意想不到的动作和歌词里可能藏匿加密信息的细微变化。但是，没有时间了。主题曲刚刚响起，房门就在这个奇怪的时刻被打开了。“和尚”走了进来，而那天晚上他并不用值班。

“我们是为奶奶来的，我们要把她带去另一个农场。”他说。

他仿佛在发出一个共度周末的邀请。玛丽娜躺在床上，仿佛被刻进了大理石里。她脸色惨白，连嘴唇也毫无血色，头发卷曲。“和尚”像孙子一般亲昵地向玛丽娜走去。

“收拾好您的东西，奶奶，”他对她说，“您有五分钟时间。”

他想帮她起身。玛丽娜张开嘴想说点什么，却又将话咽了回去。她没有依靠任何帮助就起了身，拿起装着她个人物品的袋子，向卫生间走去，走路时像梦游一般轻飘飘的，仿佛没有踩到地面。玛露哈毫不畏惧地质问“和尚”。

“你们会杀了她吗？”

“和尚”被激怒了。

“这些东西不能问。”他说，但他立马恢复了正常，“我已经说了，她会去一个更好的农场。我保证。”

玛露哈不惜一切代价尽力阻止他们把她带走。由于没有任何一位首领在场——这对于一个重要的决定来说是不正常的，她要求叫一个领导人来讨论这件事。但是另一个走进来的看守打断了争执，他还带走了收音机和电视机。他们没有解释一句就切断了电源，聚会的最后一寸光在房间里熄灭了。玛露哈请求他们，至少让她们把节目看完。贝阿特利丝表现得更加暴躁，但是并没有用。他们带走了收音机和电视机，并告诉玛丽娜他们五分钟后回来接她。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留在房间里，她们不知道应该相信什么，应该相信谁，甚至不知道那个捉摸不透的决定在何种程度上成了自己命运的一部分。

玛丽娜在卫生间里待了远远不止五分钟。她穿着完好的粉色汗衫、棕色的男袜和被绑架那天穿的鞋子回到屋里。汗衫很干净，刚被熨过。由于潮湿，她的鞋子上长了苔藓。它们看起来很大，因为在忍受了四个月的折磨之后，她的脚缩了两码。玛丽娜依然面色苍白，全身被冷汗浸湿了，但是她还留有一丝幻想。

“天知道他们会不会把我放了。”她说。

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不约而同地决定，无论如何，最基督的做法是欺骗她。

“当然了。”贝阿特利丝回答她。

“就是这样。”玛露哈第一次灿烂地笑了，“真好啊！”

玛丽娜的反应让人感到惊讶。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她们有什么口信要捎给家人。她们临时想出了尽可能好的答案。玛丽娜自嘲了一会儿，又问贝阿特利丝借“大灯”在新年时送给她的那瓶男士香水。贝阿特利丝把香水递给她，玛丽娜非常优雅地把香水喷到耳后。她没有照镜子，用手指轻轻地整理她暗淡的美丽银发。最后，她似乎为自由和幸福做好了准备。

事实上，她快要晕厥了。她向玛露哈要了一根烟。他们朝她走去的时候，她正坐在床上抽烟。她抽得很慢，也因为忧虑抽得很大口。与此同时，她一寸寸地审视那个糟糕又悲惨的房间，她在那里没有找到丝毫的怜悯，在那里，他们最后连死在床上的尊严都不给她。

为了不让自己哭出来，贝阿特利丝认真地重复了一遍给她家人的口信：“如果您有机会见到我的丈夫和孩子们，告诉他们我很好，我很爱他们。”但是，玛丽娜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了。

“别拜托我。”她回答的时候甚至没有看她，“我知道，永远不会有那样的机会了。”

玛露哈给她拿了一杯水和两片足够睡上三天的巴比妥。她得喂她喝水，因为玛丽娜的双手颤抖着，无法将杯子送到嘴边。当时，玛露哈看见了她闪烁的眼睛深处的东西，这足以让她发现玛丽娜连自己也没有欺骗得了。玛丽娜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谁，他们会对她做什么，她会被送到哪里；她明白，同样是出于同情，她顺从了她人生中剩下的最后的朋友。

他们给她带来了一顶新的风帽，帽子是粉色的，用羊毛织成，和她的汗衫很相称。在他们给她戴上帽子之前，她向玛露哈道别，给了她一个拥抱和亲吻。玛露哈为她祈福，告诉她：“放心。”她也给了贝阿特利丝一个拥抱和亲吻，跟她告别，对她说：“愿上帝保佑您。”贝阿特利丝直到最后一刻依然坚持自己的想法，沉浸在幻想之中。

“您就要见到您的家人了，真好呀！”她对玛丽娜说。

玛丽娜任由看守们摆布自己，没有流一滴眼泪。他们给她反着戴上风帽，给眼睛留了两个孔，让她能看清东西，还在风帽后颈处给嘴巴留了孔。“和尚”拉着她的双手，把她从房子里带走了。玛丽娜任由他带着，脚步很稳。另一名看守从外面把大门锁上了。

面对那扇紧闭的大门，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纹丝不动，不知道如何继续生活。车库里响起发动机的声音，后来，这声音消失在了地平线上。她们在那个时候才明白，他们拿走电视机和收音机是为了不让她们得知当晚的结局。

[1] 原文是英语。

[2] 玛琳·黛德丽（arlene dietrich，1901－1992），生于德国柏林，德裔美国演员兼歌手，著名好莱坞影星。

[3] 一种催眠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