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2/2）

玛露哈想，在这样的混乱中，他们怎么还能继续相信低声的对话、房间里的囚禁、由于安全因素而限制广播和电视的使用是有意义的。这样的癫狂让她觉得无聊，她开始反抗无用的监狱规定，她用自然的声音说话，随心所欲地上厕所。然而，她越来越害怕暴力，尤其是当“管家”让她和两名值班看守单独待在一起的时候。一天上午，剧情到达了高潮。当她在花洒下抹肥皂的时候，一名蒙面看守闯进了厕所。玛露哈及时用毛巾盖住了自己的身体，她恐惧地大声尖叫，尖叫声可能传遍了整座房子。由于害怕邻里的反应，他愣住了。他非常紧张，但是没有人出现，连一声叹息也没有。看守踮起脚向后退，仿佛他刚刚是走错了门。

在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时刻，“管家”带着另一个女人出现了，她很快就掌握了家里的大权。但是他们俩并没有控制住家中的混乱，反而加剧了这种乱象。那个女人在他烂醉如泥的时候跟他一样醉，而过去他要是喝醉了，事情总是以殴打和摔瓶子告终。吃饭时间变得无律可循。他们每周日都出门喝酒，玛露哈和看守们直到第二天才有东西吃。一天清晨，玛露哈单独在院子里散步，四名看守去洗劫厨房，而把机关枪留在了房间里。一个想法让她不寒而栗。她一边和牧羊犬交谈，抚摸它，和它轻声说话，一边仔细地斟酌那个想法。牧羊犬高兴地舔着她的手，心照不宣地发出哼哼声。巴拉巴斯的叫声把她从幻想中拉了回来。

这就是幻想的结局：他们把牧羊犬换成了一只面貌凶残的狗。他们禁止她散步，持续不断地监视她。当时，她最害怕的事是被塑料内芯的锁链绑在床上。巴拉巴斯把锁链卷起来，又展开，仿佛这是一串铁质念珠。玛露哈洞悉了他的意图。

“如果我想离开这里，我早就已经离开了。”她说，“好几次我都单独一人。我没有逃跑，那是因为我不想逃跑。”

大概是有人告了状，一天上午，“管家”带着可疑的谦卑态度走了进来，并说了一堆借口。他说自己非常羞愧，小伙子们往后会好好表现；他受命去找了他的妻子，她已经回来了。确实如此：妲玛莉丝回来了，她和过去一样，带着两个女儿，穿着色彩鲜艳的苏格兰迷你裙，煮着让人厌烦的兵豆。第二天，两名戴面具的首领带着同样的态度到来，他们粗暴地揪出四名看守，并且强制整顿了秩序。“你们再也不会回来了。”其中一名首领坚决得令人不寒而栗。他说到做到。

当天下午，他们派来了高中毕业生小组，二月的安宁就这样神奇地回来了：静止的时间，各种杂志，枪炮与玫瑰的音乐还有梅尔·吉布森的电影。电影里的雇佣枪手有着放荡不羁的内心。少年看守们和她的儿子们一样喜爱这些音乐和电影，这让玛露哈非常感动。

三月底，两个陌生人毫无征兆地出现了，他们戴着看守们借给他们的风帽，以免露脸说话。其中一个陌生人没等和她打招呼就开始拿裁缝用的米尺测量地面。与此同时，另一个陌生人试图博取玛露哈的好感。

“很高兴认识您，女士，”他说，“我们来给房间铺地毯。”

“给房间铺地毯！”玛露哈怒不可遏地大叫，“你们滚出去！我只想离开这里！马上离开！”

无论如何，最让人惊愕的不是地毯，而是地毯的含义：她的释放日期被无限延后了。后来，一名看守告诉她，她的解读是错误的，因为这也许意味着她很快就要离开了，他们是为了其他更需要慎重对待的人质翻修房间。但是，当时玛露哈确信，这可以理解为她生命中在这里度过的又一个年头。

帕丘·桑托斯也不得不想办法给他的看守们找点事做。当他们厌倦了打牌，厌倦了连续十次看同一部电影，厌倦了讲述他们充满男子气概的英雄事迹，便开始像笼中的狮子一样在房间里绕圈。能通过风帽上的小洞看见他们通红的眼睛。当时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休几天假，也就是说：在连续一周的狂欢中疯狂地喝酒吸毒，回来之后变得更糟糕。吸毒是被禁止的，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而且不仅仅在工作时禁止。但是，瘾君子总能找到摆脱上级监视的方法。日常的毒品是大麻，但是在困难时刻，他们会自制大量让一切不幸都心生畏惧的古柯膏。其中一名看守在过完狂欢之夜后，闯进房间，号叫一声吵醒了帕丘。魔鬼般的面具几乎贴在了他的脸上，他看见了充血的眼睛和一些落在耳旁的卷曲毛发。他闻到了地狱的硫黄味道。那是一名想和他一起结束狂欢的看守。“您不知道我有多混蛋。”早上六点，他在喝双份烧酒时说。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仅仅出于意识无法控制的冲动，他自说自话地讲述了自己的人生，最后他因为醉酒而神志不清。当时，帕丘之所以没有逃跑，是因为他在最后时刻缺乏了勇气。

在他的监狱生活中，玛利亚·维多利亚首创的私人简讯是最能鼓舞他的文字，《时代报》毫不遮掩、毫无保留地在它的版面上发布这些简讯。其中一篇简讯附上了孩子们的近照。他立即给他们写了一封信，内容尽是恐怖的真相。对于没有遭遇过这些事的人来说，他们可能会觉得十分荒谬：“我坐在这个房间里，被绑在一张床上，眼里充满了泪水。”从那时起，他给妻子和孩子们写了一系列发自肺腑的信，但他永远无法把这些信寄出去。

玛丽娜和迪安娜死去之后，帕丘失去了所有的希望。这时，逃跑的可能性来到了他面前。毫无疑问，他在城市的西边，他所在的街区是最靠近波雅卡大街的几个街区之一。他很熟悉这一片，因为在高峰期的时候，他从报社回家时总会走这条路来避开拥堵，他被绑架的那天晚上，他的车就是往这个方向行驶的。这里的大部分建筑应该都是成片的居民区，房子也是千篇一律的：车库的大门，小型花园，能看街景的二楼房间，而且所有的窗户都装有漆成白色的防护铁栏。他甚至在一周内确定了比萨店的距离，还确定了附近的工厂是巴伐利亚啤酒厂。那只发疯的公鸡是一个令人困惑的细节。起初，它随时会叫；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它在一个特定的时间于不同地点叫：有时它离得很远，会在下午三点叫；有时它就在他的窗边，会在凌晨两点叫。如果他们告诉他，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在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也能听见它的叫声，那么这个细节会更加令人不解。

他可以从走廊尽头、房间右边的一扇窗户跳下，窗户外面是一个封闭的小院子。接着他可以爬上覆盖着藤蔓的围墙，围墙旁边有一棵枝繁叶茂的树。他不知道围墙后面有什么，但既然这是一座街角的房子，那里应该是一条街道。而且，他几乎可以确定，那条街上有粮食店、药店和汽车维修店。然而，这可能是一个不利因素，因为那些可能是绑架者的伪装。事实上，帕丘曾经听到从那边传来讨论足球的声音，说话的两个人毫无疑问是他的看守。无论如何，翻过围墙逃走很容易，但是之后的一切就无法预料了。因此，另一个最好的选择是厕所，那是他唯一可以不带锁链去的地方，这是个不可或缺的优势。

他确定，逃跑必须在白天进行，因为他躺下之后从来不上厕所（即使他醒着看电视或是在床上写信），不同寻常的举动可能会暴露他。而且，店铺很早就会关门，邻居们在七点的新闻节目结束后就休息了，到了十点周围就不会有人出没。就连在波哥大震耳欲聋的周五夜晚，这里都只能听到啤酒厂缓慢的呼吸声或是涌入波雅卡大街的救护车短暂的鸣笛声。此外，晚上很难及时在荒凉的大街上找到藏身之处，人们会用插销和门闩锁上商店和住宅的大门，预防夜间的风险。

然而，三月六日，机会出现了——前所未有地转瞬即逝，而且是在晚上。一名看守带了一瓶烧酒，邀请他喝一杯。与此同时，他们在收看一档关于胡里奥·伊格莱西亚斯的电视节目。帕丘喝得很少，他只是想应付看守的要求。这位看守从那天下午开始值班，来之前就喝了酒。在那瓶烧酒喝完之前，他还没把帕丘绑起来就直接倒下了。帕丘非常困，没能看见从天而降的机遇。只要他想在夜间上厕所，他的值班看守就得陪着他去，但是他不愿意打扰看守幸福的醉态。他天真地走到漆黑的走廊，光着脚，穿着内裤，屏住呼吸走过其他看守睡觉的房间，其中一名看守鼾声如雷。直到那一刻，帕丘才意识到，机会已经在不知不觉间溜走了，而且最艰难的部分已经过去了。他感觉到胃里一阵恶心，他的舌头被冻住了，心脏裂开了一道缝。“我不是因为逃跑而害怕，而是因为不敢逃跑而害怕。”他后来说。他在黑暗中走进卫生间，并带着不回头的决心把门调整好。另一个看守在半梦半醒之间推开门，用手电筒照亮了他的脸。他们俩都呆住了。

“你在做什么？”看守问。

帕丘坚定地回答他：

“拉屎。”

他想不出别的理由。看守不知如何回答，他点了点头。

“好吧，”他最后说，“拉得愉快。”

他眼睛都不眨一下，继续站在门口用手电筒的光束照着帕丘，直到帕丘煞有介事地拉完屎。

在那一周的时间里，他被失败的沮丧打垮了，他决定用一种彻底的、无法挽回的方式潜逃。“取出剃须刀的刀片，切断静脉，天亮时我就死了。”他告诉自己。第二天，阿丰索·亚诺斯·埃斯科瓦尔神甫在他《时代报》的每周专栏上发表了一篇写给帕丘·桑托斯的文章，以上帝的名义命令他不要有自杀的想法。那篇文章在埃尔南多·桑托斯的办公桌上停留了三周，他一直犹豫要不要发表它——但他不知道为什么犹豫。一天前，他在最后时刻决定发表这篇文章，他还是不知道为什么做出这个决定。每次讲述这件事情的时候，帕丘都会重新经历一遍那天的惊愕。

四月初，一位拜访玛露哈的二级首领向她承诺，会替她求情，让她丈夫能给她寄一封信。她很需要这封信，这对她来说是精神和肉体的良药。他的话让人难以置信：“没问题。”大约晚上七点的时候，那个男人离开了。十二点半左右，她在院子里散完步，“管家”急匆匆地敲门，因为门从里面被反锁了。“管家”交给她一封信。这不是比亚米萨尔通过基多·帕拉寄出的信，而是他通过豪尔赫·路易斯·奥乔阿寄出的，格萝莉娅·帕琼·德·加兰在这封信上写了安慰她的附言。在这张纸的背面，巴勃罗·埃斯科瓦尔亲笔写了一段话：“我知道这对您和您的家人来说难以忍受，但是我和我的家人也非常痛苦。不过您别担心，我向您保证，无论发生什么，您都不会有事的。”最后，他透露了一个秘密，玛露哈觉得难以置信：“您不要在意我的新闻公告，那只是用来向政府施压的。”

相反，她丈夫在信中写的话让她感到丧气，因为他很悲观。他告诉她一切顺利，但是让她保持耐心，因为等待时间可能会变得更加漫长。比亚米萨尔确信，这封信在交给玛露哈之前会被别人阅读，因此他在结尾写了一句话。这种情况下，这句话不是写给玛露哈的，而是写给埃斯科瓦尔的：“请你为哥伦比亚的和平做出牺牲。”她被激怒了。她曾经数次感知到比亚米萨尔从露台上给她传出的精神信号，她全心全意地回答他：“让我离开这里吧，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照过镜子了，我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

因为那封信，她又有了一个亲笔写信回复他的理由，告诉他，耐心什么耐心，她已经耐心十足地忍受了那么多恐怖的黑夜，对死亡的恐惧会让她突然惊醒。她不知道那是一封旧信，写在与基多·帕拉协商失败和与奥乔阿一家的最初几次见面之间，当时比亚米萨尔看不见一丝希望的曙光，所以写不出一封乐观的信。但是现在，她的自由之路似乎已经确定了。

幸运的是，这种误解让玛露哈意识到，她也许不是因为这封信而感到如此愤怒，而是因为更早之前对丈夫无意识的怨恨：如果阿尔贝托能够掌控事件发展的进程，为什么他会让他们先放了贝阿特利丝？在十九年的共同生活中，她从来没有时间、理由和勇气来问自己这样的问题，她给自己的答案让她意识到了真相：她能忍受这场绑架至今，是因为她完全肯定她的丈夫会倾注他生命的每一秒钟来解救她；即使没有希望，他也一刻都不会停歇，因为他确信她都明白。那是就连他和她都没有意识到的——爱的盟约。

十九年前，他们在一次工作会议上相识，当时他们都是青年撰稿人。“我立马就喜欢上了阿尔贝托。”玛露哈说。为什么？她不假思索地回答：“因为他无依无靠的气质。”这是最让人意想不到的答案。第一眼看去，比亚米萨尔似乎是典型的脱离时代的大学生，头发及肩，胡子拉碴。他只有一件衬衫，下雨的时候才会洗。“我那时偶尔才洗一次澡。”现在谈起这事的时候，他哈哈大笑。第二眼看去，比亚米萨尔似乎是一个热爱聚会、游手好闲、脾气暴躁的人。但是玛露哈一下子见到了第三眼的他，一个会为了美丽女子失去理智的男人。如果这名女子聪明、感性，他会为她痴迷；如果她既培养出了铁腕又有一颗洋蓟般柔软的心，他会彻底为她疯狂。

被问到喜欢玛露哈什么方面的时候，比亚米萨尔眨了眨眼。也许是因为除了显而易见的优雅之外，玛露哈似乎并没有能让人爱上她的更好资质。那时她三十岁。十九岁时，她通过天主教会结婚，婚后和丈夫有了五个孩子：三个女孩，两个男孩——每隔十五个月就有一个孩子出生。“我一下子把所有的事都告诉了他，”玛露哈说，“让他明白，他正在踏入雷区。”他听完后，又眨了眨眼。他没有邀请她吃午饭，而是让一个共同的朋友邀请了他们俩。第二天，他和那个朋友一起邀请她；第三天，他单独邀请她；第四天，他们见了面，但没有吃午饭。就这样，他们继续用最好的借口每天见面。如果有人问比亚米萨尔，当时他是已经爱上她了，还是只想和她睡觉，他会用纯正的桑坦德人的方式回答：“别瞎说，我从没那么认真过。”也许，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他认真到了什么程度。

玛露哈的婚姻平淡，波澜不惊，非常完美。但是，她或许需要灵感与冒险，让她觉得自己是鲜活的。她以忙于工作事务为借口，匀出时间陪伴比亚米萨尔。她撒谎说有更多的工作，工作时间甚至包括每周六正午十二点到晚上十点。周日和假期，她临时编造出参加青年聚会、艺术讲座、午夜电影俱乐部等各种借口，只是为了和比亚米萨尔在一起。他没有问题：他单身，可以随时待命，用自己的方式生活，随心所欲。他有过很多个周六女友，但相当于一个也没有。他只差最后一篇论文就能成为一名像他父亲那样的外科医生。但是，时间更适合用来尽情生活，而不是用来治愈病人。爱情从波莱罗舞曲中滋生，直到留存了四个世纪的芬芳信笺、呜咽的小夜曲、手绢上的姓名首字母、鲜花中的情意、下午三点空荡荡的电影院都成为过去；全世界都鼓起勇气，抗议对披头士的疯狂喜爱引发的死亡。

相识一年之后，他们和玛露哈的孩子们一起住进了一间一百平方米的公寓。“那是一场灾难。”玛露哈说。她说得对：所有人都互相争吵，孩子和成年人都生活在破碎的碗碟、嫉妒和怀疑之中。“有时候，我恨他恨得要死。”玛露哈说。“我也恨她恨得要死。”比亚米萨尔说。“但是，只恨了五分钟。”玛露哈笑着说。一九七一年十月，他们在委内瑞拉乌雷尼亚市结婚，玛露哈的生命中又增加了一宗罪，因为她并没有离婚，也很少有人相信非宗教婚姻的合法性。四年后，他们两人唯一的儿子安德烈斯出生。惊险还在继续，但是他们觉得痛苦减轻了：生活已经教会他们，爱情的快乐不是用来让他们高枕无忧，而是用来让他们一块儿倒霉的。

玛露哈是阿尔瓦罗·帕琼·德·拉·托雷的女儿。阿尔瓦罗是四十年代著名的记者，他和两名出色的同事在一场载入新闻界史册的车祸中死去。玛露哈父母双亡，和姐姐格萝莉娅自小就学会了保护自己。二十岁的时候，玛露哈成了一名画家。后来，她成了一名年轻的报纸撰稿人。她还当过广播电视的导演、编剧和大型公司的公关和宣传主管，但其间她一直都是一名记者。她那吉普赛人的沉静眼神后，极好地隐藏着指挥才能。在这种才能的帮助下，她的艺术天赋和冲动个性从一开始就表现得淋漓尽致。比亚米萨尔则忘掉了医学，他剪了头发，把唯一的衬衫扔进了垃圾堆。他戴上了领带，成了一名销售专家，他可以卖掉别人给他的一切东西。但是，他的性情没有改变。玛露哈认为，是他，而不是生命中的各种打击，让她从繁文缛节和压抑的社交圈中解脱。

他们分头工作，孩子们在学校里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下午六点，玛露哈下班回家照顾他们。她从自身严格、传统的教育中吸取教训，她不想成为出席家长会的母亲，也不辅导他们写作业。女儿们抱怨说：“我们想要一个和别人一样的妈妈。”但是，玛露哈从另一个角度推动他们前进，让他们具备了做一切想做之事的独立精神和各种素养。奇怪的是，所有的孩子都想变成她想让他们成为的样子。现在，莫妮卡是从罗马美术学院毕业的画家和平面设计师。阿莱桑德娜成了一名记者，还是电视节目制作人和导演。胡安娜是电视电影编剧和导演。尼可拉斯是一名电影电视作曲家。帕特里西奥是一名心理学家。安德烈斯是一名经济学学生。由于父亲的坏榜样，他喜爱政治。二十一岁时，他被民众选为波哥大北部查皮内罗市的市政府成员。

路易斯·卡洛斯·加兰和格萝莉娅·帕琼还是恋人的时候就一起共事，这对阿尔贝托和玛露哈都没有预见到的政治生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凭借他宣扬的新自由主义，加兰在三十七岁时进入了共和国总统选举的最后环节。彼时已是他妻子的格萝莉娅是一名记者，玛露哈也在推广和宣传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她们领导团队规划并实践了六场选举活动的形象策略。比亚米萨尔在销售方面的经验给加兰提供了很少有政客了解的波哥大的物流信息。在疯狂的一个月里，三人小组举办了新自由主义在首都的第一场选举活动，打败了经验丰富的竞选经理。在一九八二年的选举中，比亚米萨尔被写入了竞选名单的第六位。本来至多会选出五名议会代表，但那次最终选出了九位。不幸的是，那场胜利是阿尔贝托和玛露哈新生活的序幕，八年后还引发了那绑架案中可怕的爱情考验。

收到信大概十天之后，被叫作“博士”的大首领（他被视为绑架案的总经理）毫无预兆地拜访了玛露哈。她在被绑架当晚被带去的第一座房子里见过他。后来，在玛丽娜被杀害之前，他大约来过这里三次。他曾经和玛丽娜进行过长时间的低声交谈，这只能解释为他们之间长久的信任。他和玛露哈的关系一直很糟糕。对于她的任何提问，不管多么简单，他总是粗鲁而高傲地回答：“您在这里没有发言权。”还有三名人质的时候，她想向他抗议房间的糟糕条件，她将她的顽固性咳嗽和迁移性疼痛归咎于这种条件。

“我曾经在比这糟糕一千倍的地方度过比这糟糕得多的夜晚。”他恼怒地回答她，“你们以为自己是谁？”

他的到访预示着将有重大事件发生，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总是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然而这一次，由于埃斯科瓦尔的信，玛露哈有了面对他的勇气。

沟通马上开始，而且出乎意料地顺畅。她一开始就毫无恨意地问他，埃斯科瓦尔想要什么，谈判进行得怎么样了，他很快投降的可能性有多大。他毫无保留地向她解释，如果没有给巴勃罗·埃斯科瓦尔、他的家人和手下提供足够的安全保障，一切将会非常困难。玛露哈向他问起基多·帕拉，他的行动曾经让她充满了希望，她很好奇他怎么突然消失了。

“他表现得不太好，”他平淡地告诉她，“他出局了。”

这句话可以用三种方式解读：他或许丧失了权力，或许已经出国了——就像新闻公布的那样，或许已经被杀害了。他带着答案逃跑了，但事实上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答案。

一方面是出于难以抑制的好奇心，另一方面是为了赢得他的信任，玛露哈还问他是谁写了那封由“可被引渡者”指定寄给美国大使的信，信上谈论了引渡和毒品贸易的问题。这封信论据有力，书写规范，引起了她的注意。“博士”并不是很肯定，但他确定埃斯科瓦尔都是亲自写信，他会反复斟酌，不断打草稿，直到他能准确无误、没有前后矛盾地说明他想表达的内容。在将近两个小时的谈话结尾，“博士”又谈到了投降话题。玛露哈发现他对这个最初的话题更感兴趣，而且他不仅在意埃斯科瓦尔的命运，还在意自己的命运。她对法令引发的论战和法令的演变有着成熟的见解，了解投降政策的细枝末节以及制宪议会关于引渡与赦免的倾向。

“如果埃斯科瓦尔不考虑在监狱里待上至少十四年，”她说，“我认为政府不会接受他的投降。”

他非常欣赏这个观点，以至于冒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想法：“您为什么不给老板写信？”接着，面对玛露哈的茫然，他很坚持。

“真的，给他写信吧，”他对玛露哈说，“会很有用的。”

他们说干就干。他把纸笔递给玛露哈，不慌不忙地等待着，从房间的一头走到另一头。玛露哈坐在床上，用一块木板垫着信纸。在开始写第一个字到完成最后一个字的过程中，她抽了半包香烟。她简单地向埃斯科瓦尔表达了感谢之情，因为他的话让她有了安全感。她说她没有要报复他的想法，也不想报复负责绑架事宜的人，她因所有人都用体面的方式对待她而心存感激。她希望埃斯科瓦尔能够寻求政府法令的庇护，这样他和他的孩子们就能在自己的国家拥有一个不错的未来。最后，她像比亚米萨尔一样在信里向他提议，让他为了哥伦比亚的和平做出牺牲。

“博士”原本期待她写一些关于投降条件的更加具体的内容，但是玛露哈说服他，如果不在一些不适宜或是容易被误解的细节上犯错，她所写的内容能起到一样的效果。她说得有道理。埃斯科瓦尔把这封信交给了媒体。当时，由于对投降的关注，他把这封信放在了触手可及的地方。

趁着那一次邮递，她给比亚米萨尔也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和她在狂怒状态下设想的完全不同。这让他在沉默数个礼拜之后重新出现在了电视上。那天晚上，在巴比妥的作用下，她梦见埃斯科瓦尔走下直升机，利用她当挡箭牌躲过了枪林弹雨，这仿佛是西部牛仔电影的未来版本。

拜访结束时，“博士”向房子里的人下达了指令，让他们善待玛露哈。“管家”和妲玛莉丝对新命令非常满意，他们甚至偶尔会表现得过分开心。在告别之前，“博士”决定更换看守。玛露哈请求他不要这么做。三月的骚乱过后，四月值班的年轻人让她松了口气，而且他们依然和她保持着和平的关系。玛露哈已经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们和她谈论他们听到的“管家”和妻子的对话，还告诉她毒贩们的内部矛盾，这曾经是重大机密。他们甚至向她承诺（玛露哈也相信他们）——如果有人试图对她不利，他们会是首先出手制止的人。他们从厨房偷出零食给她，证明对她的情谊。他们还送给她一罐橄榄油来遮盖兵豆的恶心味道。

折磨着他们的宗教忧虑是唯一的难事，因为她没有宗教信仰，而且对信仰一无所知，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她多次冒险打破房间的和谐。“来看看，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她问他们，“如果杀人是罪过的话，为什么你们要杀人？”她挑衅他们：“你们在下午六点念了那么多玫瑰经，点了那么多的蜡烛，和圣子一起做了那么多事。但如果我想逃跑的话，你们不会想着圣子，你们会一枪打死我。”辩论变得异常激烈，其中一名看守害怕地大叫起来：

“您是无神论者！”

她大叫着回答说是。她从来没有想过要引发这样的惊愕。她意识到，她无益的过激行为可能会让她付出惨痛的代价。她编造出了一套关于世界和生命的宇宙论，让他们和平讨论。因此，把他们换成其他陌生的看守是不合时宜的。但是，“博士”解释说：

“这是为了解决机关枪的问题。”

当新的值班看守到来的时候，玛露哈明白了他想说的话。那是几个没有武器的扫地工，他们整天打扫、拖地，甚至比过去的垃圾和脏乱状态更让人厌烦。但是，玛露哈逐渐不再咳嗽了，新秩序让她可以冷静、专注地看电视，这对她的健康与平衡状态很有帮助。

不信神的玛露哈完全不关注《上帝一分钟》，这个奇怪的节目时长六十秒，八十二岁的欧德 [1] 主义神甫拉法埃尔·加西亚·埃莱罗斯在节目中并不进行宗教反思，而是进行社会反思，他的反思常常是非常晦涩的。相反，帕丘·桑托斯是一个狂热的实践型天主教徒，他对与专业政治家不太相关的信息更加感兴趣。一九五五年一月，这档节目在国家电视台第七频道开播。从此，神甫成为国内最著名的人物之一。在此之前，他自一九五○年起就是卡塔赫纳一家电台的知名主播；一九五二年一月，成了卡利一家电台的主播；一九五四年九月，成为麦德林一家电台的主播；同年十二月，他当上了波哥大一家电台的主播。他几乎在电视传媒体系启动的同时就开始在电视台工作。他凭借直截了当、偶尔粗暴的风格而出类拔萃。他说话时，用一双雄鹰般的眼睛专注地看着观众。从一九六一年开始，他每年都会组织“百万晚宴”，许多著名人士（或是想成为著名人士的人）都会参加这个活动，他们花一百万比索买选美冠军端上的一碗法式清汤和一块面包。活动目的是给同名社会福利机构筹集资金。引发骚动的一次邀请发生在一九六八年，他们给碧姬·芭铎寄了一封私人邀请函。这名女演员立即接受了邀请，这掀起了哥伦比亚“上流社会”的轩然大波，并威胁到了晚宴的举办。神甫坚持他的决定。后来在巴黎布洛涅工作室及时发生了一场火灾，再加上飞机上没有座位的神奇理由，那次全国性的荒唐事件最终没有发生。

帕丘·桑托斯的看守们是《上帝一分钟》节目的忠实观众，但是他们更关注其中的宗教内容，而不是社会内容。就像大多数安蒂奥基亚贫民家庭的成员一样，他们盲目地相信那位神甫是一名圣徒。他说话的语气总是愤怒的，而内容有时是难以理解的。四月十八日的节目（虽然没有提及姓名，但毫无疑问是献给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的）是难以破译的。

“我听说，他想投降。我听说，他想跟我谈一谈。”加西亚·埃莱罗斯神甫直视镜头。“啊，大海！啊，下午五点，太阳西沉时的科韦尼亚斯海！我该怎么做？我听说，他已经厌倦了他的生活，厌倦了纷争。但我不能把我的秘密告诉任何人。然而，在我的内心深处，这个秘密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请告诉我，大海啊！我能这么做吗？我该这么做吗？你熟悉哥伦比亚的所有历史，你见过印第安人在海边祈祷，你听说过历史的传言：我应该这样做吗？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会被拒绝吗？我会在哥伦比亚被拒绝吗？如果我这样做了，当我和他们同行的时候，会遇到枪林弹雨吗？在这场冒险中，我会和他们一起倒下吗？”

玛露哈也听见了，但是她不像许多哥伦比亚人一样觉得奇怪，因为她一直认为，这位神甫喜欢信口开河，然后迷失在宇宙星辰之间。她把这个节目看作七点钟的新闻栏目前无法避开的开胃菜。那天晚上，这档节目引起了她的注意，因为一切跟巴勃罗·埃斯科瓦尔有关的事物都与她有关。她感到困惑和好奇，同时还觉得非常不安，因为她无法确定那段晦涩难懂的预言背后所蕴含的深意。相反，帕丘确定，神甫会把他从炼狱中解救出来，他高兴地拥抱了他的看守。

[1] 若望·欧德（jean eudes，1601－1680），法国神甫、传教士，创立了耶稣圣母会和仁爱圣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