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2/2）

很难把玛露哈从“管家”和妲玛莉丝的怀抱中解救出来。妲玛莉丝把面具抬到鼻子上，亲吻着玛露哈，请她不要忘记自己。玛露哈感受到了她的真情。总之，在她生命中最长、最煎熬的日子结束之时，那是她度过的最快乐的一分钟。

他们给她戴上的应该是他们手头最脏、最臭的一顶风帽。风帽是反过来戴的，在后颈处给眼睛开了小洞。她不由得想起，他们在杀死玛丽娜时，也是这样给她戴上风帽的。她拖着两条腿，在黑暗中被带进一辆汽车，那辆车和他们用来绑架她的车子一样舒适。他们让她用同样的姿势在同一个位置上坐下，采取了同样的防范措施：让她的头靠在一个男人的膝盖上，以免别人从外面看见她。他们警告她，他们会经过好几个警察岗哨。如果他们在某个岗哨上被拦下了，玛露哈得摘下风帽，好好表现。

下午一点，比亚米萨尔已经和他的儿子安德烈斯吃完了午饭。两点半，他躺下午睡，一直睡到了五点半。六点，当电话铃响起的时候，他刚刚淋浴完，开始穿衣迎接妻子。他拿起了床头柜上的话筒，只说了一句：“喂？”一个身份不明的声音打断了他：“她会在七点过几分的时候到家。他们快要出发了。”匿名者挂断了电话。那是一个意料之外的通知，比亚米萨尔对此很感激。他给门房打电话，确定他的汽车停在花园里，司机已经准备好了。

他穿上了一套深色的衣服，戴上了一条有浅色菱形花纹的领带，准备迎接妻子。他前所未有地苗条，因为在六个月的时间里，他瘦了四公斤。晚上七点，他来到客厅，准备在玛露哈到家的同时接受记者采访。她的四个孩子和他们共同的孩子安德烈斯也在那里。只差尼可拉斯，这位家族的音乐家将在几个小时内从纽约赶来。比亚米萨尔坐到离电话机最近的沙发上。

当时，距离玛露哈获得自由还有五分钟。与被绑架的那天晚上不同，通向自由的旅程迅速而畅通。起初，他们行驶在一条碎石小路上，拐了很多不适宜豪华轿车拐的弯。玛露哈通过对话判断出，除了她身边的男人之外，车上还有一个人，坐在司机旁边。她认为“博士”不在他们中间。一刻钟后，他们强迫她躺在地上。大约五分钟之后，他们停了下来，但是她不明白为什么。然后，他们驶进了一条喧闹的大道，七点的交通非常拥堵。接着，他们非常顺利地进入了另一条大道。当总时长过去不到三刻钟的时候，车子突然刹车。司机旁边的男人向玛露哈发出了一道决绝的命令：

“好了，下车，快点。”

她旁边的男人试图把她撵出车外。玛露哈进行了反抗。

“我什么都看不见。”她叫道。

她想摘下风帽，但是一只手粗鲁地制止了她。“您等五分钟之后再摘下它。”他向她喊道。他们把她推下了车。玛露哈一阵眩晕，她感到害怕。她以为自己被扔下了深渊，坚实的地面让她平复了呼吸。她等待着汽车远去，觉得自己位于一条车辆稀少的大街上。她小心翼翼地摘下风帽，看见了树木间的房子。长久以来，她第一次看见了灯火通明的窗户。于是她意识到，自己真的自由了。当时是七点二十九分，从她被绑架的那天晚上开始，已经过去了一百九十三天。

一辆汽车沿着大街向她靠近，它掉了个头，停在了对面的人行道上，恰巧在玛露哈对面。就像贝阿特利丝当时一样，她想，这样的巧合是不可能发生的。那辆汽车应该是绑架者们派来的，以保证她被成功解救。玛露哈靠近驾驶员的窗口。

“拜托，”她对司机说，“我是玛露哈·帕琼。他们刚刚把我放了。”

她只想让车里的人帮她叫一辆出租车。但是男人大叫了一声。几分钟前，他听着广播里即将释放人质的新闻，心想：“如果我碰见弗朗西斯科·桑托斯在找车会怎么样？”玛露哈焦急地想见到她的家人，但她任由他把她带到对面的房子里打电话。

房子的女主人和孩子们认出了她，所有人都大叫着拥抱她。玛露哈觉得自己失去了知觉，她觉得周围发生的一切是绑架者们的又一个骗局。那个接她的男人叫马努埃尔·卡罗，他是房主奥古斯都·波雷罗的女婿。房主的妻子曾是新自由主义的积极分子，她在路易斯·卡洛斯·加兰的选举活动中与玛露哈共事过。但是，玛露哈现在从局外人的角度观察生活，仿佛那段生活只在一块电影屏幕里。她要了一杯烧酒（她永远都不知道为什么），一饮而尽。她给家里打电话，但是她记不清号码，打错了两次。最后一个女声立刻接起了电话：“是谁？”玛露哈认出了她的声音，平静地说：

“阿莱桑德娜，女儿。”

阿莱桑德娜叫了起来：

“妈妈！你在哪里？”

电话铃声响起的时候，阿尔贝托·比亚米萨尔从沙发上跳了起来，但是阿莱桑德娜抢在了他前面，因为她恰巧路过电话旁边。玛露哈开始向她口述地址，但是她手上没有纸笔。比亚米萨尔抢过话筒，用一种令人惊愕的自然语气向玛露哈问好：

“怎么样了，宝贝？你还好吗？”

玛露哈用同样的语气回答。

“很好，亲爱的，没有问题。”

他已经为那个时刻准备好了纸笔。他记下了玛露哈口述的地址。但他觉得某个地方不是特别清楚，他让她把电话递给那个家里的人。波雷罗的妻子给他提供了之前缺少的准确信息。

“非常感谢，”比亚米萨尔说，“离得很近。我马上过去。”

他忘记了挂断电话，他在这紧张而漫长的几个月里保持着的钢铁般的自制力突然瓦解了。他两级两级地迈下台阶，跑过前厅，一群扛着长枪短炮的记者紧随其后。在大门口，从相反方向跑来的其他记者几乎快把他推倒了。

“玛露哈被放出来了，”他向所有人喊道，“我们走。”

他坐进车里，粗暴地关上了车门，把昏昏欲睡的司机吓了一跳。“我们去接夫人回来。”比亚米萨尔说。他把地址告诉司机：107斜街27-73号。“那是一座白色的房子，位于与高速公路平行的西边的公路旁。”他确认道，但他说地址的时候着急而混乱，司机启动时弄错了方向。比亚米萨尔失控地纠正方向，这与他的个性并不相符。

“您做事当心些。”他喊道，“我们得在五分钟内赶到。如果迷路了，我就阉了您！”

司机跟他一起经历了绑架案的各种恐怖的情节，便没有生气。比亚米萨尔恢复了镇定，给司机指了几条最短、最便捷的路，因为当他们在电话里跟他解释地址的时候，他已经设想好了路线，以确定自己不会迷路。那是交通最糟糕的时候，但不是最糟糕的一天。

安德烈斯跟在父亲后面出发了，他的表亲加夫列尔和他在一起。后面是记者的车队，他们用伪造的警报和救护车在车流中开出一条路来。尽管安德烈斯是一名驾驶专家，但他被困在了拥堵的交通中，滞留在了那里。而比亚米萨尔在十五分钟后到达了。他不需要花时间辨认那座房子，因为几名记者正在公寓门外和主人争论，想要让他允许他们进去。比亚米萨尔在混乱中开了路。他没有时间和别人打招呼，房子的女主人认出了他，向他指了指台阶。

“往这边走。”她对他说。

他们把玛露哈带到了主卧，让她收拾打扮，等候她丈夫的到来。她一进屋就迎面遇见了一个古怪又陌生的人：镜中的自己。她看起来非常臃肿，眼睑由于肾炎而肿胀。由于六个月的阴暗生活，她的肤色发青，非常憔悴。

比亚米萨尔两步并作一步地迅速上楼，推开了他遇见的第一扇门。那是孩子们的房间，里面有洋娃娃和自行车。接着他推开了对面的门，看见玛露哈坐在床上。她穿着被绑架那天穿的格子外套，刚刚还化了妆。“他进来的时候就像一阵雷。”玛露哈讲述说。她跳起来搂住他的脖子，他们激烈、长久而沉默地拥抱彼此。记者们的喧闹声使他们从心醉神迷中回过神来。记者们击破了主人的防线，一拥而入。玛露哈吓了一跳。比亚米萨尔开心地笑了。

“是你的同事们。”他告诉她。

玛露哈灰心丧气。“我有六个月没照过镜子了。”她说。她朝着她镜中的影像笑了笑，那不是她。她直起身子，用发绳扎了一个马尾辫。她尽力打起精神，试图让镜子里的女人与她六个月前的形象更加接近。但无能为力。

“我现在太难看了，”她说，她给丈夫看她臃肿变形的手指，“之前我没有意识到，因为我的戒指被拿走了。”

“你很完美。”比亚米萨尔告诉她。

他搂着她的肩膀，把她带到客厅。

记者们用摄像机、闪光灯和麦克风迎接他们。玛露哈被灯光照射得睁不开眼睛。“冷静，小伙子们，”她对他们说，“我们在我的公寓里聊能更自在些。”这是她说的第一句话。

晚上七点播出的新闻节目什么都没有提及，但是通过对广播的监控，加维里亚总统在几分钟后得知玛露哈·帕琼已经被释放。他与毛里西奥·巴尔加斯一同向她家驶去，他们也已经准备好了关于弗朗西斯科·桑托斯被释放的官方公告，这件事应该也会很快发生。面对记者们的录音设备，毛里西奥·巴尔加斯已经大声宣读过通告的内容。但条件是，只要正式的新闻没有发布，他们就不能传播这则消息。

当时，玛露哈正在回家的路上。快到家的时候，传出了帕丘·桑托斯已经被释放的谣言。记者们发布了官方公告，各家广播电台纷纷转播。

总统和毛里西奥·巴尔加斯在车上听到了这个消息，他们为提前录好公告而感到高兴。但是，五分钟后，消息被辟谣了。

“毛里西奥！”加维里亚感叹说，“真糟糕啊！”

然而，当时他们唯一能做的是相信新闻播报的内容是真实的。同时，由于他们不可能待在比亚米萨尔人流拥挤的公寓里，他们来到了楼上阿塞内思·韦拉斯克斯的公寓里。在听到三次假消息之后，他们等候着帕丘真正被释放的时刻。

帕丘·桑托斯已经听说了玛露哈被释放的新闻、自己提前被释放的假消息以及政府的失误。这时，上午跟他交谈过的男人走进房间，挽着他的手臂，没有蒙住他的眼睛就把他带到了底楼。在那里，他注意到房子已经空了，一名看守大笑着告诉他，为了不支付最后一个月的房租，家具已经被一辆搬家卡车运走了。所有人都互相拥抱告别。看守们向帕丘表示感谢，因为他们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帕丘真诚地回答：

“我也从你们身上学到了很多。”

在车库里，他们递给他一本书，让他假装看书遮住脸。他们警告了他。如果遇到警察，他必须跳车，让他们逃跑。最重要的是，他不能说自己曾经被囚禁在波哥大，他得说自己在沿着一条崎岖不平的公路行驶了三小时的地方。这样做的理由很充分：他们知道帕丘相当敏锐，他对房子的位置有着大致的概念；并且他不能揭发房子的地址，因为在绑架的漫长时间里，看守们毫无防备地和邻居们生活在一起。

“如果您说了，”释放事宜的负责人最后说，“我们会杀死所有的邻居，让他们以后再也认不出我们。”

汽车在波雅卡大街和80号大街交会处的警察岗哨前熄火了，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都没有发动，到第五次时终于启动了。所有人都出了一身冷汗。在距离那里两个街区的地方，他们拿走了被绑架者的书，把他留在了一个街角，给了他三张两千比索的纸币打车。他坐上了经过的第一辆出租车，司机是一个和善的年轻人，不想向他收费。司机在等候于他家门口的人群中间开了条路，他按着喇叭，高兴地大叫。对于黄色新闻 [1] 记者来说，这是一次幻想的破灭：他们以为会见到一个在结束了两百四十四天监狱生涯后变得憔悴而挫败的男人，但是他们遇见了一个由内而外焕发青春的帕丘·桑托斯。他胖了一些，比过去更加咋咋呼呼，他有着前所未有的生活热情。“他们把他原模原样地送回来了。”他的堂亲恩里格·桑托斯·卡尔德隆说。另一位堂亲被家族的欢乐情绪感染了，他说：“他就该再待上大半年。”

玛露哈已经到家了。她是和阿尔贝托一起到的，身后跟着一组车队。车队超到他们前面，利用交通堵塞的机会进行现场直播。通过广播关注这件事的司机们在经过时认出了他们，不断地按喇叭向他们问好，甚至一路都响起了掌声。

安德烈斯·比亚米萨尔不知道父亲去了哪里，他想回家。但他驾驶时过于粗鲁，汽车的发动机已经坏了，拉杆也断了。他把车子留给了附近岗哨中的值班警察，然后拦下了经过的第一辆汽车：一辆深灰色的宝马，驾驶员是一名和蔼的经理，开车时正听着收音机。安德烈斯告诉他自己是谁，为什么着急，并请他尽量把自己带到目的地。

“上车吧。”他说，“但是，我得提醒您，如果您说的是谎话，您不会有好下场。”

在第七公路与80号大街的交汇处，一位坐在旧雷诺车上的女性朋友追上了他。安德烈斯上了她的车，但是汽车在希尔昆巴拉的斜坡上抛锚了。安德烈斯用尽全力追上了国家广播电视集团的最后一辆白色吉普车。

家门前的斜坡被拥上街头的车辆和行人堵住了。于是，玛露哈和比亚米萨尔决定下车，走完剩下的一百米。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下车的地点就是玛露哈被绑架的地方。玛露哈在激动的人群中首先认出的是玛丽亚·德尔·罗萨里奥·奥尔蒂斯的面孔，她是《哥伦比亚呼唤他们回来》的开创者和导演。从这个节目成立开始，那天晚上第一次由于缺乏话题而停播。接着她看见了安德烈斯，他全力跳下车，试图在一名身材高大、衣着考究的警官下令封锁街道时回到家中。安德烈斯灵光一现，他直视警官的眼睛，用坚定的声音说：

“我是安德烈斯。”

警官并不认识他，但是让他通过了。他向玛露哈跑去，她认出了他，两人在掌声中拥抱。巡逻警察帮助他们开路，玛露哈、阿尔贝托和安德烈斯带着不堪重负的心脏爬坡，情感将他们击溃了。第一次，他们本打算抑制住的泪水喷涌而出。当然，视野所及之处，另一群善良的邻居在几座最高建筑物的窗户上展开了旗帜；他们用到处摇曳着白色手绢的春天和热烈的掌声庆祝这段快乐的回家之旅。

[1] 黄色新闻，或黄色新闻学，是新闻报道和媒体编辑的一种取向。这里的“黄色”并不等于色情。在理论上，黄色新闻以煽情主义新闻为基础；在操作层面上，注重对犯罪、丑闻、流言蜚语、灾异、性等问题的报道，采取种种手段迅速吸引读者注意，同时策动社会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