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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一年级的时候，曾被班里一个男生一拳打在脸上。那一拳突如其来，而且力气很大。当时我们正排队去吃午饭，还讨论着大家六七岁时最关心的事情—比如谁跑得最快，为什么蜡笔颜色的名字都那么怪—然后砰的一声，我就被打了，而且无缘无故。我忘了那个男生叫什么名字，只记得当时疼痛难忍，目瞪口呆地盯着他。我的下嘴唇肿了起来，眼泪也涌了上来，但当时我因为太震惊，以至于忘了生气，直接跑回了家找我母亲。

老师跟那个男生谈了话。母亲也私下里去学校见了见他，以确定他到底给我带来了怎样的威胁。“南城的”那天刚好也在我家，一向慈祥的他那次也被惹毛了，坚持要和我母亲一起去学校。具体情况我不清楚，总之大人之间谈了话，也采取了一些惩罚措施。之后那个男生讪讪地向我道了歉，大人们也告诉我，往后不必怕他。

那天晚上，母亲在厨房里一边做饭，一边告诉我：“那个男生只是因为别的事情又害怕又生气，和你没关系。”说这话时，她摇了摇头，似乎不愿告诉我更多内情，“他自己的生活才真是一团糟。”

我们就是这样谈论霸凌的。我当时还小，这样说比较容易理解：霸凌就是有些人心里害怕，所以去吓唬别人。在与我家相邻的一个社区里住着一个凶巴巴的女孩，名叫迪迪，她就是这样；还有我的祖父，他对自己的妻子都那么粗鲁又刻薄。他们之所以咄咄逼人，是因为内心充满了恐惧。面对这样的人，能躲就躲，躲不开就正面和他们对抗。我母亲是那种很想把“待人如待己”这类箴言刻在自己墓碑上的人。她认为处理这类情况的关键，是永远不要让恶霸的辱骂或欺凌真正影响到你。

如若不然，你会伤得很重。

这成了我日后生活中一项巨大的挑战。尤其在我四十岁出头、帮助我丈夫竞选总统时，我想起一年级排队吃午饭的那天，想起平白无故遭到攻击的我有多困惑，而脸上突然挨一拳的滋味有多痛苦。

2008年里大多数的时间，我都尽量让自己不要害怕重拳。

我先说说那一年里高兴的事儿，因为那年确实有很多美好的回忆。7月4日，我们去了蒙大拿州的比尤特。那天刚好也是玛利亚的十岁生日，距离大选还有四个多月。比尤特是个风格粗犷且历史悠久的小镇，曾经主营铜矿开采，它坐落在灌木丛生的蒙大拿州的西南角，远远望去能看到落基山脉黝黑的山脊。在我们原先的竞选设想中，比尤特的情况是摇摆不定的。上届选举中，蒙大拿州支持的是共和党候选人乔治·w布什，但这儿也曾有过民主党人当选州长的先例。考虑到这一点，贝拉克此番前往很有必要。

贝拉克每天每分钟如何度过，都是精心计算过的，当时这种情况比以往更甚。他时刻受人关注、指点、评估。人们记录他去了哪些州，在哪家餐厅吃早餐，点了哪种肉配煎蛋。他身边大概有二十五个记者不间断地跟着，他们坐满了竞选专机的后舱，将小镇旅店的走廊和餐厅围得水泄不通，从上一站跟到下一站，用笔记录下一切。总统候选人哪怕得了感冒，也会被大肆报道。有人理发贵了点，或是去星期五餐厅点了法式第戎芥末酱（贝拉克多年前曾这么干过，最后上了《纽约时报》的头条），立马就会被报道出去，然后引发网上各式各样的解读。这个候选人软弱无能？他是个小人？是个骗子？他真的是美国人吗？

这只是过程中的一部分，我们都明白这是为了检验你是否具备领导这个国家，甚至代表这个国家的韧性，感觉就像每天给你的灵魂做透视，一遍遍地扫描，不放过任何差错。如果你不首先接受美国人民的全面审视，你就不会当选。这种审视贯穿了你过去的人生，包括你的社会关系、职业选择还有纳税申报单。尽管争议重重，但这种审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更容易被操控。当时我们正进入一个点击量就代表着标准和金钱的时代。脸书刚刚成为主流，推特相对来说是个新事物。大多数美国成年人都有手机，大多数手机都有摄像头。我们那时正站在一个全新时代的边缘，我不确定我们是否真的了解这一切。

贝拉克不只是想赢得民主党选民的支持，他在向全美国示好。在爱荷华州进行的党内预选，是一个有多煎熬、多残酷，就有多振奋人心的决定性阶段。从2008年年初的寒冬一直到春天，贝拉克和希拉里·克林顿在每个州都交过手，通过那些来之不易的选票角逐看谁能成为打破历史的总统候选人。（约翰·爱德华兹、乔·拜登和其他竞争者都在1月底相继出局。）两位候选人激烈交锋，2月中旬，贝拉克以微弱但具有决定性的优势领先。“他现在是总统了吗？”随后几个月里，当我们出现在不同的场合，四周响起庆祝的音乐时，玛利亚总会这样问我。她的小脑袋无法理解这一切，除了最终的目标。

“好吧，那么他现在是总统了吗？”

“不是，亲爱的，还不是。”

直到6月，希拉里·克林顿才承认自己在党内初选中败北。她迟迟不肯认输，浪费了宝贵的竞选资源，致使贝拉克无法将竞选重心转向对手—共和党人约翰·麦凯恩。这位一直以来在亚利桑那州任职的参议员，早在2008年3月就稳居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之位。他以一名特立独行的战争英雄的身份参选，倡导过两党合作，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资历雄厚。所有这些都表明，他的领导方式将不同于乔治·w布什。

我们选择在7月4日国庆日到达比尤特有两个目的—当时几乎所有的举动都有双重目的。之前四天，贝拉克在密苏里州、俄亥俄州、科罗拉多州和北达科他州参加竞选。他根本无法抽出时间给玛利亚过生日，更何况在如此有象征意义的一天，他绝不能离开选民的视线。因此，我们就坐上飞机去看他，这样一举两得—全家人既能在一起，又能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随行的还有贝拉克同母异父的妹妹玛雅、她的丈夫康拉德，以及他们可爱的女儿—四岁的瑟哈拉。

孩子出生在重大节日的父母都知道，庆祝生日和庆祝节日这两件事一定要区分开。好心的比尤特市民似乎很清楚这一点。当地主街两旁的商店橱窗里，贴满了“玛利亚生日快乐”的横幅。当我们一家人坐在露天看台上观看国庆游行时，行人纷纷在低沉的鼓声和“扬基小调”的笛声中高呼着向她送祝福。大家对我们的女儿很友好，对我们也很尊重，即使他们坦白承认，投票给任何一个民主党人都跟他们的传统背道而驰。

当天晚些时候，竞选团队举行了一次野餐，场地选在了一块开阔的空地上，从那里可以看到作为大陆分水岭的雄壮山脉在天边起伏绵延。这次活动是为当地的数百名支持者举行的集会，同时也是为玛利亚举办的生日庆典。所有出席的人都让我感动，但与此同时，我有一种更亲密、更迫切的感觉，这与我们在哪里无关。那一天，为人父母所感受到的那种令人惊异的柔情深深地触动了我。你突然注意到，你的孩子已经长大了，他们肉乎乎的四肢开始变得修长，她们的眼光变得更有智慧。奇妙的时间转换就这样发生了。

对我而言，2008年7月4日是我们跨过的最重要的一道分水岭：十年前，贝拉克陪着我在产房时，我们以为自己对这个世界很了解，但其实当时的我们什么也不懂。

过去十年的大多数时间，我都在尽量平衡家庭和工作之间的关系，想着如何让玛利亚和萨沙感受到爱和陪伴，如何在工作中有很好的表现。如今我的重心发生了变化：我要在为人父母和其他一些截然不同但更令人困惑的事情之间取得平衡—比如政治、美国，还有贝拉克的雄心壮志，他生活的巨大转变、竞选活动的种种需求以及我们一家的曝光率，这些似乎都在与日俱增。爱荷华州的党内预选结束后，我决定从医院离职，因为我知道我不可能继续待在那里保持高效的工作状态。这场竞选正在慢慢地消耗着一切。爱荷华州的活动结束后，我忙到甚至没时间回医院的办公室收拾东西，也没时间跟同事好好道别。我成了全职妻子兼母亲，尽管身为妻子的我肩负重任，但身为母亲的我仍想尽力保护好我的孩子，不让她们被这重任压垮。放弃工作曾让我痛苦不已，但我别无选择：我的家人需要我，这对我来说高于一切。

这一刻，我在蒙大拿州的竞选野餐上，和一群几乎不认识的人一起为玛利亚唱生日快乐歌。她坐在草地上，面前的盘子里放着一个汉堡，笑得很开心。我知道，选民们都看到了我们可爱的女儿，以及我们其乐融融的家庭氛围。但我总是在想，在女儿们看来这究竟是怎样一番景象。我想减少这种愧疚感。我们计划着周末再办一个真正的生日宴会，邀请一大群玛利亚的朋友来我们芝加哥的家中过夜，把政治什么的都抛到一边。我还计划着晚上一家人在旅馆里好好聚一聚。下午晚些时候，女儿们在野餐的地方跑来跑去，贝拉克和我则不断地跟那些潜在的支持者握手、拥抱。我一直在想，以后她们想起这次活动，会觉得有趣吗？

那些日子里，面对萨沙和玛利亚，我心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保护欲。跟我的处境一样，总有陌生人喊她们的名字，还有人想碰触她们，跟她们拍照。入冬以来，政府的人认为我跟女儿们的曝光率很高，因此派了特工保护我们。这意味着当萨沙和玛利亚去上学或去参加夏令营时，以往只是外祖母接送她们，以后后面则会跟着特工的车。

野餐时，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名贴身特工，密切注意着潜在的各种威胁，如果有人表现得过分热切，就会遭到他们谨慎地询问。好在女儿们似乎没把他们当警卫，只把他们看作成年的朋友，是随我们出行的越来越多的友好的人中的一员，与其他人的区别只是他们戴着耳机，并且非常警觉。萨沙总是称呼他们为“神秘人”。

女儿的陪伴让竞选的过程轻松了不少，因为结果如何对她们来说并不重要。对我和贝拉克来说，这是一种安慰—有她们在就是一种提醒，不管怎样，一家人在一起比支持者暴增或票数暴涨都重要。两个女儿谁都不关心爸爸闹哄哄的竞选，也不在乎建立更好的民主制度，或是住进白宫，她们只想要（而且是非常想要）一只小狗。安静的时候，她们就和团队里的人玩接龙或纸牌游戏；再就是强调，无论去哪里，那附近一定要有冰激凌店。除此之外，其他一切对她们而言只不过是噪音。

直到今天，玛利亚和我一想起爸爸问她竞选总统怎么样时她才八岁，就觉得好笑。当时贝拉克一定是感到了某种责任感，于是在哄她睡觉时说：“如果爸爸去竞选总统，你觉得怎么样？”他问她，“你觉得这主意好吗？”

“当然好啊，老爸！”说完，她亲了他一下。她怎么会知道，爸爸竞选总统的决定会彻底改变她以后的生活？她只是翻了个身，随后就进入了梦乡。

在比尤特那天，我们参观了当地的采矿博物馆，打了水仗，还一起踢了足球。贝拉克发表了竞选演说，跟往常一样会见了无数人，但他照样回到了我们中间。萨沙和玛利亚跟他扭成一团，她们天真的想法逗得他笑个不停。看着他笑容里的神采，我真心感叹他总能排除外部的干扰，抓住一切机会做个好父亲。他也跟玛雅和康拉德聊了聊，并且无论我们去哪儿，他总会一只手揽着我的肩膀。

我们一家人根本没办法独处。团队辅助我们竞选，特工保护我们的安全，媒体等着采访，观众远远地拍下我们的照片，但这并不是我们的常态。随着竞选的推进，我们的生活逐渐制式化，隐私和自由渐渐离我们而去。我跟贝拉克几乎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交到了一群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手里。他们学识过人、卓尔不群，但他们不会明白，失去对自己生活的控制权有多令人难过。如果我需要什么东西，只能请人去商店帮我买；如果我想跟贝拉克说话，必须通过一名年轻的工作人员跟他联系。我的日程上，总是出现一些我根本不了解的事项和活动。

但生活还得继续，我们逐渐学会了在更公开的环境下生活，学着接受竞选本来的模样。

那天下午快结束时，我们一家四口—我、贝拉克和两个女儿—接受了电视采访，这还是头一次。通常我们不会让媒体接近孩子，只有出席公共竞选活动时，才允许他们照几张相。这次不知为何，我们竟然答应了。当时团队的人觉得，让公众看到贝拉克作为父亲的一面是件好事，而我也觉得这样做没什么坏处，毕竟他是真的爱孩子，他爱所有的孩子，这恰好能证明为什么他会是一位很棒的总统。

我们在《通往好莱坞》的节目上与玛丽娅·曼努诺斯聊了大概十五分钟。我们四个人坐在一张铺有装饰布的公园长椅上，看起来很有节日气息。玛利亚扎了辫子，萨沙则穿了一件红色的无袖连衣裙。她们俩还是跟往常一样天真可爱。曼努诺斯人很亲切，访谈氛围很轻松，但我们家的“小教授”玛利亚对每个问题都要认真思考之后，才郑重作答。她说爸爸有时候会想要跟自己的朋友握手，这让她觉得很尴尬；她还说爸爸把竞选用的行李堵在门口，大家都觉得很烦。萨沙尽量让自己乖乖坐着，认真听讲。她只打断过一次，就是转过头问我：“什么时候能吃冰激凌啊？”其他时候，她都在听姐姐讲话，偶尔补充一些她突然记起来的不相干的细节。有个话题快聊完时，她突然报告说“爸爸有次理了爆炸头！”，逗得大家都笑了。

几天后，我们的采访在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台分成四段播出，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其他新闻媒体也趁势而来，纷纷打出诸如“奥巴马女儿首次亮相电视采访”“奥巴马女儿一吐为快”这样令人腻烦的标题。突然之间，全世界的报纸都在刊登玛利亚和萨沙的无忌童言。

贝拉克和我立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那次采访没有任何不妥，既没有爆炸性的提问，也没有披露任何特别的细节，但我们仍然觉得自己错了，过早地把她们暴露在公众的视野里，而她们根本不懂这意味着什么。电视里的内容不会伤害到萨沙和玛利亚，但已经传遍了世界，并且将永远保留在网络上面。我们把两个女儿带入了并非她们自己所选的人生，还没考虑清楚，一切就已经发生了。

后来，我渐渐熟悉了这一切。我们生活在大家的目光下，一切也因此变得充满了某种能量。奥普拉·温弗瑞发短信鼓励我；史提夫·汪达，我儿时的偶像，在竞选活动中登台演唱，并且直呼其名地跟我开玩笑，仿佛我们已经认识了很久。巨大的关注让我无所适从，特别是我感觉，我们并没有做什么值得如此关注的事。我明白，我们被拥上高台，不仅是因为贝拉克强大的竞选宣传，更是因为这个重大历史时刻的潜在影响和象征意义。如果美国选举出第一位黑人总统，就不只关乎贝拉克个人，而是关系到整个美国。对许多人来说，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这都意义重大。

当然了，对这一切感受最深的是贝拉克—众人追捧的背后，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另一部分人的吹毛求疵。你越受欢迎，憎恨你的人就越多。这几乎是条不成文的规律，在政界尤甚。对手们会花重金做反对研究—雇用调查员将候选人的背景查个底儿朝天，寻找任何疑似污点的证据。

我跟我丈夫生来性格不同，这也是为什么他选择了从政而我没有。谣言和中伤像毒气一样充斥在竞选中，他对此非常清楚，却几乎不受影响。他经历过各种竞选。他会研究政治史，并拿其中的情景自嘲。总而言之，他是那种不会轻易被怀疑或伤害这种抽象的事情影响的人。

相反，我还在学习如何面对公众的生活。我自认为是一位自信、成功的女性，但我也一直是那个告诉大家我以后要当儿科医生，保持着完美的学校出勤记录的乖孩子。换句话说，我很在意别人的看法。小时候的我一直在追求肯定，我的目标就是作业要拿金星，避免一切社交冲突。长大以后，我不再严格地以这样的教条和标准来评价自己，但我仍然相信，只要我勤勤恳恳、老老实实，就不会遭受霸凌，就能永远自在地生活。

然而，这种信念就要破灭了。

贝拉克在爱荷华州取得胜利后，我的竞选演说的号召力也愈发强大，几乎跟听众人数一起成比例增长，一开始是几百人，后来发展到上千人甚至更多。记得有一次，我和梅丽莎、凯蒂一起去特拉华州参加活动，车停下后，我看到大家排着有五人那样宽的队，从马路这头排到那头，等着进入已经拥挤不堪的礼堂。这让我非常震惊，同时也非常高兴。我告诉所有人：他们为贝拉克的竞选所倾注的热情和努力让我自叹不如。我的付出，远比不上他们为帮助贝拉克获选每天所做的努力。

鉴于我在爱荷华州奉行的竞选理论收效不错，轮到我进行竞选演说时，我特意设定了一个松散的演说结构。我没有用提词器，也并不担心自己的演说是否稍稍离题。我的词句未经修饰，也不像我丈夫那样雄辩有力，但我说的都是发自内心的话。我谈到自己最初对政治进程的怀疑正一周周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鼓舞和希望。我意识到，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有着同样的挣扎，都关心自己的子女，都担心未来会如何。跟我一样，很多人都相信：贝拉克是唯一一个能真正带来变革的总统候选人。

贝拉克主张从伊拉克撤军，主张取消乔治·w布什颁布的针对超级富豪的减税政策，主张在全美推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这些听起来似乎遥不可及，但每当我看到礼堂里那些热切的支持者，就觉得也许我们已准备好摒弃异议，让这一切成为现实。礼堂里洋溢着自豪感，大家团结在一起。那种乐观向上的情绪一直在蔓延，令人振奋。我像冲浪一样尽情地沉浸其中。每到一站我都大声宣布：“希望又回来了！”

2月的一天，我正在威斯康星州，贝拉克的沟通团队打电话给凯蒂说出了问题，在那几个小时之前我在密尔沃基的一家剧院发表的演说，其中明显有一些存在争议的内容。凯蒂和我都感到很困惑。我在密尔沃基的演说跟我刚在麦迪逊的演说并无区别，几个月来，我对所有人作的演说都是如此。之前一直没事，这会儿怎么会出问题了呢？

随后，我们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有人将我那段将近四十分钟的演说做了剪辑，剪出一个十秒钟的视频，去掉了上下文，只强调了个别语句。

这些截取自我在密尔沃基和麦迪逊演说的视频片段迅速流传开来，集中在我谈论自己有多骄傲。那天我的原话是：“今年我们发现，希望又回来了！我要告诉大家，这是我长大以来，第一次真正为我的国家感到骄傲。不仅是因为贝拉克做得很好，还因为我发现大家都非常渴望变革。我期盼我的国家能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也不再因挫败和失望而感到孤独。我看到大家因为一些基本的共同问题如此渴望团结在一起，这令我无比骄傲。仅仅是见证这一切就让我倍感荣幸。”

但这些大部分都被剪辑掉了，包括我所说的希望、团结以及我有多么感动。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一件事上。在那些视频里—保守派的广播和电视节目已经将它传得面目全非—人们听到的是：“这是我长大以来，第一次真正为我的国家感到骄傲。”

我都不需要看新闻，就知道这会带来怎样的曲解。“她根本不爱国。”“她一向憎恨美国。”“这才是她的本来面目。”“其他那些不过是作秀罢了。”

这就是那年我遭受的第一记重拳，而且看起来是我自作自受。我忘了演说时每句话都要仔细斟酌，只想着让自己看上去随和一些。无意间，别有用心的人拿这句话给了我一击。跟一年级时的情况一样，我完全没想到会这样。

当晚我乘飞机回到芝加哥的家中，心里满是内疚和沮丧。我知道梅丽莎和凯蒂一直在偷偷通过手机跟进那些负面新闻，并小心翼翼地不让我知道，因为她们明白这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那年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一起工作，一起走了数不清的路程，永远在跟时间赛跑，以便我晚上能回家照顾孩子们。我们辗转于全美国各个礼堂，吃快餐食品吃到想吐，出席那些在豪宅里举办的募捐晚会时，还要时不时提醒自己别只顾着发呆。当贝拉克和他的竞选团队坐着专机和巡回大巴四处演讲时，我们还在机场慢吞吞地排队，脱了鞋子接受安检，只能乘坐美联航或西南航空的经济舱；有时还要等着好心的志愿者接送我们往返于几百英里外的活动现场。

我原本以为我们大体上做得还不错。我曾见过凯蒂站在椅子上，大喊着让那些年龄两倍于她的摄影师们遵守秩序，服从指挥，或是痛斥那些提出过分问题的记者。我也看到了梅丽莎如何规划我行程的细节，将一天中的各种活动安排得井然有序，不断地敲着手机键盘以确保无虞，还要保证我不错过孩子们的学校演出、老朋友的生日或是去健身房的机会。她们拼尽了全力，牺牲了自己的生活，只为了维持我在公众面前的形象。

当晚我坐在飞机上，机舱灯照着我，我一直担心那句蠢话会把一切都搞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