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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飞逝，既无法测量也无法追溯。在白宫生活的每一天，我们的日程都是满满当当的，每一周、每一月、每一年都是如此。我经常感觉好不容易熬到了星期五，却已经回想不起来星期一和星期二究竟做了什么。有时候，我正坐着吃晚饭，突然会想，我中午是在什么地方吃的午饭，吃了什么。现在，好几年过去了，我依然觉得白宫每天的生活都非常难以应对。白宫的运转速度太快，留给我反思的时间又太少。单单一个下午，我可能就需要出席好几场官方活动，参加好几个会议，还有照片拍摄的行程。仅仅一天之内，我可能就要跑好几个州去考察调研，或者跟一万两千多人谈话，或者在南草坪上跟四百多个孩子做跳跃运动，而紧接着，我还要化妆，换上一套礼服出席一场晚间接待会。在我的“轻松日”，也就是没有公务的时候，我会好好利用这些时间来陪伴萨沙和玛利亚，照料她们的生活。等到“忙碌日”来临的时候，我又要打起精神，做发型、化妆、让自己套上各种行头，重新回到公众的视线之中。

当我们距离贝拉克2012年连任选举越来越近的时候，我发现我完全无法休息，也不应该休息。我还在努力赢得第一夫人的恩泽，我也会经常思考我为什么能够成为现在的我，这一切到底应该归功于谁。一路走来，我带着一部属于我自己的历史，这部历史不是关于美国总统的，也不是关于第一夫人的。对我来说，我从来不会提起约翰·昆西·亚当斯 [1] 的成长故事，相反，我会经常提起索杰娜·特鲁斯 [2] 的故事；我不会因为伍德罗·威尔逊 [3] 的故事而感动，相反，我会被哈丽特·塔布曼 [4] 的故事感动得一塌糊涂。对我来说，相比曾经的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 [5]

和玛米·艾森豪威尔 [6] 的人生故事，我更熟悉罗莎·帕克斯 [7] 以及科丽塔·斯科特·金 [8] 的人生故事。我的人生中融入了这些废奴主义领袖和民权运动领袖的历史，也融入了我母亲和我祖母的历史。而这些让我感动、让我敬仰的女性，她们中可能从来没有人想象过我能拥有今天这样的生活，但是她们依然选择了坚持，并且相信她们的坚持终将会让未来变得更加美好，会让我这样的后来者大为受益。因此，我希望我能够以一种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这种姿态就是：提醒人们永远记住她们这群人。

我常常用这一点来给自我加压，也将其作为我不断前行的动力。虽然在大家看来，我是一位衣着时尚的第一夫人，但是只要想到人们对我的种种批评，以及大家根据我的肤色而对我做出的种种猜测，我还是会无法抑制地感到困扰。正因为如此，每次要发表演讲之前，我都会对着我办公室角落里那台电子提词器一遍又一遍地练习，我还会严格要求我的日程安排人员和工作推进团队，不断提醒她们务必要保证我们的每一场活动都能顺利进行，而且必须按时进行。我对我的政策顾问甚至更严苛，我要求她们要持续不断地推动我们的两项运动—“让我们行动起来”及“联合力量”，以争取能够覆盖更多的人群。现在，我已经完全打起精神，我不希望浪费我所拥有的任何一个机会，但是，有时候，我也会提醒自己稍微放松一下。

贝拉克和我都清楚，即将要进行的竞选活动不仅在时间上要持续好几个月，还要去各地游说，需要我们制定各种竞选战略，同时还将带给我们很多困扰。没错，即使是谋求连任，我们也感到充满压力和担忧，因为一旦失败，代价将是巨大的。（贝拉克和马萨诸塞州前州长、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需要每人筹措10亿美元资金，才能在竞选中保持竞争优势。）同时，责任也非常重大，因为谁最终当选将会决定很多事情的走向和命运—从新通过的健康法案到美国是否会选择与国际社会一道应对气候变化。在白宫工作的每一个人都有点煎熬，都不敢确定我们是否能够成功赢得第二任期。我尽量让自己不去考虑贝拉克会输掉这场选举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可能性的确是存在的—这正是他和我担忧的关键点所在，不过，我们选择独自承担，从不敢将它说出来。

2011年的夏天对于贝拉克来说真的是困难重重，一群顽固的国会共和党议员拒绝同意发行新的政府债券—也就是人们熟知的提高政府债务上限，一种相对来说比较常规的做法—除非贝拉克能够妥协，忍痛减少一些政府项目支出，比如社会保障支出、医疗补助和医疗保险支出，但是，贝拉克不同意这么做，因为减少这些项目的支出无疑会伤害到那些生活得最困难的人。同时，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月度就业报告显示，虽然就业率在不断增长，但增长幅度非常缓慢，也就是说，整个国家还没有从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完全走出来。于是，许多人又开始指责贝拉克。几个月前，奥萨马·本·拉登被击毙，美国民众得到了极大的安慰，贝拉克的支持率也曾一度大幅攀升，达到两年以来最高，但是仅仅几个月之后，随着两党关于提高债务上限的争吵以及公众对美国经济再次步入萧条的担忧，贝拉克的支持率又跌至了历史最低点。

就在这一场混乱刚开始的时候，我要飞往南非进行一次友好访问，这次访问是几个月之前就已经计划好的。萨沙和玛利亚刚刚结束了她们上一学年的学习，因此有机会和我一起去，同行的还有我的母亲、克雷格的孩子莱斯利和埃弗里，他们俩现在都已经是十几岁的少年了。到达南非后，我要在一场美国赞助的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我的听众是来自整个非洲大陆的年轻女性领导。同时，根据行程安排，我还要参加几场聚焦健康与教育的社区活动，并与当地领导以及美国驻南非领事馆的工作人员会面。最后，我们会前往博茨瓦纳进行一次短暂访问，其间将会见该国总统，并在一家社区艾滋病门诊进行考察，然后再享受一个短暂的旅行之后，打道回府。

在这次旅行中，我们刚一到达南非，就立刻被这个国家的活力深深吸引了。在约翰内斯堡，我们参观了种族隔离博物馆，并在城市北部的一个黑人城镇的一家社区活动中心与孩子们一起跳舞、读书。在开普敦的一个足球场内，我们会见了社区组织者以及健康工作者，他们正通过青少年体育项目向孩子们进行艾滋病健康宣讲。我们还在那里见到了德斯蒙德·图图 [9] 大主教，一位传奇的神学家、反对种族隔离斗士，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最终得以废除，他曾从中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图图当时已经七十九岁高龄，他胸部宽阔，双眼炯炯有神，总是面带微笑。当他听说我正在大力推动健身运动时，便坚持要和我在一群孩子面前做俯卧撑，引得孩子们直笑。

在南非访问的短暂几天里，我总是有一种不真实的、飘飘忽忽的感觉。此次出访距离我上一次到非洲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上一次我去肯尼亚旅游的时候还是1991年，当时我和贝拉克乘坐着小型巴士游玩，欧玛的大众汽车坏在了半路上，我们帮忙推着汽车在满是灰尘的道路边上行走。我当时可能一方面是因为时差反应，但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一些更深层次的东西及一种兴奋感，我似乎觉得我们步入了一股历史和文化的洪流之中，突然间意识到在历史的长河里，我们是多么的渺小。当我看到七十六张年轻女性的面孔时，我好容易才没让自己的眼泪掉下来。这七十六名女性之所以被邀请来参加我们的领导力论坛，是因为她们都在各自的社区里从事着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她们给了我希望，同时也不动声色地告诉我，我已不再年轻。当时，整个非洲的所有人口之中，有百分之六十的人年龄都在二十五岁以下，而这七十六名女性也全都不到三十岁，有的甚至才刚刚十六岁，但是已经自己创立了非营利机构，专注于培训其他的女性，希望她们能够成长为企业家。同时，她们还冒着入狱的风险去揭发政府的腐败行为。现在，她们有机会联合在一起，接受培训，得到鼓励，我也希望能够通过这种形式增强她们的力量。

然而，我们此次旅行中梦幻般的一幕早早地就到来了—就在我们出行的第二天，我们一家人去了约翰内斯堡的纳尔逊·曼德拉基金会总部，会见了著名的人道主义者、曼德拉的妻子格拉萨·马谢尔。就是在这期间，我们被告知，曼德拉本人非常欢迎我们到他家中做客。

当然，我们很快就动身前往了。纳尔逊·曼德拉当时已经九十二岁了，那年早些时候，他还曾一度因肺病住院。我听说，他现在已经很少见客了。六年前，曼德拉访问华盛顿的时候，当时还是参议员的贝拉克与他见过一次。从那之后，贝拉克就将他们会面的照片一直挂在办公室的墙上。就连我的两个女儿—十岁的女儿萨沙和即将十三岁的玛利亚—都知道这是一件意义多么重大的事。即使是我那从来都镇定自若的母亲，看到他之后也表示有点惊讶。

曼德拉对这个世界所产生的影响，在当时健在的所有人当中，恐怕没有谁能比得过他了，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20世纪40年代，当时还很年轻的他就加入了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开始勇敢地挑战全是白人的南非政权以及根深蒂固的种族隔离制度。四十四岁的时候，他因为领导反种族隔离运动而被捕入狱，1990年刑满释放的时候，曼德拉已经七十一岁了。曼德拉熬过了长达二十七年的监狱生活，尽管在那二十七年里，他的很多朋友都因种族隔离制度而饱受折磨甚至被杀害。出狱后，曼德拉转而支持和平谈判—不再选择直接对抗—由此奇迹般地实现了新旧南非的和平过渡，带领南非实现了真正的民主，曼德拉也成为南非不分种族大选选出的第一任总统。

曼德拉的居所位于一条树木繁茂的城郊街道上，在黄油色的混凝土墙背后，便是他那座地中海风格的宅子。格拉萨·马谢尔带着我们穿过树荫遮挡的院子，走进房子里。在一间宽敞的、洒满阳光的屋子里，我们见到了她的丈夫曼德拉，他正坐在一把扶手椅上，头发雪白稀疏，穿着一件棕色的蜡染衬衫，膝盖上盖着一条白色的毯子。他身边围着好几辈亲人，所有人都对我们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明亮的房间、健谈的家人，还有眼前这位老人狡黠的微笑，让我突然想起了小时候去芝加哥南城外祖父家的场景。来时我一直很紧张，但是这一刻，我放松了下来。

事实上，我也不确定这位老人自己是否真的清楚我到底是谁，以及我们为什么要来他家。他确实已经是一位老人了，注意力看起来有点飘忽，听力也有点弱。“这位是米歇尔·奥巴马！” 格拉萨·马谢尔靠近他的耳边告诉他，“她是美国总统的妻子！”

“哦，真好！”纳尔逊·曼德拉低声重复着，“真好！”

他充满兴趣地看着我，但事实上，在他眼中，我有可能会是任何人。很显然，对每一个走近他的人，他都表现出了同等程度的热情。我与曼德拉之间的交流虽然是无声的，但非常深刻—正因为无声，所以可能更为深刻。到目前为止，他一生中想要表达的思想、想要说的话大都已经说过了，他作过的演讲、写过的信件，他的书籍，他的抗议口号，不仅变成了他的个人故事，而且成了整个人类的故事。在我与他相见的那段短暂的时间里，我似乎感受到了所有的一切—在一个没有平等可言的地方追寻平等的尊严和精神。

五天之后，当我们启程返回美国的时候，我仍然在想有关曼德拉的事迹。我们的飞机飞过非洲的北部、西部，然后在一个漫长的漆黑的夜晚穿越大西洋，萨沙和玛利亚盖着毯子四肢摊开躺在她们的表兄旁边，我母亲坐在旁边打瞌睡。在离我们有点儿距离的机舱尾部，我们的工作人员以及特工们有的在看电影，有的在抓紧时间补觉。飞机的发动机不停地嗡嗡作响。我感觉有点孤独，但是又不孤独。我们正在往家里飞去—华盛顿那陌生而又熟悉的家，那里有白色的大理石，也充斥着不同的意识形态，那里的一切仍然需要我们通过战斗才能赢得。我突然想起了我在领导力论坛上见到的那些年轻的非洲女性，她们所有人都已经回到了她们各自的社区，重新开始了她们的工作，不论面临怎样的困难，她们都将选择坚持下去。

曼德拉因为坚持自己的原则而入狱，他因此错过了陪伴孩子们成长的机会，后来也没能亲眼看着孙子们长大成人。但是，这一切并没有让他觉得痛苦，反而让他坚信自己的国家那美好的一面终有一天会成为主流。他为之付出了努力，然后以一颗宽容的心、一种不气馁的精神静静地等待结果。

我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中向家飞去。生活告诉我：进步和变革都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不是两年之内，也不是四年之内，或许更不是一生之内就能完成的事，我们努力种下变革的种子，但是我们有可能永远也看不到它结出的果实。我们需要耐心等待。

2011年秋季，贝拉克曾先后三次向国会提交一项法案，旨在为美国人创造成千上万个新的就业机会，其中包括向各州提供更多资金，以帮助他们雇用更多教师和第一响应者 [10] 。但是，三次努力均遭到了共和党人的全力反对，他们甚至没有一人投票表示支持。

早在一年前，参议院议员少数党领袖明奇·麦康奈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曾亮明了他们的施政目标，他说：“共和党人未来两年的优先政治事项就是阻止奥巴马总统赢得第二个任期。”没错，他们的目标就是这么简单。在共和党人看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如何才能让贝拉克遭遇失败。很明显，他们并不在乎整个国家的福祉，更不在乎这个国家的人民是不是需要就业。在他们看来，共和党自己的权力才是最重要的。

我终于发现，这一切都是那么令人泄气，那么让人恼火，有时甚至让人喘不过气来。没错，这就是政治，这就是共和党的政治，最钩心斗角、冷酷无情的那种政治，似乎没有任何理性的、有意义的目标。我能够感受到一些贝拉克不能感受到的情绪，毕竟他一直都被工作包围。他大多数时候都不屈不挠，能够安然渡过各种难关，只有在一些他认为可以的问题上才会做出妥协。一直以来，他都坚守着他那镇定的、相信一切总会化险为夷的乐观主义精神。贝拉克已经在政界打拼了十五年，在我看来，他一直都像是一只旧铜罐，不断地在火上接受考验，伤痕累累，但永远保持着最初的光泽。

再一次回到总统竞选游说—我们于2011年秋季就开始了—这对我们来说更像是一种慰藉。从那时候开始，我们走出华盛顿，再次来到全国各地的各个城镇，比如，里士满 [11] 、里诺 [12] ，在那里，我们和支持我们的选民握手、拥抱，认真倾听他们的想法和顾虑。对我们来说，竞选游说也是一个接触基层人民和基层力量的机会，而基层正是贝拉克民主思想的核心。同时，竞选游说也让我们重新意识到，大多数美国公民并不像他们所选举的领导人那样会对我们冷嘲热讽，因此，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说服他们，让他们愿意走出家门投出他们那神圣的一票。还记得2010年中期选举的时候，好几百万选民都选择了袖手旁观，致使民主党失去了对众议院的控制，贝拉克也因此迎来了一个“分裂国会”，从那以后，想要通过任何新的立法都变得困难重重。

尽管有挑战，但是，仍然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让我们充满希望。截至2011年年底，最后一批美军士兵撤出伊拉克；同时，从阿富汗撤军的计划也在逐步实施。《平价医疗法案》中的大多数条款都已开始生效，根据法案，年轻人可以享受父母缴纳的健康保险直到二十五岁，公司也不能再为病人一生的赔付总金额设置上限。所有这些都在不断向前推进，于是，我提醒自己耐心等待，所有措施的实施都有一个过程，其成效需要逐步显现。

即使整个共和党合谋，希望看到贝拉克失败，我们也决不会退缩，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保持乐观积极，继续前行。这有点像发生在玛利亚身上的那件事— 一位塞维尔友谊学校同学的母亲看到玛利亚在网球场练球时，问她是否会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玛利亚回答，她在那种情况下，唯一能做的就是再一次回到球场上，继续打出下一个球。说真的，除此之外，你还能做什么呢？

于是，我们便开始工作，我和贝拉克都开始工作。我将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我之前发起的各项运动之中。我们的口号就是“让我们行动起来”，但是，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才能赢得更多的支持。我和我的团队一起去游说达登餐厅，该餐厅旗下拥有橄榄花园餐厅、红龙虾餐厅等多个连锁餐厅，我们希望他们能就所提供的食物以及食物的加工方式做出一些改变。功夫不负有心人，达登餐厅最终向我们承诺要对他们的菜单进行修改，降低食物热量、减少盐的含量，并向孩子们提供更健康的儿童餐饮。我们也呼吁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希望他们能坚守良心、守住底线，并说服他们相信美国的饮食文化正在发生变化，如果他们能有先见之明提早行动的话，一定是超前商业意识的体现，将来更能获得非常丰厚的利润。达登餐厅每年向全美民众提供四亿份餐点，按照如此大的体量，即使该公司做出小小的改变—比如从儿童菜单中去除那些吸引人眼球的冰镇苏打水图片—也将会产生非常大的实实在在的影响。

第一夫人这一头衔究竟具有多大的能量，其实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如这一职位本身一样，它似乎只是一种软力量，没有任何明确的界定。即便如此，我也一直在探索究竟怎样才能更好地利用这一力量。我没有任何行政权，不能向军队发号施令，也不能从事任何正式的外交活动。根据美国第一夫人的传统，我需要散发出柔性的光芒，以总统为核心全身心投入，以整个国家的利益为核心开展工作，但同时又不能参与任何政治问题。后来，我渐渐开始明白，只要用好第一夫人的光芒，其产生的力量可能远超过直接参与政治。作为一名非洲裔美国第一夫人、一名职业女性、两个孩子的母亲，人们总是对我充满了好奇，这一点其实就是我的影响力。人们似乎对我的衣着充满兴趣，总是去研究我穿了什么礼服、搭配了什么鞋子，设计了什么发型，同时，他们也会关注我以哪种造型出现在哪种场合，以及我为什么会出现在那样的场合。我慢慢学会了如何将我想要传达的信息与我的形象结合起来，如此一来，我就可以大胆、自信地直视任何人的目光了。我可以选择穿一件很有趣的外套，边开玩笑边谈论儿童饮食中的含盐量问题，这样就一点儿都不显得枯燥乏味了。我可以公开地称赞某家公司积极为军人家庭成员提供就业机会，我也可以为了宣扬“让我们行动起来”这一运动而在直播现场与著名主持人艾伦·德詹尼丝进行俯卧撑比赛。（当然，最后我赢了，我也一直因此而沾沾自喜。）

从小到大，我在行为上一直都符合主流孩子的标准，这也成为我人生的一笔财富。贝拉克有时候会称呼我“普通人”，要我也参与到竞选口号和战略的制定中，因为他知道，一直以来我都紧跟流行文化，并乐此不疲。虽然我曾经在普林斯顿大学以及盛德国际律师事务所这样的高等学府和知名律师事务所学习工作过，虽然我现在有时候会佩戴珠宝、会穿舞会礼服，但是我并没有放弃我的兴趣爱好，我一直坚持着阅读 《人物》 [13] 杂志的习惯，也会去追一些系列幽默剧。相比《与媒体见面》 [14] 以及《面向全国》 [15] 等电视节目，我会更喜欢看《奥普拉脱口秀》以及《艾伦秀》 [16] 。而直到今天，最让我觉得开心又放松的就是观看一档家装大改造节目，那种改造过后的焕然一新让人很有成就感。

通过以上这些就会发现，我有一套属于我自己的方法与美国民众建立联系，至于这些方法的效果，贝拉克和他白宫西翼的幕僚可能并没有完全注意到，至少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跟接受主流报社或者有线电视台的专访相比，我更愿意选择与一些很有影响力的“妈妈博客”的作者合作，她们能够接触到甚至影响到一大批女性，那些女性甚至经常打电话与她们进行沟通。同时，当我看到我的年轻职员们每天不停地用手机聊天沟通，玛利亚和萨沙也开始通过社交媒体获取各类新闻，并与学校的朋友聊天分享时，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人们花费在网络上的时间已经越来越长，社交媒体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挖掘。于是，2011年秋季，我在推特上发出了自己的第一条推文，内容是推广我们的“联合力量”这一运动，然后看着它在网络这个奇怪的、没有边界的空间内无限生长、传播。

这条推文的效果出人意料，所有这一切都是那么出人意料。我发现，我可以利用这些软力量让自己变得非常强大。

如果有记者或者电视台想要采访我，那么我也会利用这一机会，将他们带到我想让他们去的地方。比如，我让他们到华盛顿西北部的一处普通的联排住宅里，看我和吉尔·拜登一起为一位在阿富汗战争中受伤的军医粉刷房子。其实，观看两位夫人拿着油漆刷墙本身并不有趣，但是这件事却像一个诱饵一样，能够将很多人的目光和注意力吸引过来。

这位受伤的军医是海军陆战队中士约翰尼·阿格尼，在阿富汗服役的时候，他的运输机遭到了袭击，他当时才二十五岁。在那次事故中，他的脊椎遭遇粉碎性骨折，大脑受伤严重，需要在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恢复很长一段时间。现在，为了方便他坐着轮椅活动，他家的一层正在重新装修—门口拓宽了一些，厨房的水槽也降低了一些—这是由公益机构“共同重建”与零售业巨头西尔斯 [17] 、凯马特 [18] 的母公司西尔斯控股共同发起的一项公益活动，约翰尼·阿格尼的房子正好是他们帮助退伍军人装修的第一千个家庭的房屋。正好，记者们的摄像机将一切都记录了下来—军人约翰尼·阿格尼、他的房子以及大家所带来的友好和力量。媒体记者们不光采访了我和吉尔·拜登，也采访了约翰尼·阿格尼，以及那些实实在在出力干活的人。在我看来，这才是事情应该有的样子，这里的一切才真正值得关注。

2012年11月6日，选举日终于到来了，虽然没有说出来，但我的内心充满了紧张、担忧。那时，我和贝拉克，以及两个女儿都回到了位于芝加哥格林伍德大道的家中，等待选举结果公布。美国民众究竟会选择接受我们还是拒绝我们，那种等待真是一种炼狱般的煎熬。在我看来，此次选举比我们以往经历的任何选举都要让人担忧，而且充满不确定性，这次选举不仅是美国人对贝拉克政治表现以及整个国家当前状态的投票，也是对他未来角色以及我们一家能否继续在白宫生活的一次投票。萨沙和玛利亚已经在新的环境中建立起了她们自己的朋友圈，因此，我不愿再一次打破她们好不容易形成的生活常态。而就我个人来说，我也为此付出了很多，我将我们一家人四年的生活全都给了白宫，所以，我不可能无动于衷。

整个竞选活动让我们筋疲力尽，甚至比我早前预想的还要艰苦。我一边要继续推进我倡导的那几项运动；一边要照料两个孩子，比如开家长会、监督她们完成好家庭作业；一边还要为贝拉克的竞选活动助阵，发表各类演讲，平均每天跑三个城市，每周要跑三天。至于贝拉克，他的日程安排则更为紧张，强度也更大，自然也更为煎熬。但多次民调结果都显示，他的支持率与共和党候选人米特·罗姆尼相比只是略微领先。更为糟糕的是，在10月举行的第一次总统电视辩论中，贝拉克现场发挥失常，在危急时刻引发了竞选赞助者和顾问们的担忧。这时，我们也能从职员们的脸上看出大家都已经筋疲力尽了，他们一直以来都非常努力地工作，看到这种结果，虽然他们都尽力不表现出来，但是想到贝拉克有可能几个月之后就会被迫搬出白宫的办公室，他们一定也感到非常不安。

自始至终，贝拉克都表现得非常镇定，但是，我依然可以感受到他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在选举前的最后几周里，他的脸色看起来有点苍白，甚至整个人也比先前瘦了许多，就连咀嚼尼古丁口香糖的动作，也比过去夸张了很多。作为一个妻子，看着他尽自己所能在应付着一切— 一边安抚那些对竞选感到担忧的人，一边继续完成整个竞选活动；同时还要管理整个国家，包括应对针对美国驻利比亚班加西外交人员的恐怖袭击；在距离正式选举仅仅一周时，敦促联邦政府对横扫美国东海岸的一级飓风“桑迪”做出大规模的紧急响应—我真的替他感到担心。

那天傍晚，当东海岸地区的投票将要结束的时候，我走上我们家的三楼，我们准备提前在那儿办一场实际意义上的美妆沙龙，为晚些时候的公共活动做准备。梅雷迪思已经帮我、两个女儿以及我母亲挑好了服装，并已经熨烫好了，约翰尼和卡尔也已准备好帮我设计发型、妆容。按照惯例，贝拉克一早就出去打篮球了，回来后就去了他的办公室，他需要对自己当晚的发言做最后的润色。

我们在三楼也有一台电视机，但是我刻意没有打开。如果出结果了，不论是好的结果还是坏的结果，我都希望由贝拉克或者梅丽莎或者其他与我关系很亲近的人亲口告诉我。电视机里喋喋不休的新闻节目主持人以及他们的交互式选举地图总在触动我的神经。我不想知道细节，我只关心我的感受。

当时，美国东部时间已经过了晚上八点了，这就意味着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结果了。我拿起我的黑莓手机，给瓦莱丽、梅丽莎、陈远美 [19] 分别发了邮件，询问她们是否知道最新进展。

我等着她们的回信，但是十五分钟过去了，半小时过去了，没有人回复我。我突然觉得整个屋子都陷入了一种很奇怪的寂静之中，我母亲正坐在楼下餐厅里看杂志，梅雷迪思正在打扮两个孩子，为晚上的活动做准备，约翰尼正在用直发器帮我烫发。是我太多疑了吗？还是大家都不敢直视我，他们是不是已经掌握了什么我还不了解的信息？

随着时间继续无声无息地流逝，我开始感觉到头疼，身体似乎都不能保持平衡了。我不敢看新闻，甚至突然觉得这次对我们来说一定是不好的消息。过去，我已经习惯了在遇到各种情况的时候战胜消极想法，坚信一定会是好的消息，直到最后才会被迫去面对那并不如意的现实。在我内心深处的一座高山上的小城堡中，我一直保持着自信。但是那时，看着放在膝盖上的黑莓手机一点儿反应也没有，每一分钟都是那么煎熬，我觉得我的小城堡的外墙开始坍塌，出现了缺口，怀疑肆虐了起来：或许我们努力得还不够，或许我们不配再为美国公民服务一届。我的双手颤抖了起来。

就在我因为焦虑而快要失去知觉的时候，贝拉克上楼来了，像过去一样，他咧着嘴微笑着，看上去一副信心满满的样子，先前所有的担忧也都不见了踪影。“我们将对手打得片甲不留，”他说，看到我还完全不知情，他马上换了一副惊讶的表情，接着又说，“没有任何悬念了。”

原来，在楼下，所有人一直都沉浸在喜气洋洋的气氛中，地下休息室里的电视机上接连传来的都是好消息。而我的问题出在了黑莓手机上，手机服务不知为何中断了，我的邮件并没有发送出去，当然也没有接收到别人发来的最新消息。于是，我把自己困在了各种消极的想象中。事实上，并没有人知道我当时是多么的担心、多么的焦虑，即使当时陪我在房间里的人，大概也都不知道。

那天晚上，贝拉克赢得了几乎所有选区的支持，只有一个拉锯州除外。正如2008年初次竞选时一样，他得到了年轻选民、少数族裔选民以及女性选民的大力支持。尽管共和党使出了一切手段，想要挫败贝拉克，并通过各种方式阻止他再次赢得美国总统职位，但最终，贝拉克的政见赢得了民众的支持。在竞选游说过程中，我们曾请求美国选民，希望他们给我们一个继续为这个国家服务一届的机会—能够让我们坚持到最后—最终，我们得到了选民们的认可。此时，所有人都解脱了。我们足够优秀吗？是的，我们非常优秀。

几个小时之后，米特·罗姆尼宣布承认败选。又一次，我们一家人盛装出席，站在台上向大家挥手致意，奥巴马一家四口—贝拉克·奥巴马、米歇尔·奥巴马、玛利亚·奥巴马、萨沙·奥巴马，在五彩纸屑飘扬的欢乐气氛中，欢欣鼓舞地迎来了又一个四年的白宫生活。

再次成功当选也让我起起伏伏的情绪随之安稳了许多。我们又赢得了更多的时间，可以朝着我们的目标继续努力，在各项工作的推进过程当中，也可以更加有耐心。同时，我们在华盛顿的生活也有了“未来”，这让我感到非常开心，因为萨沙和玛利亚可以继续留在塞维尔友谊学校上学，我们的职员可以继续他们先前的工作，我们的任何想法依然重要而不可忽视。最终，当这四年结束的时候，我们也就真正完成了使命，那才是让我最开心的。接下去，我们再也不需要去参加各种竞选活动，不用备受煎熬地召开各类战略制定会议、等待民意调查结果、参加选举辩论、关注支持率下降还是上升。一切都将结束。我们终于能够看到政治生涯快要结束的曙光了。

而事实上，一切远非如此乐观，未来总是既充满惊喜又充满惊吓—有一些让人开心的事，也有一些让人无法言说的不幸。在白宫再待四年意味着之后四年我们还要继续作为这个国家的象征，而对于任何有关这个国家的事情，我们都必须全部接纳并及时做出回应。在贝拉克和我参加竞选的时候，我们就是基于这样一个理念：我们仍然对未来充满信心，我们有能胜任白宫工作的精力和自制力，也有勇气继续为美国民众服务四年。如今，未来正朝着我们走来，而且速度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快。

五周之后，一名男子持枪闯进了康涅狄格州纽顿镇的桑迪·胡克小学，无故射杀教师和儿童 [20] 。当天，我刚刚在白宫对面作完一场简短的演讲，根据日程安排，接下来要去一家儿童医院进行访问。这时候，陈远美将我带到一边，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其实，就在我演讲的时候，她和其他几位职员已经从手机上看到了这一爆炸性事件，相关新闻报道一时间铺天盖地，但她们掩藏着情绪，坐着等我顺利结束演讲。

陈远美带来的消息是如此骇人听闻，我一时间彻底陷入悲伤之中，甚至有点不明白她到底在说什么。

她告诉我，她已经与白宫西翼取得了联系，贝拉克此时正一人在西翼的总统办公室里。“他让您马上过去，”陈远美说，“现在就过去。”

此时，我的丈夫需要我的帮助，这是八年里，贝拉克唯一一次在工作日要求我去见他，然后我们都临时调整日程安排，就我们两人单独待了一会儿，以寻求片刻的安慰。通常情况下，我们都坚持着“工作是工作，家庭是家庭”的原则，但是，纽顿镇枪击事件完全打破了我们之前形成的这些规矩，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之间建立起的屏障瞬间不见了，我相信，很多人也都跟我们俩一样。当我走进总统那椭圆形的办公室时，我和贝拉克什么都没说，只是拥抱在一起。此时此刻，说什么都是多余的，我们也找不出合适的词语。

我相信，很多人都不会知道，他们的总统奥巴马一直都在关注着与这个国家相关的每一件事，或者说他至少对关乎整个美国福祉的每一条信息都有所掌握。贝拉克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他总是选择承担更多，而非尽可能逃避。不论发生什么情况，哪怕是对他来说非常不好的情况，他都会去尽可能了解最多、最真实的信息，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给出真正有依据的对策。对他来说，这就是他的责任，也是他身为美国总统应尽的义务—他要直面问题，而非选择逃避，当我们其他人都要倒下的时候，他必须屹立不倒。

也就是说，当我去总统办公室找贝拉克的时候，他已经对桑迪·胡克小学犯罪现场的可怕场景有了非常详细的了解。工作人员已经向他非常形象、具体地汇报了一切，包括教室地板上溅洒的血迹、凶手用一把半自动步枪射杀的二十名一年级学生及六名成年教育者的尸体。与那些第一时间冲进教学楼保护大家安危并从大屠杀中撤离幸存者的第一响应者相比，贝拉克当时的震惊和悲伤肯定不亚于他们，当然，与那些在寒风中等待在教学楼外，经历了无比漫长的煎熬并不断祈祷还能再见到自己孩子的父母相比，也根本不算什么；而与那些经历了漫长等待的煎熬，最后发现只是一场空的父母相比，就更什么都不算了。

即使如此，枪击案的具体细节还是深深地刻在了他的心里，我能够从他的双眼中看出这件事对他内心造成的创伤，以及对他的信仰所造成的动摇究竟有多大。他开始跟我描述犯罪现场的情形，但是，又马上停住了，可能他意识到，没有必要继续增加我的痛苦。

和我一样，贝拉克对孩子们一直都有着非常深沉的、真挚的爱。他不仅非常宠爱我们的两个女儿，还经常带其他孩子去他的总统办公室参观，他还会要求抱抱孩子。每当他有机会参加学校的科学展览会或者青少年体育赛事的时候，他整个人都会变得快活起来。就在刚刚过去的冬天，他还开始为萨沙的中学篮球队“毒蛇队”做助理教练，这让他体会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快乐。

对他来说，孩子们的存在会让一切都变得轻松。而当时，与所有人一样，他知道，对于那二十个幼小的生命来说，他失信了。

在纽顿镇桑迪·胡克校园枪击惨案之后依然保持屹立不倒，对贝拉克来说可能是所有经历中最艰难的。那天下午，玛利亚和萨沙放学回到家后，我和贝拉克在楼上住所见到了她们，我们将她俩紧紧地抱在怀里，同时尽量不让她们感受到我们是多么迫切地等待着她们回来。关于这场枪击案，我们不知道究竟该跟她们说些什么，又不该说些什么，我想，全美国所有的父母此时都在为这个问题发愁吧。

那天下午，贝拉克在白宫楼下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并发表了一场电视讲话，尽量通过他那支离破碎的、断断续续的语言向受害者的家庭表示慰问。在短暂的发言中，即使面对着媒体摄像机不停地拍摄，贝拉克也忍不住数度落泪，因为他明白，对于那些受害者的家庭来说，没有什么能够真正安慰他们。他所能做的就是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知道，全国上下，不论是普通美国民众还是立法者都会这么想—通过最基本的、理智的立法措施控制枪支售卖，从而避免更多类似惨剧的发生。

贝拉克在悲痛中开始前行，但是我知道，我还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在作为第一夫人的四年时间里，我经常去安慰别人。当亚拉巴马州西部城市塔斯卡卢萨遭遇龙卷风袭击时，城镇的大片区域一瞬间不见了踪影，很多人失去了他们的家园，我曾经安慰他们，并与他们一起祈祷。当我见到那些经历了丧亲之痛的人们时，不论是男性、女性还是孩子，我都会和他们一一拥抱，安慰他们，鼓励他们从悲伤中走出来，他们挚爱的亲人有的牺牲在了阿富汗战争中，有的牺牲在了得克萨斯州胡德堡陆军基地的独狼式恐怖袭击中，有的丧命于自家街角处的暴力冲突中。在过去的四个月里，我还访问了那些在科罗拉多州奥罗拉影院枪击事件以及威斯康星州一座什叶派清真寺的枪击事件中幸存下来的人。这些事件都性质恶劣，极具毁灭性。每次与他们见面的时候，我都尽量让自己表现出最平静、最乐观积极的一面，我希望我的关心、我的到来、我无声的支持能够带给他们继续生活下去的力量。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发生两天之后，贝拉克动身前往纽顿镇，在为受害者举行的守夜祈祷活动上发表讲话，但此时我还没有勇气面对这一切，我不能和他一同前往。这件事对我的打击、震撼太大，以至于我不能像先前那样，还有多余的力量可以带给别人。我住进白宫成为美国第一夫人已经有四年时间了，也见证了太多的杀戮—很多本可以预防但是仍然发生了的死亡事件，以及我们太过薄弱的预防措施。但是我不确定，在面对自己六岁的孩子刚刚被枪杀在校园里的父亲或者母亲时，我该如何去安慰他们。

相反，就像绝大多数父母一样，我内心充满爱和恐惧，能做的只是紧紧地抓住自己的孩子。圣诞节临近了，萨沙被选中和其他一群孩子一起跟随莫斯科芭蕾舞剧团演出两场《胡桃夹子》，两场演出当天正是纽顿镇守夜祈祷活动当天。贝拉克终于抽出了一点儿空，溜进剧场坐在最后一排，看了会儿孩子们的带妆彩排，然后起身去康涅狄格州发表讲话。晚上，我一个人去观看了萨沙的演出。

就如所有对《胡桃夹子》这一故事的描述一样，孩子们的芭蕾舞剧演出绚丽多彩、超脱尘俗，月色下被积雪覆盖的森林中由胡桃夹子变身而来的王子，以及糖果王国里的糖果仙子们华丽优雅的舞蹈，都是那么的吸引人。萨沙在舞剧中扮演了一只老鼠，穿着一套黑色的紧身连衣裙，戴着毛茸茸的耳朵和尾巴。在管弦乐器优美大气的乐声中，在随风飘落的晶莹剔透的雪花中，当一个华丽的雪橇出现时，她开始了表演。我的视线完全被她吸引了，紧紧盯着她一刻也没有离开。我整个人都在感激生命里能有她。萨沙站在舞台上，眼中闪着熠熠的光芒，一开始她似乎不能相信自己正站在舞台上，整个场景对她来说是那么的华丽而又不真实。没错，整个场景确实非常华丽壮观。但是，她是那么年轻，可以全身心地投入，任由自己在仙境中尽情地表演，至少那一刻她做到了。整场舞剧没有人说话，大家只在尽情地跳舞，这时候，圣诞假期马上就要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