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博尔赫斯在一起05（1/1）

有时，当记忆袭来，他就会和我讲起故事来，与其说是与我分享，不如说他更享受这种自娱自乐，以此消遣。他从故事开始讲起，到最后总能生发出思考。谈到老布宜诺斯艾利斯流氓称为“勇气崇拜”的信条，博尔赫斯想到了一个叫“索托”的地痞流氓，专门欺负人。索托有次听到酒馆老板说结账时发现有另一个人的姓氏也是索托，是个驯狮师，是来这里进行表演的巡回马戏团成员。索托来到酒馆，质问正在喝酒的驯狮师姓名。“索托。”驯狮师答道。“这里只有一个索托，就是我，”地痞说道，“提上刀，出来。”受到惊吓的驯狮师不得不出去，因为这无人知晓的信条而被捅死。“这个片段，”博尔赫斯对我说道，“我把它拿来用作《南方》的结尾。”

如果说博尔赫斯有偏爱的文学体裁（尽管他并不认同“文学体裁”这种说法），那么一定是史诗。他热爱盎格鲁-撒克逊的传奇故事，热爱荷马史诗，热爱黑帮电影和好莱坞西部影片，热爱梅尓维尔以及布宜诺斯艾利斯黑社会的奇闻轶事，在这些史诗中他找到了同样的主题：勇气和决斗。对于博尔赫斯而言，史诗的主题和爱、幸福与不幸一样，是一种原始需求。“一切文学都是从史诗开始的，”他常说，“而不是从抒情诗开始。”他引用《奥德赛》作为例证，“众神为人类创造逆境，就是为了让后代有故事可以讲述。”史诗让他的眼中饱含热泪。

博尔赫斯很喜欢德语。十七岁在瑞士时便开始自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实施宵禁的漫长夜晚，海涅的诗便成了他的精神港湾。“一旦你知道了 nachtigall，liebe和herz(47)的意思，就可以不借助字典来阅读海涅了。”他说道。他喜欢德语丰富的可能性，喜欢创造新词语，就像歌德创造了“nebelgnz”（意为“雾气的微光”）一样。他总能让词语在诗句中产生共鸣：“你静静地将你的雾光，又一次洒满丛林和山谷。”(48)他赞颂德语的透明度，也批判海德格尔发明了一种令他“难以理解的德语方言”。

博尔赫斯钟爱侦探小说，并在其中发现了完美的叙事结构，能够让创作虚构故事的作者可以在一定的疆界内尽情发挥，并且专注于文字和图像的呈现。他很喜欢能够揭露真相的细节描写。有一次我们一起阅读歇洛克·福尔摩斯的故事《红发会》时，博尔赫斯评论说，侦探小说比任何其他类型的文学作品都更贴近亚里士多德对文学作品这一概念的界定。在博尔赫斯看来，亚里士多德认为一首关于赫丘利丰功伟绩的诗歌是永远无法拥有《伊利亚特》或《奥德赛》中存在的统一的，因为唯一统一(49)的要素是英雄独自完成各种任务，而在侦探小说中，这种统一就存在于故事的神秘之中。

剧情片对于博尔赫斯来说并不陌生，在看西部片和黑帮电影时，他也会流下眼泪。在电影《污脸天使》（anls with dirty faces）的结尾，当詹姆斯·卡格尼同意被带到电椅行刑时会表现得像个懦夫，以便让那些崇拜他的人不再仰慕他时，博尔赫斯暗自啜泣。面对着广阔无垠的潘帕斯草原（博尔赫斯认为潘帕斯草原的视野对阿根廷人的影响就像大海的视野对英国人的影响），泪水滚落到他的脸颊上，他喃喃道：“啊，祖国！”当读到描写皇家的船桅发出瑟瑟声响、挪威水手对国王说出 “这是挪威在您的手下翻滚，陛下”（博尔赫斯说，这是朗费罗(50)创作的一首诗中的一句，后来吉卜林在《世间最美丽的故事》中也曾使用过）的诗句时，博尔赫斯屏住了呼吸。有一次，在塞缪尔·约翰逊(51)博士出生的利奇菲尔德附近一座破旧的撒克逊教堂，博尔赫斯用古英语诵读主祷文，准备“给上帝一个惊喜”，却因曼努埃尔·佩鲁(52)写下的几行段落而哭泣，因为提到了离他的出生地很近的尼加拉瓜大街。他很喜欢诵读鲁本·达里奥（rubén dario）的四句诗，

在荡着回音的湖里泛舟

在那里梦境等待着失落的人

在那里有条金色的小船

等待着路德维希的新娘

不仅是因为真实存在的爱人和已不再使用的贡多拉船，诗句的节奏更是让他爱不释手。博尔赫斯多次直言自己是个多愁善感的人。

但有时，博尔赫斯也会非常残忍。有一次，我们在博尔赫斯的家里，一位我不愿提及姓名的作家为他读了一篇专为纪念他而写的故事，讲的是暴徒和地痞流氓的轶事，作家本以为博尔赫斯会很喜欢。博尔赫斯准备好听故事：他把手放在拐杖上，嘴唇轻微张开，眼睛微微向上看，对于他不熟悉的人来说，这是很有礼貌、很温和的状态。故事发生在一家满是恶棍暴徒的小酒馆。街区的警察因勇敢而闻名，他手无寸铁，但凭着发号施令的权威就能让这些恶棍放下武器。这位作家对自己的文风非常得意，开始列举起来：“一把匕首，两支手枪，一根皮革警棍……”博尔赫斯用他那永远单调沉闷的嗓音继续说道：“三支步枪，两个火箭筒，一架小型俄罗斯大炮，五把弯刀，两把大砍刀，一把气枪……”作家尴尬地勉强挤出一丝苦笑。但博尔赫斯毫不留情地继续说道：“三个弹弓，一块砖头，一弯弩，五把长柄斧头，一辆冲车……”听罢，那位作家起身和我们道晚安，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