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留下的人也是流亡者（2/2）

我任由她自说自话。而后，我估摸着第一遍踩点已过去半小时，便起身告辞，开始第二遍走位。此时，格拉齐雅下达了拍摄命令，还指示摄影师，不要靠近给我特写，别让警察注意到我。但问题恰好相反：是我自己无法将目光从警察身上移开，因为他们对我来说有种难以抗拒的吸引力。

虽然智利一直都有沿街叫卖的商贩，我却不记得数量有现在这么多。在商业中心很难有一个地方遇不到小贩们默默排开的长队。商贩人数多，货物品类杂，这个现象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征兆。路边摊贩里有失业的医生、落魄的工程师，能看见某位气质好似侯爵夫人的女士正廉价抛售她原先钟爱的衣服，还能瞧见一伙孤儿在人群中兜售偷来的东西，或者贫困的主妇推销自家烘烤的面包。但所有这些不幸的买卖人即便一无所有，也不肯失去自己的尊严。有人站在货摊后面却仍然穿着从前在堂皇的办公室里所穿的正装。一位出租车司机，原先是富裕的纺织品商人，他开车载我几个小时，逛遍了半个城区，最后却坚决不肯收费。

当摄影师拍摄广场环境时，我独自在人群间穿梭，捕捉将来可以充当影像解说的谈话片段，同时留心不要牵扯进以后有可能在银幕上被认出来的人。格拉齐雅从另一个角度观察我，我也在观察她。跟从我的指示，她首先仰拍最高的建筑物，而后镜头一点点降下来，将摄影机移向近旁，最后拍那些警察的脸。我们想捕捉他们脸上紧张的表情。临近正午，广场上越发热闹，他们的紧张感也越发明显。但警察们很快注意到了摄影机移动的轨迹，察觉自己正在被人观察，于是立即要求格拉齐雅出示在街上拍摄的许可证。我望见格拉齐雅给他看了许可证，警察似乎很快就表示了满意，我便如释重负地继续走位。后来我才知道，警察告诉格拉齐雅不准拍他们的人，但格拉齐雅反驳说，许可证上可没注明有什么禁忌，她还搬出了摄制组成员的意大利国籍，表示不接受原先未曾告知的命令。警察没再多说什么。这个情况让我很感兴趣，因为事实证明，欧洲摄制组在智利确实具有我们先前所预想的优势。

留下的人也是流亡者

警察成了让我着迷的心结。几次经过警察身边，我总想找个机会跟他们攀谈几句。突然，凭借一股无法抗拒的冲动，我走到一支巡逻队跟前，打听起那栋殖民时期风格的市政府大楼的情况。这座建筑在三月的地震里遭到了破坏，眼下正在修缮。回答我问题的那个警察根本没正眼瞧我，他的目光仍在扫视广场，不肯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他身旁同事的态度也一模一样，不过，当他听出我是故意抛出一些傻乎乎的问题时，斜睨的目光里越发流露出厌烦。而后，他眉头紧锁盯着我，喝令道：

“走开！”

就在此时，之前困扰我的咒语已经解开，警察带给我的惴惴不安转化成了一股得意劲儿。我非但没服从命令，反而给他们上了一堂礼仪课，教训他们面对和平守法、充满好奇心的外国游客，应该表现出怎样的得体举止。然而，还没等我发觉自己伪装的乌拉圭口音不足以对付这样复杂的申辩，那个警察已经受不了我的长篇大论，勒令我出示身份证件。

整趟旅行里恐怕再没有哪个场景让我如此担惊受怕。脑海中快速闪过所有念头：争取时间，死撑下去，甚至拔腿就逃，哪怕明知他们会很快追上我。我还想到了埃莱娜，此时不知她跑到哪儿去了；我只能瞥见远处摄影机映出的微光，摄影师会拍下一切，这确凿的证据足以向海外扩散我被捕的消息。还有弗朗奇，他肯定在不远处，凭我对他的了解，他绝不会容许我离开他的视线。当然，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出示护照，让警察查验身份，此前在几个机场，这本护照都经受住了考验。但我担心警察会搜身，因为那一刻，我猛然想到自己犯了个致命的错误。放护照的钱夹里，还装着我真正的智利身份证和一张写着真名的信用卡，我一时疏忽，忘记取出来了。意识到别无其他风险更小的办法，我便掏出了护照。应该怎么处理，警察似乎也不是很有把握，他快速扫了一眼照片，而后将护照递还给我，态度比刚才柔和了些。

“关于那栋建筑，您想要了解什么情况？”他问道。

我长舒了一口气。

“什么都不想，”我说，“是我自己没事找事。”

这件事治愈了警察给我带来的不安情绪。此后的全部旅途中，我开始能像其他守法的智利人一样，甚至像那些为数不少的从事秘密抵抗活动的智利人一样，以自然的心态看待警察。有两三次，我偶尔向警察求助，他们也态度良好地提供了帮助。甚至还有一回，警察开着巡逻车为我们开路，多亏如此，我才得以在警方发现我在圣地亚哥行踪的几分钟前赶上一架国际航班。埃莱娜不能理解，怎么会有人为了纾解紧张情绪就跑去挑衅警察。我和她的合作关系本来就存在危险的罅隙，现在更是濒临破裂。

所幸，在她或其他人提醒我之前，我已经对自己的不谨慎感到后悔了。警察一把护照还给我，我就按事先商量好的那样给格拉齐雅做了个手势，请她暂停拍摄。弗朗奇早从广场另一头目睹了这一切，他跟我一样心焦如焚，此刻赶紧过来跟我碰头。但我让他午饭后再到酒店接我。我想一个人独处。

我坐在一张长椅上翻看当天的报纸，但目光扫过一行行文字却什么也没读进去。独自一人在这个晴朗的秋季早晨，我内心异常激动，无论如何也没法集中精神。突然远方传来了宣告十二点钟的礼炮声，鸽群惊飞，大教堂的钟琴奏响了比奥莱塔·帕拉 [1] 最动人的曲子：《感谢生活》。这情景实在让我难以自持。我想起比奥莱塔，想起她曾在巴黎忍饥挨饿、露宿街头，想起她不可撼动的自尊，又想到体制始终排斥她，蔑视她的歌声，嘲笑她的反抗。一位了不起的总统不得不迎接子弹光荣死去，智利不得不承受历史上最血腥的殉难；比奥莱塔·帕拉本人也是如此，只有当她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的祖国才发现她的歌声里蕴藏着最深沉的美和人性真理。此时，那些警察也在投入地聆听她的歌声，但茫然不知歌手是谁，不知她在想些什么，不知她为何要长歌当哭。他们更不知道，倘若在这个晴朗的秋日早晨，歌手本人见到了这一幕奇特的情景，又该对他们表现出怎样的鄙弃啊。

我急于一点一点找回往日的记忆，便独自前往城市高地的一家餐馆，我和艾丽刚订婚时经常到这家餐馆吃午饭。那地方仍旧是从前模样，杨树荫下摆放着露天餐桌，遍地繁花，但给人的印象是，这里被时间遗忘了。一个客人也没有。我高声抱怨，侍者才来点菜，差不多耽搁了一个小时，才给我端上一大盘烤肉。我快要吃完时，一对夫妇走进来，我和艾丽还是此处常客时总能见到他们。男的叫埃内斯托，别人常叫他“内托”，女的叫埃尔维拉。他们在几个街区外经营着一家生意不景气的小店，专卖圣像卡片、圣徒塑像、念珠、圣骨匣以及丧葬用品。但两人性格跟自家生意相去甚远，他们性情风趣，思路敏捷。赶上星期六天气好的时候，我们会在这里品尝葡萄酒、玩纸牌，逗留到很晚。看到他们像过去那样手挽着手走进来时，我惊讶于尽管世界早已天翻地覆，可他俩还坐在过去的老位置上，更让我讶异的是，他们实在苍老太多了。在我印象中，他们不是一对循规蹈矩的夫妻，更像是一对成熟、热情而机灵的情侣，但此刻我觉得他们成了发福、沉闷的老年人。两人仿佛成了一面镜子，让我忽然从中瞥见了自己的暮年。假如他们认出了我，无疑会同样错愕地端详我，不过此刻，我有这套乌拉圭富商的行头罩在身上。他们在旁边的桌子上用餐，大声交谈，但失去了往日的活力。他们间或朝我这边望一眼，却并不好奇，丝毫没有疑心我们曾在同一张桌子上谈笑欢聚。只有在这一刻，我才意识到流亡岁月是多么漫长而痛苦，不只是对那些离开的人——直到此刻我才想到这一层——留下的人们同样饱受流亡之苦。

[1] 比奥莱塔·帕拉（violeta parra, 1917－1967），智利作曲家、新歌运动代表人物，被誉为“拉丁美洲民歌之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