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派天真的盛唐诗人（1/2）

我们今天的故事从王昌龄开始。王昌龄出生于武则天圣历元年，开元十五年进士及第，天宝七年贬为龙标尉。安史之乱发生时，他正在南方贬所，第二年返乡途中，路经亳州，为亳州刺史闾丘晓所杀，终年六十岁。王昌龄经历了完整的开元盛世，又没有来得及亲身体验安史之乱，可以称得上是完完全全的盛唐诗人。王昌龄有“七绝圣手”之名，清代叶燮的《原诗》中说：“七言绝句，古今推李白、王昌龄。” [110] 这几乎是历代公论。就李白本人而言，古体才最适合他汪洋恣肆的风格，七绝只能说以是余力为之而成就斐然。王昌龄却几乎是与七绝这种诗体成为最佳搭档。

我们之前讲过诗句不同长度带来的美感差异，但诗歌发展到王昌龄这个时代，已经在句子长短、篇幅组织、音调安排这三个维度的排列组合中发展出多种体式。从句长上来说，有五言、七言、杂言；从篇幅上来说，有绝句、律诗等；从音调上来说，有近体、古体。句长方面，五言比较直接、质朴，没有修饰的空间，容易产生警句般的震撼力，但七言就开始有了婉转回寰的可能。篇幅方面，律诗八句可以组成一个整严的结构，并能用排律的方式发展出复杂的叙事功能，而绝句只有四句，适合表达精粹的觉悟或感受。

王昌龄最擅长的，其实是七言近体绝句。对于叙事而言，篇幅太短；对于说理而言，句子不够干脆、简洁，音调变化太多。叙事愿望太强、理性思维太多、情绪太激动都会妨碍写好它。它尤其适合表达单纯而浑成的情感。这种美，让我们想起春天的蔷薇枝、秋天的晴日云。它比质朴之美多一些流动，显得天然而婀娜。

为什么最好的律诗作者出现在中晚唐，最好的七绝作者却出在盛唐？这个问题在后来的文学家那里有很多种答案。如果我们去一趟博物馆，就会发现它绝不仅仅关乎文学。开元天宝年间的仕女俑和歌舞俑，一个个憨肥呆圆而又生气四溢，有后世精镂细刻之作没有的美感。这种一派天真的气质，盛唐作者多少都有一些。

前几天，有个做小学老师的朋友让我帮她看一首中唐刘禹锡的《望洞庭》，我于是想到开元宰相张说的《送梁六自洞庭山作》。

望洞庭 [111]

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

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

送梁六自洞庭山作 [112]

巴陵一望洞庭秋，日见孤峰水上浮。

闻道神仙不可接，心随湖水共悠悠。

相形之下，刘作体物精微却多匠气，张作则只是痴憨一片，却又予人无穷向往。这两种不同的美学风格，当然来源于作者所处时代与个人性情的不同，但呈现出来还要靠语言的变化。总的来说，盛唐绝句的语言近于白话，到中晚唐才一句之中有并置、对立、转折、复调等多种扩展信息含量的做法，导致一诗之中层次、赋意更多，气韵则不再如此流畅。也有人批评盛唐七绝这种句法会使得诗意“过流”，即太过直白、随便。可是句法不花哨，诗歌就必须靠诗人的真情实感来推动，便特别容易造就那些“易感而难讲”的好诗。

如果一定要说盛唐诗人这种“痴憨之气、浑成之美”到底是什么，它大概是一种未经世事的单纯、不加掩饰的惊喜、不带防御的吐露、不求深意的表达。读盛唐诗会有一种“天地未曾破损之前”的酣畅快乐，那种感觉诚如于尔克·舒比格那个绝妙的书名《当世界年纪还小的时候》，让我们联想起肥皂泡、彩虹、草莓等一系列简单、轻盈而美好的事物。我小时候闲极无聊，读一本不知什么绝句选，结果挑出的都是王昌龄的诗。

“昨夜风开露井桃” [113]

“醉别江楼橘柚香” [114]

“岭色千重万重雨” [115]

“青山明月不曾空” [116]

在一个小孩子眼里，这些诗句表达的就是天地本身迷人的样子。古人以读书为卧游，那些山河游历中的细雨微凉、人情冷暖，我好像最初就是从王昌龄的诗里感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