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1/2）

一得到有一支舢板队靠近的消息，停泊在港口的一艘炮艇立刻开动。何塞·帕拉西奥斯从帆布篷的窗口里望见炮艇，弯下腰对闭着眼睛躺在吊床上的将军说：

“将军，我们到了蒙博克斯。”

“上帝之乡。”将军没睁眼说。

他们顺流而下时，河流越来越宽阔肃穆，仿佛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沼泽，热气浓得几乎可以用手触摸。航行的最初几天，将军老是在船头盘桓，观看瞬息万变的黎明和流光溢彩的黄昏景色，如今情绪低落，没有这份兴致了。他不再口授信件，也不听人给他念书，不问同伴们任何问题，似乎对生活毫无兴趣。在最燠热的午睡时间，他蒙着毯子、闭上眼睛躺在吊床上。何塞·帕拉西奥斯怕他没有听见，又招呼一遍，他仍旧不睁开眼睛。

“蒙博克斯不存在，”他说，“我们有时梦到，但是它不存在了。”

“我至少可以证实圣巴巴拉塔楼还存在，”何塞·帕拉西奥斯说，“我从这里已经看到了。”

将军烦恼地睁开眼，在吊床上坐起来，看到中午炫目的阳光下古老陈旧、多灾多难的蒙博克斯的一些房子的屋顶。这个城市遭到战争的破坏，在共和国的混乱中日趋败落，又受到天花流行的再度摧残。河流正是在此时以无可挽回的态势开始改道，这里注定会在本世纪结束之前遭到废弃。每次汛期洪水给石堤造成的损坏，都曾被西班牙殖民者以伊比利亚半岛式的顽固精神抓紧修复，如今只剩下乱石滩上零落的废墟。

炮艇向舢板靠近，一个仍穿着总督时期旧警察制服的黑人警官把炮筒对准舢板。卡西尔多·桑托斯上尉朝他嚷道：

“别胡来，黑人！”

桨手们停止划船，舢板随水漂流。卫队的投弹手把枪对着炮艇，等候命令。警官仍旧不为所动。

“出示通行证，”他喊道，“我以法律的名义命令你们。”

这时他才看到帆布篷里出来了一个脱了形的人，看到一只枯瘦却带有不容违抗的权威的手，命令士兵们放下武器。然后他声音微弱地对警官说：

“长官，您也许不信，不过我没有护照。”

警官不认识他。费尔南多告诉他之后，他什么也没脱就跳进河里游到岸边，赶快跑到城里去报告好消息。炮艇敲着钟送舢板到港口。船队还没有拐最后一个弯，还没有望到整个城市之前，八个教堂的钟全敲响了。

殖民时期，圣克鲁斯·德蒙博克斯是加勒比海岸和内地贸易的桥梁，因而富裕繁荣。美洲刚刮起自由之风时，这个当地贵族的堡垒首先宣布独立。西班牙加以重新征服，将军本人又解放了它。它只有三条同河流平行的街道，宽阔、笔直、尘土飞扬，建筑都是有大窗户的平房，住过两个伯爵，三个侯爵。本城的金银手工业以精致享有盛名，并没有因共和国的动荡而受影响。

将军这次来到时对自己的光荣十分灰心，对世界感到失望，发现港口居然有一大群人等着欢迎他，完全出乎意外。他匆匆穿上灯芯绒裤子和长靴，尽管天气很热还是披上斗篷，脱掉睡帽，戴上他在翁达告别时用的大檐帽。

拉康塞普西翁教堂正在举行隆重的葬礼。民政和教会当局、教会团体和神学院的头面人物正衣冠楚楚地在参加棺前弥撒，听到钟声齐鸣以为是失火，顿时一片惊慌。激动万分的警官冲进教堂，在市长耳边悄悄说了几句话，然后高声向大家宣布：

“总统到了港口！”

许多人还不知道他已经不是总统了。星期一有信使路过，在沿河城镇散播了翁达的传闻，但什么都没有说清楚。似是而非的消息使得临时组织的欢迎场面更加热烈，甚至丧家发现大部分吊丧的客人都离开教堂去码头了。葬礼进行了一半，只有一小批至亲好友在爆竹和钟声中护送灵柩到墓地。

五月雨水不多，河水流量很小，到港口码头需要爬上一道满是乱石的河谷。有人想背将军，他不高兴地拒绝了，自己扶着伊巴拉上尉的胳臂，一步一滑艰难地往上爬，终于不损尊严地到了上面。

他在港口和当局人士一一握手寒暄，从他的身体情况和手的小巧来看，手劲之大令人难以置信。上次见过他来蒙博克斯城的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记忆。他的模样衰老得像他的父亲，但他剩下的一点活力还足以拒绝别人的帮助。他不坐人们为他准备的担架，坚持要自己步行到拉康塞普西翁教堂，最后还是不得不骑上市长怕他支持不住事先备好鞍的骡子。

何塞·帕拉西奥斯在港口见到不少出天花、脸上痘疮涂了龙胆紫的人。天花是马格达莱纳河下游反复流行的地方病，它在爱国军中引起的恐惧超过了西班牙人，因为在马格达莱纳河的战役中，天花在解放军部队中造成很高的死亡率。鉴于天花的危害，将军曾请一位路过的法国自然学家用牲畜痘疮的浆液接种在人身上替当地居民免疫。但这种方法引起的死亡人数也很多，最后谁都不信这种寄托在牛身上的医疗办法，许多母亲宁肯孩子冒染上天花的危险，也不肯让孩子冒接种的危险。可是将军接到的官方汇报使他相信天花的灾祸已被战胜。因此，当何塞·帕拉西奥斯告诉他群众中有许多脸上出痘抹药的人时，他的反应厌烦多于惊奇。

“只要下级为了讨好，继续向我们撒谎，这种情况就永远改不了。”他说。

他在港口欢迎他的人面前丝毫没有流露心中的不快。他简单地介绍了他辞职的经过和圣菲的混乱状态，要求大家一致支持新政府。“没有其他选择，”他说，“不是团结就是无政府状态。”他说他此去不准备回来了，一方面是身体不好，大家也看得出来，有多种严重疾病，需要休养；更重要的是别人的不幸给他造成了痛苦，他需要平静。但他没有说什么时候走，也没有说要去什么地方，只是有意无意地重申他还没有拿到政府发的出国护照。他感谢蒙博克斯人二十年来给他的荣誉，请求他们除了市民的称号之外不要再给他什么头衔了。

群众涌进拉康塞普西翁教堂，参加临时决定的感恩仪式，教堂里还挂着葬礼的绉绸，空气中还有葬礼的花香和熄灭的蜡烛芯味。坐在侍从席的何塞·帕拉西奥斯注意到坐在贵宾席的将军很不舒服。市长是个不露感情的混血儿，长着狮鬃一般漂亮的头发，坐在将军旁边倒很自在。班胡梅亚的遗孀费尔南达，她的美貌曾风靡马德里宫廷，把自己的檀香木扇借给将军，让他抵挡仪式的闷热。将军无奈地扇着，只从香气中得到一些慰藉，最后热得透不过气来。他在市长耳边说：

“老实说我不该受这份罪。”

“人民的敬爱是要付出代价的，阁下。”市长说。

“不幸的是，这不是敬爱，而是凑热闹。”他说。

感恩仪式结束后，他向班胡梅亚的遗孀鞠躬告别，把扇子还给了她。她想再交到他手中。

“请您赏光留着吧，作为对一个十分敬爱您的人的回忆。”她说。

“可悲的是我用以回忆的日子所剩不多了。”将军说。

神甫坚持要打着圣周用的华盖挡太阳，从拉康塞普西翁教堂送他到圣彼得使徒修道院。修道院是一幢两层楼的建筑，回廊外面种着蕨类植物和麝香石竹，后面有一个阳光充足的果园。这几个月由于河那面吹来的风有害健康，即使晚上也不能睡在连拱回廊里，但是大厅旁边的房间有厚实的灰石墙，里面像秋天一样阴凉。

何塞·帕拉西奥斯先去把一切准备就绪。卧室的墙壁粗糙，最近刷过石灰，只有一扇带绿色百叶帘的窗户朝着果园，光线暗淡。何塞·帕拉西奥斯挪动床的位置，让床脚对着窗，将军便可以望到树丛中黄色的番石榴，闻到香味。

将军扶着费尔南多和拉康塞普西翁教堂的神甫来到修道院，神甫也是修道院院长。将军一进门就背靠着墙，对窗台上葫芦瓢里盛放的番石榴弥漫整个卧室的香气感到意外。他闭上眼睛，靠着墙，吸着使他心碎的旧时熟悉的气味，直到透不过气。然后他仔细查看屋子里的每一件东西，仿佛从中都能得到启示。除了带幔帐的床之外，还有一个桃花心木的柜子，一个大理石面的桃花心木床头柜和一把红丝绒面的扶手椅。窗旁边的墙上有一口八角形的挂钟，钟面是罗马数字，指针停在一点零七分。

“到头来，还是有些东西保持了原样！”将军说。

神甫感到吃惊。

“对不起，阁下，”他说，“据我所知，您以前没有来过这里。”

何塞·帕拉西奥斯也感到吃惊，因为他从没有见过这幢房子，但是将军继续回忆，提到的事情都被他说中，弄得大家面面相觑。最后，将军以他惯常的玩笑解除大家的不安。

“也许是前世轮回吧，”他说，“说到头，我们刚才还看到一个被逐出教会的人在华盖下面行走，在这样的城市里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过了不久，一场突如其来的雷雨把城市变成了泽国。将军利用这个机会来消除应酬的疲劳，他在幽暗的房间里，仰天和衣躺在床上，闻着番石榴的气味，假装睡着，接着，在倾盆大雨之后的宁静中真的睡着了。何塞·帕拉西奥斯知道这点，因为他听到将军用年轻时代的标准发音和清晰的音色说话，这种情况只有梦中才会出现。他说的是加拉加斯，一个沦为废墟、已经和他无缘的城市，墙上贴满了辱骂他的标语，街上大粪横溢。何塞·帕拉西奥斯坐在角落里的扶手椅上，别人几乎看不见他，他守在这儿是因为不愿意让侍从队以外的人听到将军秘密的梦话。他从半掩的门缝里朝威尔逊上校做个手势，上校便让花园里的值勤士兵走得远些。

“这里谁都不喜欢我们，在加拉加斯谁都不服从我们，”将军在梦中说，“我们得听从别人支配。”

他说了一连串愤懑的抱怨话，那是死亡的风把他破碎的光荣刮走之后的残余。他说了将近一小时的梦呓，走廊里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和一个傲慢响亮的声音惊醒了他。他发出一个急促的鼾声，没睁眼睛，含混不清地说：

“外面他妈的是什么事？”

原来是洛伦索·卡尔卡莫将军要在规定接见的时间之前强行闯进卧室。卡尔卡莫是解放战争的老将，脾气暴躁，勇敢得接近疯狂。他用佩刀拍打了一个投弹手的中尉，不把威尔逊上校放在眼里，只有神甫非世俗的权力才制服了他，客客气气地把他带进隔壁的办公室。将军听了威尔逊的汇报后生气地嚷道：

“对卡尔卡莫说我死了！就这么说，我死了！”

威尔逊上校到办公室去见那个军人，他为了今天的场合穿了检阅时的军服，胸前佩满了战功勋章。可是那时候他的傲慢已经荡然无存，眼睛里满是泪水。

“不，威尔逊，不用告诉我了，”他说，“我已经听到了。”

将军睁开眼时，发现时钟还停在一点零七分。何塞·帕拉西奥斯给钟上了弦，凭记忆拨到准确的时间，接着证实说同他的两个怀表完全一致。随后，费尔南达·巴里加进来，想让将军吃一盘炒素什锦。将军昨天到现在没有吃过任何东西，但他仍不想吃，只是吩咐把盘子端到办公室去，等会儿一面接见一面吃。与此同时，他忍不住拿了一个放在葫芦瓢里的番石榴。他美滋滋地先闻闻气味，贪馋地咬下一口，像小孩那样快活地咀嚼果肉，细细品尝滋味，然后叹了一口长气慢慢地咽下去。接着，他坐在吊床上，把盛番石榴的葫芦瓢放在两腿中间，一个接一个把番石榴统统吃光，几乎没有换气的时间。何塞·帕拉西奥斯进来时在昏暗中见到他这副吃相惊慌地说：

“咱们这样会死的！”

将军兴致很好地补充说：

“不至于比现在死得更绝。”

三点半正，按照预定时间，将军吩咐来访者两人一组开始进办公室，这样让一人看到他急于接待另一人，便可以快快把他们打发走。尼卡西奥·德尔巴列医生是最早进去的人之一，发现他背朝着窗坐着，窗外可以望到田间房屋和远处水汽蒸腾的沼泽。将军手里端着费尔南达·巴里加给他拿来的那盘食物，但一口未吃，因为他已开始感到番石榴在肚子里作怪。德尔巴列医生后来用一句粗俗的话总结了他晋见的印象：“那个人已经半截入土了。”凡是去见将军的人都有同感，只是表述方式不同。尽管如此，即使被他的衰弱状况深深打动的人也缺乏怜悯，坚持要他到附近城镇去赞助儿童福利事业，为一些民用工程奠基揭幕，或者看看由于政府工作疏懒而造成的民间生活贫困。

一小时后，番石榴引起的恶心和肠绞痛达到了令人惊慌的程度，虽然他很想满足从一早等到现在的人们的要求，但却不得不中止接见。院子里都是人们带来送给将军的小牛犊、山羊、母鸡和各式各样的野味，挤得水泄不通。卫队的投弹手不得不出来维持秩序，幸亏下午第二场大雨使天气凉快一些，大家安静了一些，恢复了正常。

不顾将军明确拒绝，下午四时还是在附近一幢房子里准备了欢迎宴会。将军没有出席，因为番石榴的排气作用使他处于危急状态，直到夜里十一点多。他躺在吊床上痛得死去活来，猛放有番石榴气味的屁，觉得灵魂也要泻掉了。神甫送来当地药剂师配制的药。将军拒绝服用，他说：“我吃错一帖催吐剂丢了权，再吃一帖连命也要丢掉。”他听其自然，直冒冷汗，打着寒战，他没有出席的宴会上隐约传来的优美弦乐声给了他少许安慰。他的水泻慢慢平息，肚子不痛了，这时音乐声也停止了，他觉得仿佛在虚无缥缈中浮沉。

他上次路过蒙博克斯差点成为最后一次。他以个人魅力和何塞·安东尼奥·派斯将军取得紧急和解，从加拉加斯回来，但派斯将军远没有放弃分裂的梦想。将军同桑坦德不和也是众所周知的，甚至走到了拒绝接受桑坦德信件的极端，因为他不再信任桑坦德的心地和人格了。“请您别费那个劲称呼我为朋友了。”他给桑坦德的信中说。桑坦德仇恨将军的直接借口是将军匆忙之中向加拉加斯人发表了一个公告，没有多加考虑就声称他的全部行动都以加拉加斯的自由与光荣为指导。他回新格拉纳达后，试图在对卡塔赫纳和蒙博克斯的公告中用一句恰如其分的话加以补救：“加拉加斯给了我生命，你们给了我光荣。”但是这句话有点巧辞补救的味道，不足以平息桑坦德分子的煽动。

将军试图阻止最后灾难的发生，带了一支军队回圣菲，指望路上有别的部队参加，再次开始为一体化而努力。正如他去阻止委内瑞拉分裂时那样，他说那是他一生中的关键时刻。再细想一下，他就会明白将近二十年来，他生活中没有哪一个时刻不是关键性的。“整个教会，整个军队，绝大多数的人民都是支持我的。”后来他回想到当时形势时这样写道。虽然有这一切有利条件，他说，当他离开南方向北方进军，或者离开北方向南方进军时，他身后的地区就失去控制，新的内战毁了他的计划，这种情况已经多次得到证实。这就是他的命运。

桑坦德派的报刊一有机会就把他军事上的失败归因于他晚上的荒唐行为。在许多旨在贬低他光荣的谎言中，当时在圣菲曾传播的是一八一九年八月七日早上七点指挥博亚卡战役、从而奠定独立基础的不是他，而是桑坦德将军，因为他当时正在顿哈与总督社会一个声名狼藉的女人玩得高兴。

不管怎样，提到他晚上的放荡、败坏他名誉的不仅是桑坦德派的报刊。早在胜利之前，就有人说独立战争期间至少有三次战役败在他手里，因为当时他不在应该在场的地点，而在一个女人的床上。他另一次访问蒙博克斯时，有一队年龄不一、肤色各异的女人招摇过市，在街上留下一股刺鼻的香水气味。她们侧身骑在马上，打着印花缎子的阳伞，穿着本城从未见过的华丽的绸衣。人们纷纷猜测说，这些女人是打前站的将军的姘头。这当然像别的猜测一样是无稽之谈，但谁都不反驳，因为将军的战地后宫是人们茶余酒后的话题之一，他去世后还有许多人津津乐道。

这种歪曲报道的手法并不新奇。将军本人在反西班牙的战争中就用过，当时他吩咐在报纸上刊登一些假消息迷惑西班牙的司令官。共和国成立之后，将军指责桑坦德利用他控制的报刊干尽坏事，桑坦德以巧妙的讽刺来回答：

“我们有一个好老师，阁下。”

“一个坏老师，”将军反驳说，“总有一天你会想起我们编造消息的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他对人们议论他的话，不论是真是假，都十分敏感，对造谣中伤一直耿耿于怀，临死的时候还力图要澄清。但他在避免授人以柄方面却很不注意。也是在上次路过蒙博克斯的时候，他为了一个女人把光荣豁了出去。

那个女人名叫何塞法·萨格拉里奥，是个贵族出身的蒙博克斯人，她穿着方济各会修士的带头罩的长袍，凭何塞·帕拉西奥斯告诉她的口令“上帝之乡”混过了七道岗哨。她浑身皮肤白皙得像是隐隐发光，在黑暗里也可以看到她的胴体。那天晚上，她不寻常的装饰压倒了她本身非凡的美丽，因为她前胸和后背缚着当地金银匠精心制作的一副黄金甲胄。当将军想抱她上吊床时，由于黄金分量太重几乎抱不动。一夜恣肆放纵之后，天亮时她觉得时间快得可怕，请求他让她再待一晚。

那要冒极大的风险，因为据将军密探的情报，桑坦德已经布置好一个阴谋意图剥夺将军的权力，分裂哥伦比亚。但那女人还是留了下来，不是一夜，而是十夜，两人玩得非常快活，觉得地老天荒再没有像他们这样真正相爱的了。

她把黄金留给了将军。“当作你的战争的花费吧。”她说。将军顾虑这笔财富是床上得来的，不太光彩，没有变卖，交给了一个朋友保存。后来就忘了那个女人。他最后一次到蒙博克斯，吃番石榴闹肚子之后，吩咐打开箱子清点财产时，才回想起她的名字和日期。

何塞法·萨格拉里奥的黄金甲胄制作精美绝伦，总重三十磅，简直是稀世珍品。此外还有一个箱子，内装二十三把叉、二十四把刀、二十四把大匙、二十三把小匙，几把夹糖块的小钳子，全部是金子打的，另外还有贵重的器具，曾在不同场合下留给别人保管，结果自己也忘了。将军的财产混乱得难以置信，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会有新的发现，到头来谁也不感到吃惊。他吩咐把那些黄金餐具收在行李里，装有黄金甲胄的箱子归还它的女主人。但是圣彼得使徒修道院院长告诉他，何塞法·萨格拉里奥由于合谋危害国家安全已被流放到意大利。

“肯定是桑坦德那浑蛋干的。”将军吃惊地说。

“不，将军，”神甫说，“是您自己放逐的，由于二八年的争吵。您不清楚被放逐的人中间有她。”

将军便吩咐在搞清情况之前，把那个甲胄箱仍旧留在原来的地方，不再过问流放的事。因为据他对何塞·帕拉西奥斯说，只要他一离开卡塔赫纳海岸，何塞法·萨格拉里奥肯定会随着他被放逐的敌人一起回来。

“卡桑德罗多半已在收拾行李了。”他说。

事实上，许多被放逐的人一听说将军准备去欧洲，纷纷开始回国。但是桑坦德将军考虑问题十分慎重，下的决心令人捉摸不透，是最后回国的人之一。将军辞职的消息使他处于戒备状态，然而他没有回国的表示，也不急于结束他的考察旅行，上一年十月，他到达汉堡之后就如饥似渴地开始在欧洲国家调查研究。一八三一年三月二日，他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从《商业日报》上看到将军去世的消息。但六个月之后他才不慌不忙地准备回国，那时候新政府已经恢复了他的军衔和荣誉，议会在他缺席的情况下选他出任共和国总统。

在离开蒙博克斯之前，将军去拜访了老战友洛伦索·卡尔卡莫将军，向他赔礼。那时候才知道卡尔卡莫病得很重，前一天下午为了去看将军才起床。虽然疾病缠身，卡尔卡莫说话声音仍旧十分响亮，得克制自己以免动作过于剧烈，不过他眼睛老是哗哗地淌泪，和情绪毫无关联，得不停地用枕头擦干。

他们一起抱怨各自的疾病，为人们的轻浮、胜利后的忘恩负义感到痛心，一起大骂桑坦德，桑坦德一向是他们之间必不可少的话题。将军很少像现在这样说得明确。一八一三年的战役期间，桑坦德拒不服从越过边境二次解放委内瑞拉的命令，洛伦索·卡尔卡莫目睹将军和桑坦德激烈争吵。卡尔卡莫将军一直认为那次争吵是两人暗中不和的起源，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激化。

将军却认为那不是伟大友谊的结束，而是开始。认为不和的起因不在于他授予派斯将军的特权，不在于那部不幸的玻利维亚宪法，不在于将军在秘鲁接受的独裁权力，不在于他渴望的哥伦比亚终身总统和议员的职务，也不在于奥卡尼亚国民议会以后他取得的绝对权力。不：造成他们之间日益加剧、以九月二十五日的暗杀到达的严重反感的原因不在于此。“真正的原因是桑坦德永远不能接受美洲应成为单一国家的思想，”将军说，“他认为美洲的团结是不可能的。”他瞅着躺在床上的洛伦索·卡尔卡莫，就像躺在一场一开始就打败的战争的最后的沙场上，结束了他的拜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