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1/2）

在动荡不安的年代，特别是在由于政治原因而加剧的年代，所谓“小人”与“贵人”出现的概率会大大增加，古今中外，一向如此。而“贵人”的出现，就像是福星保佑。

转眼到了四月。

北京刮来一阵风。从农村到城市，各行各业都要在热烈庆祝“五一”劳动节的同时，以群众文艺的形式歌颂“文革”七年来的伟大成就。这阵风很受青年们的欢迎。有文艺细胞的青年可以半脱产进行排练，没文艺细胞的广大青年因而能经常看到业余演出。尽管内容大同小异几乎千篇一律，但那也是文艺节目啊！除了样板戏再就没什么可看，除了语录歌再就没什么可唱。这种“繁荣”可把青年们压抑坏了，以至于a市不少医院里缓解抑郁症的药品供不应求。

各系统的文艺会演大行其道，也让当领导的人产生被解放的感觉。他们不是所有人都热衷于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谁都晓得那很危险，几句话不慎，也许刚把别人打入了另册，自己随后就被另一些人打入了另册。他们中只有极少数人才乐此不疲，实现了某种政治野心，紧接着又产生了新的更大的政治野心。

文艺会演则不同，是可以轻松愉快地来抓的。

a市商业系统不甘落后于其他系统，宣布在“五一”劳动节当天举办系统内各单位优秀文艺节目会演，而且要评奖。

时间是有点儿紧的。

作为一项关乎单位荣誉的重要之事，曲书记想不亲自挂帅其他领导都不依，她曾是文工团员嘛，挂帅之人非她莫属！

她本人也来了兴趣，却因厂里实在太缺乏文艺人才，很苦恼，嗓子哑了，嘴起泡了。

秉昆等三人看在眼里，替老太太暗暗着急。他们也不再叫她曲书记了，不知从哪天起，当面背后都开始叫她老太太，她不但不生气，听了还挺高兴。

秉昆与吕川和德宝商议：“老太太那么着急上火的，咱仨为厂里攒个什么节目吧，也算在这种节骨眼上报答一下她的关怀啊！”

德宝说：“咱俩想一块儿了，可我除了拉大提琴，没别的才艺，大提琴是洋乐器，演奏民乐不好听。我听说，内部的评奖原则排斥沾洋味儿的节目。”

吕川说：“能不能评上奖先不管它，咱们三个以实际行动助老太太一臂之力才是重要的。秉昆，你有什么文艺特长没有？”

秉昆惭愧地说：“我是笨人，哪里有什么文艺特长呢，就上中学后闲得无事，练过一年多快板。”

吕川问他水平如何？

秉昆想了想，颇为自信地回答：“背熟过几个段子，如果能给我一星期的时间好好练练，那我就豁出去了，愿意为老太太登台。”

吕川说：“你有这种勇气就好。临阵磨枪，不快还光呢！”说完，伸手向德宝要烟。他们三个有约定，怕吸上瘾，轮流着一人买烟三人吸。

吕川吸着烟来回踱步，一会儿低头看地，一会儿仰脸望天，踱了好多步后，说大致己想出节目框架了，叫作《小竹板挑战大提琴》。竹板代表民间曲艺，大提琴代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高雅也就是贵族文艺。德宝要在台上不断出自己洋相，比如琴弦断了、弦码崩出去了、谱架翻了、谱页被风刮飞了等。而秉昆的快板则要越打越出彩，嘴皮子也要越说越快。总而言之，节目所传达的就是这么一种思想：东风继续压倒西风。资本主义正一天天烂下去，连他们的大提琴也即将过气。我们的社会主义竹板，越打越来劲儿，越打越精神抖擞，直至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

德宝郁闷地说：“那我不等于是一个拉大提琴的小丑了吗？”

吕川劝道：“为了向老太太献忠心，你牺牲自己一次吧。”

“我牺牲自己一次倒没什么，无怨无悔，可大提琴不是你说的那样，一百年后中国还有没有人爱听快板我不敢断言，但大提琴肯定有人听的。”德宝的态度犹豫了。

吕川开导道：“一百年后的事谁管他！忠不忠看行动，你可不许打退堂鼓。你这个人都可以做出牺牲了，贬低一下大提琴还有什么不可以的？”他又问秉昆，“关键的关键，是你嘴皮子上的功夫怎么样？”

秉昆也不正面回答，接连说了几段绕口令。

吕川拍着他肩，高兴地说：“行！想不到你深藏不露，我心里有底了！”

三人当下去见老太太。

秉昆表达他们的愿望，吕川主讲节目的思想、形式和内容，说自己虽然没什么文艺才能，但可以在节目中充当一个插科打浑的角色，会让节目很喜乐。

老太太问：“你擅长那一套吗？”

吕川说：“小菜一碟。那是我们年轻人只要愿意，无师自通的事。”

老太太刮目相看地说：“我对你们的了解还真不太全面。”

德宝义勇双全，恳切地说：“您急得嘴上都起泡了，我们看着心疼，所以都豁出去了，要不谁扯这个！”

老太太大受感动，很看好节目，认为思想性好。她说文艺作品只要思想性站住了，往往就成功了大半。

她当即批准，他们三人可以一个星期不上班，集中精力排练节目。

厂里新进了几名工人，秉昆们也多了三名新工友，分别是龚宾、唐向阳、常进步。龚宾是片警龚维则的侄子，秉昆出于对小龚叔叔的好感，格外关照他，视为兄弟一般。他曾问龚宾：“你怎么也进了这个厂，成了这个车间的工人？分配工作的时候怎么不求你叔叔托人走走后门？”龚宾憋屈地解释，他小叔胆小，又是区里的模范民警，对自己一向要求极严，不敢搞不正之风，怕被人贴大字报。他也深知自己只不过是一名民警，其实没多大面子，还怕求是求了，却遭到拒绝，传为笑柄，自取其辱。秉昆听了龚宾不无抱怨的话，想想小龚叔叔考虑的也对，于是对龚宾大谈分到酱油厂的好处，像当初蔡晓光对他谈的那样。兴许是家族遗传的原因，龚宾也很胆小，很在乎名誉。有一次厂里发福利时多发给他两小袋味精，他第一时间退回去，还拽上秉昆做证。

唐向阳的父亲曾是一所区重点中学的校长，被怀疑年轻时加入过“三青团”。他本人坚决否认，一再申诉说，自己的历史虽然不红，但完全清白，谁说自己加入过“三青团”，就是在成心陷害。有关方面则宁可信其有，不肯信其无，认定他是隐瞒个人历史的阶级异己分子，“文革”第二年被开除了党籍，从教育系统扫地出门，成了干校里的长期改造对象。唐向阳的母亲是和他父亲同校的数学老师，课教得好，她以离婚的方式与他父亲划清界限，以便还有资格当老师。唐向阳是独生子，留城的理由颇为正当。他从小生活优越，性格孤傲。虽然父亲已不再是重点中学校长，他的孤傲却没太大改变，总是一副凡人不理的样子。他一得空就从书包里掏出课本躲在安静的角落看，不是几何就是物理化学，经常念念有词。德宝极不喜欢，甚至可以说讨厌他。吕川却挺包容他的孤傲，还向他借那些课本看。更让德宝不快的是，吕川有时居然像小学生似的，向他请教课本中的内容。

一次，秉昆三人在下班的路上聊天，不知怎么一来就聊到了唐向阳。

德宝愤愤不平地说：“咱们名为中学毕业生，却只学过算术。而人家就因为爸爸曾是校长，妈妈是老师，不但能解代数题，还看得懂什么三角几何！上哪儿说理啊？”

吕川说：“有地方说理啊！你要是也想懂，跟我一样虚心求教，咱们出渣房不是就成了说理的地方了吗？你如果哪天拉大提琴给他听，他不愿向你学，反倒对龚宾和常进步说，咱们连笛子、口琴还没摸过呢，曹德宝却连那么大个的洋乐器都拉得非常好了，上哪儿说理啊？你觉得他心理正常吗？”

德宝皱起眉寻思一阵后，问秉昆：“吕川的话什么意思啊？我怎么听着不像是在批评唐向阳，倒像是在批评我呢？”

秉昆笑道：“就是在绕个大弯子批评你嘛！我都听出来了，你自己反倒听不出来？”

“难怪我听着别扭！好你个吕川，敢讽刺我了是不是？不打算让我为你那狗屁节目做牺牲了？”德宝抓起把雪就往吕川后衣领里塞，吕川被雪冰得直蹦。

恰在那时，唐向阳骑辆崭新的“凤凰”自行车从后边赶了上来，主动刹住车对他们三个说，谁顺路可以带谁一段。

包括德宝在内，他们三个全说多谢了。德宝还嘱咐他小心慢骑，别摔了。

望着唐向阳远去的背影，秉昆自语道：“这样多好。”

德宝又问秉昆：“你的话怎么没头没脑的？什么这样多好啊？”

吕川替秉昆解释：“他说人和人都能像刚才那样多好。”

德宝反驳道：“那样有什么好？那叫虚伪！”

吕川也反驳道：“我刚才可没背后嫉妒人家，非说虚伪那也是你一个人虚伪，别把我俩捎上。”

德宝被噎得眨巴着眼睛说不出话。

秉昆见他尴尬，遂问：“难道你刚才嘱咐人家骑自行车多加小心不是真心诚意的？”

德宝想了想，分辩道：“真心诚意呀，我是那么虚头巴脑的人吗？”

秉昆说：“我也认为你是真心诚意的，所以咱们三个刚才谁也不虚伪。”

他现身说法，讲起了自己当初被他俩冷落的切身感受，讲起了他们三个成为好朋友后，自己连对酱油厂出渣房都逐渐有了感情的心理变化，讲起了他们三人和老太太的关系——这种近乎忘年交的关系，难道不也让他们想起来就会产生一份好心情吗？

“在咱们这样的青年工人之间，从来没有什么利益之争，所以我觉得，每一名酱油厂的青年工人都可以成为咱们的朋友。朋友越多越好。咱们的幸福太有限了，那就要将友谊也当成一种幸福。唐向阳能主动刹车跟咱们说话，证明人家其实没咱们想象的那么瞧不起人。咱们比人家年龄大，今后应该主动接近人家才对。”秉昆一番总结性的话，说得吕川和德宝心悦诚服，连连点头。

第二天，德宝令人诧异地将大提琴背到了厂里，休息时为三名新工友拉了几段，赢得了他们的掌声。

唐向阳表示想学。

德宝说：“那你愿意也帮我补补数理化吗？”

唐向阳高兴地说：“当然愿意啦！”

秉昆说：“那我也要当你的学生。趁厂里的夜校还没开课，你先给我们吃点小灶，免得以后听不懂夜校老师讲什么，太没面子。”

他的话代表了大家的想法。

当日下班后，他们将食堂抄菜谱的黑板抬到出渣房，请唐向阳当起老师来。

常进步是个小聋人，他也留下了。他只聋不哑，个子纤小，仿佛还没长开。由于聋了的缘故，容易害羞，异常安静。休息时，盯着他的脸看上几秒钟，就会将他看得脸红起来。他兜里揣着小本，和人说话得用笔谈。

常进步是从聋哑学校毕业后分到酱油厂的。他的父母都在军工厂，父亲是转业军人，厂保卫科科长，母亲是作为技术人才从外厂调入，七级车工。全市只有几名八级车工，都是男的，七级车工的女性少之又少。

“哪个王八蛋干的缺德事，把他这样一名耳聋初中生往咱们酱油厂分？真他妈的缺了八辈子德了！”德宝私下里替常进步抱不平。

吕川深有同感地说：“他简直像个女童工。”

出渣房的工作方式虽然有所改善，却仍是全厂活最累的地方。半月后，进步的小脸更小了。

在秉昆的提议之下，他、吕川和德宝为常进步找了老太太一次。

秉昆力陈将进步分到出渣房是不人道的，应尽早把他调到劳动强度轻点儿的车间去。

老太太坚持原则地说：“那不可以。凡是进厂的男性新工人，一律先到你们出渣房锻炼三个月，以后再考虑具体分往哪个车间。这是由我提出来的，已经确定为厂里的一项制度了，谁都不能例外，常进步也不能。制度是要一视同仁的。”

秉昆来了倔劲儿，他说：“老太太，你这不是教条主义嘛！如果在这件事上你不给我们个面子，那你在我们心目中以后可就不是一个好老太太了！”

吕川也说：“教条主义害死人。老太太，你可要区别怎么做才是坚持原则，怎么做其实是教条主义。”

德宝一句话让老太太生气了。他说：“老太太，我认为好干部的第一标准，那得是多少有点儿人性，否则和把他分到咱们厂的人一样缺德。”

老太太拍了桌子，霍地站起来指着他们三个训斥道：“你们以为你们是谁？是不是我一对你们好，就把你们惯出毛病来了？我告诉你们，我对你们三个好，不是因为你们有多可爱，而是因为全厂数你们干的活最累！我作为书记，理应格外关怀你们！你们以前是在什么情况下干活来着？不是比现在辛苦多了吗？你们都能挺着干过来了，让新进厂的人锻炼锻炼就是不人道了吗？你们成心来惹我发火是不是？”

秉昆和吕川连说不敢，往下按德宝的头，逼他说了认错的话。

老太太这才消了气，重新坐下。平静了心情后，她真诚地说：“既然你们都认错了，那我也收回几句气话。平心而论，你们确实都挺可爱的。你们三个在厂里根本没有资格批评我，却敢为常进步当面跟我理论，这一点就证明我看人有眼光，没看错你们。如果只讲与人斗其乐无穷，把中国人一个个斗得人情味儿都没有了，那算哪门子社会主义？”

老太太向他们吐露了内心苦衷，原来，进步是走她的后门才进厂的。他父亲常宇怀是她老伴老马当年在部队时的警卫员，跟随老马来到a市，她自己还是进步爸妈的媒人。军工厂分成誓不两立的“捍联总”与“炮轰派”时，进步父亲起初并没选边站，哪派也没加入。等到“炮轰派”被定性为“反动组织”后，常宇怀同情起“炮轰派”来。怎么能不同情呢？都是自己当年的战友，很多人是和自己一块儿脱下军装变成军工厂工人的，有人当年还曾是自己的连长指导员。别说他们自己不服，几乎所有两派都没参加的人也替他们抱不平啊。三千几百名工人中的一半划成“反动势力”，太过分了呀！“炮轰”什么什么，不过是写在纸上的标语，并不是真的要支起炮来轰嘛！常宇怀就成了厂里的第三派也就是主和派的头头。在全市“捍联总”采取联合行动，真枪实弹攻打“炮轰派”总指挥部的那天夜里，他手持话筒高声朗读语录：“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不必分成誓不两立的两大派……”“捍联总”要一举捣毁他们的最后“堡垒”，他极力劝阻。所以，他儿子进步分配工作时，哪儿哪儿都拒之门外。有的单位因为他耳聋不愿要他，有的单位因为他父亲上了有关部门黑名单不敢要他。他母亲万般无奈，求到了老太太和她老伴老马。她担着政治风险费尽口舌打消了厂里头头脑脑的顾虑，才让进步成为本厂工人。

“就你们讲人道，我就不讲人道了？你们倒说说看，我还能怎么做呢？你们几个小屁孩子，给鼻梁就上脸，气死我了！”老太太这么说时，快落泪了。

秉昆三人便再无话可说。

德宝在沉默中憋出一句话：“好人误会好人，是好的误会。”

老太太被他的话逗乐了，愁眉一展笑道：“你们给我听明白了，我可把常进步交给你们替我关照着了。别让他受任何人的欺负，也千万别让他受什么工伤。干活的时候，尽量让他少干点儿。他累出病来，我对不起他父母。”

秉昆三人保证，说绝不会让她担心的事发生。

他们谁都没向进步提起找过老太太的事。他耳聋，与他交流得进行笔谈，又麻烦又得有足够的耐心，他们都怕麻烦。

令他们欣慰的是，唐向阳对进步也挺关爱。

事情起了变化，学生们都争着替唐向阳这位老师打中午饭了。如果谁从家里带来了好吃的菜，老师尝几口会让他们感到很有面子。下班后洗澡时，他们也乐于为他占一个喷头。

事情确实起了微妙的变化——不，不，不是微妙的，而是相当深刻的变化。一种近乎休戚与共的无形无状的东西，在这些成长于不同家庭、有着不同职业的父母、性格基因各不相同的青年之间，毫无疑问地产生了。他们每个人都能体会到它的存在，体会到它的增长以及它对他们之间关系的影响，这让他们每个人都像唐向阳一样感到意外和惊喜。

年轻人之间的友谊是不需要铺垫的，也没有预备期，往往像爱情一样，一次邂逅一场电影就能自然而然地产生火花，可能并不持久，像礼花似的。但是在其绽放之时，每一朵都是真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