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1/2）

秉昆和朋友们已经三个春节没聚了。这些底层平民人家的小青年，再见时互不称呼“哥们儿”长“哥们儿”短了。他们都成为丈夫当了爸爸，各自承担起小家庭的责任了，那责任迅速耗掉了他们单身青年自在时的精气神，一个个似乎也都变得成熟了。酒喝得多了，话说得少了。

德宝和春燕还住在春燕家。春燕由于“反击‘右倾’翻案风”那阵子在大会上发过几次言，还有白纸黑字的批判文章收在《大批判材料汇编》中，被有些人揪住不放，指斥为“四人帮”余党的马前卒，想让她身败名裂，她做了多次检讨都过不了关。后来，几名老干部联名保了她一下。当年她为他们修过脚，并未把他们视为与人民同池共浴的“阶级异已分子”，而是以“为人民服务”的热忱一视同仁地对待他们，这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在意见书中认为，清算“四人帮”的罪恶要把握大方向，揪住一名年轻的女修脚师当年违心的错误言行不放很不合适，容易引起群众斗群众，此风不可助长。他们的意见书引起了新任领导的重视，于是春燕的“政治问题”总算解套。德宝说，在一次次检讨都难过关的那些日子，春燕想死的心都有过。

那时，于虹也被要求揭发批判春燕。于虹很瞧不起那些批判春燕的人，她看得分明，那些人是出于对春燕的嫉妒，想趁机把春燕整倒整臭。标兵的荣誉虽然并不如涨一级工资实惠，却还是让许多人眼红。有一次，于虹在那些人围攻春燕时当场翻脸，将他们骂了个狗血喷头。人家于虹那口子赶超也是有过反“四人帮”的实际行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专题报道中也曾提到过，给全省带来过荣誉。赶超和国庆的姓名，已经与邵敬文、白笑川、周秉昆三位反“四人帮”斗士的姓名连在一起，省报整版报道三人的事迹时，有一段专门写到了他们被捕后孙赶超和肖国庆的行动，强调那些行动对唤起全民政治正义感的重要影响。凭着这些资本，于虹骂他们都是“看风使舵的投机分子”，倒也骂得理直气壮。经她那一骂，准备整春燕的人大为收敛，春燕与她的关系，自然也就上升到了唇亡齿寒、荣辱与共的高境界。

然而，春燕那标兵的荣誉还是没了，也不是她一个人的荣誉被取消，所有“文革”中涌现的省市标兵、模范们的荣誉全要经过重新认定。春燕又恢复为一名普普通通的女修脚师了，这让她对以往经历有南柯一梦之感，她变得更深沉，也似乎更成熟了。春燕两个姐都拖家带口返城了，两个姐夫都是普通知青，勉强有个初中文凭，也都是底层人家的儿子，找工作时家里帮不上任何忙，没任何社会关系可以借力，所以两个姐姐和姐夫分配的工作都很差，全在小集体性质的街道工厂。她二姐带回城一个女儿，二姐夫家也有返城知青，没他们住的地方，只能租房住。比春燕大一岁的二姐，对春燕一家三口长期占据父母家的一间屋子不满，认为爸妈的“光”应该大家均沾，为此与春燕两口子一见面就发生口角，总是不欢而散。

国庆和吴倩一直没有稳定的小窝，婚后哪一年都搬家，越搬离市区越远——大批知青返城后，房租涨得极快，一间十几平方米不起眼的土坯房，房租已由当初的八九元涨到二十几元了。他俩又有了孩子，支出大，被房租压得有些吃不消了。

赶超和于虹两口子虽无租房压力，但他们在赶超家房山旁接出的小偏厦子因与邻家发生了占地多少的矛盾，一直处于日子过不安生的状况。只不过就是一尺来宽面积的争执，最终激化到了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的地步。窗对着窗、门挨着门的两家，哪一方想与对方在每天里少见几次都根本不可能，两家人的日子就都过得特恼火。赶超不想把关系搞得那么糟，多次主动提出要与邻家坐在一起好好谈谈，但邻家挑战的是他们小两口的底线——不拆了一面墙缩进去一尺重盖就免谈。派出所都认为那是无理要求，赶超小两口当然只能“同仇敌忾”。

国庆姐也返城了，姐夫转业，户口随他姐落在了本市，工作分在一家国营大厂任厂办主任，就是蔡晓光曾在拖拉机制造厂担任过的角色。他姐接妈的班，成了肉联厂一名女工，整天戴着橡皮手套洗猪肠子。国庆当舅了，他姐一家三口没住处，挤在国庆家，让国庆家像收容所。国庆的姐夫转业不久查出了肺癌，且是晚期，花光了转业费不说，还让国庆家欠下了许多债。年初，国庆姐夫到底还是病逝了，国庆他姐便成了有一个小学生女儿的寡妇。国庆看上去老了不少，头发也白了许多，脸上很难再出现笑容了，朋友们和吴倩一样地心疼他。

唐向阳也来到了周家——他父亲又当上了重点中学的校长，他也结束“小知青”经历返城了。他没急着找工作，信心满满地非要考上名牌大学不可。他有他的苦恼，父亲再婚了，这让他有了两对爸妈。爸妈还是只有一对的好，“原装”的更好。有两对未免太多，好像每一组都是水货，这让他经常纠结，不知自己究竟该做哪一组爸妈的儿子才好，很难平衡关系。

龚宾没来，他又住院了。精神病很难彻底治愈，他一犯病就四处寄信揭发叔叔龚维则的“反动言论”，烦恼的龚所长有时不得不亲自出面请求精神病院多收治他一个时期。

进步还在酱油厂味精车间，各方面表现不错，入了团。他父亲的问题也不再是个问题，重新当上了保卫处长，心情好，老胃病也渐渐好了。

“四人帮”粉碎两年多，有人这样了，有人那样了，有人还是老样子，日子过得也不省心不容易。

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改变，社会格局尚未发生明显变化，但一些迹象意味着，后一种改变即将开始，只不过不敏感的人没有觉察到。

底层的人们对时代即将发生的改变从来是不敏感的。

德宝、国庆、赶超三个都说秉昆瘦了，他们的妻子还发现秉昆眼中有血丝。秉昆已开始恶补文化知识，瘦是必然的。他们和她们都告诫秉昆要劳逸结合，不可太拼命，郑娟大小三口的生存全依赖他呢，他拼倒了他们昨办呢？

朋友们和朋友们妻子说的都是发自肺腑的话，说得都很直白，言语中那份惺惺相惜的情谊表达得实在深切，让秉昆很温暖。

秉昆看出德宝三个也都不同程度地老了。还不到三十岁的人，才一年多没见，忽一下都老了不少，这让秉昆没法不感伤。他们的妻子也都不同程度地憔悴了，好像移过盆的植物没缓过生机似的。

然而，他没把自己的心痛和感伤说出来，一句没说。不是有什么顾虑，而是不忍说。在秉昆看来，此次相聚必须由他来召集，不召集不可以。他有了好事，都不愿让朋友们知道了吗？他们必然会挑理的。他们当面挑理时，他将无言以对。

在他的那些朋友看来，秉昆召集相聚，肯定是因为有重要的事相告，否则，非年非节，各自的日子都过得很不舒坦，聚个什么劲儿呢？所以，为了知道那重要的事，便都一个传一个地来了。不来也是不可以的——怎么，怕朋友遇到了难事求你，人家召集聚一下都不到场了吗？或者朋友有了好事，请你到家里分享一下，请不动了？那真见了面也是不好意思的事。

对于底层青年们而言，友谊是必须认真对待的。他们都本能地明白，有些人的一生，是不断结交新朋友的一生；好事降临得越多，结交新朋友的机会越多。在他们自己的人生中，好事降临的机会本来就不多。在他们那样的单位上班，如果不主动与别人交往，才不会有多少人主动来交往呢！即使自己主动与别人交往，别人也不见得愿意。“有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这样的话，说的是人生与他们很不一样的“有些人”。而在他们之间，富有人情味的话往往是这么体现的——“咱们这种人一辈子才能有几个朋友啊，失去一个少一个，怎么能不把朋友当回事呢！”

是的，他们都本能地明白此点。无须上一辈人教诲，也无须任何一本书告诉他们。

相对而言，秉昆接近“有些人”了。编辑工作让他结交了不少新朋友，新朋友与老朋友是完全不同的人。比如邵敬文、白笑川，比如甲三号那些喜欢他的人，比如史彦中那样忽一日实权在握的人。他曾对秉昆说：“小周，你以后就当我是你的忘年交好了。遇到烦恼的事，想跟我聊聊只管找我。”这让秉昆在自我庆幸的同时，对自己与老朋友们的关系更加珍重。从源头上说，没有老朋友们的助力，他一定还是酱油厂的一名工人，也就和老朋友们一样，根本不可能有那样一些完全不同的新朋友。他很希望老朋友们也各自都有新朋友，特别是能对他们的人生起推动作用的新朋友。他又知道，那基本上不可能。在底层与其他略高于底层的社会阶层之间，仿佛有无形的铜墙铁壁隔离着，底层青年穿而过之，是太偶然的现象。“命好”的他有幸穿过，他才悟到那无形的铜墙铁壁确实存在。也正因为看清了此点，他不但因朋友们一下子都显老了而感伤，还在感伤之上多了一重悲哀。

周志刚对于降临在儿子身上的两件好事吃不大准，既然儿子自己感到幸运，他也就姑且认为是好事。究竟有多好，更是他吃不准的了。实际上，在他心目中，谁由一名工人进步为一名干部了，那无疑是千真万确的好事；参军以后成了军官，也是光荣的好事；考上大学以后成了科技工作者、工程师、医生、教师、会计师……也都是好事。由工人转成了一名编辑，不是报社编辑，而是编一种教人快板、山东快书、这个弦那个鼓、这个坠子那个梆子，还有相声、二人转之类的杂志编辑，他确实吃不准是否也值得替儿子高兴。

依他想来，工人的社会地位以及在人们心目中的可敬程度，是高于那样一份杂志的编辑的。酱油厂的工人毕竟也是工人，谁也不敢说酱油厂的工人不是工人吧？是工人那就是领导阶级的一员。儿子转正成了那样一份杂志的一员，不就意味着从领导阶级中除名，成了永远需要被改造思想的群体中等级很低的一员了吗？他帮儿子做了几道家常菜后，离开屋子，坐在院外的小凳上吸着烟，思考着以上那些不怎么愿意与小儿子交流的现实问题，同时看着曹德宝他们骑来的自行车。近来光字片的治安大为不好，自行车被盗事件屡屡发生。据说一个原因是返城知青太多了，城市快被就业压力压得喘不过气了。返城知青中不少人是带着戾气回来的，认为当初下乡是被骗去的被逼去的（而那又基本上部分是事实），一去就是十来年，受了不少苦还被要求“脱胎换骨”，有的人甚至曾被视为小劳改犯，总之虽然返城了，心里气不顺。回过去看，他们是有种种理由不满的。城市对他们有朝一日几乎全部返城毫无思想准备，如同被当年的造反小将杀了个回马枪，颇为神经紧张，唯恐他们聚众闹事。出于这些原因，有了工作岗位优先考虑返城知青，这就又让没下过乡的待业小青年感到被歧视，于是带点儿捣乱心理地自谋生路……

屋里的气氛一度冷场，朋友们之间似乎找不到话题可说。互诉生活不易的苦水吗？彼此彼此，有什么可诉的呢？展望将来吧？谁也看不到自己一种可能好些的将来啊。纵论国家大事吗？该发生的发生了，该收场的收场了，该开场的也紧锣密鼓地开场了，都不是一般老百姓所能掌握，也不再需要热血青年们慷慨激昂大声疾呼匹夫有责。朋友们原本都是不喜欢往政治里边掺和的青年，何况也不同程度地掺和过了一把，便又对“政治”二字冷淡起来。

朋友们甚至也没对秉昆说什么祝贺的话。

只有国庆淡淡地说：“我还以为有什么要紧的情况呢，你愿意干那行，往后就好好干呗，总那么借调着终归不是个常事。”

别人便都点头，仿佛再说什么完全多余，哪怕稍微加点儿祝贺的热情就像做戏了似的。

之后，德宝他们三个就互通起租房子的信息来。再之后各自喝闷酒，偶尔碰一下杯，隔半天才夹一筷子菜吃一口。

春燕她们三个不吃也不喝，呈三角形地坐得很近，一直没完没了地聊当妈养孩子的事，既不理睬她们的丈夫，也不理睬秉昆这个主人。

他们并非是对秉昆的好事缺乏祝贺的意愿，更不是出于嫉妒成心那样。他们和秉昆父亲的看法差不多，也都认为秉昆的好事并不值得特别郑重地祝贺——转正了，无非感觉上好了点儿而已。他们一向认为的好事，是那种忽一日时来运转、人生立马就好起来的事。比如，当初春燕成了标兵其实算不得多么好的好事，但如果真能在市里好地段分到了一间俄式住房，那才是值得祝贺一番的好事。秉昆的工资并没因转正而比他们多几元，秉昆还与郑娟三口住在窝似的小土坯房里。借调时期的秉昆，酱油厂照例每月发给他福利——酱油、醋、味精、毛巾肥皂，一样不少他的。转正了，不再属于酱油厂职工了，福利当然也就从此没有了，简直还可以说是一种损失呢！所以朋友们并不羡慕，更不嫉妒。朋友大抵是一种以同质化的命运为前提所建立的友好关系，原来同质化的命运一旦出现了较大反差，即使是朋友往往也会由羡慕而嫉妒的。如果反差巨大，不论原来多么巩固的朋友关系也会沙化、瓦解。秉昆的好事并没让他与朋友们的人生出现多大反差，他在朋友们心目中便依然是同类。

德宝又一次看手表，秉昆说：“你要是有事，就和春燕先走吧。”

春燕奇怪地说：“我们没事呀。”她瞪着德宝问，“你总看手表干吗？”

德宝神秘地说：“再过五六分钟，将有让你们感到惊喜的事出现。”

赶超说：“醉了吧？有什么事能让咱们这种人惊喜呢？”

他语音刚落，门一开，进来一个人，大家全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是别人，正是吕川。

吕川从头到脚一身的确良军服，看上去八成新，像一名还没发领章和帽徽的新兵。他的出现让人感到意外，然而并无一人觉得惊喜。

赶超说得不错，如果不是什么能直接让他们的日子发生好转的事，他们就不会有惊喜，共同好友的意外出现也不能。

吕川七月份就要毕业了，校方即将按照他的意愿把他分配回本市，他说他将来有可能在省委或市委上班。毕业前回来几天是经校方批准的，因为省里有关方面要与他面谈一番，做到预先对他有所了解，而他认为是对他进行初步的面对面考察。

听他这么一说，大家才有点儿惊喜了。一位共同的朋友倘若成为出入省委或市委大楼的人，这对哥儿几个的将来无疑是福音。吕川估计，他起初会为哪一位省里或市里的领导当几年秘书，德宝、国庆和赶超都兴奋地说可算熬出头了！以后咱们的人生终于出现一线曙光了！朋友圈里就算有谁是省委或市委食堂做饭的、车队开车的、收发信件的人，朋友们都会沾光不少。起码，遇到了什么对自己不公平的事，往省里或市里的什么部门呈递一封申诉信不至于泥牛入海吧？而咱们的一个朋友将是某位省市领导的秘书了，这难道还不是共同的福音吗？他们三个这么一说，在场的人也都喜上眉梢笑容满面了。

吕川自己却并不怎么高兴，说他不愿给领导当秘书。尽管他明白，那是从政的最好开始。当来当去的，自己最终也会当上领导。他说入伍才是他的理想，或者成为公安系统的一员也行。即使当秘书，也得是给部队首长和公安干部当秘书。他觉得自己穿军装和警服更有男人味儿，将来也要当部队干部或公安干部。

他最后那句话说的倒也符合事实，大家都点头不已。国庆和赶超立刻表态支持，说那将来就让他俩的孩子沾沾吕川的光参军或当公安。

吴倩说：“吕川，你还是争取分到公安部门去吧，如果你侄子侄女参军了，那就有个转业问题。转业时工作分得不好，几年兵白当了。当公安就不同，可以当一辈子，我们做父母的再也不必操心他们的工作问题了。”

于虹也说：“那是那是，一门里出一个穿警服的，三亲六戚都有一个照顾和庇护者了，一般人谁也不敢欺负。”

半天没说话的唐向阳说道：“不一定吧？龚宾他叔不是穿警服的吗？龚宾也没沾上什么光啊。你们最好都别影响吕川，他的将来，由他自己决定吧。”

春燕说：“你说得有道理。咱们中间只有吕川将来可能有大出息。他朝哪个方向出息，出息到什么份儿上，不是也与咱们和下一代的人生挺有关系的吗？咱们现在影响他一下很有必要。小唐，你是还没结婚，没做父母，等你也做父亲了，被一筹莫展的破日子像蛛网一样粘住了，那你就理解我们几个了。”

向阳听了春燕的话，红着脸笑笑，保持沉默，不再说什么了。

秉昆很赞同向阳的话，但也确实挺理解其他几个好友。春燕的话题概括了他们的想法。唯其明白，便心生出大的悲哀来。这些共乐区底层人家的儿女啊，自己家门里挣脱不出一个将来可能有出息的人来，个个满家门尽是些穷愁的破事，所以才把一个可能有出息的朋友的将来当成自己的希望。他不知说什么好，但作为主人，他明白自己是不能像唐向阳似的想说话就说，不想说话就不说。

于是，他问吕川要达成自己的意愿有没有什么门路，如果没有，想不想由他陪着去找一下老太太？到那时为止，老太太仍是他们所能搭上的最硬的社会关系，一种阶层上根本不对等、迫不得已时只能厚着脸皮往上搭的社会关系。

不料，吕川说不必麻烦老太太了。自己毕竟上了四年大学，班里不乏高干儿女，有的与他已是莫逆之交，有他们提供门路足够了。

这就又让大家刮目相看起来。

接着，大家就吕川究竟是进省委、市委机关好，还是入伍或加入公安系统好各抒己见，展开了热烈讨论，争论不休。

秉昆听着，不禁联想到了《红旗谱》中的一段情节。农民严志和的大儿子运涛，从保定师专毕业后，加入了北伐的革命军。与严志和亲如手足的农民朱老忠以及其他要好的农民兄弟们全聚在朱老忠家，也是如此这般兴奋而又热烈地畅想有朝一日运涛出息了，当上了革命的大官以后，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下一代将会多么扬眉吐气，从此不再过穷愁又卑微的生活了。所不同的是，严志和朱老忠们是农民，他们和儿女们共同的敌人是地主冯老兰和冯老兰的下一代。如今周秉昆和朋友们却是农民们的孙辈人，城里人家的儿女。尽管是城市底层人家的儿女，那也终究是城市人家的儿女。从前之事和眼前这事，小说里的事和现实中的事何其相似，让秉昆有一种时光倒流之感。他觉得自己和朋友们仿佛回到从前，直接变成农民了。只不过，他们共同的敌人已不是一个具体的地主冯老兰，而是无形无状的贫穷——不，那贫穷是有形有状的，对他们造成的压迫，并不比冯老兰们对严志和、朱老忠们造成的压迫轻多少。

周秉昆心里这么想着，更不知说什么好了。

吕川却明显对大家的讨论、争论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粉碎“四人帮”前后本市本省有哪些政治事件，涉及了哪些人物。这又是大家不感兴趣的话题，连国庆、赶超和秉昆这样直接卷入过的人都不愿再说。已经过去了，再说还有什么意思呢？又不能当饭吃当钱花。这并未影响吕川自己的兴趣，他滔滔不绝地讲起自己在北京的见闻以及自己参与过的种种事情。他讲得特来劲儿，大家虽然不感兴趣，却也只能一个个装出感兴趣的样子洗耳恭听。装能让他高兴，大家愿意让他这个老朋友高兴。为什么不呢？必须的，还指望着儿女将来沾他这位吕川叔叔的光呢！

大家谁也不插话，静听吕川桩桩件件讲了半天，像传达文件精神似的。终于，他看了一眼手表站起来说：“下次再会，我还要去见一个人，该走了。”

吴倩这时才问了一句大家都想问又都没机会问的话：“哎，你哪来这么一套军服啊？还是八成新的！”

吕川笑道：“我未来的岳父是军人。”

赶超也忍不住问：“哎，你小子这一走，我们以后怎么跟你联系呀？下次又是什么时候呢？”

吕川指着德宝说：“秉昆的工作和生活压力都太大，我的信使现在改由德宝来当了，以后你们谁联系我通过他。”

他说完就匆匆走了。来得突然，去得也突然，大家一时又陷于沉默。

这时，大家才注意到，唐向阳不知何时反坐椅上，胳膊横在椅背上睡着了。

春燕自言自语：“说得热闹劲儿的，都好像将来就会心想事成似的。”

吴倩说：“成事不成事的，现在说说想想也蛮高兴的嘛！”

国庆对德宝嘱咐道：“你可勤与川儿联系着点儿，不要让咱们和唯一一个将来能有出息的朋友断了联系。”

他的话让秉昆的心像被针扎了一下——闹了半天，自己虽然当上正式编辑了，但在朋友们看来，其实并不算有出息。而且，朋友们连自己的将来分明也不看好，自己相聚之前却还在担心朋友们是否会嫉妒呢。

他不禁苦笑了。

他们也都说走就走了。

父亲进屋与秉昆一起收拾时，寻常交谈似的问：“那个穿一身军服的小伙子，他上北京的大学了？”

秉昆于是明白，父亲在外边听到了屋里的谈话。两个多钟头里，父亲一直在外边，这让秉昆心生自责。只想着把朋友们陪好，却完全忘了外边的父亲，多不应该呀！

他内疚地说：“对，他叫吕川，我们几年没见了。”

“是名牌大学？”

“对。”

“他家也是共乐区的？”

“对。他妈也没工作，和我妈一样，家庭妇女。他爸是鞋厂的，解放牌胶鞋就是他爸那家鞋厂生产的。他爸身体不好，提前退休了。”

“他也和你一样，在酱油厂上班？”

“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