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2/2）
周秉昆说：“那房子我已经买下了呀！”
人家说：“你的意思应该是把那房子兑下了，可与你立字据的人不是原始房主啊，他无权把房子兑给你嘛！”
周秉昆说：“可你们房管所认可了我们之间的协议，做了过户登记的呀！”
人家说：“那位经手的同志是帮忙的，不是正式工作人员，根本没经验，已被辞退了。”
“你们说那原始房主他早干什么来的？他怎么二十多年里从没在本市露过面？我但凡有他一点儿信息，也会找到他与他本人交易呀！”
“这你不能怨人家，从前人家不敢回来，有那心也没那胆啊！一回来还不立马被当成特务抓起来啊？”
“那那，那我的一千六百多元钱算怎么回事啊？”
“是啊是啊，是一大笔钱。所以，你首先要赶快腾房子，人家原始房主十月底必须住进去。你要赶快找到二房主，争取把钱要回一些。能不能要回一些，那完全是你个人的事，与我们房管所没什么关系。”
房管所明明有推卸不掉的责任，可人家一口咬定与房管所“没什么关系”，秉昆就没辙了。一九八六年，普通人还没有多少依靠法律维权的意识。而且，法院根本不会受理普通人告政府部门的案件——这点儿常识秉昆是有的。
他只能暗暗叫苦。
那个与他签协议的人蒸发了——对方是白笑川朋友的徒弟的朋友，白笑川当时听到了那处房子要“卖”的信息，完全出于好意介绍周秉昆认识。既然是师父的关系，周秉昆当然百分之百信任，不承想竟遭到了杀熟一刀。
无奈之下，周秉昆告诉了白笑川。白笑川一听也急了，将朋友责骂了一通，发动自己广泛的人脉撒网似的寻找签协议的人，最终的消息是那人肯定不在国内，离婚后出国了。有说那人去了新加坡的，也有说去了泰国的，还有说去了越南的。
白笑川着急上火，嘴上也起了泡。他问周秉昆：“你不会怀疑师父从中拿了好处费吧？”
周秉昆说：“那怎么会！”
白笑川内疚地说：“师父再就只能说对不起了，借你那两百元你别还了，就当你我的钱都打水漂了吧，师父再帮你挣！”
秉昆本想说“但我往哪儿搬啊”，眼见师父唇上急出了泡，没忍说出来。
郑娟对秉昆却毫无抱怨。十之八九的妻子，这种情况下难免会责备丈夫办事不周。郑娟却百般安慰，只说就当花钱买教训了吧。她想，应该先去问一下赶超夫妻想不想搬家？如果赶超夫妻想搬到别处住，那么他们可以再搬回太平胡同。
秉昆便买了罐头糕点之类的东西，去赶超家试探口风。
赶超请了事假，在家照顾于虹。
于虹指着赶超说：“我差点儿没被他害死。”
赶超说：“所以我将功补过，请了事假服侍她哩。”
都是结了婚有孩子的人了，又是老友之间，没什么遮遮掩掩不好意思的——原来，赶超有一次马虎没戴套，致使于虹又怀孕了。于虹自己也大意，怀孕三个月了居然没察觉，等到有了明显反应方知不妙。如果不“做”了，那么就意味着超生。一旦超生，不仅单位要受罚，春燕这位一把手要做检讨，于虹的工作都将不保。一九八六年，计划生育实行到了第九个年头，城市对于超生几乎零容忍。于虹不敢冒险将孩子生下，明知自己身体不好，还是违心地接受了堕胎手术，结果造成大出血，险些一命呜呼。
“前些日子郑娟来串门，我还跟她说过想不在这儿住了呢，让老婆孩子住这么差的地方，我作为丈夫和父亲太没面子了。可现在这情况哪儿敢折腾呢，看来还得继续住下去。于虹得多吃点儿有营养的东西补补身子，把预备租房子的钱花得所剩无几了……”赶超如是说。
于虹就宽慰他：“别说什么面子不面子的，我又没挤对过你。秉昆和郑娟一直让咱们白住，每月往少了说那也能省下二十多元吧？几年内不许考虑你那面子问题！那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家三口都健健康康的。秉昆，我说得对吧？”
秉昆只得说：“对，很对，非常对。”
赶超问：“还让我们白住？”
秉昆反问：“这用问吗？”
赶超不再看着秉昆，轻叹一口气，仰起头，将一双本就不大的眼眯成缝，冥想般地说：“我要是有十个像你这样重情重义的老友就好了——一个是你哥那种当官的，官越当越大，权力越来越大，我一提与他的关系，别人对我也另眼相看；一个是你姐那种喜欢啃书本做学问的，我一提你姐名字，连我自己也显得有几分学问了；一个是龚维则那种穿警服的，但要比派出所所长官大点儿，区公安局长那么大就行，就不担心受欺负了；再一个是法院的，起码得是‘老太太’那样的老资格的庭长；还得有一个是大医院的院长，看病方便；万元户也得有一个，时不时地借笔钱方便；剩下几个我的要求就不高了，性格合得来的，能经常聚一起热闹热闹，叙叙友情的……”
秉昆说：“我这种呗。”
赶超说：“对，你这种也不能少啊，少了生活不就没意思了？”
于虹挖苦道：“你想得倒美，做你的大头梦去吧！”
赶超和秉昆就都笑了，于虹自己也忍不住笑了。
秉昆离开太平胡同，一时觉得无处可去。天色尚早，不愿回家，拿不出个解决方案，他觉得无颜面对妻儿。妻儿肯定都眼巴巴地等着自己带回好消息呢。赶超提到他哥周秉义，这让他将一种自己也说不清的希望寄托在了哥哥身上，决定求助于哥哥。他在拖拉机厂周围漫无目的地逛了一个多小时，纯粹是为了消磨时间。拖拉机厂的俱乐部早已不放电影了，论米租给做各种小生意的个体商户了。他想进去转一圈，见里边太嘈杂，摊位离摊位很近，有的地方近得只能容一人通过。这个摊位杀鸡宰鸭剖鱼剁骨，旁边的摊位就是卖儿童服装玩具的，给人一种荒诞怪异的印象。他没往里边走，在头道门内二道门外的地方买了盒烟。那儿以前用铁栏杆隔成了两个检票口，如今铁栏杆拆了，租给卖烟卖冷饮的了。通过做合法生意赚钱终于被承认是正当的了，这让不少城里人如大梦初醒，忙不迭地抓住机遇当起了“摊爷”“倒爷”“手艺爷”，而不论是私人的还是单位的一切能租给他们的地方，没有不愿往外租的。
卖烟的男人与秉昆年龄相仿，见他不走，站在头道门口那儿心事重重地吸烟，也许由于守摊太寂寞了，主动搭讪与秉昆聊了起来——他本是拖拉机厂的工人，辞职做起了小本生意。
秉昆问为什么？国企工人捧的不是铁饭碗吗？
他说铁饭碗太重了，快捧不住了。退休职工与在职职工差不多一比一了，等于每一名在职职工都得负担一名退休职工的退休费、医药费，企业效益怎么提高呢？农村实行土地包产到户，一家一户的农民怎么能买得起拖拉机呢？
秉昆问他，摆那小小烟摊能养家糊口吗？
他说迫不得已逼上梁山啊！好比在海上，一条大船快沉了，想活命那就得抓住个救生圈先往海里跳，活命要紧啊！厂里都接连几次向银行借钱发工资了，若不是有红头文件要求着，银行已不肯再给厂里借钱了。等船真要底朝上弄出个大璇涡下沉，那时不就同归于尽了哩！
烟摊主说得很悲壮，接着把秉昆招到跟前，小声问有没有门路能从烟厂搞到批条，进一批出厂价的烟。若有门路，提成好商量。
秉昆苦笑着摇摇头。
他没走，因为想起了郑娟和光明的母亲。那老妪在他内心里始终占着神一样的位置，他觉得她的灵魂似乎仍在此处游荡，内心里向她祈祷，求她保佑自己这个做了郑娟丈夫、光明姐夫和楠楠父亲的男人。
摊主又问他有没有能力代销几台拖拉机，说是最低价，厂里赔本赚吆喝，否则，近百台拖拉机卖不出去还得花一笔停放场地的租金。给代销者的提成不少，卖成一台能提一百多元呢！
“如果你真有门路，咱俩也真的算有缘了。你动嘴，我跑腿。一百多元你拿大头，我拿小头，咋样？如果都让咱俩给代销出去了，那你不就一下子成了万元户吗？你吃干的，我喝汤也高兴啊！”
秉昆难堪地说：“我哪儿有那么大的能耐呢？”
摊主并没有大失所望，他蹲下去在摊位底下鼓捣了片刻，直起身时捧着几个大小不一的盒子，左右看看，见没人注意，低声说：“都是拖拉机零件，绝对正品，我们厂自己生产的，你如果有地方卖的话，半价就可以，货源有保障。不过那就得反过来，我拿大头，你拿小头了。”
秉昆扔掉烟头，抱歉地说：“对不起，我连喝汤的那点儿能耐也没有，我得走了。”
“等等。”
他刚一转身，就被叫住了。
“到这里来的，不是要买东西的，就是想碰碰运气寻找什么商机的人，我以为你也是。”
“我不是他们，再说我是一个运气不好的人。”
“就是为了买盒烟？”
“还为了寻找……别的……”
“除了商机和寻找商机的人，在这种地方还能寻找到什么？”
“说了你也不明白，连我自己都不明白。”
秉昆不愿再啰嗦，转身走了。
马路对面，几乎每一幢楼的一层和门窗朝街开的平房，都改成了饭馆、旅店、杂货店或理发铺。门前都挺冷清，显然生意都不怎么好。周秉昆跨过马路，在一家小饭店吃了碗面，喝了瓶啤酒，带着些微醉意乘公交回到了市里。他估计哥哥周秉义已经下班，决定找他寻求帮助。
周秉昆的新家与哥哥家确切地说是嫂子郝冬梅的家不远，都是横街。他的新家在第一条横街上的一处大院里，嫂子的家在最后一条横街上。那条横街人家少，每个门牌号都代表一幢有院子有门房的独栋小楼，闹中取静。春天时，每一幢小楼和院墙以及铁门铁栅栏全刷过漆了，显得很新。
第一条横街与最后一条横街间隔着三条街。第一条横街一处挨一处的大院里还住着些百姓人家，多是家境较好的人家，也多为本市老户。往后的几条横街上住的人家一户比一户显赫，或者职级高，或者属于社会名流，总之家中必有社会地位高的人物。第一条街的大人孩子很少往后几条街上走，后几条街上的大人孩子也很少出现在前几条街。五条街一直被评为文明街道——“文革”时期除外。
周秉昆的爸妈从没见过郝冬梅的母亲，双方虽是亲家关系却一次也没来往。周家那样的家怎么请人家冬梅的母亲去做客呢？冬梅的母亲也从没通过冬梅向秉义父母发出过邀请。逢年过节，哥哥和嫂子一块儿回光字片时，嫂子若说自己拎去的什么好吃的东西“是我妈的一点儿心意”，周志刚和老伴便大为开心。周秉昆也没见过嫂子的母亲，只见过哥哥嫂子与嫂子母亲的合影。那天以前，他也从没去过嫂子家。
刚搬到新居后的一天傍晚，周秉昆想熟悉一下周边环境，就走到最后一条街上去了。在那条街的人行道上，他迎面遇到了两个人。坐在轮椅上的老太太衣着整洁，黑白参半的头发齐耳根剪得溜直，一丝不乱。脸上手上的皮肤很细粉儿，气色也很好，看上去极富态。
小阿姨缓缓推着轮椅，她们显然是到院子外边来散心的。小阿姨二十出头，从上到下穿得干干净净，一看就知道是农村姑娘，也不可能再适应农村生活了。
小阿姨推着端坐于轮椅上的老太太缓缓接近时，周秉昆心中不禁赞叹：“好一位气质不凡的老太太！”
周秉昆觉得她很面熟，猛然间认出来——是嫂子的母亲呀！
此时轮椅已经离他很近，谁也没见过谁，周秉昆觉得如果自己主动开口，不但冒昧，而且可笑。
他贴墙而立，恭恭敬敬地微笑着礼让。
小阿姨一言不发地推着轮椅从他面前经过。
“停一下。”
随着老太太的一声要求，轮椅在离秉昆两步远的地方停住了。
“退回到那小伙子身边。”
轮椅倒拖回秉昆面前，老太太并不看他，扭头看着小阿姨说道：“对于以礼相待我们的人，要还之以礼，说谢谢。”
小阿姨便红着脸对周秉昆说：“谢谢。”
“记住了？”
“记住了。”
“走吧。”
轮椅又前行了，老太太却始终没看周秉昆一眼。
周秉昆觉得，老太太那轩昂气质中，有某种似曾相识的东西。从自己嫂子的母亲，他忽然想到了另一位自己的恩人老太太曲秀贞。
他很久没见过老太太了。他觉得两位相貌不同气质也不同的老太太的脸上有一种共同的东西，一种郑娟的母亲、自己的母亲、春燕的母亲以及自己所有哥们儿的母亲脸上绝不可能有的东西——他一时找不到恰当的词来形容。
周秉昆认为那种东西似乎可以叫作内敛的、自豪的、红色的贵族之气，并且几乎立刻联想到了自己中学时代的教导主任，她脸上也有类似之气。据他所知，本市每所中学的教导主任几乎都是女性。在他就读过的那所中学，女教导主任的权威仅次于书记和校长，她极其忠诚于书记和校长，书记和校长深知此点，双方的忠诚和信任不言自明、心照不宣。她对事的看法，书记和校长从来都重视。当年她的身影一出现，同学们都避之唯恐不及，噤若寒蝉。“文革”时期批斗书记和校长时，每次她都是必不可少的陪斗者。他听说，“文革”结束后，陪斗经历成了她的谈资。当嫂子母亲的轮椅往回推时，他完全出于好奇尾随着，知道了嫂子家住在哪个院里。
红色的铁皮顶，金黄色的墙体，绿色的窗框——嫂子家住的那个院子的传达室粉刷得很漂亮。那条街上每个院子的传达室都一样大小，粉刷成统一的颜色。传达室的颜色也即院内小楼的颜色，院子正中都有花圃，四周统一栽着丁香。快“十一”了，花圃认真修剪过，菊花、扫帚梅和鸡冠花争妍斗艳。
传达室师傅是国字脸、五官端正的五十来岁的男人，穿着半新不旧灰色涤卡中山装，戴无皱无褶的蓝色单帽，像资深的工会干部，又像乔装成工会干部的公安人员。
他问周秉昆找谁。
周秉昆说找哥哥周秉义。
“亲哥吗？”
“对。”
“认识郝冬梅吗？”
“是我嫂子。”
“小伙子，虽然你长得挺像周秉义，回答得也对，但我从没见过，所以不能随随便便让你进去。你得等会儿，我打电话通知你哥来接你。”
“行，其实我也不想进去，只不过要在门外跟我哥说几句话。”
一会儿出来的不是周秉义，而是玥玥，她亲热地叫他小舅。
周秉昆不高兴地说：“你出来干什么？我又不是找你，快去让你大舅出来！”
玥玥挨训后不高兴了，噘着嘴颠儿颠儿地跑了回去。
“小伙子那你进去吧，别让你哥出来了。”
传达室师傅的语气亲热了。
“不进。我找的是谁，谁就应该自己出来见我！”
周秉昆的酒劲儿开始上头了。
传达室师傅说：“一回生，两回熟，下次我就认得你了。以前这院里只住一家，现在住两家了，所以我要认真些。另一家的亲戚来得多，来得勤，我差不多全认得了。怎么你们家的人从没来过啊？不住在本市吧？”
周秉昆搪塞地说父母年岁大了，腿脚不灵便。哥哥嫂子经常回父母家，所以自己家的人也就不往这边走动了。
传达室师傅说：“别认为我多管闲事啊，你嫂子她母亲平时很寂寞的。一位离休了的正厅级老干部，整天与一个农村来的小阿姨有多少可聊的啊，你家其他人应该常来看看她哩。”
秉昆红着脸说：“以后会的。”
秉义手拿毛巾，一边擦着湿头发一边走了过来。
秉义说：“你好大的架子！玥玥接你进去还不行啊？我正冲澡，非得我亲自出来吗？”
秉昆说：“我有急事找你。”
秉义说：“你能有什么急事，跟我进去说。”
秉昆说：“今天没那种好心情，下次吧。”
他把哥哥拽出院子，拽到了远离传达室的地方。
周秉义首先自我批评：“你嫂子提醒我几次了，说应该和她一块儿去你们的新家看看。可我最近太忙，省里几位主要领导都有大秘，却都喜欢抓我的差，今天为他们起草文件明天为他们写报告的，好像我是他们公用的笔杆子。你们住得离我们这么近了，我却至今一次没去过，别生哥的气啊！等过了‘十一’……”
周秉昆听得不耐烦，打断道：“你有完没完？”
周秉义愣了愣，鼻子闻了闻：“喝酒了？”
“你别管！”
周秉昆忘了姐姐托付他的那档子事，一口气把自己家迫在眉睫的事从头到尾讲了一遍，听得个周秉义瞠目结舌。
“哥，你看着办吧！”
“这，这，这怎么成了我看着办的事了呢？”
“我是没办法解决了，只能找你来替我摆平，谁叫你是我哥的！”
“可，可，可你想让我……怎么替你摆平？如果你想向哥借钱另租一处房子，哥有！立刻就可以回家取，有多少借给你多少，你嫂子也没意见，不够哥可以替你向别人借……”
“借钱我还用找你吗？那点儿钱我自己也有！不够，我可以向我自己的朋友借。可我那一千六百元如果讨不回来，不能就白吃哑巴亏了吧？再说如今租到一处满意的房子多不容易你不知道吗？两个孩子上学的远近问题我不能不考虑吧？”
“秉昆，慢点儿说，别那么急。事到临头，急也没用。你再说得明确点儿，你究竟要哥替你怎么摆平？”
“你刚才自己也说了，省里的几位领导都挺器重你……”
“我没那么说！”
“反正在我听来就是那么一种关系！反正你是在他们面前能说上话的人！哥，我求你，我要求你，替我向他们反映反映我那事，房管所明明是有责任的。我不能白花一千六百元！我们更不愿从那处新家搬走！只要有一位大领导同情我一下，肯定就不是件让我走投无路的事了！”
“郑娟也这么认为？”
“她倒没这么想，但我现在可以代表她一块儿来求你。我希望哥你能给我颗定心丸，我能给郑娟惊喜！”
周秉昆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势，一心想让周秉义认清形势，义无反顾、义不容辞地尽到哥哥的责任。
周秉义不再拧手中那条拧不出一滴水的毛巾了，他两眼直愣愣地瞪着周秉昆说：“我看你是醉了！”
周秉昆没酒量，喝下去的那一瓶啤酒令他心跳加快，连耳内也开始发出蜂鸣声了。
他嘴硬地说：“我没醉！”
周秉义把毛巾啪地抖开，往肩上一搭，板起脸说：“我看你就是喝醉了！哎，你也是当了多年编辑的人，算是个准知识分子了！你头脑里怎会产生那么没有常识的想法？你以为你哥是什么人？文化厅的干部！远离权力中心的人！副厅级！文化厅三四位副巡视员呢！没具体工作可安排挂起来的干部！省里几位领导支使支使我，那叫抬举，不叫器重！何况你的事，省长省委书记干预也没用的。如今中央有政策，对从国外归来主张自己房产权的，各级政府要认人家那个账。该腾让的必须腾让，不腾让等于不执行国家对归侨的新政策。新政策关乎国家改革开放的新形象！……”
周秉昆急赤白脸地大叫一声：“够了！”
周秉义便又两眼直愣愣地瞪他。
秉昆气急败坏地说：“那我就活该倒霉啦？”
周秉义也生气了，他说：“你冲我发什么火？你们那新家，正确的说法叫‘兑’的房子！国家什么时候允许私人间进行房屋买卖了？你连这么一点儿起码的常识都没有吗？你‘兑’那房子之前向我这个哥哥咨询过吗？没有吧？现在出问题了才想到找我这个哥，太晚了吧？叫我怎么替你摆平？你和周蓉一个样。事先都不征求我的意见，事后都得让我替你们操心。今天我给你的话只能是一句，我不好说你活该，但我要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你只有自认倒霉！”
周秉昆也两眼直愣愣地瞪着周秉义，他倒退着说：“周秉义，算我今天没找过你！”
他一转身跑了起来。
周秉义在他身后喊：“去找蔡晓光！他是你姐夫了，也许他的家可以先让你们住！”
周秉昆找哥哥的唯一收获，便是哥哥提醒他去找蔡晓光。他太不愿意一筹莫展地面对妻子和两个儿子了，还真去找了蔡晓光。
蔡晓光在离话剧团不远的一幢六层楼里，分了一套有室内厨房和厕所的两居室，五十多平方米，还不算阳台。那幢楼盖于“文革”期间，当时主要是为全省各剧种的“样板戏”主角们盖的，位于黄金地段，跨过一条马路就是公园。蔡晓光如果没有那些“叔叔伯伯”关照着，十年以后也不太可能分到那样的住房。
蔡晓光是个生活颇有条理的男人，他家东西不多，摆放整齐，相当干净。门口还铺了一小块地毯，进门得换鞋。
周秉昆生平第二次进入一扇要在门口换鞋的门，第一次是进老太太曲秀贞那处临时的家。老太太并没要求他和几个哥们儿换鞋，蔡晓光这次却亲手从鞋架上取下了拖鞋摆在他脚边。
对于不速之客周秉昆的光临，蔡晓光既意外又不好意思。
两人刚一坐下，蔡晓光就窘窘地说：“秉昆，也许你还不知道，咱俩的关系发生了某种变化……”
周秉昆说：“我知道了，你变成我姐夫了。”
蔡晓光更窘，讪讪地问：“那你，没什么意见吧？”
周秉昆说：“也好，你俩挺般配的，我祝福你们。”
蔡晓光很高兴，问秉昆有什么事。
“‘十一’一过，估计不会有雨了，你父母那边的房子又该修抹一遍了，是不是需要黄土和沙子？不成问题，包我身上了。如果你父亲允许，我愿意给你们父子当小工！”蔡晓光的表态诚心诚意。
周秉昆反倒窘了起来，吞吞吐吐地说：“姐夫，我有事求你。不过，与你说的那些无关，是一个挺大的忙……”
蔡晓光急了，站起来批评道：“秉昆，现在我都是你姐夫了，你还想说不说的干什么呢？太见外了！快说，只要我帮得上的忙，我说一个不字你以后别叫我姐夫。”
“那好，姐夫，那我就实话实说了——我们，就是我和郑娟我们全家四口想借你这里住上一年半载的。”
蔡晓光仿佛没听明白，直眨巴眼睛。
周秉昆低下头，使劲儿抠着手指，自言自语般将他那火烧眉毛的事又讲了一遍。讲罢，他才抬起头仰脸看着蔡晓光说：“‘十一’一过，冬天转眼就到，临时租一处合适的房子太难，我也不想租了。你这儿离楠楠和聪聪的学校近，只要能让我们住到明年夏天，我就可以又攒下一笔钱，那时再借借，还打算‘兑’一处房子。没处像样又能住得长久的房子，我总觉得像是没有稳定的家。”
蔡晓光缓缓坐下，也将头低了，良久不再作声。
周秉昆说：“你有什么难处，希望也实话实说，给我个明白。”
蔡晓光便说，自从他分到这套房子，引起文艺界不少人的嫉妒。他们四处写信，几乎没停止过告状。他承认他们告得也有些道理，无论从哪方面讲，他都没资格分到这套房子。但是，有一点他们从不讲——分给他这套房子，体现着组织对他父亲冤案的某种补偿。从党团结干部特别是团结那些扛过枪打过仗的干部这一方面来考虑，给予补偿完全必要。正是这一点，那些四处告状的人不知是不明白还是故意装作不明白。
“现在的情况是，领导对那些告状之人做了许多耐心工作，他们才消停了。如果你一个人和我住一个时期，估计也没什么，可要是你们一家四口来住，那肯定就是个事。如果他们又告起状来，上边再派人一了解，调查清楚我与你姐结婚了，她那边学校也分给她房子了，那我这套房子不被收回去才怪呢！你姐又喜欢这套房子。让她在两处房子之间选，她更中意的是这套房子，毕竟自成一体啊！如果我成全了你们一家四口短期的愿望，而让你姐长期的利益受损，明摆着是以小失大吧？秉昆啊，我是你姐夫，拒绝的话我说不出口。由你决定！你如果坚持你的想法，那我就住到你姐那边去……”蔡晓光诚恳地说。
姐夫蔡晓光的一番话，让他良久无言。
周秉昆终于打破沉默，他拍着姐夫的肩膀说：“你的话有道理。咱们不做以小失大的事，确实不划算。”
周秉昆告别蔡晓光走到街上时，天已黑了。他再不愿回家，那也还得回家啊。一进家门，郑娟便迎上前说：“你可回来了，邵大哥都等你半天了。”
邵敬文正在陪聪聪下棋，楠楠在小屋里写作业。
邵敬文说，秉昆那着急事他知道了，白笑川告诉他的，他就是为那事来的。他们文化馆是老楼，地下室很大，二百多平方米，不潮，冬天还很暖和，暖气管道又多又粗。地下室有几扇扁窗露在地面以上，光线也可以，白天有几个小时不太黑。那里没厨房，但砌个炉子引出烟囱是可以的，也无安全隐患。堆放的杂物太多，主要是砖、沙子和水泥，当年楼房改造剩下的……
“白老师把你摊上的事一告诉我，我也挺替你着急的。你们如果不嫌弃，就先住过去，每月交一笔象征性的租金，这点权力我还是有的。住那儿去，离两个孩子的学校更近了。楠楠明年就初三，他的学习不能由于转学受影响，我知道你也是这么考虑的。”邵敬文接着说。
邵敬文的意外出现，让秉昆想起了孙赶超说的希望有十位朋友的话，一时感慨良多。算起来他的朋友远不止十个了，但国庆、赶超他们那样一些老友需要他经常能伸出援手帮一把，关键时刻的挺身相助的朋友，也就是邵敬文与白笑川而已。那是经历过特殊考验的友情，与一般朋友关系就是不同啊！
周秉昆因感动而嗓子发紧，一时说不出话来，他扭头看郑娟。
郑娟刚想说什么，楠楠从小屋来到了大屋。
楠楠说：“爸，我完全同意！”
那少年看着邵敬文又说：“邵伯伯，不管我爸妈同意不同意，我个人先谢谢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