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靡常（1/2）

“世上没有什么事是无缘无故的。”父亲说，“风雨雷电、时节更替，祸福寿夭、穷达贵贱，各有原因。如果一个人遇到不可解之事，把脑子想穿了，也找不到其中的原因，怎么办呢？他或许就会去庙里烧香，把自己的难题交给算命先生，听任他们摆布。一桩事情的真相和奥妙，通常并不藏在最深的地方，有时就在表面。只不过，一般人视若无睹。要想成为一个好的算命先生，首先就必须学会观察，比如说——”

父亲在说这番话的时候，我们已经走到了“野田里”的村头。父亲向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奶奶问路。她的嘴瘪塌塌的，说话不是很利索。

自从德正与春琴结婚之后，父亲果然受到了特殊的优待。他所说的“好日子”真的来了。德正搬进了新房，那处祠堂就成了大队的仓库。既然有了仓库，自然就需要一位仓库保管员。父亲及时得到了这个任命，再也用不着披星戴月，去青龙山搞什么“大会战”了。他不用跟社员们一起下地干活，甚至不用参加群众大会。腰里别着一大串钥匙，他无论走到哪里，都“咣当咣当”地响。村里人见到他，终于不再叫他赵呆子，而是尊他为“赵保管”。偶尔外出算命赚点外快，赵德正也眼开眼闭，一概不问。但说来奇怪，父亲当上保管员之后，好像也并不怎么高兴。相反，他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比如说，如果有人请你算命，”父亲接着说，“多半是因为遇到了迈不过去的坎、解不开的结，或者有什么重大变故，简单来说，有些走投无路。但一般来讲，人家请你去算命，不会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说给你听，而是要你算出来。算得对，才肯花钱请你设法禳解。所以，算命先生这碗饭其实也不好吃。你跟人家见了面，先别忙着看相摸骨，推算生辰八字，而是要通过察言观色，预作判断。三言两语之间，就要知道对方究竟遇到了怎样的麻烦。对干我们这一行的人来说，这是最起码的。”

“可是，我听同彬说，算命先生全都是骗子……”我打断了父亲的话，提出了我多年堆积在心头的疑虑。其实，赵同彬从未说过这样的话，我把它栽到同彬头上，不过是一个委婉的说法。我不想直接提出这个问题，刺伤他的自尊。

“也不能这么说。”父亲平静地答道，“人其实都非常脆弱。当他遇到大的灾难和不幸而无力承受的时候，就需要有个人来替他扛着，并给他最后的安慰，让他安时顺变。他可能压根就不信，但他还是需要一个安慰，好把自己的苦难交出去。俗话说，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你大早上起来还觉得自己无所不能，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可是到了晚上，说不定就会变成一只四肢无力、软弱可怜的鼻涕虫。所以说，三寸气在千般好，一日无常万事休。”

“有钱人也会算命。”我提醒父亲说，“他们没病没灾，可就是喜欢算命，这是怎么回事呢？”

“你说得没错。”父亲笑道，“有钱人最蠢，也最好打发了。他们算命大多是为了孩子的前途、自己的官运和财运。这样的主顾，我们求之不得。你只要晓得多说些奉承话就行了。这些人往往也就是图个吉利，发个利市，准与不准，没什么说法。”

说话间，我们来到了村中一户人家的门前。一对六十来岁的老夫妻，早已在院外迎候了。老太太十分和善，也很热情，说话时嗓门很大，唾沫星子乱溅；而老头则中山装笔挺，上衣口袋里插着两支钢笔，面容古板，有点拿腔拿调，一看就是个干部。

这户人家院落很大，也很洁净。院子当中有一口水井，水井两侧各有一处土堆的花台。东边的花台里，栽着一棵大橘树，结满了橘子，累累果实把树枝都压弯了。右边的一棵石榴树早已落了果，晒瘪的石榴撒得满地都是，在阳光和雨水中静静腐烂。

我跟在父亲的身后进了堂屋。屋里的桌边还坐着另外两个人。一男一女，不过三十出头。见我们进来，两个人都站起身来，给父亲让座。

一开始还好，大家还只是拉拉家常。那位干部模样的人自己抽着卷烟，跷着二郎腿，面无表情。父亲站起身来给那位年轻男子摸骨的时候，我的手心微微有些出汗，心也怦怦直跳。毕竟，算命先生因算得不准，或者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遭人奚落甚至痛打的事，在我们当地也并不少见。父亲替那人看了相，摸了骨，一句话没说。他又转过身去，端详着那位年轻的妇女。父亲彬彬有礼地问了问她的年龄和生辰八字，随后轻声地说了一句什么话，那女人就捂着嘴咯咯地笑了起来。

父亲没有替她摸骨。

这个妇女在面对父亲问话时，态度娴静，语调轻柔，脸色微微泛着潮红。亮晶晶的目光中，有一种对父亲无条件的崇敬与信赖。而父亲却像一位正在给人诊病的郎中，举手投足之间，有一种不由得你不信的安稳与从容。

等到他看完相，四个人都不约而同地望着父亲。屋子里有一种难捱的紧张与静谧。不料，父亲沉思了半晌，忽然站起身来道：“我先出去解个手。”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那个干部模样的人微微一笑，又拿出一支烟来，两头都在桌子上顿了顿，这才叼在嘴上，抖着腿，似乎在说：我倒要看看，你这瞎话怎么往下编？

父亲解完手回来，坐定了，喝了一口茶，就说出了一大堆谁也听不懂的话来。对于算命者来说，这些唬人的鬼话恐怕也是必不可少的吧。我相信，父亲的这些话，不仅我听不懂，在场的其他人也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们并不在意这些胡话，而是在焦急地等待着父亲说出他的结论，或者说，作出最终的判决。而父亲的结论是：

“你们这户人家，什么都好。可有一样，不招小口。”

话音刚落，那个妇女情绪陡然变得有点激动。她吃惊地仰望着父亲，嘴唇微微颤抖。而她的婆婆，那个干瘪瘦小的老太太，则大腿一拍，长叹了一声：

“一点不错！”

父亲接下来的一句话，则让在场的所有人都面面相觑，目瞪口呆。他用一种略不经意，却分明是不容置疑的口吻，对老太太道：

“孩子是前年没的呗？”

“一点不错。”老太太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跟着就哭了起来，“这小祖宗是前年春上走的。这个前世的冤家生得胖墩墩、白嘟嘟的，聪明乖觉，百伶百俐。自打他投胎到我们家，捧在手心里怕伤，含在嘴里又怕化，没成想……”

老太太伤心过度，很快就泣不成声了。那个干部模样的人，此时已经明显地转变了态度。他终于从烟盒里取出一支烟来，递给父亲，陪着笑，谦恭地问道：

“先生是抽烟的呗？”

父亲倒也没有推让。当他与老者吞云吐雾并小声交谈的时候，我早已如释重负。我知道，对于父亲今天的差使来说，最难熬的一关已安然度过。接下来的事情，已处在父亲的全面掌控之下。当他们急不可待地向父亲央求“破解之法”的时候，像往常一样，父亲将随身带来的青布包裹打开，从里边取出一截包着红纸的桃木桩，让他们将树桩埋在祖坟的东南角（在另外一些场合，我记得父亲也会让人家埋在西南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