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怔（1/1）

天天有捷报，日日有战绩。俄国像手风琴一样被扯断了。十月，学员们围着大无线电听元首宣布“台风行动”[24]。德国军团在莫斯科几里之外插上了自己的大旗；俄国即将成为他们的囊中之物。

维尔纳十五岁了。新来了一个男孩睡在弗雷德里克的床上。弗雷德里克不在的时候，维尔纳有时候在夜里看见他。他的脸出现在上铺的床边上，或者是他举着望远镜的侧影印在窗玻璃上。弗雷德里克虽然没死，但也没康复。下巴折断，颅骨破裂，脑损伤。没人受到惩罚，没人受到指责。维尔纳看见一辆蓝色的小汽车开进学校，弗雷德里克的妈妈从里面下来，去了校长的住处，很快，她背着弗雷德里克的背包走出来，她看起来非常弱小，书包的重量压得她东倒西歪地走回车上，绝尘而去。

福尔克海默消失了；大家传言他已经是国防军中威严的中士。是他带队扫清通往莫斯科之路的最后一个村庄。是他砍下死去的俄国人的手指头，放在烟斗里当烟抽。

新一届的学员迫不及待地证明自己。他们冲刺、呐喊、面对障碍横冲直撞；他们在野外训练时分组，十个男孩戴红袖章，十个男孩戴黑袖章，直到一个队变成二十个人，比赛才结束。

在维尔纳眼里，所有的男孩都得了魔怔，好像他们每次吃饭时装进锡杯里的不是冰凉的舒尔普福塔的矿泉水，而是让他们时刻疯疯癫癫、目眩神迷的兴奋剂，好像只要他们沉醉在这种艰苦的生活和训练中，让他们的皮靴乌黑发亮，就能抵挡步步逼近的痛苦的巨浪。大多数固执的男孩子眼里都流露出咄咄逼人的坚定：他们的每一份注意力都训练有素地集中在挖掘弱点上。他们用审视的目光打量从豪普特曼实验室回来的维尔纳。他们不相信他是孤儿，也不相信他略带法语的口音是从小学会的。

新学员唱道：我们是群射的子弹，我们是齐发的炮弹。我们是长剑的尖峰。

维尔纳无时无刻不在想家。他怀念雨打阁楼锌板顶棚的声音；他怀念孤儿们无拘无束的活力；他怀念埃莱娜夫人在大厅里哄孩子时的哼哼声；他怀念天亮前钻进屋里的焦化厂的味道，那是新一天的第一缕气息。他最想念的是尤塔：她的忠诚、她的倔强，她总是知道什么才是对的。

但是，在维尔纳软弱的时候，他憎恨妹妹的那些品质。也许她是他生命中的“不纯净”，他信号中的静电干扰——那些浑蛋一定不会放过的。也许她是他没有完全放弃的唯一理由。如果你家里有一个妹妹，你应该觉得她和海报上的姑娘一样漂亮：粉红的双颊、勇敢、坚定。你为她而战，为她而死。但是尤塔呢？尤塔寄来的信几乎全被校方用黑笔涂掉。她总是问不能回答的问题。幸亏他对豪普特曼博士的协助——工艺学教授对他的偏爱所赋予他的特权——保证了他的安全。柏林一家公司正在生产他们的收发机，而且有一些已经从豪普特曼所说的“战场”返回来，它们有的被炸，有的被烧，有的掉在泥地里，还有的是次品。维尔纳的工作是在豪普特曼接电话、写零部件请购单或是离开学校两周的时间里修好它们。

他一连几周没有给尤塔寄信。他写了四行，几句陈词滥调——我很好；我很忙——交给宿舍长。他陷入恐惧的深渊。

“你们有想法，”一天晚上在食堂，巴斯蒂安嘟囔着说，当校长的手指爬上他们穿着制服的后背时，每个人都情不自禁地弯腰低头趴在饭盒上。“但是想法不可靠。它总是游离不定，在你们真正需要确定的时候，它却总是模棱两可，疑问重重。目标。明确。不要相信你的想法。”

维尔纳在实验室里坐到很晚，又是只有他一个人，他打开以前福尔克海默从豪普特曼办公室借来的根德收音机，漫无目的地调来调去，找音乐，找回声，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找什么。他看见电路断了又被接上。他看见弗雷德里克目不转睛地对着一本书，很多鸟从书页中飞出来，扑棱着翅膀飞上天花板。他看见热火朝天的矿区，转轨的车辆、急促的刹车、滚动的传送带、没日没夜喷云吐雾的烟囱；他看见尤塔挥舞着一支火把驱赶着围拢过来的黑暗。风打在实验室的外墙上——风，校长不厌其烦地提醒他们这风从俄国远道而来，这是哥萨克的风，这吹灭蜡烛的风妖是长着猪头的蛮夷，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止它饮用德国女孩的鲜血。暴徒必须被赶出这个世界。

噪声。噪声。

你在吗？

他终于关上收音机。沉寂。大脑的一边回想起那位恩师的话，而另一边则传来记忆中的声音。

睁开你的双眼，孩子们，在它们永远地闭上之前，尽可能地去看。

[24]1941年10月1日到1942年1月7日间，苏德在长达600公里的地区进行了一系列重要战事，起因为希特勒认为苏联首都及最大城市莫斯科是轴心国入侵苏联的最重要战略性及政治目标。德军进攻代号为“台风”行动，而苏联历史学家将其命名为“莫斯科保卫战”。在苏联的军事历史中，莫斯科保卫战被认为是红军首次大获全胜的进攻战役，虽然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代价，但却达到了真正标志性的目标——解除了德军对己方首都的威胁。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个重要的时刻，最终导致了希特勒及纳粹德国的战败。 ——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