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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来参加我七岁的生日派对。

桌上摆着果冻和糖浆松糕冷布丁，每个位子边都有一顶生日派对帽。生日蛋糕放在桌子中央，上头插着七根蜡烛，还用糖霜画了一本书。张罗生日派对的母亲告诉我，蛋糕店的女老板说他们从没在生日蛋糕上画过书。一般来说，男孩子们大多要求画足球或宇宙飞船，我是第一个选书作为生日蛋糕花饰的小孩。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眼看不可能有人来了，母亲将蛋糕上的七根蜡烛一一点燃，我一口气吹灭。接着大家开始吃蛋糕，我吃了一块，我妹妹和她带来的一个小伙伴也吃了一块(她俩只是来凑个热闹，算不上生日派对的参与者)。吃完后，两个小姑娘咯咯笑着跑到花园玩去了。

母亲精心准备了几个派对游戏，可惜压根没人来参加派对，妹妹也出去玩了，凑不够人，所以一个游戏也没玩成。我擅自拆开了丢手绢游戏的奖品，报纸里包着的是一个蓝色的塑料蝙蝠侠模型。没人来参加生日派对让我很难过，但眼前的蝙蝠侠模型让我破涕为笑。除此之外，还有一份生日礼物等着我读个痛快，那是一整套《纳尼亚传奇》。我把这套书拿上楼，躺到床上，沉入书中的故事世界。

我喜欢读书，书比人能带给我更多的安全感。

父母还送了我一张《吉尔伯特和苏利文精选歌剧集》的黑胶唱片，为我已有的两张这两位剧作家的唱片再添一张。我三岁时就喜欢上了他们，契机是父亲最小的妹妹，也就是我的小姑，带我去看了他们的著名歌剧《艾俄兰斯》。戏里有一帮贵族和一群仙女，我发现仙女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比贵族的言行举止、所作所为好理解得多。我的小姑不久后患上了肺炎，在医院病逝。

当天晚上，父亲下班时带回家一个小纸箱，纸箱里窝着一只毛茸茸的小黑猫，不知是公是母。我立即给它取了个名字——“茸茸”，且在此后一直全心全意地爱着它。

夜里，茸茸睡在我的床上。当妹妹不在旁边时，我会对茸茸说话，怀着一丝它口吐人言回应我的期待。它从没说过话，这没有关系。对于一个刚刚在满满的一桌子糖霜饼干、果味牛奶冻、蛋糕和空荡荡的十五把折叠椅前度过七岁生日的孩子来说，它无疑是个温情满满、有趣可爱的好伙伴。

我不记得自己有没有问过班上的孩子为什么没来参加我的生日派对。没有问的必要。他们只是和我一同上学的人罢了，算不上我的朋友。

就算我交了朋友，也交得很慢。

我有书，还有我的小猫咪，我俩就像迪克·惠廷顿和他的猫一样关系匪浅 [1] 。倘若茸茸天赋异禀、颖悟绝伦的话，那我们就会像穿靴子的猫和磨坊主的儿子一样成为一对好拍档。小猫喜欢睡在我的枕头上。我每天放学时，它会在房门前的车道边等我回家。可这样的美好只持续了一个月。一个月后，它被一辆出租车碾过，乘客是我家一间小屋的新租客——一名猫眼石矿工。

悲剧发生时我并不在场。

那天，我放学回家，没有见到等候我的小猫。厨房里有个四肢修长、皮肤棕褐、穿着方格衬衫的高个子男人正在桌边喝咖啡。我闻得到咖啡味。那时的咖啡都是速溶咖啡，用罐子里苦唧唧的黑褐色粉末冲泡而成。

“很抱歉，我来这儿时出了点小小的意外。”他的语气很轻快，“但你不用担心。”他短促的口音听起来很奇怪：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南非腔的英语。

熟悉的一幕——他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个纸箱。

“那只小黑猫是你的吧？”

“它叫茸茸。”

“哦。我刚才说了，出了点小意外，但你不用担心，尸体我已经处理掉了，你不必亲自收拾这个烂摊子。来，把箱子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