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2/2）
2006年6月
2010年11月修订
[1]西方见证犹太大屠杀最为知名的作家普里莫·莱维（prio levi）终生从事的也是工业化学师的工作。与格罗斯曼一样，莱维也是精确描写和分析的大师。
[2]见谢苗·利普金的《瓦西里·格罗斯曼的斯大林格勒》（stalgrad vasiliya grossana，阿迪斯出版社，1986），第10页。巴别尔：“用新的眼光发现了我们的犹太首都。”布尔加科夫：“有价值的东西还是能够出版的！”
[3]这个书名取自德文gck auf，短语的字面意思是“上来，好运！”，原是矿工从井下回到地面上的时候，地面上的人打招呼用语。后延伸为“祝你好运”。
[4]茨维坦·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希望与回忆》（hope and ory，伦敦：大西洋出版社，2005），第50页。
[5]谢苗·利普金，《战车》（kvadriga，莫斯科：knizhny sad出版社），第516页。
[6]利普金，《战车》，第577页。
[7]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该党分裂为两派：布尔什维克派和孟什维克派。1917年布尔什维克政变后，孟什维克大多被捕或流亡。
[8]苏联安全部门多次改名。按时间顺序，最重要的名称和缩写为：契卡（cheka），国家政治保安总局（ogpu），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国家安全委员会（kgb，即：克格勃）。
[9]关于这个故事更全面的记述，包括格罗斯曼给叶佐夫写的措辞巧妙的信之全文，见约翰·加勒德（john garrard）和卡罗尔·加勒德（carol garrard）合著的格罗斯曼传记《别尔基切夫的灵骨：瓦西里·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the bones of berdichev: the life and fate of vasily grossan，自由出版社，1996），第122—125页和第347—348页。
[10]利普金，《战车》，第518页。托多罗夫责备格罗斯曼没有设法为鲍里斯·古贝尔辩护是毫无道理的，哪怕是暗示性地责备也不对，因为格罗斯曼一旦辩护不仅自己会被捕，连奥尔加·米哈伊洛芙娜也得坐牢。
[11]爱伦堡也是战地记者，也是格罗斯曼的竞争者。爱伦堡常常被认为没有原则，但他这次不仅拒绝签署这封信，还给斯大林写信，解释他为什么拒绝签字。《生活与命运》里的施特鲁姆对索科洛夫的感情很矛盾，暗示着格罗斯曼对爱伦堡也有类似的矛盾情感。见乔纳森·布伦特（jonathan brent）与弗拉基米尔·瑙莫夫（vdiir p nauov）合著的《斯大林的最后罪恶：阴谋迫害犹太医生，1948—1953》，第300—306页。感谢艾丽丝·纳西莫夫斯基（alice nakhiovsky）为我指出这一点（私人通讯）。
[12]关于这一事件更详尽的记述，见瓦西里·格罗斯曼《大路》（the road，伦敦：麦克尔霍斯出版社，2010），第75—78页。
[13]《生活与命运》，第687页。
[14]利普金，《战车》，第572页。
[15]瓦西里·格罗斯曼，《大路》，第291页。
[16]《最后一封信》（ dernière lettre）， 根据这封信写成的剧本，剧中人只有一位女士，2000年由弗里德里克·怀斯曼（frederick wisean）在巴黎搬上舞台，后来又改编成电影。2003年怀斯曼在纽约上演了该剧，英文剧名st letter。2005年，格罗斯曼百年诞辰之际，莫斯科上演了俄文版。
[17]弗兰克·埃利斯（frank ellis），《瓦西里·格罗斯曼：一个俄国异端分子的起源与演变》（vasily grossenesis and evotion of a rsian heretic，牛津/普罗维登斯：伯格出版社，1994），第48页。
[18]瓦西里·格罗斯曼，《参战的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随苏联红军报道：1941—1945》，安东尼·比弗（anthony beevor）和卢巴·维诺格拉多娃（ba vogradova）编（伦敦：哈维尔·塞柯出版社，2005），第126页。《光辉大道》是1940年的一部苏联电影名，亚历山德罗夫（aleksandrov）执导。
[19]格罗斯曼，《参战的作家》，第xiv页。
[20]同上，第62页。
[21]瓦西里·格罗斯曼，《大路》，第68—70页。
[22]《老教师》，首刊于《旗帜报》（1943年，第7期，第8期）；《没有犹太人的乌克兰》，首刊于《统一》（eynikayt，1943年11月25日，12月2日）。
[23]瓦西里·格罗斯曼，《大路》，第144页。
[24]完整的俄文版（至今尚未在俄罗斯出版）分别于1980年在以色列出版，1993年在立陶宛出版。见西蒙·玛吉斯（sion arkish）， 《一位俄国作家的犹太命运》（a rsian writer’s jewish fate），《评论》（ntary，1986年4月），第42页。
[25]后者早期不完整的版本，由托马斯·惠特尼（tho）。格罗斯曼把最后的定本交给了叶卡捷琳娜·扎波罗茨卡亚保存，是一个打字本，中间有手写的插入语。她转赠给了加勒德夫妇，加勒德夫妇又转赠给哈佛大学萨哈罗夫档案馆，现在研究人员可以自由阅读。
[26]1926年5月，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ogpu）搜查布尔加科夫的住所，抄走了《狗心》手稿两份，但两年后又还了回来。格罗斯曼总是说，《生活与命运》是被“逮捕”的。其他俄国人说起这件事往往也用“逮捕”这个词。
[27]相比之下，帕斯捷尔纳克曾经把《日瓦戈医生》的手稿拿给朋友们和编辑们看，甚至通过苏联邮政局邮寄。他的罪过不在于写这本小说，而在于拿到国外去出版。
[28]加勒德夫妇，《别尔基切夫的灵骨》，第263—265页。
[29]科尔内·楚科夫斯基（kornei chukovsky），《日记：1901—1969》（耶鲁大学出版社，2005），第451页。
[30]这个手稿是在利普金和扎波罗茨卡亚提醒他之前还是之后做备份的，并不清楚。
[31]见《书报审查索引》（dex on cenrship）第5卷（1985），第9—10页。此文根据沃伊诺维奇在1984年“法兰克福书展”上的演讲编译而成。沃伊诺维奇在这次讲话中说，是他在1970年把《生活与命运》偷运到西方的。后来发现这两卷缩微胶卷是在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y sakharov）和叶连娜·邦纳（yelena bonner）的帮助下制作的。
[32]利普金，《战车》，第582页。
[33]同上，第575页。
[34]9月14日也是格罗斯曼和奥尔加·米哈伊洛芙娜的结婚纪念日。这个日子一定会使格罗斯曼痛苦地想起，由于妻子反感自己的母亲，最后导致母亲悲惨地死去。他的女儿叶卡捷琳娜·科罗特卡娃（yekatera korotkava）告诉我，格罗斯曼死于肺癌，并非外界一直以为的胃癌。
[35]加勒德夫妇，《别尔基切夫的灵骨》，第239页。
[36]《生活与命运》，第818页。
[37]同上，第538页。
[38]同上，第864页。
[39]这是别尔基切夫死难犹太人最初的估计数字。
[40]《生活与命运》，第411页。
[41]同上，第303页。
[42]赫里斯佳·丘尼娅克确有其人，关于格罗斯曼与她的谈话，参见格罗斯曼《参战的作家》，第253页。给格罗斯曼留下深刻印象的人，他往往会写进作品加以纪念。
[43]格罗斯曼诗词片段。
[44]《生活与命运》，第278—279页。
[45]《生活与命运》，第565页。“可是她的心……”这一段的开头改译过。哈丽雅特·穆拉夫（harriet urav）的文章《答复大屠杀：博格尔森，格罗斯曼和尼斯特》婉转指出，我这段原先的译文欠佳。感谢她提醒。
[46]加勒德夫妇，《别尔基切夫的灵骨》，第206页。
[47]《生活与命运》，第863页。
[48]瓦西里·格罗斯曼，《大路》，第293页。
[49]参见艾丽丝·纳吉莫夫斯基（alice nakhiovsky）：“在格罗斯曼自己的作品里，在别人写他的俄语文献中，都屡屡提到这本书是一个活体生命。”（《俄国犹太人的文学与身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2，第115页）。
[50]费奥多·古贝尔（fyodor guber），《记忆与信件》（payat’ i pis’a，莫斯科：probel出版社，2007），第102页。
[51]见《欧洲百科全书：1914—2004》中约翰·加勒德写的关于格罗斯曼的文章（斯克里伯纳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