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11）（2/2）
他起初自己选了一套住房。有一次他在下旅里去的时候说，他不喜欢房东家的大沙发，等他回来，沙发换成了木靠背的安乐椅，而且他的副官维尔什科夫还不放心，不知道军长是否喜欢这张安乐椅。
炊事员也常常问：“上校同志，汤怎么样？”
他从小就喜欢动物。现在他的床底下就住着刺猬，到夜里剌猬就吧嗒吧嗒地拿小爪儿敲着地面，大模大样地在屋里到处跑。修理工还做了一个带有坦克标记的笼子，笼子里有一只小小的花老鼠，夜里就在里面嗑花生。小花鼠很快就和诺维科夫混熟了，有时就坐在他的膝盖上，拿孩子般的又信任又好奇的小眼睛看着他。副官维尔什科夫、炊事员奥尔列涅夫、吉普车司机哈里托诺夫，大家对这些小动物都很关心，很爱护。
诺维科夫觉得这都不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战前他把一只小狗带进领导干部住的一座楼房里，小狗咬坏了邻居一位上校夫人的鞋子，半个钟头撒了三泡尿，弄得公共厨房里一些人大叫大嚷起来，诺维科夫只好马上把狗送走。
出发的日子到了，一个坦克团团长和该团参谋长之间的复杂的纠纷还是没有解决。出发的日子到了，和出发的日子一起来到的是种种操心事：油料问题，路上的给养问题，上军车的次序问题。
今天就要有一些步兵和炮兵团队同时出发，朝铁路方向开去，诺维科夫一想到就要和步兵、炮兵的领导人配合共事，心里激动起来。他还十分激动地想着一个人，他要在那人面前立正站定，说：“上将同志，请允许我报吿……”
出发的日子到了，没有来得及见哥哥和侄儿。原来心想，来到乌拉尔，哥哥就在跟前了，谁知竟没有时间去看看。
现在已经向他这位军长报告了各旅的行动，报吿了装运重型坦克的车辆问题，还报告说，已经把刺猬和小花鼠放归森林。
当家作主，要对每一样小事负责，关照每一处细小的地方，是很不容易的。现在坦克都已经各就各位了。可是，制动器是否装好了？是不是挂上了一档？炮塔上的炮口是不是朝前？舱口的盖是不是盖紧？是不是准备了木头块垫坦克，防止车厢颠簸？
“喂，咱们临走来打打牌吧。”格特马诺夫说。
“我没意见。”涅乌多布诺夫说。
但是诺维科夫想出去走走，一个人待一会儿。
在这静静的傍晚时分，空气格外清爽，就连最微小、最不惹眼的东西都显得极其清楚。从烟囱里冒出来的一股股的烟，不绕圈儿，垂直地向上升去。劈柴在行军灶里噼噼啪啪地响着。街心里站着一个黑眉毛的坦克手，一位姑娘抱住他，把头放在他的胸前，哭了起来。一些人把箱子、提包、套了黑套子的打字机从军部的房子里往外搬。通信兵在拆通向各旅部的电话线，把又黑又粗的电线绕成圈儿。军部的一辆坦克停在棚子外面，喘着粗气，冒着白烟，不时地突突响几声，准备出发。坦克兵在往新的货运“堡垒”里加油，揭下舱口盖上绗得密密实实的罩布。四周依然静悄悄的。
诺维科夫站在台阶上，四下里看了看，忙乱和操心离开他，跑到一边去了。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他乘的吉普车驶上去车站的大路。
坦克纷纷从森林里开出来。
结了冰的土地被坦克轧得咯吱咯吱直叫。夕阳照耀着远处枞树林的树顶，卡尔波夫中校的那个旅正从那边开过来。马卡罗夫旅正在小白桦林中行进。坦克兵们拿树枝掩护着钢甲，仿佛那枞树枝和白桦枝叶跟坦克的钢甲，跟马达的隆隆声、履带的银光闪闪的轧轧声，都是一块儿诞生的。
军人们看到出发上前线的后备队，都会说：“要举行婚礼啦！”
诺维科夫让吉普车开到路边上，看着一辆辆坦克从他身边开过去。
他们在这儿闹出多少事情啊，多少奇怪的、可笑的事情！什么样的重大事故没向他报告过呀……在一次军部营里开早饭，在菜汤里发现了一只青蛙……上过十年级的少尉罗日杰斯文斯基在擦枪的时候走了火，打伤了一个同志的肚子，误伤同志之后，少尉罗日杰斯文斯基竟自杀了。摩托化步兵团的一名战士拒绝宣誓，说：“宣誓只能在教堂。”
蓝灰色的轻烟挂在路边的树枝上。
在这些盔形皮帽底下的一个个头脑里有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想法。其中有跟全体人民一致的，如痛恨战争，热爱自己的土地；但也有惊人的不一致，正因为不一致，人类的一致才显得美好。
天啊，我的天啊……穿黑色坦克服装、腰系宽皮带的小伙子有多少啊。领导挑选的都是宽肩膀、小个头儿的小伙子，为的是爬进爬出坦克方便，在里面活动起来也方便。在他们的履历表上所填写的出身、出生年月、毕业的学校、拖拉机手训练班，有多少全都一样啊。一辆辆扁平的“t—34”绿色坦克汇合到一起，舱口的盖子全都开着，绿色的钢甲上全都系着防雨布。
有的坦克手唱着歌儿；有的坦克手半闭起眼睛，怀着恐惧和不祥的预感；有的在想家；有的在吃面包就香肠，一心想着香肠；有的张着嘴，聚精会神地辨认树上的是不是鸡冠鸟；有的还在担心，昨天说了一句很不礼貌的话，是不是得罪了同志；有的有气未消，想着点子，一心想叫跟自己作对的、行进在前面的坦克手吃吃拳头；有的在心里作诗，抒发告别秋日森林时的惆怅；有的想着姑娘的酥胸；有的心疼小狗，知道小狗就要被抛弃在空荡荡的驻地上了，刚才小狗还扒到坦克钢甲上，恋恋不舍地摇着尾巴；有的想着到森林里去，一个人盖间小屋子，吃野果，喝泉水，光脚走路，该有多么惬意；有的在考虑，是不是装病，躲到什么地方的医院里去；有的在默念小时候听来的故事；有的想起姑娘的情话，不再因为永别而伤心，倒是感到幸福；有的想着将来：战后能做一个食堂经理，就太好啦。
“唉，弟兄们……”诺维科夫心里说。
他们都看着他。大概他是在检查他们的军装是否整齐。他也可能在听马达的声音，根据马达声判断驾驶员和机械师是否有经验。他在注视，坦克与坦克、分队与分队之间是否保持着应有的距离，莽撞的小伙子们是否会争先恐后。
他看着他们，就像他们看着他一样，他们的心事，他也有：他又想格特马诺夫自作主张打开的那瓶白兰地，又想到涅乌多布诺夫这个人多么难以相处，又想再也不能在乌拉尔打猎了，最后一次打猎毫无收获，胡乱打枪，大口喝酒，闹了不少笑话……他又想到，他就要看到他爱了很多年的女人了……六年前听说她嫁了人的时候，他写了一个简短的报告：“请长假。附件：手枪10322号。”他当时在尼科利斯克—乌苏里斯基的部队里。幸亏他没有扣扳机……
这里面有腼腆的，有郁郁寡欢的，有喜欢笑的，有冷漠的，有深思熟虑的，有色鬼，有不得罪人的自私自利者，有流浪汉，有吝啬鬼，有喜欢冷眼旁观的人，有老好人……现在他们都为了共同的正义事业奔赴战场。这个道理是如此简单，要谈它似乎是多余的了。不过，有些最应该处处从这一点出发的人，偏偏最容易忘记这个最简单的道理。
历来争论着一个问题：人是不是为星期六活着？答案就在这里面的什么地方。想着靴子，想着被扔掉的小狗，想着偏僻小村子里的房子，痛恨夺去心头所爱的同志……这些思想多么渺小啊。可是，人生的实质就在这里面。
人与人是否联合，这种联合是否有意义，决定于是否能达到唯一的主要目的，这主要目的就是：为人们争取权利，做各自不同的人、各有特性的人，各人有各人独立的感情，都能独立地思考，独立地生活在世界上。
为了争取、保卫和扩大这一权利，人们必须联合起来。而这却产生了可怕的、很难打破的偏见：这种以民族、上帝、党、国家为名义的联合，说这是人生的目的，而不是手段。不对，不对，不对！为了人，为了人的微不足道的特性，为了使人拥有这些特性的权利—才是人在为生活而斗争中唯一、真正和永久的目的。
诺维科夫觉得他们能行，凭他们的力量、意志、智慧，能够在战斗中战胜敌人。这里面有大学生、十年级中学生，有旋工、拖拉机手、教师、电工、汽车司机，有性格暴躁的，有和善的，有倔犟的，有爱笑的，有喜欢唱歌的，有拉手风琴的，有谨慎的，有慢性子的，有莽撞的，这许许多多来自人民的小伙子的不可量度的智慧、勤劳、勇气、心计、本领、狠劲儿，他们的精神力量就要汇合到一起，合成一股力量，就一定能胜利，因为这股力量太大了。
他们或是这个，或是那个，或在中央，或在侧翼，或今天，或明天，一定会以自己的力量击溃敌人……战斗的胜利正是来自他们，他们在灰尘与硝烟中夺得胜利，只有他们能够思考、能够展开活动，冲锋和攻击比敌人早一点点儿、准确一点点儿，比敌人更乐观、更刚强。
一切都靠他们，这些驾驶坦克、操纵大炮和机枪的小伙子是战争的主要力量。
不过问题还在于所有这些人的精神财宝是否联结到一起，是否能汇成一股力量。
诺维科夫一遍又一遍地望着他们，可是心中有一股幸福的感觉，感觉有把握能得到一个女人的爱，这种感觉越来越强：“她一定会是我的，一定是我的。”
五十四
这是一些多么不平常的日子呀。
克雷莫夫觉得，历史书不再是书，而是进入了生活，与生活混合在一起了。
他感到天空和斯大林格勒的云彩颜色特别鲜明，照射在水上的阳光特别耀眼。这种感觉使他想起童年时候，那时候初雪的景致、夏日的雨点和彩虹都使他充满幸福的感觉。几乎所有的生灵，渐渐习惯了生活中的奇事，也就一年一年地渐渐失去这种奇妙的感觉。
克雷莫夫认为当代生活中一些错误和荒谬的情形，在斯大林格勒这里是感觉不到的。他想：“在列宁时期，就是这个样子的。”
他觉得，这儿的人待他很不一样，比战前一些人待他好些。他不觉得自己是时代的弃儿，依然像被包围时期那样。不久前他还在伏尔加河对岸很带劲儿地准备作报告，并且认为政治部调他做宣讲员是很自然的。
可是现在，他心里有时出现一种难堪的、受辱的感觉。为什么撤去他的战斗部队政委的职务？他干得似乎不比别人差，比很多人都强……
在斯大林格勒，人与人的关系都很好，在这块洒满鲜血的黄土坡上，处处可以感觉到平等和人的尊严。
在斯大林格勒，几乎人人都关心战后的集体农庄的体制问题和伟大的人民和政府之间将来的关系问题。红军的战斗生活，战士们拿着锹挖土，用菜刀刮土豆，或者拿着军营鞋匠使用的修鞋刀干活儿—似乎都和战后国内外人民的生活有直接关系。
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善良终将战胜。不吝惜自己鲜血的正直的人们一定能建设美好的、公道的社会。表露出这种感人的信心的人，认为自己未必能活到和平时期，每天都因为自己还能从早上活到晚上感到惊讶。
五十五
一天傍晚，克雷莫夫做过又一次报告之后，来到师长巴秋克中校的掩蔽所里。掩蔽所在马马耶夫冈的斜坡上，紧靠着班内山沟。
巴秋克的个头儿不高，一张被战争折磨得痛苦不堪的战士的脸。他见克雷莫夫来了，十分高兴。吃晚饭的时候，巴秋克的桌上摆了挺好的肉冻和滚热的面饼。巴秋克一面给克雷莫夫斟酒，一面眯起眼睛说：
“我一听说您来给我们作报告，就想您先到哪儿呢，先到罗季姆采夫那儿去，还是先到我这儿来。结果，您还是先到罗季姆采夫那儿去了。”
他哼哧两声，笑了笑：
“我们在这儿，就像住在乡下一样。到晚上一安静下来，就跟邻居们打电话聊天：你吃的什么，有谁上你那儿来啦，你要上谁那儿去，首长对你说什么来着，谁那儿澡堂好，报上报道什么人啦？报纸不报道我们，一个劲儿报道罗季姆采夫，从报上看，就好像只有他一个人在斯大林格勒作战。”
巴秋克拿好东西招待客人，自己却只是喝茶吃面包，看来他对好吃的东西不感兴趣。
克雷莫夫看到，那安详的动作和乌克兰式的缓慢语调，与巴秋克流露出来的一些不愉快的想法很不相称。克雷莫夫觉得难过的是，巴秋克没有向他提出任何一个与报告有关的问题。报告似乎没有接触到巴秋克真正关心的事。
巴秋克说了说战争刚开始时候的事，克雷莫夫听了十分吃惊。在大家都从边境撤退的时候，巴秋克率领自己的一团人向西开去，要堵住德国人的渡口。正在公路上向后撤退的高级首长却以为他是想向德国人投降。立即就在公路上进行审讯，所谓审讯就是骂娘和歇斯底里的喝叫，接着就下令把他枪毙。在最后一分钟，他已经站到一棵树跟前，手下的士兵把他抢了出来。
“是啊，”克雷莫夫说，“中校同志，情形很严重呀。”
“我的心脏没被打穿，”巴秋克说，“不过还是落得一点儿毛病，算我的成绩吧。”
克雷莫夫带着几分演戏般的语气说：
“听见雷恩卡的枪声吗？这会儿戈罗霍夫是在干什么事情吧？”
巴秋克侧眼看了看他。
“他干什么？大概是在玩捉‘傻瓜’。”
克雷莫夫说，他听说在巴秋克这里要开一个狙击手会议，他很有兴趣参加这个会议。
“噢，当然会有兴趣，怎么会没有兴趣。”巴秋克说。
他们谈起前线的情况。巴秋克担心的，是德国人夜里悄悄地在北段集结兵力。
等到狙击手们聚集在师长的掩蔽所里，克雷莫夫才知道这些烙饼是为谁准备的。这些身穿棉袄，又腼腆、又拘谨、又矜持的人纷纷坐到靠墙和桌子周围的长凳上。新来的人就像工人放下铁锹和斧头那样，轻轻地把步枪和自动枪放在角落里，尽量不弄出响声。
著名的神枪手扎伊采夫的脸很好看，像平常人一样，是一个可爱、温和的农村小伙子。但是等他转过头来，并且皱起了眉头，便露出十分刚强的相貌。
克雷莫夫想起战前偶然留下的一个印象：有一次，他在一个会上注视着自己的老朋友，忽然看到他那一向显得十分刚强的脸完全变了样子：眼睛眨巴着，鼻子耷拉下去，嘴巴半张着，再加上那小小的下巴，构成了一幅优柔寡断和懦弱的画像。
和扎伊采夫坐在一起的是迫击炮手别兹季科，窄窄的肩膀，一双深棕色眼睛总是带笑，还有一个是乌兹别克小伙子苏列伊曼·哈里莫夫，像小孩子一样撅着厚厚的嘴唇。炮兵狙击手马采古拉一个劲儿地拿手帕揩额头上的汗，他像一个拖家带口的人，他的性格似乎跟可怕的狙击方面的事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来到掩蔽所里的其余的狙击手，有炮兵中尉舒克林，有托卡廖夫、曼茹里亚、索洛德基，全都像腼腆而羞涩的小伙子。
巴秋克向狙击手们询问着，低着头，很像一个好学的学生，而不是一个经验丰富、老谋深算的斯大林格勒战场上的指挥员。
当他和别兹季科说话的时候，所有坐在这儿的人的眼睛里都出现了快活的神气，似乎在等待好笑的事。
“喂，别兹季科，咋样？”
“昨个儿我闹得德国佬够呛，中校同志，您已经知道啦，今个儿早晨，我打死五个德国鬼子，用了四发迫击炮弹。”
“是啊，可这还比不上舒克林，他一门炮打了十四辆坦克。”
“他打一门炮，因为他的炮兵连就剩一门炮啦。”
“他打坏了德国佬的碉堡呢。”漂亮的小伙子布拉托夫说了一句，脸就红了。
“我觉得那不过是普通的掩蔽所。”
“是啊，掩蔽所，”巴秋克说，“今天一颗迫击炮弹把我的门打掉啦。”又转身朝着别兹季科，带着责备的口气用乌克兰语说：“打得这么准，我还以为是狗崽子别兹季科打的呢。”
特别腼腆的炮兵眀&132;准手曼茹里亚抓起一张饼子，小声说：
“中校同志，这面饼真好。”
巴秋克拿一颗子弹敲着茶杯，说：
“好啦，同志们，咱们言归正传。”
这是一次生产会议，就像工厂里、田野宿营地上常常召开的那种会议。但坐在这儿的不是织布工，不是面包工，不是裁缝，谈的也不是烤面包，不是打谷。
布拉托夫说，他看到一个德国人搂着一个女人在路上走着，他迫使他们趴到地上，在打死德国佬之前，让他们爬起来三次，后来又迫使他们趴下，子弹打得离他们的脚两三厘米的地方直冒烟。
“等他一站起来，我一枪把他打死，他就十字交叉倒在那女人身上了。”
布拉托夫懒洋洋地说着，他说得使人震惊，因为士兵们从来没有说过这样使人震惊的事。
“好啦，布拉托夫，不要胡吹。”扎伊采夫插话说。
“我没有胡吹，”布拉托夫不解地说，“今天我一共打死七十八个。政委同志决不会叫人胡吹，你瞧，这是他签的字。”
克雷莫夫本想加入谈话，很想说，在布拉托夫打死的德国人中可能有工人、革命者、国际主义者……应该记住这一点，要不然就会成为极端民族主义者。但是他没有说出口。因为这种思想对作战没有好处，不能武装军队，倒是会瓦解武装。
口齿不清、面色灰白的索洛德基说了说他昨天怎样打死八个德国佬。然后他又说：
“我是乌曼的集体农庄庄员，法西斯在我们村子里造了许多孽。我自己也流了一些血，受了三次伤。所以我不再做农民，做起了狙击手。”
愁眉苦脸的托卡廖夫说了说怎样选择好地点，监视德国人取水和去厨房必经的道路，然后又顺便说：
“我老婆来信说，很多人在莫扎伊城外被抓去杀了，我儿子也被杀了，因为我给他取了一个和列宁相同的名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哈里莫夫激动地说：
“我从来不着慌，等心定了，我才开枪。我来到前方，有个好朋友古罗夫中士，我教他说乌兹别克语，他教我说俄语。德国佬把他打死了，我打死十二个德国佬。我摘了一个军官的望远镜，挂在自己的脖子上：政治指导员同志，我是照你的吩咐做的。”
狙击手们创造的这些数字还是使人觉得震惊。克雷莫夫经常嘲笑神经衰弱的知识分子，嘲笑叶尼娅和维克托·施特鲁姆一听到富农分子在集体化时期遭殃就唉声叹气。他常常对叶尼娅说起一九三七年的事：
“消灭敌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人杀自己人。”
现在他很想说说，消灭白党分子、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歹徒，以及消灭富农，他一向不手软，他对革命的敌人从没有任何恻隐之心，不过，在消灭法西斯的同时，把许多德国工人打死，不应该感到高兴。听着狙击手们的话，还是感到可怕，虽然他们都知道他们干这些事为的是什么。
扎伊采夫说起他很多天以来在马马耶夫冈脚下同一名德国狙击手的较量。德国狙击手知道扎伊采夫在注视着他，他也在注视着扎伊采夫。他们的本领大致相当，谁也没有打到谁。
“昨天他打倒了我们三个人，我坐在小棚子里，一枪也没有发，他最后一枪打出来，打中了，一名弟兄把胳膊一伸，侧着身子倒下了。他们那边走出来一个兵，手里拿着一摞纸，我坐着，看着……我明白，他知道这儿有狙击手，一定会打死他们那个兵，可是那个兵走过去了。我知道，他看不到他打倒的那个战士，他很想看一看。静了一阵子。又有一个德国佬提着水桶跑过去，我还是没有动。又过了十几分钟，他慢慢欠起身来，站了起来。我一下子站了起来……”
扎伊采夫沉浸在当时的情景中，在桌子旁边霍地站了起来，在他脸上闪现过的一种特别的、刚强的表情，现在成了他的唯一的、主要的表情，他已经不是一个和善的大鼻子小伙子，在他那鼓起的鼻孔、宽宽的额头、充满凌厉逼人的必胜神情的眼睛中，有一股狮子般的强硬而凶狠的杀气。
“他认出我来，明白了。我也开枪了。”
有一阵子鸦雀无声。昨天响过那一枪之后大概就是这样寂静，而且似乎听到了那个德国狙击兵倒下去的响声。巴秋克忽然朝克雷莫夫转过脸来，问：
“怎么样，感兴趣吗？”
“很好。”克雷莫夫只是回答了一声，再也没有说什么。
克雷莫夫留在巴秋克的掩蔽所里过夜。巴秋克咕哝着嘴巴，数着心脏病药水的滴数往杯子里倒，然后又往杯子里倒水。
他一面打着呵欠，一面对克雷莫夫说师里的事情，不是说战斗情况，说的是各种各样生活中的事。
克雷莫夫觉得，巴秋克说的一切，都和战争一开始巴秋克遭遇的那件事有关系，他的思想一直牵挂着那件事。
自从克雷莫夫来到斯大林格勒，就一直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有时他觉得自己进入一块非党的天地里。有时恰恰相反，他觉得呼吸到了革命初期的空气。
克雷莫夫忽然问道：
“中校同志，您入党很久了吧？”
巴秋克说：
“怎么，政委同志，您觉得我掌握的路线不对头吗？”
克雷莫夫没有立即回答。他对这位师长说：
“您要知道，我是个还算不错的党的报告员，常常在工人大会上作报告。可是在这儿我一直有一种感觉：是别人在开导我，不是我开导别人。事情就是这么奇怪。是的，这就是谁掌握着路线，谁被路线掌握着。我本来想加入你们的狙击手们的谈话，进行一点纠正。可是后来我想，圣人面前夸学问，自讨没趣儿。不过说实在的，我没有插嘴，也不光是因为这一点。政治部就是要报告员使士兵们认识到，红军是复仇的军队。可是我却要从无产阶级立场谈什么国际主义。主要的是鼓起群众的愤怒来反对敌人嘛！要不然就会像童话里说的那个糊涂蛋一样：本来是来参加婚礼的，却念起追荐亡灵的经文……”
他想了想，又说：
“而且也是习惯……党一般都是鼓起群众的仇恨和愤怒，使他们去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在我们的事业中用不着基督式的人道主义。我们苏维埃的人道主义是严酷无情的……我们不讲客气……”
他想了想，又说：
“当然，我指的不是毫无根据就要把您枪毙那样的事。在一九三七年也常常有杀自己人的事，这些事是我们的不幸。现在德国人侵入工人和农民的国家，那就来吧！战争毕竟是战争！他们是罪有应得。”
克雷莫夫等待巴秋克说话，可是巴秋克没有作声，不是因为他听了克雷莫夫的话感到无法回答，是他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