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1）（2/2）
诺维科夫在内心深处对于所谓人民敌人、富农和富农帮凶没有仇恨，没有恶感。他从来不曾想过把什么人关进监狱，把什么人送交法庭，或者在大会上揭发什么人。不过他认为，这种好心肠和恨不起来是由于自己政治觉悟不高。
可是诺维科夫却觉得，涅乌多布诺夫一见到人，首先出现和马上出现的便是警惕性，他会抱着怀疑的态度想：“啊呀，亲爱的同志，你不是敌人吗？”昨天他还对诺维科夫和格特马诺夫说过，有一些反革命的建筑师，曾经企图把莫斯科的一些主要街道变为敌人空军的降落场。
“依我看，这是胡说八道，”诺维科夫说，“这是军事上的无知。”
现在涅乌多布诺夫和诺维科夫谈起自己喜欢谈的第二个话题—谈家庭生活。他摸了摸车厢里的暖气管，说起战前不久在他的别墅里安装的暖气设备。
这个话题出乎意外地使诺维科夫很感兴趣，他认为很重要，并且请涅乌多布诺夫画了一张别墅暖气设备的线路图，他把图纸折叠起来，放进军装的内口袋。
“将来会用得着的。”他说。
不久，格特马诺夫走了进来，高高兴兴地大声向诺维科夫表示欢迎：“好哇，我们的军长又回来啦，我们本来还想重新选举首领呢，以为斯捷潘·拉辛把自己的队伍扔掉啦。”他眯缝起眼睛，很和善地看着诺维科夫。诺维科夫听到政委开玩笑，也在笑着，可是他心里出现了已经成为习惯的紧张。
格特马诺夫开的玩笑有一个很奇怪的特点，他似乎知道诺维科夫的很多事情，他开的玩笑正是暗示这方面的事。于是他重复了一遍叶尼娅在分别时说的话，不过这当然是无意的巧合。
格特马诺夫看了看表，说：
“好啦，两位大人，该我上市里去一趟啦，没意见吧？”
“请吧，您走了，我们在这儿也不会感到寂寞。”诺维科夫说。
“这话对，”格特马诺夫说，“军长同志，您在古比雪夫总不会感到寂寞的。”
这句玩笑话就不是巧合了。格特马诺夫已经站到单间门口，问道：
“军长同志，沙波什尼科娃同志身体好吗？”
格特马诺夫是一本正经的，眼中也没有笑意。
“谢谢，很好，工作干得不错。”
诺维科夫说过这话，就想把话引开，于是便问涅乌多布诺夫：
“涅乌多布诺夫同志，您怎么不想到市里去走走？”
“市里我什么没有见过呀？”涅乌多布诺夫回答说。
他们坐在一起。诺维科夫一面听涅乌多布诺夫说话，一面翻看文件，看过了就放到一边，并且不时地说：“噢，噢，噢，您说下去……”诺维科夫一辈子总是向首长汇报，首长在听汇报的时候总是在看文件，一面漫不经心地说：“噢，噢，您说下去……”诺维科夫过去总觉得这是一种侮辱，他认为自己永远也不会这样做。
“是这样，”诺维科夫说，“为了维修，咱们应该早点儿要求补充维修技术人员。修车轮的人咱们有的是，可是修履带的人几乎一个没有。”
“我已经写好了申请表。我想，最好直接交给总指挥，反正总要找他批。”
“噢，噢，噢。”诺维科夫说。他在申请表上签了字，又说：“要检查检査各旅的防空装置，过了萨拉托夫可能会有空袭。”
“我已经在军部里发过指示了。”
“这不管用。应该让各军列指挥官各自负责，让他们在十六点以前汇报情况。要他们亲自检查，亲自汇报。”
涅乌多布诺夫说：
“萨佐诺夫担任旅参谋长的批文已经下来了。”
“真快，简直像电报。”诺维科夫说。
这一次涅乌多布诺夫没有朝旁边看，他笑了笑，知道诺维科夫很懊恼，很不自在。
诺维科夫一向没有胆量坚决维护他认为特别适宜担任指挥职务的一些人。一涉及指挥人员的政治可靠性问题，他就泄了气，就好像人的真正才干一下子就成了无关紧要的。
但是现在他火了。他不想容忍了。他看着涅乌多布诺夫，说：
“我错了，为人事档案牺牲了军事才能。到前线上咱们要改正。总不能靠人事档案作战。一出什么问题，我他妈的马上把他撤了！”
涅乌多布诺夫耸了耸肩膀，说：
“我个人对那个加尔梅克人巴桑戈夫一点意见也没有，不过最好还是要尊重俄罗斯人。各民族友谊是神圣的事，不过，您该了解，在少数民族中，抱敌对态度的人、不可靠的人、面貌不清的人占的比例很大。”
“这一点在一九三七年就该考虑，”诺维科夫说，“我有一个这样的朋友，叫米佳·叶甫谢耶夫。他天天在叫喊：‘我是俄罗斯人，这是最要紧的。’可是他这个俄罗斯人也倒了霉，被关起来了。”
“各个时期有各个时期的情况，”涅乌多布诺夫说，“关的都是坏蛋、敌人。我们是不会无缘无故关人的。过去我们和德国人缔结布列斯特和约，符合布尔什维克主义；现在斯大林同志号召彻底、干净地消灭侵入苏联国土的所有德国人，也符合布尔什维克主义。”
又换成教训的口吻说：
“在我们的时代，布尔什维克首先应该是热爱俄罗斯的人。”
诺维科夫非常气愤：他诺维科夫对俄罗斯的感情是在战火中锤炼出来的，涅乌多布诺夫的俄罗斯感情也许是从诺维科夫不曾跨过的什么办公室里借来的。
他和涅乌多布诺夫谈着，非常恼火，想着很多事情，心里很激动。他两颊通红，好像风吹过或者太阳炙晒过，心咚咚跳着，跳得很激烈，无法平静。
似乎有一个团从他的心上走过，许多靴子齐声响：“叶尼娅，叶尼娅，叶尼娅。”
已经不再怨恨诺维科夫的维尔什科夫探进头来，用恭顺的语调说：
“上校同志，请允许我报告：炊事员不知怎样才好，等您吃饭已经等了两个多钟头了。”
“好的，好的，就是要快一点儿。”
一名满头大汗的炊事员马上带着紧张、幸福和委屈的表情跑进单间里来，摆起一碟碟乌拉尔腌制品。
“给我来一瓶啤酒。”涅乌多布诺夫懒洋洋地说。
“有，有，少将同志。”炊事员得意地说。
诺维科夫觉得，因为很久没开荤，现在突然非常想吃，眼泪都急出来了。
“首长已经吃不惯啦。”他在心里说着，想起刚刚不久前吃的冰冷的波斯丁香。
诺维科夫和涅乌多布诺夫同时朝窗外看了看：一名喝醉的坦克手由一名背枪的民警扶着，歪歪倒倒、踉踉跄跄地在铁路线上走，一面尖声叫着。坦克手想挣开，想打民警，但是民警把他抱得紧紧的，看样子，坦克手已经醉糊涂了，一会儿就忘记了要打人，忽然很亲热地在民警的脸上吻了起来。
诺维科夫对副官说：
“这真不成体统，马上去查清楚，向我汇报。”
“要把这个坏蛋、这个破坏军纪的分子枪毙。”涅乌多布诺夫说着，把窗帘拉上。
在维尔什科夫那单纯的脸上出现了复杂的表情。首先他觉得伤脑筋，这一下子军长要倒胃口了。同时他又同情那名坦克手。这种同情包含各种各样的意味：有苦笑，有鼓励，有同志般的赞赏，有父亲般的疼爱，有难过和担心。
他报告说：“是的，马上调查，汇报。”又编造理由代为开脱说：“他妈妈住在这里，他是俄罗斯人，哪儿知道分寸，心里又难过，很想最后和老母好好话别，所以喝多了一点儿。”
诺维科夫搔了搔后脑勺，把一个碟子拉到自己跟前。“不行，我再也不离开军车上哪儿去了。”他在心里对等待他的那个女子说。
格特马诺夫在快要开车的时候才回来。他满脸通红，十分快活，不吃晚饭了，只是吩咐手下人给他打开一瓶他很喜欢喝的橘子水。他哼哧哼哧地把靴子脱掉，躺到沙发床上，用一只穿袜子的脚把单间的门掩实。
他对诺维科夫说起一位当州委书记的老朋友告诉他的一些消息。那位老朋友昨天刚从莫斯科回来。他在莫斯科得到一个人接见，那个人在节庆日子里有资格登上列宁墓，但还不够跟斯大林一起，站在麦克风旁边。那个透露消息的人当然不是什么都知道，而且当然也不会把他所知道的全都告诉这位州委书记，因为这位州委书记只是在伏尔加河畔一个不大的城市里担任区委指导员时和他熟识的。这位州委书记又在无形的化学天平上称了称谈话的对象，从他听到的消息中拣出不多的一部分对这位坦克军政委说了说。当然，这位坦克军政委对诺维科夫上校说的也只是他从州委书记嘴里听到的不多的一部分……
但是这天晚上他说话用的是特别信任的语气，以前他还没有用这样的语气和诺维科夫说过话。似乎他认为，诺维科夫十分了解马林科夫有很大的实权，知道除了莫洛托夫之外，只有贝利亚能够对斯大林同志称“你”，知道斯大林同志最痛恨擅自行动，知道斯大林同志喜欢苏禄干酪，知道斯大林同志因为牙齿不好常常将面包蘸了酒吃，也知道他脸上的碎麻子是小时候出天花留下的，知道莫洛托夫同志早已不是党内第二号人物，知道斯大林同志近来已经不怎么赏识赫鲁晓夫同志了，不久前甚至在高频电话里把他臭骂了一顿。
在谈到国家最高领导人时那种推心置腹的语调，谈斯大林在和丘吉尔谈话时一面画十字一面笑着说的风趣话，谈斯大林对一位元帅的过失的不满，似乎比那个站在陵墓上的人说的带有一点儿暗示意味的话，也就是诺维科夫心里一直在盼望、在揣测的话—马上就要反攻了！—更为重要。诺维科夫心里想：“哈，我也进入上层的圈子了！”不由得在心里得意地傻笑了一下，笑过了，自己也觉得羞惭，不久军列就开动了，既没有打铃，也没有吹哨。
诺维科夫走到军车的连廊，开了门，凝视着城市上面黑沉沉的天空。又好像有步兵在心里咚咚走过：“叶尼娅，叶尼娅，叶尼娅。”悠扬的《叶尔马克之歌》的歌声透过轧轧声与轰隆声从机车方向飘过来。
车轮轧在钢轨上的隆隆声、驮载着一辆辆钢甲坦克奔赴前方的铁路货车的叮当声、年轻人的歌声、伏尔加河上吹来的冷风、浩瀚的星空，这一切似乎都换了一副面貌进入他的心田，不再像一秒钟以前那样，也不像战争开始以来这整个一年中那样了，他的心中感到有一种强悍的战斗力量，因而泛起一股豪迈的喜悦和剧烈而甜蜜的幸福感，似乎战争的面貌变了，完全不同了，不再是只有痛苦和仇恨的丑陋样子……从黑暗中飘来的惆怅而悲伤的歌声也带有威严和豪迈的意味了。
不过很奇怪，今天的幸福感没有唤起他的善心和宽恕。这种幸福感激发他的仇恨、愤怒，激发他的愿望，希望显示自己的力量，消灭阻挡这种力量的一切。
他回到单间。刚才秋夜是那样迷人，这会儿却是车厢里的滞闷，烟草、烧焦的牛油和鞋油的气味，红光满面的军部人员身上的汗味。格特马诺夫穿着睡衣，露着白白的胸膛，靠在沙发床上。
“喂，玩一会儿骨牌吧，怎么样？将军同意了。”
“没问题，可以打。”诺维科夫回答说。
格特马诺夫轻轻地打了一个饱嗝儿，用忧虑的口气说：
“恐怕我有胃溃疡，一喝酒，肚子就痛得厉害。”
“不应该让医生跟着第二军列先走。”诺维科夫说。
诺维科夫很生自己的气，心想：“我当时想安排达林斯基，费奥多连科一皱眉头，我就改变了主意。我对格特马诺夫和涅乌多布诺夫也说过，他们一皱眉头，说干吗要用受过处分的人，我就害怕了。我推荐巴桑戈夫，他们又说干吗要用非俄罗斯人，我又改变了主意……我究竟有没有自己的主意。”他看着格特马诺夫，心里想着，而且偏偏要往荒唐处想：“今天他拿我的白兰地招待别人，明天我老婆来了，他还想跟我老婆睡觉呢。”
但是他这个有充分信心可以打碎德国战争机器的脊梁骨的人，为什么在同格特马诺夫和涅乌多布诺夫交谈的时候，总感到自己软弱和胆怯？
在这幸福的一天里，他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愤恨，愤恨过去多年来的生活现实，愤恨这种已成为他的准则的状况：那些军事上无知然而有权有势、吃惯了佳肴美酒、挂满了勋章的人们听他的汇报，恩赐他一间领导人员住房，为他申报奖赏。一些人虽然不知道大炮口径的大小，念不通别人为他们写的讲话稿，看不懂地图，满口的错字别字，然而总是要领导他。他要向他们汇报。他们没有文化，并不因为是工人出身，要知道，他的父亲、祖父、哥哥也是矿工。有时候他觉得，这些人没有文化，正是他们的优点，有了这个优点，就不要文化了。他的知识，他的口才，他喜欢读书，都是他的缺点。在战前他觉得，这些人比他更有毅力和信心。可是战争已经证明了，就在这方面也不是这样。
战争把他推上高级指挥岗位，但实际上仍然不能当家做主。他仍然要服从他一向能感觉到、却不能理解的势力。在他统率之下没有指挥权的这两个人便是这种势力的代表。所以，当格特马诺夫跟他谈起那些权势炙手可热的人物时，他高兴得发了呆。
战争迟早会证明俄罗斯将依靠谁—是依靠他这样的人，还是依靠格特马诺夫这样的人。他所幻想的，已经实现了：他爱了很多年的女子，就要成为他的妻子了……这一天，他的坦克军接到命令，向斯大林格勒进军。
“诺维科夫同志，”格特马诺夫忽然说，“您可知道，今天你上市里去的时候，我和涅乌多布诺夫有一场争论？”
他欠起身来，喝了一口啤酒，说：
“我这人是直肠子，我要直截了当地告诉你：我们谈起了沙波什尼科娃同志。她的哥哥在一九三七年进入……”格特马诺夫朝地下指了指，“原来，那时候涅乌多布诺夫认识他，我也认识她的前夫克雷莫夫，此人得到保全，真可以说是奇迹。他是中央宣讲团里的。所以涅乌多布诺夫说，既然诺维科夫同志得到苏联人民和斯大林同志这样高的信任，就不应该跟社会政治关系不清的人结合。”
“我的个人生活跟他有什么相干？”诺维科夫说。
“就是这话，”格特马诺夫说，“这都是一九三七年遗留的问题，不能把这些问题看得太严重。不，不，您要正确理解我的意思。涅乌多布诺夫是一个很好的人，忠诚无私，是斯大林式的坚定的共产党员。但是他有一个小小的缺点—有时看不见、感觉不到新事物的出现。他认为最主要的是摘引革命导师的著作。至于现实生活所提供的经验教训，他却往往看不见。有时似乎他都不明白他是生活在什么样的国家里，他摘引的又是一些什么。战争教给我们许多新东西。罗科索夫斯基中将、戈尔巴托夫将军、普尔杜斯将军、别洛夫将军都坐过牢嘛。可是斯大林同志认为可以让他们指挥军队。今天，我去拜访的米特里奇就对我说了说罗科索夫斯基从劳改营里直接调任集团军司令的情形：他正在棚屋的洗脸池里洗裹脚布，就有人跑去叫他：‘快点儿！’他以为连脚布都不准他洗了，因为昨天一个头头儿还审讯他，把他打了一顿。谁知，一架飞机把他直接送进了克里姆林宫。我们还是应该从这一点得出一些结论的。可是咱们的涅乌多布诺夫是一九三七年的积极分子，他头脑僵化，立场是不会改变的。不知道沙波什尼科娃这位哥哥犯的是什么罪，如果还活着的话，也许贝利亚同志现在也会把他放出来，让他指挥一个集团军。克雷莫夫还在军队里嘛。人还好好的，还是党员。有什么事呢？”
但是这番话偏偏把诺维科夫惹火了。
“这跟我有屁关系！”他用老大的嗓门儿说。他第一次听到自己的嗓门儿有这样响亮，自己也觉得吃了一惊。“沙波什尼科夫是不是敌人，跟我有什么相干？我连认都不认识他！托洛茨基是对这个克雷莫夫谈过他的文章，说他的文章写得十分精彩。这跟我又有什么相干？精彩就精彩好了。就让托洛茨基，就让雷科夫，就让布哈林，就让普希金拼命赞赏他好了，跟我的生活有什么相干？我又没读过他的精彩文章。这跟沙波什尼科娃又有什么关系？怎么，难道是她一九三七年以前在共产国际工作过？同志们，好好领导作战吧！干点真正的工作！让我告诉你，算了吧！够啦！”
他的两颊火辣辣的，心剧烈地跳着。他的思想是清楚、分明、强烈的，可是脑子里迷迷糊糊：“叶尼娅，叶尼娅，叶尼娅。”
他听着自己在说话，自己感到吃惊：难道这是他，竟敢这样毫无顾忌地在对一位党的大干部说话？他心里觉得痛快，同时克制着后悔和担心的心情，看了看格特马诺夫。
格特马诺夫忽然从沙发床上跳起来，张开两条老粗的胳膊，说：
“诺维科夫同志，让我来拥抱你，你是真正的男子汉。”
诺维科夫愣了一会儿，便和他拥抱，互相吻了吻，格特马诺夫朝着过道里喊道：
“维尔什科夫，把白兰地给我们拿来，军长和政委现在要喝交谊酒啦！”
五
叶尼娅收拾好了房间，心想：“好了，行了。”就好像这一下子房间也洁净了，床也铺平整了，枕头也不打皱了，她的心也不乱了。但是等到床头边再也没有烟灰，最后一个烟头儿也从小架子边上捡走之后，叶尼娅明白了，她一直是想欺骗自己，明白了在这世界上她什么也不需要，就需要诺维科夫。她真想把她生活中发生的这件事对索菲亚·列文顿说说，就要对她说，不是对妈妈，不是对姐姐。她也模模糊糊地知道，为什么她想把这事对索菲亚说说。
“啊，索涅奇卡，索涅奇卡·列文顿尼哈。”叶尼娅把心里想的说出声来。
后来她想到，玛露霞已经不在了。她明白，没有他是不能活下去的，她拿手拼命在桌子上敲了一下。然后她说：“算了，我谁也不需要！”她说过这话，却又在诺维科夫挂军大衣的地方跪下来，说：“你要活下去啊！”
然后她心里想：“真是虚伪，我真是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
她故意折磨起自己，不出声地自己对自己说起话来，假托一个又鄙俗又尖刻的人之口，不知是女人还是男人：“哼，这个女人没有男人就受不住，风流惯了，又是在这风风雨雨的年月……已经扔掉一个啦，当然，她怎么会看得起克雷莫夫，他连党内都待不稳。这会儿她要做军长夫人啦。又是那样魁伟的男子汉！哪一个女人都会想的，当然了……他不用花什么力气，她已经什么都给他了，不是吗？不用说，这会儿夜里该睡不着觉了，又担心他被打死，又担心他找上一个十九岁的电话员姑娘。”那个鄙俗而下流的人似乎窥见了连叶尼娅自己也不知道的一个念头，就又说：“没什么，没什么，你很快可以跑去找他嘛。”
她真不懂，为什么她不爱克雷莫夫了。不过这会儿也不需要懂了—她已经感到很幸福了。
忽然间，她不由得想起，是克雷莫夫阻碍着她的幸福。他一直站在她和诺维科夫中间，是他使她快活不起来。他还在毁坏她的生活。为什么她就应当永远痛苦，为什么还要受良心责备？有什么办法，不爱就是不爱！他究竟要她怎样，为什么他要一个劲儿地跟着她？她有权做一个幸福的女人，有权爱她爱的男人。为什么她总觉得克雷莫夫是个弱者，是个没办法、没主意、孤孤单单的人？他并不多么软弱！并不多么善良！
她对克雷莫夫愤恨起来。她决不拿自己的幸福给他做牺牲，决不，决不……他是一个残酷、狭隘的人，是一个顽固的狂热分子。她永远看不惯他对受难遭殃的人那种冷漠态度。这和她，和她妈妈、爸爸多么不同啊……就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农村成千上万的妇女儿童在可怕的饥馑中痛苦死去的时候，他竟说：“富农不值得怜惜。”在亚戈达和叶若夫那时候，他说：“没有罪的人是不会被抓的。”有一次妈妈说，一九一八年在卡梅申，曾经用大船把商人、房产主和他们的家小送到伏尔加河心里，把他们淹死，其中就有玛露霞在中学里的同学，有米纳耶夫家、戈尔布诺夫家、卡萨特金家、萨波什尼科夫家，克雷莫夫听了后，却很激烈地说对待这些仇恨革命的人，您说该怎么办？拿甜饼喂他们吗？”为什么她没有幸福的权利？为什么她就应该痛苦，应该怜惜一个从来不怜惜弱者的人？
但是在她的心的深处，在她痛恨和发狠的同时，她也知道自己是不对的，克雷莫夫并不那么残酷。
她脱下她在古比雪夫集市上换来的厚裙子，穿起她自己夏季穿的裙子，这是斯大林格勒大火后留下来的唯一一条裙子，一天傍晚她就是穿着这条裙子和诺维科夫一起站在斯大林格勒滨河大街霍尔祖诺夫纪念碑前的。
在亨利逊老奶奶被送走前不久，叶尼娅问她，过去是不是爱过什么人。
老人家很不好意思，说：
“是的，爱过一个黄鬈发、蓝眼睛的男孩子。他穿的是丝绒夹克，衬衣领子雪白雪白的。那年我十一岁，我和他不认识。”
这会儿那个穿丝绒夹克的鬈发男孩子在哪儿呢？亨利逊老人家又在哪儿呢？
叶尼娅坐到床上，看了看表。一般在这个时候沙尔戈罗茨基都要到她这儿来的。啊，她今天可不想听什么高深的谈论。
她很快地穿起大衣，扎好头巾。已经没意思了—军车早已开走了。
在车站的墙脚下，许许多多的人坐在提箱和包裹上。叶尼娅在车站的小巷道里漫步走着，有一个女子问她有没有乘车用餐券，另一个女子问她有没有乘车凭证……有些人迷迷糊糊地用怀疑的目光打量她。有一列货车很沉重地从第一道线路开过，车站的墙抖动着，站房的窗玻璃叮叮当当响了起来。似乎她的心也在打颤。擦着车站栏杆滑过的是一台台平板货车，上面是一辆辆的坦克。
她忽然充满了幸福感。一辆又一辆坦克滑过，还有雕塑一样坐在坦克上的一个个头戴盔形帽、斜挎冲锋枪的红军战士。
她像小孩子一样挥着手臂，朝家里走去。她把大衣敞开，看着自己夏季穿的裙子。夕阳忽然把一条条街道照得十分明亮，寒冷阴沉、破破烂烂、尘土飞扬的冬季即将降临的城市，一下子变得喜气洋洋，呈现出鲜亮的玫瑰色。她走进楼房，居民小组长加林娜因为今天在过道里见过前来找叶尼娅的上校，所以露出一副巴结的神气，笑着说：
“有您的信。”
“噢，是我时来运转啦。”叶尼娅心里想着，把信封打了开来。信是从喀山来的，是妈妈写来的。她看过前面几行，就小声叫了起来，惊慌地唤道：
“托里亚呀，托里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