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3）（1/2）

十 一

德军中尉别捷尔·巴赫因为肩部被子弹打伤，进了军医院。他的伤势不重，送他上救护车的同伴们祝贺他走运。

巴赫怀着一种幸福感，同时疼得哼哼着，由卫生员搀扶着前去洗澡。

一接触到热水，真是说不出的快活。

“比在战壕里舒服吧？”卫生员问道。他希望对伤员说点儿快活的，就又说：“等您出院的时候，大概那儿全都收拾好了。”他朝那个方向指了指，那边不停地传来响成一片的轰隆声。

“您来这儿不久吧？”巴赫问。

卫生员用树皮擦子给中尉擦了几下脊背之后，说：

“您为什么断定我来这儿不久？”

“这儿已经没有人认为战事会很快结束。这儿的人都认为战事很快结束不了。”

卫生员看了看澡盆里光着身子的中尉。巴赫想起来，军医院工作人员有责任汇报伤员的思想，而他的话流露出他对德军威力的不信任。于是他一字一顿地又说了一遍：“是啊，卫生员同志，这事怎样结束，目前还没有人知道呢。”他为什么把这句危险的话重说一遍？这是只有生活在极权制帝国的人才能明白的。他重说一遍，是因为他很生气，不该在说过第一遍之后就害怕了。他重说一遍，也带有防备的目的—想骗骗他所设想的这个告密者，表示自己有口无心。

过了一会儿，他为了消除有关自己的反对立场的不好印象，又说：

“我们在这里集中这样多的兵力，可能自从战争开始以来还不曾有过。请相信我的话，卫生员同志。”

后来他厌烦了这种又复杂又伤脑筋的把戏，一心一意玩起儿童游戏：把浸透了肥皂水的海绵攥在手里，使劲攥，那肥皂水一会儿射到澡盆沿上，一会儿射到巴赫自己的脸上。

“喷火器就是这样喷射。”他对卫生员说。

他痩了多少啊！他看着自己光光的两臂和胸膛，想起两天以前吻他的那个俄罗斯年轻女子。他何曾想到，在斯大林格勒会跟一个俄罗斯女子有这样一段艳史？当然，这还很难叫做艳史。只不过是偶然的战地艳遇。那是一种很不平常、难以想象的环境，他们在地下室里相遇，他在一片瓦砾中向她走去，一阵阵爆炸的火光映照在他身上。那在小说中也是一种十分精彩的场面。昨天他应该去找她的。她大概以为他已经牺牲了。等他康复后，一定还要去找她。真想知道，是谁填补了他的位子呢？自然界是不兴留空缺的呀……

洗过澡以后，很快把他带到x光室，医师让他站到x光透视机前。

“中尉，那边不好过吧？”

“俄国人比我们更不好过。”巴赫回答说。他想给医生一点儿好印象，希望得到很好的诊断，动起手术也会轻快些，少受点罪。

外科医生走了进来。两位医生看了看巴赫的内脏，可以看清已经在胸腔里钙化了的过去的各种病灶。

外科医生抓住巴赫的胳膊，把他转来转去，一会儿拉着他贴到荧光屏上，一会儿把他拉远一点儿。他注意的是弹片伤，至于伤的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那是无关紧要的情况。

两位医生说起话来，夹杂着拉丁语和开玩笑的德国粗话，于是巴赫明白了，他的伤情不严重，胳膊还能保得住。

“请你们准备给中尉做手术，”外科医生说，“我还要在这儿看一个复杂的病例，是颅部重伤。”

卫生员脱去巴赫的伤员服，一名外科护士叫他坐到凳子上。

“见鬼，”巴赫苦笑着说，并且因为自己光着身子感到不好意思，“小姐，应该先把凳子弄暖和一点儿，再让斯大林格勒大战参加者的光屁股坐到上面。”

她连笑也没笑，回答他说：

“我们没有这样的任务。”

她说过这话，便把手术用具从玻璃橱里一样一样往外拿，巴赫一看到就觉得害怕。可是摘除弹片的手术进行得又快又轻松。巴赫甚至生起医生的气，认为医生是在向伤员散布瞧不起小手术的思想。

那位外科护士问巴赫，要不要把他送到病房里去。

“我自己能走。”他说。

“您在我们这儿不会待很久的。”她用安慰的语调说。

“太好啦，”他说，“我已经开始无聊了。”

她笑了。

这位护士显然是按照报纸通讯来想象伤员的。作家和记者们在通讯里写的伤员，总是偷偷地从军医院跑出去，跑回自己的营里和连里；他们一定要向敌人开枪开炮，不这样就不能过日子。

也许，记者们在军医院里也碰见过这样的人，不过当巴赫躺在铺了干净被单的床上，吃了一碗米饭，又抽了一支烟（在病房里严禁抽烟），和邻床的人聊起来的时候，他可是感到快活得不得了。

病房里有四名伤员：三名是前方下来的军官，第四名是文官，凹进去的胸脯，凸出来的肚子，是从后方来办公事，在古姆拉克地区遭遇车祸。在他仰面躺着，把两手放在肚子上的时候，就好像有人和这位大叔开玩笑，往他的被窝里塞了一个足球。

显然，他就是因为这种伤得了个外号“守门员”。

守门员在所有的人当中，是唯一表示遗憾的，因为受伤不能报效国家。他常常用慷慨激昂的语调谈起祖国、军队、天职，说他因为在斯大林格勒受伤感到光荣。

为民族流过血的前方军官们，常常嘲笑他的爱国主义。其中有一位侦察连长克拉普，因为屁股受伤，天天趴在床上，苍白的脸，厚嘴唇，棕色的凸眼睛，他对守门员说：

“看样子，您这样的守门员不仅能把球挡回去，也会把球踢进去。”

这位侦察连长是个色情狂，他主要谈的是两性关系。守门员想讽刺一下对方，问道：

“为什么您没有晒黑呀？您大概是在办公室工作吧？”

克拉普可没在办公室工作过。

“我是夜里的鸟儿，”他说，“我打食儿都是在夜里。我跟娘们儿睡觉是在白天，和您不一样。”

在病房里常常骂官僚，他们一到晚上就坐小汽车从柏林上别墅去；骂那些军需官，他们得勋章比作战的人都便当；谈作战的官兵家庭的贫困，不少人家里的房子都被炸毁了；骂后方的浪荡子勾引军人的妻子；骂前方的小货摊光卖香水和刮脸刀片。

睡在巴赫旁边的是耶内中尉。巴赫原以为他是贵族出身，谁知他却是个农民，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政变中涌现的人物之一。他担任一个团的副参谋长，在夜晚空袭中被弹片炸伤。

守门员被送去做手术的时候，躺在角落里的憨厚的上尉弗列谢尔说：

“我从一九三九年就打仗，可是我从来没有夸耀过自己的爱国主义。给我吃，给我喝，给我穿，我就打仗。没有什么道理好说。”

巴赫说：“不对，不能那样说。打过仗的人嘲笑守门员的虚伪，这里面就有自己的道理。”

“是这样啊！”耶内说。“请问，这究竟是什么样的道理？”

他那很不和善的眼神，巴赫早就习惯了。他感觉到，耶内恨那些希特勒上台以前的知识分子。巴赫耳闻目睹许多言论，说旧知识分子倾慕美国财阀，暗地倾向犹太旧教和犹太观念，在绘画和文学方面喜欢犹太风格。巴赫感到非常气愤。现在，当他愿意向这些新势力的粗暴低头的时候，为什么还拿阴沉的、像狼那样的怀疑目光看他呢？难道他不是和他们一样，也挨过虱子咬，挨过冻吗？他们竟不把他这个前沿阵地的军官当成德国人！巴赫闭上眼睛，转身朝着墙。

“你为什么问得这样恶毒？”他在心里生气地说。

耶内会带着鄙夷和优越的笑容说：

“您好像没有明白吧？”

他会被这话激怒，说：“我跟你讲过，我是没有明白。”然后补充说：“我要想想。”

耶内当然笑了。

“你怀疑我阳一套阴一套？”他高声喊道。

“就是，就是阳一套阴一套！”耶内的声音显得很快活。

“精神阳痿？”

这时候弗雷塞尔会哈哈大笑起来。克拉普用胳膊肘支起身子，非常不客气地看看巴赫。

“你们这群退化的败类，”巴赫会用打雷一样的声音喊道，“耶内，您已经是介乎猴子和人之间了……咱们说真的。”

他恨得打了一个寒颤，闭紧了本来就阖上的眼睑，在心里继续说：

“你们只要就任何小问题写出一个小册子，马上就仇恨起为德国科学奠定基础和砌墙的人。你们只要写进一本薄薄的小说，马上就瞧不起有光荣传统的德国文学。你们是否以为科学和艺术有点儿像官场，老一辈的官员妨碍你们晋升？你们和你们的书越来越没有出路了，科赫、能斯特、普朗克和凯勒曼已经在挡你们的路了……科学和艺术不是官场，是无垠的天空下的帕耳纳斯山，永远是宽阔的，整个人类历史长河中所有的天才在那儿都有足够的地方可以生存，只是容不得你们和你们的恶果。不是没有地方，只是那儿不是你们待的。可是你们还在忙着清除场地。你们那可怜的、吹不起来的汽球不会因此就升高一点儿。你们赶走爱因斯坦，你们永远不能填补他的位置。是的，是的，爱因斯坦，他当然是犹太人，不过，对不起，他确实是天才。世界上还没有那样大的权力，能够帮助你们接替他的位置。你们想想吧，值不值得花那样大的力量来消灭那些人，那些人的位置是永远无法填补的。如果你们不够格，不能走希特勒开辟的道路，那也只能怪你们自己，不能恼恨够格的人。在文化方面动用警察，煽动仇恨，这种办法是毫无用处的！你们瞧，希特勒和戈培尔对这一点认识得多么深刻？他们以身作则在教导我们。他们在对待德国科学、绘画、文学方面表现得多么喜爱，多有耐心，多有策略。就要学他们的样子，走团结的道路，不能给我们德国的共同事业造成分裂！”

巴赫不出声地说完这番话，睁开眼睛。旁边的人都还躺在被窝里。

弗雷塞尔说：“伙计们，往这儿看！”

他像变戏法一样从枕头底下抽出一瓶意大利白兰地。耶内的喉咙里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只有真正的酒徒，而且只有农村里的真正酒徒看到酒瓶才会露出这样的神情。

“他这人不坏嘛，从各方面看，他不坏。”巴赫想道。并且为自己没有说出的歇斯底里的话感到不好意思起来。

就在这时候，弗雷塞尔用一条腿蹦着，往几个床头小柜上的玻璃杯里斟酒。

“您真是野兽。”侦察连长笑着说。

“这可是能征惯战的中尉。”耶内说。

弗雷塞尔说：“有个医官发现了我的酒瓶，问：‘您这报纸里包的是什么？’我回答说：‘这是我母亲的来信，我一直带着不离身。’”

他举起杯，说：“来吧，中尉弗雷塞尔向你们致敬！”

大家一饮而尽。

耶内马上就想再喝一杯，就说：

“噢，应该还要留一杯给守门员呀。”

“守门员去他妈的吧，你说是吗，中尉？”克拉普问道。

“让他为祖国效劳吧，咱们喝咱们的。”弗雷塞尔说。

“每个人都希望活着嘛。”

“我现在来劲儿了，”侦察连长说，“这会儿顶好再来一个不胖不瘦的娘们儿。”

大家都轻松、快活起来。

“好，再来一杯。”耶内举起杯来。

大家又喝干了。

“咱们能住到一个病房里，太好啦。”

“我一看，马上就断定：‘这才是真正的伙伴，都是上过火线的。’”

“可是说实话，我怀疑过巴赫，”耶内说，“我心想：‘哼，这是党里的人。’”

“不，我不是党里的。”

他们掀开被子，躺了下来。大家都觉得热起来。谈起前方的事。

弗雷塞尔原来在右翼，在奥卡托夫镇一带作战。

“谁他妈的知道，”他说，“苏联人简直不会打进攻仗。可是到十一月初，我们还停在那儿。我们八月里喝了多少伏特加呀，天天举杯祝贺：‘但愿战后不要失去联系，要成立攻克斯大林格勒老战士协会。’”

“他们进攻的本领不算差，”在工厂区作过战的侦察连长说，“他们不会固守。他们只要把我们从楼房里打出来，就马上要么睡觉，要么吃起东西。俄国军官就爱喝酒。”

“他们都是一些野蛮人，”弗雷塞尔说着，挤了挤眼睛，“我们在这些斯大林格勒野蛮人身上耗费的钢铁，比在整个欧洲耗费的还要多。”

“不光是耗费钢铁，”巴赫说，“在我们团里有一些人，常常无缘无故地哭，像公鸡一样扯开嗓子又哭又喊。”

“如果到冬天事情还不能解决，”耶内说，“那就要真的陷入僵局了。像那样打来打去，毫无意思。”

侦察连长小声说：

“我告诉你们，咱们正准备在工厂区发动攻势，调集的兵力超过以前任何时候。近几天就要打响了。到十一月二十日，咱们都可以跟萨拉托夫的姑娘们睡觉了。”

在挂了窗帘的窗户外面响起低沉的隆隆炮声和夜袭的飞机的轰轰声。

“苏联飞机出动了，”巴赫说，“他们的飞机在这时候进行轰炸。有些人管它们叫‘锯神经的锯子’。”

“在我们团部里管它们叫‘值班士官’。”耶内说。

“别作声！”侦察连长竖起一个手指头。“你们听，这是重型炮！”

“可是我们却在轻伤员病房里喝酒呢。”弗雷塞尔说。

于是他们在这一天里第三次快活起来。

他们谈起苏联的女人。每个人都有可谈的。巴赫一向不喜欢谈这些事。

但是在军医院的这天晚上，巴赫却说起住在被炸毁的楼房的地下室里的季娜，说得很带劲儿，大家都在笑。

卫生员走进来，打量了一下一张张笑脸，就动手收拾守门员床上的被单。

“这个柏林来的祖国的卫士出院了吧？受伤是装的吧？”弗雷塞尔问。

“卫生员，你怎么不说话？”耶内说。“我们都是男子汉嘛，他要是有什么情况，就对我们说说。”

“他死了，”卫生员说，“心肌麻痹。”

“你们瞧，满嘴爱国主义，落了个这样的结果。”耶内说。

巴赫说：“这样说死人，可不大好。他并不是说假话，他用不着在咱们面前说假话。就是说，他是真心实意的。伙计们，这样不好。”

“哦，”耶内说，“怪不得我觉得这位中尉是奉党的命令上我们这儿来的。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他可是有新思想的。”

十 二

夜里，巴赫睡不着，他太舒服了。想起掩蔽所，想起一起作战的伙伴，想起莱纳德的到来，他甚至还和他一起透过掩蔽所开着的门眺望落日，一起抽烟，喝暖水瓶里的咖啡—他感到非常奇怪。

昨天，他要上救护车的时候，他还用没有受伤的胳膊抱着莱纳德，他们对视一眼，笑了起来。他何曾想到，他会在斯大林格勒的土室里同这个纳粹分子共饮，在炮火照耀的瓦砾场上去找自己的俄罗斯情人。

他的变化异常奇怪。多年来他一直痛恨希特勒。当他听到无耻的白发苍苍的教授说，法拉第、达尔文、爱迪生是一伙儿偷窃德国科学的盗贼，而希特勒才是古今各国最伟大的学者的时候，他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情想：“哼，算啦，这都是腐朽不堪的东西，这一切统统要完蛋。”还有那些小说，用惊人的虚伪笔调描写没有缺点的人，描写高尚的工人和农民的幸福，描写英明的党的教育工作，同样引起他的反感。哼，杂志上发表的那些诗多么不像样子。这一点使他特别生气。他在中学里就写诗了。

可是现在在斯大林格勒，他想入党了。当他是小孩子的时候，他怕父亲在争论中把他说服，常常用手捂住耳朵，喊：“我不愿意听，不听，就是不听……”可是现在他听了！世界绕着轴心转了个身。

他还像过去一样非常厌恶平庸的戏剧和电影。也许，人们在几年、十几年中读不到好的诗歌，又有什么办法呢？不过就是在今天也有可能写出真理！因为德国精神就是主要的真理，是世界的理想。要知道，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们即便是根据王公和主教的指示，写出的作品也能表现最伟大、可贵的精神。

侦察连长克拉普还在睡着，他一面参加夜战，一面大声叫喊着，他的喊声大概在外面都能听得见：“手榴弹！手榴弹！”他想爬，就很别扭地翻了个身，疼得叫了起来，后来又睡着了。打起鼾来。

甚至过去使他胆战心惊的排犹行为，这会儿从新的角度重新出现在他的脑际。啊，如果他有权，他马上就下令制止对犹太人的大批屠杀。不过，虽然他有不少犹太朋友，他还是要实实在在地说：德国人有德国人的性格与精神，而犹太人有犹太人的性格与精神。

马克思主义破产了！对于一个父母当年都是社会民主党人的人来说，是很难想到这一点的。

马克思就像一个物理学家，将物质构造理论的基础建立在互相排斥的力量上，却忽视了万有引力。他为阶级互相排斥的力量下了定义，他是人类有史以来将这种力量研究得最透彻的。但是他也和一些有伟大发现的人一样，片面地认为，他所证实的阶级斗争力量是唯一能决定社会发展和历史进程的。他没有看到超阶级的民族团结的强大力量，他这种社会物理学忽视了民族万有引力的规律，因此是荒谬的。

国家不是后果，国家是前因！

有一种神秘而奇特的规律决定着民族国家的诞生。国家是一种有机的结合体，只有国家能够代表千百万人特别珍视的、长远的东西，能够代表德国人的性格、德国的源流、德国人的意志和牺牲精神。

巴赫闭着眼睛躺了好一会儿。为了能睡着，他想象出一群羊：一头白羊，一头黑羊；又是一头白羊，一头黑羊；又是一头白羊，一头黑羊……

吃过早饭以后，巴赫给母亲写信。他皱着眉头，叹着气，知道母亲看到他写的内容不会高兴。但是，他应该把近来的感觉对母亲说说。他在回去度假的时候，什么也没有对她说。但她看出他的焦躁，看出他不愿意听她没完没了地回忆父亲的事—如今依然是这样。

她会想，他背叛父亲的信仰了。可是他没有。他恰恰是不肯背叛。

伤员们经过早晨的治疗，都疲乏了，所以都静静地躺着。夜里抬来一名重伤员，放在原来守门员的床上。他还在昏迷状态中，无法弄清他是哪个部队的。

怎么能向母亲说清楚，今天新德国的人比小时候的朋友和他更亲近？

卫生员走进来，问道：“谁是巴赫中尉？”

“是我。”巴赫说着，拿手盖住开了头的信。

“中尉先生，有一个苏联女人打听您。”

“打听我？”巴赫吃惊地问。他马上想到，这是他在斯大林格勒的情人季娜来了。她怎么会知道他在哪儿呢？可是他马上明白了，这是连里的救护车司机告诉她的。他很高兴，很感动：因为这要摸黑走出来，要搭顺路汽车，还要步行七八公里。于是他好像看到了她那大大的眼睛、苍白的脸，她那细细的脖子、头上的灰头巾。

病房里哈哈大笑起来。

“瞧咱们的巴赫中尉！”耶内说。“这是他在当地居民中干出的成绩。”

弗雷塞尔两只手摆动了几下，就好像要抖掉手指头上的水，说：

“卫生员，叫她到这儿来吧。中尉的床够宽的。我们就让他们成亲。”

侦察连长克拉普说：“女人和狗一样，男人到哪儿，她到哪儿。”

忽然巴赫生起气来。她是怎么想的？她怎么能上军医院里来？因为严禁军官和苏联女人有什么关系。万一在军医院里工作的有他家的人或者他的朋友福斯特家的人呢？只有那么一点不怎么样的关系，即使是一个德国女子，也未必敢来找他。

那个昏迷中的重伤员好像正在厌恶地冷笑呢。

“请告诉那个女人，我不能出去见她。”他阴沉地说。为了不参与他们的说笑，他马上拿起铅笔，念起已经写好的几行：

“……奇怪的是，多年来我认为国家压制着我。可是现在我明白了，正是国家代表着我的心意。我不希望命运一帆风顺。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可以同老朋友断绝关系。我知道，我要投奔的一些人永远不会真正拿我当自己人。但为了最主要的目标，我可以牺牲我的一切……”

病房里依然在高声说笑。

“安静点儿，别打搅他。他在给未婚妻写信呢。”耶内说。

巴赫笑起来。有时压抑着的笑很像抽泣，于是他心里想，他现在可以笑，也可以哭。

十 三

有些将军和军官们，不是经常能见到第六步兵集团军司令弗里德里希·保卢斯的，都认为这位上将的思想和心情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举止的风度、发布命令的口气、听取细小意见和重大报告时的笑容，都证明这位上将依然驾驭着战争的局面。

只有和司令特别接近的一些人，如他的副官阿丹斯上校、集团军参谋长施密特将军，才了解保卢斯在斯大林格勒这段时间里的变化有多大。

他依然显得很风趣，很宽厚，雍容自若，依然亲切地关怀下属的生活情形，依然牢牢操纵着指挥各团各师作战的大权，依然决定着将领们的任免升降，批准奖赏，依然在抽自己习惯了的纸烟……但是他的内心深处却在一天一天地发生变化，而且正准备彻底变化。

他渐渐失去了那种驾驭局面和时机的感觉。不久前，他见到司令部侦察科的报告，还只是用平静的目光匆匆扫一扫：苏军有什么打算，他们的后备兵力的调动有什么目的，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现在阿丹斯发现：每天早上他把一叠报告和文件放到司令的桌子上的时候，司令首先拿起的是有关苏军夜间行动的侦察报告。

有一次，阿丹斯改变了叠放文件的顺序，把侦察科的报告放在最上面。保卢斯打开公文夹，看了看放在上面的报告。他那长长的眉毛扬了起来，接着就把公文夹合上了。

阿丹斯上校明白了，他的做法很不聪明。保卢斯那种一闪即逝的、似乎很悲哀的目光使他大吃一惊。过了几天，保卢斯看过了按往常顺序叠放的报告和文件之后，笑了笑，对自己的副官说：

“革新者先生，您显然是一个细心人。”

在这个寂静的秋日黄昏，施密特将军怀着几分得意的心情前去向保卢斯报告。

施密特顺着小镇宽阔的街道朝司令住的房子走去，快活地呼吸着寒冷的空气，空气冲洗着夜里抽烟抽得发燥的喉咙。他抬头望了望，只见天空被草原落日的模糊色彩染得斑斑斓斓。他的心里非常宁静，他想到绘画，想到午饭后的打嗝已经停止，不那么难受了。

他走在寂静而空旷的黄昏的大街上，在他的头脑里，在沉甸甸的大沿帽底下，装着全部设想，那是在最残酷的激战时必须说出来的，而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时期这样的激战早晚会到来的。当司令请他坐下，准备好听他报告的时候，他就这样说了：

“当然，在我们作战的历史上，为了进攻确实动员过大量的军事装备。不过，在这样小的作战地区，在陆地和空中火力密集到这样的程度，我个人还从来不曾遇到过。”

保卢斯佝偻着身子坐着听参谋长报告，似乎失去了大将军的风度，他的头匆忙地随着施密特那指着图表线条和地图方块的手指头转悠。这次进攻是保卢斯筹划的。保卢斯已经定出进攻的兵力数据。但是现在，听着跟他共事多年的这位才华出众的参谋长的意见，他觉得，在未来作战计划的细节方面，他的一些想法是不现实的。

施密特似乎不是在陈述已经变为作战计划的保卢斯的设想，而是把自己的意见硬加给保卢斯，他与保卢斯的意见相反，准备使用步兵、坦克、工兵营发动进攻。

“是啊，是啊，密度太大了，”保卢斯说，“如果和咱们左翼的空虚相比，那就太明显了。”

“没办法呀，”施密特说，“东方的土地太大了，咱们徳国的兵不够用。”

“不光是我担心这一点，冯·魏克斯也对我说：‘咱们打人不是用拳头，而是张开手指，分散在无边无际的东方土地上。’担心这一点的不光是魏克斯。不光是……”他没有说完。

一切情况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

近几个星期的战斗中出现了偶然的情况和一些小小的失利，似乎从中就可以看出战局出现了新的变化，令人悲观绝望的真相。

侦察队不断地送来有关苏军在西北面集结的情报，空军无力阻止。魏克斯无法向保卢斯集团军的两翼补充后备兵力。他在罗马尼亚军队中设置德军广播电台，想迷惑苏军。但罗马尼亚人并没有因此就成为德国人。

一开始对非洲的远征似乎所向无敌。在敦刻尔克，在挪威和希腊，痛击英军，结果仍没有占领英伦三岛。在东方取得了巨大胜利，长驱几千公里直抵伏尔加河边，结果并没有彻底击溃苏军。总以为大局已定，即使尚未彻底胜利，那这也只是偶然的不顺利，微不足道……

他与伏尔加河之间这几百米距离，这毁了一半的工厂，这一座座烧焦的楼房的空壳，与夏季攻势以来攻占的广大地区相比，又算得了什么？……但是在埃及的沃土地带与隆美尔将军之间，也还有几千公里的沙漠。为了在已占领的法国取得完全胜利，还差敦刻尔克的几公里，几小时……不论哪里总是差几公里，不能彻底打垮敌人。不论哪里两翼总是空虚，所向无敌的军队背后总是留下广大的地区，后备兵力总是不足。

今年夏天是何等气势！那些日子里他的感觉，恐怕一生中只能有一次。他感到自己的脸上已经有印度的气息。如果排山倒海的狂涛巨澜能够感受的话，那么这狂涛的感受，就是他的感受。

这些日子他曾闪过一种想法，认为德国人的耳朵已经习惯了弗里德里希这个名字。当然，这是一种开玩笑的、不认真的想法，但他毕竟有这种想法。可就在这些日子里，在他脚下—或者说牙齿中间—出现了几粒不怀好意的很硬的砂石。在司令部里依然是一片胜利和幸福的紧张气氛。他在接收各部指挥官的书面报告，听取口头报告、无线电报告、电话报告。似乎这不是繁重的作战工作，而是德国胜利的象征性表现……保卢斯拿起话筒。“上将大人……”他从声音听出这是谁在说话。战时用惯了的语调跟电话中的嗡嗡声很不协调。

师长维德列尔报告说，苏军在他的地段上发动了进攻，他们的一支步兵，大约有一个加强营，冲到了西边，占领了斯大林格勒火车站。这桩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让他开始感到焦虑的刺痛。

施密特念完了一道作战命令的草稿，微微舒展肩膀，抬起下巴，表示他还没有失去下属应有的恭敬，虽然他和司令之间的私人关系很好。

突然，上将放低了声音，既不用军人的语调，更不用大将军口气，说了几句很奇怪的、使施密特大惑不解的话：

“我相信能取胜。但是您知道吗，咱们在这个城市打仗没有必要，毫无意义。”

“真有点儿意外，进攻斯大林格勒部队的司令会说出这话。”施密特说。

“您以为意外吗？斯大林格勒已经不再是交通中心和重工业中心。既然这样，咱们在这儿又能干什么呢？高加索方面军的东北翼可以由阿斯特拉罕至卡拉奇这条战线掩护。斯大林格勒在这方面不起什么作用。施密特，我相信能取胜，我们能够拿下拖拉机工厂。但是这并不能掩护我们的侧翼。冯·魏克斯认为苏军一定会反攻。虚张声势吓不住他们。”

“随着战局的变化，战事的意义也会变化，不过元首一向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啊。”施密特说。

保卢斯认为，问题就在于最光辉的胜利都没有带来什么结果，因为都没有坚决、顽强地进行到底；同时他又认为，一位统帅的真正价值，就在于能够拒绝执行已经失去意义的任务。

但是，他看着施密特那聪颖、锐利的眼神，说：

“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伟大的元首。”

他拿过桌子上发起进攻的命令，签了字。

“考虑到特别保密，这个文件只有一式四份。”施密特说。

十 四

达林斯基从草原的集团军司令部来到一支部队，这支部队在斯大林格勒战线的东南翼，在里海地区缺水的沙漠地带。

现在达林斯基觉得那紧靠着河水和湖水的草原有点儿像仙土福地了，那儿有芦苇，有马嘶，有些地方还有树。

在沙漠化的荒原上住着几千人，他们习惯了潮湿的空气、清晨的露水、沙沙作响的干草。沙子击打着皮肤，往耳朵里直钻，在小米饭和面包里咯咯直响，食盐里有沙子，枪栓里有沙子，手表里有沙子，战士的梦里也有沙子……人的身体、鼻孔、喉咙、小腿肚子在这儿都很难受。人生活在这儿，就好像一辆大车离开了平坦的车辙，在烂泥里咯吱咯吱地慢慢挣扎。

整个一天，达林斯基都在炮兵阵地上转，和人谈话，做记录，制图，查看大炮、弹苀ˉ仓库。快到傍晚时候，他筋疲力尽，头嗡嗡响，腿也疼，在松软的沙地上走路实在太不习惯了。

达林斯基早就发现，在撤退的日子里将军们往往特别关心下属的生活需要；司令员和军委委员们都很大方地表现他们的自我批评精神、怀疑精神和谦逊。

在仓皇撤退的时期，当敌人节节取胜，最高统帅部愤怒追查失职官兵的时候，部队里就会出现许多无所不知的聪明人。

但是在这里，在沙漠里，人们却懒洋洋的，对一切都很淡漠。司令部里的军官和队列军官们似乎认定，在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事需要他们关心，明天，后天，一年之后，沙子反正还是沙子。

炮兵团参谋长鲍瓦中校请达林斯基到他那儿去过夜。这位中校虽然姓的是英雄故事中鲍瓦王子的姓，身子却佝偻着，秃顶，一只耳朵听力很差。他有一次奉命到方面军炮兵司令部去，他的非凡的记忆力使大家吃了一惊。似乎在他那安在又窄又佝偻的肩膀上的秃脑袋里，装的全是数字、炮兵连和营的番号、驻地名称、指挥员的姓名、高地的标志。

鲍瓦住的是一座木板小屋，墙上抹了黄泥和牛粪，地上铺了破碎的油毡。这座小屋和散布在沙漠上的其他军官的住处没有任何不同。

“哈，您好！”鲍瓦说着，使劲握了握达林斯基的手。“很好吧，嗯？”他朝着墙指了指。“这儿就是住在抹了牛粪的狗窝里过冬。”

“是啊，这房子不坏！”达林斯基说着，就看到文静的鲍瓦再也不文静了，感到很惊讶。

他请达林斯基坐在原来装美国罐头的一个空箱子上，给他倒了一玻璃杯酒，玻璃杯黏糊糊的，边上还沾满了牙粉，又把放在一张泡软的报纸上的一个青色的渍蕃茄推了过来。

“请吧，中校同志，这就是我的葡萄酒和水果了！”他说。

达林斯基像一切不会喝酒的人一样，小心翼翼地喝了一小口，就把杯子放到离自己远些的地上，向鲍瓦问起军队中的事。但是鲍瓦偏要谈别的，不谈正事。

“唉，中校同志，”他说，“我满脑子都是军事，从来不想别的，我们在乌克兰的时候，那儿的娘们儿才漂亮呢，在库班，就更不用说了……简直是心甘情愿送上门，只要你挤挤眼睛就行！可是我这个傻瓜待在那儿动也不动，后来醒悟过来，已经在沙漠里了！”

达林斯基起初有点生气，因为鲍瓦不愿谈每公里战线的平均密度问题和在沙漠地区迫击炮优于大炮的问题，可他终于还是对新的话题有了兴趣。

“当然啦，”他说，“乌克兰的女子确实漂亮得不得了。在一九四一年，司令部驻扎在基辅的时候，我遇到一个乌克兰女子，是一位检察院工作人员的妻子，简直美极啦！”

他欠起身来，举起一只手，手指头碰了碰矮矮的顶棚，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