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4）（2/2）

“唉，同志，你听到快活的歌儿都哭了，看样子，你也吃了不少苦呀。”崔可夫惊讶地瞥了他一眼。

十 九

在斯大林格勒的山沟坡上挖的一个土室里，几名红军战士围坐在自制的小桌旁，小桌上还有一盏自制的油灯。

司务长在往各人的杯子里斟酒。大家都注视着，这珍贵的液体小心翼翼地上升到司务长粗硬的指甲在玻璃杯上指着的位置。大家把酒干了，就吃起面包。有一名战士把一口面包吃下去之后，说：

“是啊，德国佬打得我们够呛，不过我们还是打赢了。”

“德国佬这一下子老实了，再也扑腾不起来了。”

“扑腾够了。”

“斯大林格勒大劫难到头了。”

“不过他们还是带来太多灾难。把半个俄罗斯烧掉了。”

他们吃了很久，不慌不忙，在不慌不忙中体会着一个人在长期艰苦的工作之后休息、喝酒、吃饭时的幸福和安宁。

头脑迷迷蒙蒙的，但是这种迷蒙有点儿特别，并不使人糊涂。不论面包的滋味、大葱的咯吱声、放在土室墙脚下的枪支，不论伏尔加河、想家的念头、对强大敌人的胜利，以及抚摩过孩子的头发、搂抱过妻子、掰过面包、卷过烟卷儿，如今又夺得胜利的手，对这一切，他们都清清楚楚地感觉到了。

二 十

疏散出去的莫斯科人在准备复员的时候，最高兴的也许不是很快就要见到莫斯科，而是摆脱了疏散时期的生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鄂木斯克、塔什干、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等城市的街道和房屋、秋日天空的星星、面包的味道—一切都成了令人厌恶的了。

如果他们看到苏联情报局报道的好消息，就会说：

“好啦，现在咱们很快就要走了。”

如果看到令人忧虑的消息，就会说：

“唉，不会再号召家庭团聚了。”

出现了不少传闻，说有些人没有通行证也回到了莫斯科—他们从长途列车上爬到工程列车上，然后又爬到电气列车上，电气列车上没有军队拦截。

人们都忘记了，一九四一年十月，在莫斯科过日子好像是在受刑讯。那时候人们多么羡慕那些用故城不祥的天空换取鞑靼和乌兹别克安宁生活的莫斯科人……

人们都忘记了，在一九四一年十月的灾难日子里，有些没上去火车的人纷纷丢掉箱子和包裹，徒步朝扎戈尔斯克走去，只要能离开莫斯科就行。现在人们也是宁可丢下东西、工作、安顿好的生活，步行回莫斯科，只要能离开疏散地就行。

一心想离开莫斯科和一心想回莫斯科这两种相反的心情的主要实质，就在于一年来的战争改变了人们的意识，对德国人莫名其妙的恐惧变为对苏联力量优势的信任。

在十一月下旬，苏联情报局报道了对弗拉季高加索（即奥尔忠尼启则）地区德国法西斯军队的攻击，然后又报道了在斯大林格勒地区进攻的胜利。在两个星期中，播音员有九次这样广播：“目前，我军继续反攻……再次沉重打击敌军……我军在斯大林格勒城下摧毁敌军的顽抗，突破顿河东岸敌军新防线……我军继续进攻，已推进一二十公里……近日部署在顿河中游一带我军对德国法西斯军队发起反攻……我军在顿河中游地区继续挺近……我军在北高加索继续出击……我军又在斯大林格勒西南方发动突击……我军在斯大林格勒以南发起进攻……”

在一九四三年除夕，苏联情报局发表战报《六周以来我军在斯大林格勒地区进攻作战总结》，综述了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地区被包围的情况。

人们的意识准备转变，要用全新的观点看待现实中的大事，虽然这种思想转变的准备是秘密进行的，其秘密程度不次于准备斯大林格勒进攻战。在人们的潜意识中进行的这种再结晶，在斯大林格勒进攻战之后，第一次明朗化，第一次表现出来。

现在人们思想的变化和莫斯科会战胜利时的思想变化大不一样，虽然从表面上看来没有什么不同。其区别在于，莫斯科会战的胜利主要是促成了对德国人态度的变化。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对德国军队莫名其妙的恐惧心理消失了。

斯大林格勒和斯大林格勒进攻战促成了军队与老百姓的新的自觉。苏联人、俄罗斯人开始从新的角度认识自己，开始从新的角度看待各种民族的人。俄罗斯的历史开始被理解为俄罗斯的光荣史，而不是俄罗斯农民与工人的苦难史和屈辱史。民族性由形式转变为内容，成为世界观的新的基础。

在莫斯科会战初次取胜的日子里，起作用的仍是战前的老的思维形式、战前的观念。

重新认识战争大事，认识苏联武装力量和国家的力量，是巨大的、长期的、广泛的认识过程的一部分。

这一过程在战前很久就开始了，不过主要不是在人民的意识中，而是在人民的潜意识中。

有三件大事是重新认识现实和人与人关系的重要标石，那就是：农村集体化、工业化、一九三七年。

这些事件和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一样，造成了广大阶层的人民的动荡和变化；这些动荡伴随着对人的肉体的消灭，死亡人数超过了消灭俄国贵族阶级和工商业资产阶级的那个时期。

斯大林领导的这些事件，标志着新的苏维埃国家建设者在经济方面的胜利，标志着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的胜利。

这些事件是十月革命的必然的结果。

不过，在集体化、工业化和几乎更换了所有领导干部的时期建立起来的新的结构，并不想放弃旧有的思想公式和概念，虽然这些公式和概念对于新结构已失去真正的内容。新的结构利用的是一些旧的概念和成语，这些概念和成语发源于革命前就形成的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派。国家民族性仍然是新结构的基础。

战争加速了在战前就暗暗进行着的重新认识现实的过程，加速了民族意识的觉醒，“俄罗斯”这个词重新获得了真实的内容。

起初，在撤退时期，这个词大都和一些否定意义的词联系着：俄罗斯落后、一团糟，俄罗斯闭塞，俄罗斯没有希望……但是，民族意识既然出现了，就期待着战争的节日……

国家也渐渐趋向新的范畴的自觉。

民族意识在民族灾难的日子里表现出来，便是强大的、极好的力量。人民的民族意识在这样的时期之所以可贵，因为这种意识是人性的，而不是民族性的。这是人的尊严，人对自由的向往，人对善良的信赖，只不过表现在民族意识的形式中。

不过，在灾难岁月里激起的民族意识可能发展为多种形式。

毫无疑问，一位人事处长，一心要保护本机关不受世界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侵犯，这位处长的民族意识和保卫斯大林格勒的红军战士的民族意识，表现是不同的。

苏联这样一个大国的现实，决定了它将把唤起民族意识与完成国家战后面临的任务联系起来—在树立民族主权思想方面，在各个领域树立苏联和俄罗斯的主权观点方面。

所有这些任务不是在战时和战后突然出现的。战前，在农村的种种事件、建立祖国的重工业、干部大换班，标志着斯大林确立的制度作为社会主义新秩序在这个国家的胜利。在那个时候，这些任务就出现了。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亲切的印记被抹去，被取消了。正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转折的时候，在斯大林格勒的火焰成为黑暗王国的唯一自由信号的时候，这一重新认识过程开始公开化了。

发展的逻辑导致的结果是，人民战争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时期达到最高的热潮的同时，也为斯大林提供了可能性，公开宣扬国家民族主义思想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