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10）（1/2）

四十六

夜里，伏尔加东岸的人看到，斯大林格勒的天空被五彩缤纷的信号弹映照得通明。德军投降了。

就在这天夜里，不少人从伏尔加东岸朝斯大林格勒涌去。因为到处都在传说，留在斯大林格勒的居民最近一个时期饿坏了，所以士兵和军官们以及伏尔加舰队的水兵们纷纷带着面包和罐头来了。有些人还带着酒和手风琴。

但是很奇怪，这些不带武器，在夜里最先来到斯大林格勒的士兵，在把面包交给城市保卫者，又拥抱又接吻的时候，却好像很伤心，既没有笑，也没有唱歌。

一九四三年二月二日早晨，雾气沉沉。伏尔加河面融化的冰凌和冰窟窿冒着腾腾的水气。在炎热的夏日和寒冷的北风天里一样阴沉的荒凉草原上升起了太阳。干干的雪在又平又广阔的原野上飞驰，时而卷成圆柱，旋成雪轮，时而突然失去动力，落了下来。东风的脚掌留下一处处脚印：刺草吱吱作响的茎上围了雪领子，沟坡上留下一道道雪的波纹，露出光秃的泥土，一个个小土包露出秃顶……

站在斯大林格勒的河岸上看去，跨过伏尔加河的人们好像是从草原的雾中冒出来的，好像他们都是严寒和冷风塑成的。

他们来斯大林格勒无事可干，领导没有派他们来，这儿的战事结束了。是他们自己要来。有红军士兵、修路工人、面包师傅、参谋人员、驭手、炮兵、前方被服厂的裁缝、修理车间的电工和机械工。和他们一起过伏尔加河、爬岸坡的有裹着围巾的老头子，有穿军装棉裤的老太婆，有些小男孩和小姑娘还拖着小小的雪橇，上面装着包袱和枕头。

这座城市发生了奇怪的事情。汽车喇叭声响了起来，拖拉机的发动机开始轰鸣，喧闹的人们拉着手风琴的人走在街上，跳舞的人的毡靴踩得积雪越来越结实，士兵们欢叫，大笑。可是城市没有因此活过来，城市好像死了。

几个月之前斯大林格勒就不再过自己的正常生活了：市里的学校、工厂、女装商店、业余剧团、市公安局、托儿所、电影院，一个一个地关闭了。

在烧遍各街区的大火中诞生了一座新的城市—战时的斯大林格勒。战时城市有自己的街道和广场布局，有自己的地下建筑、自己的街道交通规则、自己的商业网、自己的工厂车间、自己的手工业、自己的坟地、酒吧间、音乐厅。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世界名城。它是时代的灵魂，时代的意志。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全人类的重要时代，在这一时代的一定时期内斯大林格勒成为世界性的城市。它成为人类的思想和激情。许多工厂为它加工产品，许多报刊为它报导，许多议会领袖为它发表演说。但是，当成千上万的人从草原上来到斯大林格勒，空旷的街道上到处是人，第一批汽车的马达声响起来的时候，这座战时的世界名城就不再存在了。

这一天的报纸报道德军投降的详细情形。欧洲、美洲、印度的人都知道了，保卢斯元帅是怎样从地下室里走出来，在舒米洛夫将军的第六十四集团军司令部里怎样对德国的将军们进行了初步审讯，保卢斯的参谋长施密特将军穿的是什么样的衣服。

这时候，世界大战的首城已经不存在了。希特勒、罗斯福、丘吉尔的眼睛已经在寻找世界大战的新的集中点。斯大林用手指头敲着桌子，问总参谋长，要把斯大林格勒的部队从现在已成为后方的地区调往新的集结地区，交通工具是否够用。战时的世界名城，尽管还到处是能征惯战的将军和巷战的高手，还到处是武器、作战地图、交通壕，可是已经不再存在了，它开始踏上新的生活轨道，这生活轨道靠今日的雅典和罗马开辟。历史学家、陈列馆解说员、教师和总是感到寂寞的中学生已经不知不觉渐渐成为城市的主人。

一座新的城市渐渐诞生。这是一座劳动和日常生活的城市，有工厂、学校、托儿所、公安局、戏院、监狱。

薄薄的雪掩盖了往火线上输送弹药和面包、搬运机枪、抬送粥桶的小路，也掩盖了狙击手、观测员、截听员进入自己秘密的石头小屋的弯弯曲曲的隐蔽小道。

薄薄的雪掩盖了联络员从连里跑向营里的道路，掩盖了巴秋克师前往班内伊山沟、肉类联合加工厂和水塔的道路……

薄薄的雪掩盖了这座伟大城市的居民去向邻居要黄烟、喝几杯生日酒，上地下澡堂里洗澡，打牌，上邻居家去尝酸白菜的道路；掩盖了他们走亲访友，去找钟表匠、打火机修理人、裁缝、手风琴手、仓库管理员的道路。人们在铺设新的道路。

人们走路不再紧贴着断垣残壁，不再绕来绕去躲着走。

像网一般的战时的大路、小道都盖上了薄薄的雪，在这盖了雪的总长有百万公里的道路上，没有一个新鲜脚印。

一层薄雪上面，很快又盖上一层，雪下的小路模糊不清了，完全消失了……

这座世界名城的老居民有一种说不出的幸福和空虚感。保卫斯大林格勒的人却产生了一种奇怪的苦恼。

城市空了。集团军司令、各步兵师师长、民兵波里亚科夫老头子、士兵格鲁什科夫都感觉到这种空虚。这种感觉是不应该有的，难道可以因为大战胜利、再没有死亡而产生苦闷？

不过事实就是这样。司令员桌上装在黄黄的皮套子里的电话机不响了，机枪护罩上积起了雪领子，炮队镜和射击孔都落满了雪；磨破和起了毛的平面图和地图从图囊转入军用包，又从军用包转入一些排长、连长、营长的手提箱和行李包……―群一群的人在炮火摧毁的房屋中间走来走去，拥抱，呼喊“乌啦”……人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小伙子们多么好啊，又勇猛，又单纯，又善良，我们穿的是棉袄，戴的是棉帽，你们穿戴都跟我们一样。我们都干了不少事，想想我们干的是什么事，都觉得可怕。我们把世界上最有分量的东西抬高了，把真理抬到了歪理之上，你倒是试试看……以前那是在童话里说的，现在可不是童话。”

全是乡亲：有的是库波罗斯山谷来的，有的是班内伊山谷来的，有的是从水塔附近来的，有的是“红十月”工厂的，有的是马马耶夫冈来的，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市中心的居民，有原来住在察里津河边的，住在码头区的，住在油库附近的坡下的……他们又是主人，又是客人，他们自己向自己祝贺，冷风吹得旧铁皮叮当作响。有时他们向空中放几枪，有时拉响一颗手榴弹。他们见了面就拍肩膀，有时还拥抱，用冰冷的嘴唇接吻，过后又不好意思地、快活地骂两声……他们一齐从地下冒出来，有钳工、旋工、农民、木匠、挖土工人，他们打退了敌人，他们重犁了石头、钢铁、泥土。

世界名城与其他城市的不同，不仅在于人们都感觉到它与全世界的工厂与土地都有联系。

世界名城与众不同，在于它有灵魂。

战时的斯大林格勒就有灵魂。它的灵魂就是自由。

反法西斯战争的首城变成了无声无息、冰冷的瓦砾场，战前苏联这个工业与港口州城不存在了。

十年之后，这儿将有成千上万的囚徒筑起雄伟的大坝，建起世界上一流的国家级大水电站。

四十七

一名德国士官在掩蔽所里醒来，不知道已经投降，因此出了一件事情。他开了一枪，打伤了萨德涅普卢克中士。这事引起苏联人的愤怒。他们正监视着一个个德国兵从仓库里走出来，把枪支丢进叮叮当当响着、越来越大的枪支堆里。

俘虏们走着，尽量不朝两边看，表示他们的眼睛也做了俘虏。只有满脸黑白胡茬的士兵施密特在走出来的时候，微微笑着打量着苏军士兵们，似乎相信会看到一张熟悉的脸。

昨天刚从莫斯科来到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部的微微有些酒意的菲里莫诺夫上校，和他手下的一名翻译站在一起，他们在这个受降点负责接受维格列尔将军的师投降。

菲里莫诺夫的军大衣上佩戴着新的金色肩章，带有红色镶边和黑色绦带，在斯大林格勒的营长、连长们那肮脏、烟熏火燎的军装棉袄和皱皱巴巴的暖帽当中，在德国俘虏那同样肮脏、同样经受了烟熏火燎、同样皱皱巴巴的衣帽当中，显得格外突出。

昨天他在军委的食堂里说，在莫斯科的军需总库里保存着很多金线，本来是为沙俄的军队做肩章用的，他的朋友们都认为，弄到用这种优质的旧材料做的肩章是很大的幸运。

在响起枪声，受了轻伤的萨德涅普卢克叫起来的时候，上校大声问道：

“是谁开枪，怎么一回事儿？”

有好几个声音回答说：

“是一个糊涂虫，一个德国人。已经把他结果了……他好像还不知道……”

“怎么不知道？”上校叫道。“这个坏蛋，他觉得我们流的血还少吧？”

他对担任翻译的高个子犹太裔政治指导员说：

“把他们的长官给我找出来。他这个坏蛋头儿，应该为这一枪负责任。”

这时候上校发现了士兵施密特那微微笑着的大脸，便叫起来：

“这坏蛋，又打伤了一个，你高兴，是不是？”

施密特不明白，为什么他非常想表示好意的笑竟引起这位苏联首长的喝叫，等到似乎和这声喝叫毫无联系的手枪声响过，他已经什么也不明白，踉跄一下，便倒在后面跟上来的士兵脚下。他的尸体被拖到一旁，他侧身躺着，认识他的人和不认识他的人一个一个从他身旁走过。后来，等俘虏们走光了，孩子们也不怕死人，爬进空了的仓库和掩蔽所，在木板床上起劲儿蹦跳起来。

菲里莫诺夫上校这时候在查看一名营长的地下室，他赞叹这里面的一切都搞得很牢固、很舒服。一个士兵把一名目光镇静而明亮的年轻德国军官带到他面前，翻译说：

“上校同志，这是中尉列纳尔德，是您吩咐带来的。”

“是哪一个？”上校惊讶地问。因为他觉得这名德国军官的脸很讨人喜欢，又因为他生平第一次干了杀人的事心里很不是滋味，就说：

“您把他带到集中点，不要出什么事儿，您要亲自负责，让他活着走到那儿。”

最后审判日快完了，被枪杀的德国兵脸上的笑容已经不见了。

四十八

方面军政治部第七科军事翻译组组长米海洛夫中校，负责押送被俘的元帅前往第六十四方面军司令部。

保卢斯走出地下室，没有理会苏联的官兵。官兵们都用十分好奇的目光打量着他，估价他那从肩到腰镶着绿皮的元帅军大衣和灰色兔皮帽。他昂首阔步地走过去，也不看斯大林格勒的一片瓦砾，径直走向等待着他的司令部的吉普车。

米海洛夫在战前常常参加外交方面的接待，所以他和保卢斯在一起应付自如，一眼便能分清冷淡的恭敬与不必要的殷勤。

米海洛夫和保卢斯并肩坐着，注视着他的面部表情，等待着元帅先开口说话。这位元帅的表现和他参与预审的其他将军的表现很不一样。

德军第六集团军参谋长用慢条斯理的懒洋洋的声音说，灾难是罗马尼亚人和意大利人造成的。长着鹰钩鼻的济克斯特·冯·阿尔尼姆中将阴沉地晃荡着奖章，补充说：

“不仅是加里波第和他的第八集团军，还有俄罗斯的寒冷，再加上粮食和弹药不足。”

佩戴着骑士铁十字勋章和五次负伤奖章的白发苍苍的坦克军军长施列麦尔打断这场谈话，要求保留他的提箱。于是大家都开口了，不论是温和地笑着的医务部长里纳尔多将军，还是脸上带有刀伤疤的阴沉的坦克师师长柳德维克上校。保卢斯的副官亚当斯上校丢掉了盥洗用品的箱子，特别激动，他张着两只手，摇晃着脑袋，豹皮帽的两只帽耳也摇晃着，就像刚从水里出来的一条良种狗。

他们又成了人，但还是没有怎么变好。身穿整洁的白色小皮袄的汽车司机小声回答米海洛夫吩咐开慢一些的话：

“是，中校同志。”

他想等到战后回家之后，对司机弟兄们说说保卢斯的情形，夸耀一番：

“当年我开着汽车押送保卢斯元帅的时候……”

此外，他还想把汽车开得有点儿与众不同，好让保卢斯想：

“瞧，苏联司机，技术真是一流的。”

在战场上待久了的人，看到苏联人和德国人一个挨一个地混杂在一起，觉得有点儿不可思议。一组组快活的士兵在搜索地下室，爬进自来水管道，把德国人赶到寒冷的地面上。

苏军士兵在空场上、街道上用推拉和吆喝对德军重新进行整编：把不同兵种的士兵排成一列列行军纵队。

德国人看着一只只紧握武器的手，乖乖地走着，尽可能不打趔趄。他们这样乖，不仅是因为他们害怕苏联人的手指头可以轻轻地扣一下扳机。胜利者有一股威风，有一股令人昏迷、令人难受的劲头儿迫使人们服从。

送元帅的汽车向南开去，俘虏队迎着汽车走来。宏亮的扬声器大声叫着：

昨日里我出发远程，姑娘在门口挥头巾相送……

两个人架抬着一名伤病员。被抬的人用苍白的脏手搂着他们的脖子。于是两颗头几乎挨在一起，在他们之间的是一张毫无生气的脸和火辣辣的眼睛。

四名士兵用被子从地下室里抬出一名伤员，一堆堆青黑色的钢铁武器堆在雪地里，就像一个个去了穗的钢铁麦秸垛。

战士们鸣枪致敬—将一名牺牲的红军战士葬入坟墓。

旁边横七竖八地躺着德国人的尸体，是从医疗队的地下室里拖出来的。罗马尼亚士兵戴着贵重的黑白两色皮帽，哈哈笑着，挥着手，嘲笑活着的和死去的德国人。

一队队俘虏从苗圃方向，从察里津、从专家公寓走来。他们走的是一种很特别的步子，那正是失去自由的人和动物走的步子。受轻伤和冻伤的人拄着棍子和烧糊的木板条子。他们走着，走着。似乎所有的人只有一张青灰色的脸，所有的人只有一双眼睛，所有的人只有一副痛苦与烦恼的表情。

真奇怪！在他们当中竟有那么多小个子、大鼻子、低额头，长着可笑的兔子嘴和麻雀般小头的人。竟有那么多黑皮肤的阿利安人，满脸粉刺、脓疱、雀斑。

这是一些不漂亮的弱者，这都是妈妈生的、妈妈疼爱的人。那些大下巴、翘嘴唇、浅色头发、白净脸皮、挺着胸脯的恶徒和民族似乎消失了。

多么奇怪，这一群群由妈妈生养的不漂亮的人和一九四一年秋天德国人用树条和棍子赶往西边集中营的那些俄罗斯妈妈生养的苦难的不幸人群，如同兄弟般相像。在仓库和地下室那边，不时地响起手枪的声音，向冰封的伏尔加河移动的人群就像一个人一样，全都懂得这枪声的意义。

米海洛夫中校看着跟他坐在一起的元帅。司机也在反光镜里看着。米海洛夫看到的是保卢斯的痩长的脸颊，司机看到的是他的额头、眼睛和闭得紧紧的嘴巴。

他们的汽车擦过炮筒朝天的大炮，擦过正面带有十字标的坦克，擦过帆布篷在风中拍打的载重汽车，擦过装甲运输车和自行火炮。

第六集团军的钢铁躯体、它的肌肉都冻进了土里。人群在旁边慢慢移动着。似乎人群也会停住，也会冻住，冻进土里。

米海洛夫、司机和一名押解士兵都在等待着保卢斯，等着他呼唤、转头。但是他却不作声。真不明白他的眼睛在看什么，不明白他的眼睛给他的心灵带来什么。

保卢斯是不是怕他手下的士兵看见他，还是希望他们看见他？

忽然保卢斯向米海洛夫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