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13）（1/2）

六十一

弗拉基米罗芙娜决定和女婿、薇拉一道走，她到古比雪夫就停下来，准备在叶尼娅那儿住一些时候。

临走之前的一天，弗拉基米罗芙娜向新站长借了一部汽车，要上城里去看看自己那毁掉的房子。

在路上，她问司机：

“这儿是什么？以前这儿是什么？”

“以前什么时候？”司机生气地问道。

在城市废墟中显露出生活的三个层次：战前的生活，战时的生活，今天正在重新寻找自己的和平轨道的生活。有一座房子原来是一家化学干洗店和织补店，几个窗子全用砖堵起来，每个窗子上都留了小洞，在作战时期德国一个近卫师的机枪手从小洞里往外打机枪，现在就在小洞里卖面包，有不少妇女在洞口排着队。

在瓦砾丛里到处是掩蔽所和土室，在里面住过士兵、无线电通讯兵，驻扎过指挥所，在里面写过报告，装填过机枪弹带，上过自动步枪子弹。

可是现在烟囱里冒着和平的炊烟，掩蔽所旁边晒着衣服，孩子们在玩耍。和平生活从战争中生长出来，虽然这生活还是很贫困、穷苦的，几乎还像战时那样艰难。

有一些战俘在清除主要街道上的碎石断砖。在暂作食品商店的一些地下室外面，有不少人带着小桶在排队。罗马尼亚战俘们懒洋洋地在砖石堆里翻来翻去，在清理尸体。看不见红军士兵，只是偶尔见到几个水兵。司机对弗拉基米罗芙娜解释说，伏尔加舰队留在斯大林格勒为的是扫除地雷。在许多地方堆着新运到的木板、木条和水泥。这都是刚运到的建筑材料。有些地方已经把瓦砾堆到一旁，重新开始浇灌柏油马路。

在一处空旷的场地上，有一个妇女拉着一辆两轮的板车，车上装着很多包袱，两个孩子拉着拴在车杠上的绳子在帮她拉车。

大家都一心一意要回家，回斯大林格勒来，可是弗拉基米罗芙娜来了却又要走。

弗拉基米罗芙娜问司机：

“斯皮里多诺夫要离开斯大林格勒发电站，您也舍不得吧？”

“我有什么舍不得的？”司机说。“斯皮里多诺夫叫我开车，新站长也叫我开车。都是一个样。开了派车单，我就开。”

“这儿是什么？”她指着一排厚厚的外墙问，墙上开了大大的窗洞。

“是各种各样的机关。还不如给人住。”

“以前这儿是干什么的？”

“以前保卢斯就住在这儿，就是从这儿把他带走的。”

“在那以前呢？”

“您认不出来吗？这是百货大楼。”

似乎战争把以前的斯大林格勒挤走了。可以清楚地想象到，德国军官怎样从地下室里走出来，德军元帅怎样从熏黑的墙壁旁边走过，哨兵怎样向他敬礼。可是，难道弗拉基米罗芙娜就是在这儿买过大衣料，买过手表送给玛露霞做生日礼物，还带着谢廖沙上这儿来，在二楼体育用品部给他买过冰鞋？

那些去看马拉霍夫岗、凡尔登、鲍罗金诺战场的人，看到小孩子、洗衣服的妇女、拉干草的大车、拿草耙的老头子，大概也像这样感到奇怪……这儿，现在是葡萄园的地方，曾经有一队一队的法国大军开过，一辆辆蒙着帆布的货车经过。那儿，有一座农舍，还有集体农庄的一群瘦弱的牲口，还有许多苹果树的地方，曾经有缪拉特元帅的骑兵经过，库图佐夫曾经在这儿坐在椅子上挥动他那苍老的手发动俄军反攻。在那座冈上，鸡群和羊群在乱石丛中找食儿的地方，纳希莫夫曾经在那儿站过，托尔斯泰所描写的光闪闪的炸弹曾经从那儿飞过，曾经有伤兵在那儿呻吟，英国的子弹曾经在那儿呼啸。

弗拉基米罗芙娜也觉得这些排队的妇女、破烂的房舍、这些卸木板的汉子、晒在绳子上的衣服、带补丁的褥子、像蛇一样的长筒袜子、贴在断墙上的布告都十分奇怪。

她感觉出来，斯皮里多诺夫说到在区委会争论如何分配劳动力、木材、水泥的时候，他觉得今天的生活多么乏味，他觉得斯大林格勒《真理报》一味地报道清理废钢铁、打扫街道、修建澡堂和工人食堂，有多么枯燥。他一说起轰炸，说起大火，说起集团军司令舒米洛夫上斯大林格勒发电站来，说起德国坦克从山冈上开来，说起苏联炮兵用炮火迎击这些坦克，就十分带劲儿。

战争的命运就是在这些街道上决定的。这一战役的结局决定着战后世界的版图，决定着斯大林伟大的程度或者希特勒政权恐怖的程度。在整整九十天里，克里姆林宫和贝希特斯加登都在想着，说着，梦魂萦绕着一个词儿—斯大林格勒。

斯大林格勒势必左右历史哲学，左右未来的社会制度。

世界命运的阴影把当初这座充满普通生活的城市遮住，使人不再看到。斯大林格勒成为未来的象征。

这位老妇人渐渐驶近自己的住宅，不自觉地受到渐渐在斯大林格勒显示出来的力量的影响，她当初是在这儿生活，教育子孙，给女儿们写信，害病，买东西的。

她请司机把车停住，走下汽车。她很吃力地在遍地瓦砾的空荡荡的街道上走着，注视着断垣残壁，似乎相识又不相识地辨认着邻近她的房子的一座座房屋的残骸。

她的房子朝街的一面墙还保留着，她的老花眼从空空的窗洞里看到了自己的住房的墙壁，认出了褪了色的蓝绿两色涂料。但是几个房间里已经没有地板，没有天花板，没有楼梯，她也无法上楼看看了。砖墙上还留着大火的痕迹，许多地方的砖已成为碎块。

她真切又痛心地回忆起自己的一生，回忆起几个女儿、不幸的儿子、孙子谢廖沙，回忆起无法挽回的损失，想到自己孤单单的白头。一个穿着旧大衣、破皮鞋的病弱老婆子，望着一座毁掉的房子。

什么在等待着她呢？她这个七十岁的人是不知道的。“生活还在前面。”她想道。什么在等待着她所爱的一些人呢？她不知道。春日的天空透过她的房子的空空的窗洞，朝她望着。

她的亲人们过得都不算好，生活动荡而又前路难测，充满了担忧、痛苦、错误。柳德米拉怎么样呢？家庭不和睦会造成什么结果？谢廖沙呢？还活着吗？维克托活得多么不容易。薇拉和女婿斯捷潘会怎样呢？斯捷潘能不能重新建立家庭，过上安宁的日子？聪明、善良但也厉害的娜佳今后又会怎样？薇拉呢？会不会被独身、穷困和生活的重担压垮？叶尼娅会怎么样，她是不是跟着克雷莫夫上西伯利亚？她自己会不会进劳改营？会不会像米佳那样死掉？国家会不会饶恕谢廖沙？他的父母都已无辜死在劳改营。

他们的命运为什么都这样艰难，这样令人难以捉摸？那些病死的、牺牲的、被处死的人依然和生者保持着联系。她还记着他们的微笑、他们的笑声、他们说的笑话、他们的忧郁和怅惘的眼睛、他们的希望和失望。

米佳曾经抱着她，说：“没什么，妈妈，顶要紧的是，你不要为我担心，在这劳改营里也有一些好人。”索菲亚·列文顿，一头黑发，上嘴唇上面还有细细的茸毛儿，又年轻，又快活，又有气性，还常常朗诵诗。可怜的安娜·施特鲁姆总是很忧郁，很聪明，喜欢嘲笑人。托里亚吃起碎乳渣通心粉狼吞虎咽，很不斯文。她生气托里亚光知道张嘴吃，一点也不愿意帮妈妈的忙，要是对他说：“你连一杯水也不给妈妈倒……”他就说：“……好的，好的，我来倒，可是为什么娜佳不倒？”还有玛露霞！叶尼娅总是讥笑你那种老师式的说教，你常常教训人，用正统思想教训斯捷潘……你和别廖兹金家的小孩子斯拉瓦，和老奶奶瓦尔瓦拉一起沉到了伏尔加河里。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您给我解释解释吧。天啊，他还能解释什么呀……一切生活得不好的人，总是怀着苦楚、隐隐的悲痛、怀疑的心情盼望着幸福。有些上她这儿来，有些给她写信，她常常有一种很奇怪的心情：她有一个和睦的大家庭，可是在心里却有一种孤独感。

现在她这个老婆子还活着，还一直盼望着好日子，又有信心，又怕有灾祸，又为一些活着的人担心，为死了的难受，也为活着的难受。现在她站在这儿，望着毁掉的房子，欣赏着春日的天空，甚至不觉得自己在欣赏天空。她站着，自己问自己，为什么她所爱的一些人的未来吉凶难卜，为什么他们一生有这么多的失误。她不知道，正是在这种困惑不解中，在这种迷惘、痛苦和混乱中，就有答案，就有理解，就有希望；她也不知道，她已经发自内心地理解了他和他的亲人们生活的意义，尽管不管是她，还是她的亲人，谁也说不出自己是在等待什么；尽管他们都知道，在可怖的时期一个人是否幸福完全由不得自己，世界的命运可以为人造福或招祸，可以使人获得荣誉或者使人沦落，把人变为集中营里的尘土，但世界的命运，历史的浩劫、国家发怒的厄运、胜利的荣光、失败的耻辱，所有这些都不能改变那些可以称为人的人。不论等待着他们的是劳动的荣誉，还是冷落、失望和穷困、集中营和死亡，他们都会像人一样生活，像人一样死去，那些牺牲的人便是能够像人一样死去的人—这就是他们可歌可泣的做人的胜利，战胜了世界上过去和今后不断反复出现的气焰万丈的、非人性的一切。

在这最后的一天，不仅从早晨就喝酒的斯皮里多诺夫醉得晕晕乎乎。弗拉基米罗芙娜和薇拉在即将离开的时候，头脑里也晕晕乎乎的。来过几批工人，问到斯皮里多诺夫。斯皮里多诺夫交代了最后几件事，上区委办手续转组织关系，给几个朋友打电话告别，又上兵役局交还了免役证，在各个车间里转了一会儿，和工人们说说话儿，等到在涡轮房里暂时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他把脸颊贴到凉丝丝的、不动的飞轮上，疲惫地合上了眼睛。

薇拉忙着收拾东西，在炉子上烘尿片，把牛奶煮熟装到瓶子里，准备在路上给米佳喝，又装了一袋子面包。这一天她要和维克托罗夫，和妈妈永远分别了。他们就要留在这儿，这儿再没有谁想起他们，问起他们了。

她一想到她现在是家里的女主人，是镇定的，安于艰难生活的，心里就得到一点儿安慰。弗拉基米罗芙娜望着外孙女因为一直睡不足觉布满血丝的眼睛，说：

“薇拉，往往就是这样。离开经受了许多苦楚的家，比什么都难受。”

娜塔莉亚去烙饼子，给斯皮里多诺夫一家人带着在路上吃。她一大早就背着木柴和面粉上工人村一个熟识的妇女家里去，那一家有一座俄式炉子，她就在那儿做馅，和面。她在厨房里忙活得满脸通红，显得分外年轻、标致。她不住地照着小镜子，笑着，自己的鼻子和腮上沾了不少面粉，可是等那个熟识的妇女一走出厨房，她就哭了起来，泪珠子扑簌簌往面团上落。

那个熟识的妇女发现她掉眼泪，就问道：

“娜塔莉亚，你怎么哭呀？”

娜塔莉亚回答说：

“我跟他们处惯了。老奶奶挺好，我也舍不得那个薇拉，也舍不得她那没有父亲的小孩子。”

女主人细心听完了她的解释，说：

“娜塔莉亚，你不说老实话，你不是因为老奶奶哭。”

“不，我是因为老奶奶。”娜塔莉亚说。

新站长答应让安德列耶夫走，但是要他再在斯大林格勒发电站待五天。娜塔莉亚说，这五天她要陪公公一起过，然后她就上列宁斯克到儿子那儿去。

“以后会知道，咱们下一步上哪儿去。”她说。

“以后你怎么就会知道？”公公问道。但是她没有回答。

大概就是因为什么也不知道，她才哭。安德列耶夫老头子不喜欢儿媳妇对他表示关怀。她觉得，他可能还记着她和婆婆争吵，对她还有意见，不肯原谅她。

到吃午饭的时候，斯皮里多诺夫回家来了。他说了说在机械车间和工人们告别的情形。

“就是在家里，整个上午来看你的人就像朝圣一样，”弗拉基米罗芙娜说，“五个一批，六个一群，不断地来找你。”

“这么说，都收拾好啦？卡车五点钟准时开到。”他笑了笑。“感谢巴特罗夫，他还是派了车。”

事情都交代了，东西都收拾好了，可是斯皮里多诺夫的醉态和神经质的紧张依然没有消失。他开始重新收拾皮箱，重新整理包裹，似乎他急不可待地要走。不一会儿，安德列耶夫从邮局回来了，斯皮里多诺夫问他：

“怎么样，有没有从莫斯科发来的关于电缆的电报？”

“没有，什么电报也没有。”

“哎呀，这些狗东西们在捣蛋呢，要不然到五月就可以开始送电了。”

安德列耶夫对弗拉基米罗芙娜说：

“您的身体还不行，怎么能走呀？”

“没什么，我能行。再说，有什么办法，这又不是在果戈理大街自己家里。这儿已经有油漆工来过，看过了，要把房子修一修给新站长住呢。”

“真是太不讲情理了，他就是等一两天也好哇。”薇拉说。

“他怎么算是不讲情理？”弗拉基米罗芙娜说。“总要过日子呀。”

斯皮里多诺夫问：

“饭做好了吗，还等什么？”

“等娜塔莉亚烙的饼。”

“啊，要是等烙饼，咱们就要耽误上火车了。”斯皮里多诺夫说。

他不想吃饭，但是他还留了酒准备在告别席上喝，他非常想喝酒。

他一直想到自己的办公室去看看，哪怕在那儿待几分钟也好，但是不大合适，因为巴特罗夫正在召开各车间主任会议。他因为感到苦恼，越来越想喝酒。他不住地摇头：咱们要赶不上车了，赶不上了。

这种怕误车的心情，焦急等待娜塔莉亚的心情，不知为什么使他感到愉快，但是他怎么也不明白，究竟为什么感到愉快；他也没有想起来，战前他准备和妻子上戏院的时候，就是这样不住地看表，焦急地说：“咱们要赶不上了。”

他今天很想听到有关自己的好话，因此心情更坏了。于是他一遍又一遍地说：

“为什么要舍不得我这个逃兵和胆小鬼？还有，恐怕我是毫不要脸，才希望得到参加保卫战的奖章。”

“真的，咱们不等了，吃饭吧。”弗拉基米罗芙娜看到斯皮里多诺夫很不自在，就说。

薇拉把一锅菜汤端了来。斯皮里多诺夫拿来一瓶酒。弗拉基米罗芙娜和薇拉都不想喝酒。

“没关系，咱们都像男子汉一样，痛痛快快喝两杯吧，”斯皮里多诺夫说过这话，接着又说，“也许，咱们还是等一等娜塔莉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