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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时候

任何事情都不能回复原样，

就像不能消除

太阳的黑点一样，

尽管你重又踏上归程，

但人事全非，不复是

当年景象。

这道理，一眼看得明白，

就像死亡的无可置疑一样。

回得去的是那同一个地方，

但要回到过去，

则决不可能……

——尼古拉·诺维柯夫[1]

每一次，我飞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时候，当飞机颠簸着，颤动着，几乎像一匹野马那样怒不可遏地嘶叫着扶摇直上，窜出帕克洛夫斯克山区的时候，我总要重新俯瞰这故土山河、这生养我的地方。飞机飞越叶尼塞河岩石嶙峋的河道上空的时候，有几次经过我故乡的村庄——这好像是命运故示恩宠，赐我以小小的礼物——于是，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这是最后一次看到它了，我是在和它永远告别。

但是，当光亮如镜的河面豁然展现，马纳河口到巴扎伊哈河一路上栏木浮栅绵延成一条黑线，林林总总的圆木像一排排铅笔在银灰色水波里浮沉，而故乡的村子终于赫然呈现之前，我始终目送着这座城市——这座地域日见宽广，人烟更加稠密，更加喧闹不息，更加烟雾迷漫，同时也使我更感到陌生的城市。

真是奇怪的巧合，但是我对于这个城市的最早的和最清晰的回忆却和鱼有关！就在如今是城市中心广场、入夜灯火璀璨的地方，过去就曾经是集市所在地，四周围着一圈粉刷成白色的木栅栏，那里冻住的雪橇的吱吱嘎嘎声响和铁皮包轮的大车的轰隆声闹成一片，而任何一辆大车一蹭上雪白的木栅栏，就好像在告诉人们，周围的土地都是黑的。

这里的集市真是熙熙攘攘，货品繁多！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简直像过节一样。这里的物价低廉是历来有名的。我们不妨从彼得·西蒙·帕拉斯[2]的书里引几段文字，此人有一串头衔：“医学博士，自然史教授，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院士，自由经济协会会员，罗马皇家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柏林自然科学研究协会会员……”

帕拉斯教授在一七七二年的时候曾经到过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这位德高望重的学者指出过：“别的地方的空气没有一处是像这里那样不断流动的。”他接着又对这个省份的经济作了评论：“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周围一带的收成越是好，生活费用就越低廉。而且我完全相信，虽然在俄罗斯帝国这个太平盛世里很难再抱怨哪一个县城的生活昂贵，但是这个帝国任何地区的农产品都没有此地便宜……这里的人们对好收成已经习以为常，而从来不知道什么普遍歉收……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居民们有很大一部分收益来自叶尼塞河的各岛屿，特别是在阿巴康斯克市附近和上游一带，那里盛产野啤酒花，一到秋天很多人就专程来这些地方装啤酒花，用木筏子运到城里，每俄斗可卖五十戈比到一个卢布不等，那时节一普特黑燕麦面才值两个戈比，小麦面才两个半戈比。啤酒花大都运往价格行俏的叶尼塞伊斯克城、伊尔库茨克城和其他沿通古斯卡河一带不出产啤酒花的地方。大量出产啤酒花和粮食价格低廉使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居民家家户户都自酿啤酒而且过得快快活活。”

“过得快快活活！”——这个愿望穿透时间的深层，牢牢地保持到而今。喧闹的集市，欢乐的集市，设置的摊面根本不够用。买卖就在大车上做，在岸边做——从驳船上、从划子上，鱼是论桶、论普特卖，鲜的和咸的、腌腊的和熏制的、冰冻的和晒干的、名贵的和一般的、下游的和上游的、大的和小的——真是应有尽有。

但是使我惊讶的却不是集市，不是这琳琅满目的货物和熙熙攘攘的人群，而是竖在鱼铺子里的一块褐色岩石，活的鲟鱼就在岩石脚下游动，从底下照来微弱的光线。屋子里的游鱼——这实在不是一个乡间蒙童所能设想的！这家铺子现在还在那儿，在和平大街上。过去它拥挤、昏暗，现在砌起了瓷砖，有现代化的冷冻设备、漂亮的橱窗，而且屋子里没有那种经久不散的鱼腥味。

甚至很难令人相信，这就是那家威严十足地游动着活鱼的铺子，那里挤得气喘吁吁的本地俄罗斯人，一旦看准了哪条鲟鱼就唯恐错过地用手指指定说道：“就这条！”一个束着皮围裙，嘴里叼着长长的香烟的男人就应声道：“这条就这条。”用捞渔网兜住鲟鱼就把它倒到秤上。这条大鱼在秤盘里挣扎腾跃，束围裙的男人想把它按住。买主不答应了：“嗳……嗳……手指头加的分量我不付钱！”“那你自己过磅去！”售货员一松手。鲟鱼翻到包着铁皮的柜台上，啪的一声落到地上，折腾着，翻滚着。售货员为了表示抗议，身子往木箱上一坐，一条腿往另一条腿上一搁。人群里响起了抱怨声，买主让步了：“一句话也说不得了！我又不是存心的……”“那你干吗这么说？我呀，不瞒你说，什么鱼没见过？哈坦加河，贺塔河[3]，哪儿没去过，还有喀拉海……”“这当然，不好的人也不会来做掌柜。”“那可不一定，掌柜的人中间骗子也不少！”“骗子嘛哪儿没有？”

祖母总要费好大劲儿才能把我从这个童话般的卖鱼的铺子里哄出来，而且办法只有一个，就是许上一客冰淇淋，双色的圆球，底下是草莓的，上面一圈白色，那个甜，那个香，那个凉劲儿简直穿透你全身，从舌头起直通到最底下的一根肠子。这样好吃的东西即使是时下娇生惯养的孩子也禁不住要嘴馋，哪还用说那衣不蔽体的乡下孩子呢？！我小时候总共也没有几回尝到过冰淇淋，而且也只是在去大柯里恰舅舅家作客的时候。

三〇年春天大柯里恰舅舅钉了一只筏子，把一应家用什物都搁在上头，让神气十足的妻子塔丽娅坐在前面大桨旁边，自己在船尾用橹一点，就这样离开了村子。他在城里安了家，在卡恰河后面的拉萨尔大街上，在那年代里，人们可以随便找个地方筑房住下，当时还有人编过一首歌：“我去卡恰河，去时眼泪流不断，归来高兴没个完！……”

周围的一切都在变化，急剧地前进着，只有大柯里恰舅舅故步自封、一仍其旧，既然他一向过的是自然经济的生活，他也就这样过下去：奶牛、马、猪、母鸡、狗、大车、地窖、围栅；甚至大门都是撑上木棍过夜，房子里还用木门闩。柯里恰舅舅穿的是斜领衬衫、肥大的装扣子的灯笼裤，平时说话不用一句城里人的话，只是随着岁月流逝，他的外貌和声音日见其忧郁而且脾气也更难以捉摸了。塔丽娅舅妈靠集市买卖过日子，拿家里出产的东西换点现钱。夫妻俩日子过得很怪：做买卖，一个戈比一个戈比地攒钱，大家藏私房钱，但纵起酒来那股子狂劲儿！他们出手阔绰、热闹非凡，把所有积起来的钱都狂饮滥喝掉了。

塔丽娅舅妈在卡恰河一带被看做是检察官一类的人物。她认识这儿所有的人，大家也都认识她。常常有这样的事：谁的钱给掏了或者大车上什么值钱的东西被人偷走了，集市上的人就会劝失主去找奥妮卡——这是塔丽娅舅妈的心爱的教女对她的称呼，于是集市上人们不知为什么也这样叫她。

在紧靠着拉萨尔大街一侧的“红崖沟”上，一个被掏了钱的姑娘号哭着走着，引起了塔丽娅舅妈的注意：“得了，得了！别扯着嗓子喊啦，别喊啦！有多少钱？四百？你打哪儿弄了那么多钱？把奶牛卖了！这可真有一手啊！就盯上了你这个糊涂人啦！钱放在什么地方的？旁边口袋里？用什么东西包着的？”

“用头巾。”“有别针别住没有？”“别住了。”“这准是托里卡·普里歇米辛！准是他，是他，这狗东西！别针扣好的东西不论是楚绍夫斯基，齐加里，还是胡道乌希都没能耐拿的。不，不，丫头，都没能耐拿的！这肯定是托里卡。托里卡！真是一双金子般的手啊！随便什么锁，什么机关对他都不起作用，掏口袋是更不在话下了。真是一把好手！嚯，真是好手！等一等，丫头！‘玛丽亚’号轮船从北方来到这儿是什么时候？”“前天。”“看来，是我漏神了，当时我看到一个小伙子在集市上走，挺像托里卡。‘你好，奥妮卡大婶。’‘你好。’我应了一句。心想，这是不是托里卡？他该还有一年才满刑期呐。而他就踅到河面湿木桩那边去了。当时就这样过去了。原来果真是他来了，而且习性不改！唉，你啊，你这个害人虫！……”

于是塔丽娅舅妈就按她知道的地址走去。

“托里卡在家吗？”那倒霉的娘用围裙擤着鼻涕应声道。“他能上哪儿去呀？在板棚里睡着呐。”“是喝醉回来了吧？”“醉得一塌糊涂。身上是簇新的衣服，铬鞣革皮靴。我问他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他却冲着我一顿臭骂……”

塔丽娅舅妈登上摇摇晃晃的梯子来到干草棚跟前，拉了拉门。“托里卡，嗳，托里卡！快起来，快起来！该起来做做早操啦！”“什么事儿，奥妮卡大婶吗？”“昨天你拿过人家四百卢布没有？”“嗯，拿过呀，怎么啦？”“你连自己亲戚的钱也要拿，没良心的东西！这个阿加菲踫·扎瓦鲁辛娜是从巴扎伊哈河来的，是叶洛夫斯基家侄子的小姨子……”“周围全都沾亲带故！简直叫人没处偷去了！……”“本来就不该偷了！你该正正当当地劳动！要不然，你就乘上车到兹洛宾集市去，或者找个更远点的地方！”“还有哪儿可去的？心烦透了，就想爽爽辣辣来一下子！”“喝掉了多少钱？”“哪儿有工夫去数它。”“你给我，我来数。”

两人并肩在小梯阶上坐下——一个是卡恰河一带的“检察官”，一个是睡眼矇眬的、愁眉苦脸的小偷，捣蛋鬼，打架的好手。他赤着双脚，精神萎靡，用手挠着头——因为满头都是干草——他眯缝着眼睛望着帕克洛夫斯克山，望着孤零零耸立在高处的钟楼。在他那脏不溜秋的脸上并没有知罪认错的意思。

“唉，你们这些狗东西，狗东西啊！”塔丽娅舅妈拍着自己的裙子说道。“原来就这样荒唐胡来！花了七十个卢布还一声不吭！不是自己的钱就这样个花法！一把一把往风里抛，水里撒！”“现在咋办？”“咋办，咋办？喏，拿去，这里三十个卢布凑个整数，再喝点儿，不过得用这劳什子想一想，这是拿的谁的钱！”塔丽娅舅妈用拳头捶着这小偷的脑瓜说着。“我先用自己的钱给你垫上……”

于是塔丽娅舅妈来到阿加菲娅这个远八辈子的亲戚那里，打发她顺顺当当离开卡恰河。阿加菲娅给她磕头，“检察官”训诫她说：“下一次看你再这样睁着眼让人偷！……”

还在战前，集市就从市中心被挤到了山脚下，直到卡恰河边，因此塔丽娅舅妈的生活就轻松多了。她从早到晚泡在集市上，为了每一个戈比费尽了力气；柯里恰舅舅搞到了饲料，养起了牲畜，他为啤酒厂运送克瓦斯和啤酒到街上的各个商贩点，为此，工厂批给他酒糟和下脚作牲口饲料，而那些女小贩深知他的脾性，在自己的摊点上把他灌得迷迷糊糊，以至到傍晚时分他这个人已经只能听凭马的意愿行事，这时，马儿就拉着他往山下走去，送他回家。

柯里恰舅舅在帕克洛夫斯克墓地已经安息了有近十个年头了，而塔丽娅舅妈仍然忘不了他。她拖着浮肿的双腿，一步步登上山，把面包、鸡蛋捻碎在坟头上，用克瓦斯酹祭过土地，自己也嚼一点儿什么，然后说道：“你瞧，柯里恰，我们这又一起吃过了。”

古老的集市和它的风尚都已成了陈迹，但古老的卡恰河和卡恰河后面的“纳哈洛夫卡”地方却风貌犹存。

前年，我曾在卡恰河后面迷了路，我遇见一个妇女，她大哭大叫着在寻找一个什么办公处，但不仅没有找到它，而且简直已经没有希望能走出这里的陋街小巷，这由无数倾斜颓圮的简陋棚屋组成的迷宫。

我和这个女人在两边都是高高栅墙的一条踩脏了的小路上走着，走进了一处菜园，从菜园来到一处院子，那儿有一个老太婆在一只临时搭起的炉子上煮粥，一个孩子在一为爬着，老母鸡扑棱着翅膀来回奔忙。我们越过从市中心运来当栅栏用的、还保留着红黄两色的栏杆，已经听出了近旁就是布梁斯克街——这是从前的拉萨尔大街的新名称——但忽然发觉是钻进了死胡同。女人简直是满腔怒火了，但这时发现有一块木板掉落了，我们推开它，就进了围墙，墙里空地上有一个穿尼龙衬衫的青年人安静地在睡觉，一只健壮的雄犬在嗅他、舐他，它一看见我们，先是一愣，好像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会看到我们自行前来解除它生活的寂寞，因此它并不吼叫，只是垂涎欲滴地在喉头呜咽了一声，便猛扑过来了，颈上的鬣毛都蓬了起来，龇着牙齿，好像要我们和所有的人都懂得，人们不是平白无故把它放在这个岗位上的。

塔丽娅舅妈看到我以后就忙乱起来了，当然主要是忙在双手上和嘴上，她的腿不灵便，然而为了稀客临门她干了相当于半玻璃杯容量的一盅伏特加，并且以一种积习难改的泼辣劲儿吻了吻杯底，好像是在说：“看看咱的能耐！”

院子里既没有牲畜，也没有家禽，甚至连狗也没有了。院子里长满了草，还有几棵小白桦树。柯里恰舅舅运来的干草里带进了种子，它们躺在被牲口踩实的泥地里，竟然发芽了，生长了，蓬勃生发起来了！九棵白桦树，一棵比一棵出色，野生自发的树木总要比手工栽培的有更强的生命力。“柯里恰的灵魂变成了白桦树发芽了！”塔丽娅舅妈说着，一面抛着眼泪。

这种时刻在我脑际就会出现一个不甚知名的、最终悲剧性地结束了自己生活途程的诗人阿历克赛·普拉斯洛夫[4]的几行诗——特瓦尔朵夫斯基对他评价很高并出版过他的诗集——“时间意味着什么？空间意味着什么？为了灵感和创作，你一旦出现，就将以这样的面目永远存留。”

……在城市的上空我浮想联翩，但是飞行的时间——几分钟而已。差一点我没把车站给错过了，其实与其说是车站，还不如说“区截信号楼”。它所处的地位好像并不恰当，孤零零地矗立着，在交叉、灯光闪烁的铁路干线之间隐隐地显出白色。然而这是最要紧的、最必不可少的一所房子，“区截信号楼”曾经是车站的心脏。电流在其中川流不息，像搏动的血液在血管里流转，电线像琴弦般不停颤动，发出一阵阵乐声，配电板上一盏盏小灯眨着眼，一会儿射出预兆不祥的红光，一会儿又像林中妖魔睁开一只眼放出幽绿的光，一忽儿像死一般苍白，一忽儿又成紫色，这一切对于我们这些未来的列车调度员是十分习惯的了。大大小小的仪器闪烁着讯号，蜂鸣着，有时发出嚓咔嚓咔的声响，有时尖声嘶叫起来，区截器手柄轰隆轰隆响着，那些看上去似乎没有任何人控制的、粗粗细细的钢索，像一条条灰色的蛇来来回回爬动。调度员时而用快活的、半带玩笑的口吻，时而一字一顿、铮铮有力而且威严十足地通过选择器传达命令，突然又莫名其妙地发火了，不知什么道理把帽檐转到了脑后：“喂，十六号！喂！十六号！你胡搞点什么！马上把一〇〇二号车厢送上九号月台！再从九号月台——这是对你的惩罚！——带走一节空车皮！煤没有了？要加水啦？你哪怕用马拉，也得替我把空车皮拉到驼峰调车场去！一定得拉到，就这么定了！定了，定了！”于是又把制帽转回了原样。

货运站的紧张生活，那种战时的工作节奏使人从心里感到亲切。

“你们谁上面粉联合工厂去，雄鹰们？”调度员对着这一群背靠在像澡堂子那样嗤嗤作响的暖气片上的铁路厂校实习生问道，他前后晃动着身体，从脚尖到后跟，从后跟到脚尖，那副神情就好像他藏在背后的手里拿着白面包和黄油。我们一下子跳起了身子，双手贴着裤缝立正。我们的嘴上都幻出了幸福的微笑，因为叫你上面粉联合工厂，就等于是送你一件礼物，而且这是何等样的礼物啊！当道岔上还在把空车或者装面粉的、封上铅印的“闷罐子”车调来调去的时候，我们已经美滋滋地吃上了烤小麦或者烘饼，在扳道员小岗亭里的铁炉子上总是不断地用车厢里扫出来的面粉烤着这类玩意儿。

手脚利索的厂校实习生顺手牵羊地把粮食撒进事先扯开的呢上衣口袋里，尽管早知道在出门的时候门卫要搜查，会把这些捞来的东西都抖搂出来，生气的时候还会踢上一脚。但门卫终究也是人。咱们这些“孩子们”在某个地方也会对他们中间的什么人照样办事，干上一架，门卫们做出已经疲于和我们斗争的样子，私下却也希望行得春风有夏雨，而且“孩子们”中间有人对他们也不无孝敬，因此他们往往唾上一口，骂上几句，有时候再踢上一脚以示儆戒，但对于呢上衣夹层里、胸前口袋里和缝在裤腰上的小袋子里的粮食却“视而不见”。晚上，我们在宿舍火炉的灼红的风门上烤小麦，劲头十足地嚓咔嚓咔嚼着麦粒，学着门卫的样子，追述着我们如何灵巧地骗过他们的情景，而且设想着下次来的时候怎样更巧妙地蒙住他们。

现在这面粉联合工厂就在机身底下。灰色的蒸馏塔、管道和烟囱都像嵌在山坳里一般，露天地方一辆调车机车在忙碌着，还是带烟筒的！调车机车现在已经没有了，而这一辆保留了下来，喷着烟，鸣响汽笛，像吹肥皂泡一般，两个椭圆的，一个圆的。这是怎么回事？鸣一下长的，表示向前，两下长的——后退，两下短的，是停车，不走了。或者正好相反：一长是后退，两长是往前？信号制度记不清了。生活在逝去，它的标志也渐渐黯淡下去。我们厂校的棚屋也没有了。它们都是匆匆忙忙建造起来的，干打垒[5]的墙。都朽坏了。它们简陋寒伧，人们就把它们从地面上抹掉了。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式样的、多层的、一律灰色的工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