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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封信是给你的，贝恩斯。”

“艾米，是她的信。”但是他没有把信拆开，“她肯定是要回来了。”

“我们晚饭总还是得吃的。”艾米说，“她没法破坏我们的晚餐。”

“你不了解她。没有什么是安全的。该死。”他说，“我以前是个男子汉。”说着他拆开了信。

“我可以开始吃了吗？”菲利普问，但贝恩斯没有听见。他以沉默不语和专注提供了一个成年人注重书面字句的典范：如果你要表示感谢，你还非要写下来，而不是等着当面说出来，就仿佛那些书信不1&8194;这里应该是主人公听到敲门声后的臆想，他联想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恐怖，外面有人破门而进，将人押上囚车抓走，随即送上断头台。会说谎一样。但菲利普懂的比这要多，有次爱丽丝姨妈给了他一个玩偶，这个玩偶对他来说已经太幼稚了，但他在给姨妈的信中充满了感激之词。书信不仅也会说谎，而且还会使谎言变得永久：它们会成为对你不利的证据，它们会让你比那些说出来的话更加卑劣。

“她要到明天很晚才回来。”贝恩斯说完打开了那些酒瓶，把椅子从桌子底下一把把拖出来。他再次亲吻艾米，把她亲得靠到了梳妆台上。

“别这样，有孩子在呢。”艾米嗔怪道。

“他早晚得学，跟我们一样。”他给了菲利普三根腊肠，自己只拿了一根。他说他不饿，可当艾米说她也不饿，他站起身来，逼她乖乖吃了。他对她有点紧张，有点粗鲁。他让她喝勃艮第葡萄酒，因为他说她得练练酒量。他不接受艾米回答他不，但触碰她的时候他的双手是轻盈的，也是笨拙的，仿佛怕破坏某样脆弱而又精致的东西，不知道该怎样对付如此轻柔的东西。

“这比牛奶和饼干好吧，嗯？”

“对。”菲利普答应道，但他有点害怕，既是怕贝恩斯，也是怕他自己。每吃一口东西，每喝一口姜汁汽水，他都忍不住会去想，要是贝恩斯太太知道了这顿饭会怎么说。他无法想象，贝恩斯太太的怨毒与愤怒是深不可测的。他问：“她今天晚上不回来？”从他们俩马上就明白了他的意思你就知道她根本就没有离去，她就在地下室里，跟他们在一起，驱使着他们酒喝得越来越久，天聊得越来越大声，估算着时间以一句怎样的话插入进来。贝恩斯并不是真的高兴，他只是紧盯着眼前的快乐，而不是从远处在看。

“不，她要明天很晚才回来。”他无法将他的目光从眼前的快乐上拿开。他像其他男人一样四处玩乐，他一直在回到非洲海岸去，似乎要为自己的天真找借口。如果他一直生活在伦敦的话，他不会如此天真，在他充满柔情的时候尤其如此。“如果换了你，艾米，”他看着那白色的梳妆台，看着那些擦洗得干干净净的椅子说，“这就像是个家了。”此时，这个房间已经不那么生硬了，角落里有了一点灰尘，银器需要最后再擦一遍，早晨的报纸零乱地摊在椅子上，“你最好上床去了，菲尔，今天是漫长的一天。”

他们没有让他独自穿过萦绕着黑暗的房子摸索上楼去。他们跟他一起走，按亮电灯，在开关上手指相互轻触。一层接一层，他们把暗夜驱赶回去。他们在罩起来的椅子中间柔声说话。他们看着他脱衣服，他们没有逼他洗脸刷牙，他们看着他上床，为他点上通宵蜡烛，让他的门半开着。他能听到他们在楼梯上说话，那种友好的腔调就像他在家里举办宴会时听到那些宾客缓步走向客厅，边走边道着晚安。他们俩是合适的一对儿，无论在哪里都给人带来家的感觉。他听到一扇门打开，一个座钟响起，他听他们说话的声音听了很久，这让他觉得他们并没有离他很远，他是安全的。说话声并没有渐渐变轻，而是一下子消失了，他不确定他们是否还在某个离他不远的地方，一起无声地待在许多空房间中的某一个，一任睡意渐沉，就像他在经过了这漫长的一天后那样，感受到倦意袭来。

他刚在睡前心满意足地嘘出一口气，因为这或许也是生活，睡眠那不可避免的恐怖就又来造访他了：一个为陛下效力的戴三色帽的男人使劲地敲门，一颗流着血的脑袋躺在厨房桌子上的篮子里，一群西伯利亚狼偷偷摸摸地越走越近。他的手和脚都被捆住了，动弹不得；它们在他身边转来转去，发出粗重的呼吸声。他睁开双眼看到贝恩斯太太，她那凌乱的灰发一缕一缕地覆在脸上，黑色的帽子歪戴着。一只发卡松脱了，掉落到枕头上，一缕散发着霉味儿的头发拂过他的嘴。“他们在哪儿？”她低声问道，“他们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