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1/2）

一天下午，我丈夫下班回来之前，我正在厨房里准备晚饭，突然听见客厅传来奇怪的声音。我停下手里的活侧耳倾听。声音又响了——是很难听的小提琴声。声音持续了几分钟，然后停了。

当我终于来到客厅时，发现绪方先生正弯着腰坐在棋盘前。夕阳照射进来，尽管开着电风扇，屋里还是湿气很重。我把窗户开得更大些。

“你们昨晚没有把棋下完吗？”我走向他，问。

“没有。二郎说他累了。我猜这是他的诡计。你瞧，我在这里把他围住了。”

“这样啊。”

“他仰赖我现在的记性不好了。所以我在温习我的步子。”

“您真是厉害，爸爸。可是我想二郎不会这么狡猾的。”

“也许吧。我敢说现在你比我更了解他。”绪方先生继续研究棋盘，过了一会儿，抬起头来，笑了笑。“你一定觉得很有趣吧。二郎在公司里辛苦工作，而我在家里等他下班回来和我下棋。我就像一个孩子在等爸爸回来。”

“哦，我宁愿您还是下棋的好。您刚才的琴声实在是太可怕了。”

“太没礼貌了。我还希望能感动你呢，悦子。”

小提琴放在旁边的地板上，已经放回盒子里了。绪方先生看着我打开盒子。

“我看见它放在那边的架子上，就擅自拿下来了。”他说。“别担心，悦子。我拿得很小心。”

“我看不一定。正如您说的，爸爸现在像个小孩子。”我拿起小提琴仔细检查。“只不过小孩子够不着那么高的架子。”

我把琴塞到下巴底下。绪方先生一直看着我。

“给我拉一首吧，”他说。“我肯定你拉得比我好。”

“那是肯定的。”我把琴重新放下，搁在一旁。“可是我好久没拉琴了。”

“你是说你都没有练习？太可惜了，悦子。你以前是那么喜欢这个乐器。”

“我想我以前是很喜欢。可现在很少碰了。”

“太不应该了，悦子。你以前是那么喜欢。我还记得以前你三更半夜拉琴，把全家都吵醒了。”

“把全家都吵醒了？我什么时候干过这种事？”

“有，我记得。你刚来我们家住时。”绪方先生笑了笑。“别在意，悦子。我们都原谅你了。现在我想想，你以前最崇拜哪个作曲家来着？是门德尔松吗？”

“是真的吗？我把全家都吵醒了？”

“别在意，悦子。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给我拉一首门德尔松的吧。”

“可是你们干吗不阻止我？”

“只是刚开始的几个晚上。而且我们一点都不介意。”

我轻轻地拨了拨琴弦。音已经走调了。

“我那时肯定成了您的负担，”我静静地说。

“胡说。”

“可是家里其他人。他们肯定觉得我是个疯丫头。”

“他们才不会把你想得这么坏。毕竟最后你跟二郎结了婚。现在好了，悦子，别说这些了。给我拉一首吧。”

“我那时候像什么样子呢，爸爸？我像个疯子吗？”

“你被吓坏了，这是很自然的事。大家都吓坏了，我们这些幸存下来的人。现在，悦子，忘了这些事吧。我很抱歉提起这件事。”

我再次把琴放到下巴底下。

“啊，”他说，“门德尔松。”

我就这么把琴夹在下巴下。过了几秒钟，我放下琴，叹了口气，说：“我现在拉不出来。”

“对不起，悦子。”绪方先生说，声音变沉重了。“也许我不应该碰琴的。”

我抬起头来看他，笑着说：“瞧，小朋友现在知道错了。”

“我在架子上看见它，想起了以前的事。”

“我以后再拉给您听吧。我练习练习。”

他微微地鞠了一躬，眼里又露出了喜悦。

“我会记着你说过的话的，悦子。说不定你还可以教教我。”

“我不能什么都教您，爸爸。您还说您要学做菜。”

“啊对了。还有那个。”

“您下次来的时候我再拉给您听吧。”

“我会记着的，”他说。

那天晚上吃完饭，二郎和父亲坐下来下棋。我收拾完晚餐的东西，拿了些针线活坐下来。棋下到一半时，绪方先生说：

“我刚想到了什么。你不介意的话，我要重新走那步。”

“当然可以，”二郎说。

“可是这样对你很不公平。特别是现在我的形势比你有利。”

“没关系。请重新走那步吧。”

“你不介意？”

“一点儿也不。”

他们继续静静地下棋。

“二郎，”几分钟后绪方先生说，“我在想，信你写了吗？给松田重夫的信？”

我停下手里的针线，抬起头来。二郎还在专心地下棋，他走完那一步才答道：“重夫？哦，还没。我打算写的。但是最近实在是太忙了。”

“当然，我十分理解。我刚好想到这件事，没什么。”

“我最近实在是没时间。”

“当然。不急。我并不是要老缠着你。只是信早点写的好。他那篇文章已经登出来几个星期了。”

“是，当然。您说得很对。”

他们接着下棋。有好几分钟，两个人都没有说话。突然绪方先生说：

“你觉得他会是什么反应呢？”

“重夫？我不知道。我说过了，我现在跟他不熟。”

“你说他加入了共产党？”

“我说不准。我上次见到他时，他确实说支持共产党。”

“真遗憾。不过话说回来，现在日本发生了太多事情让年轻人动摇。”

“是的，的确。”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被什么思想啊、理论啊冲昏了头。不过他可能会收回前言并道歉的。及时地提醒个人的责任之类的东西也没有。你知道，我怀疑他都没有停下来想过自己在干什么。我想他写那篇文章时是一手拿着笔，一手拿着共产主义的书。他最后会收回前言的。”

“很可能。我最近的工作实在是太多了。”

“当然，当然。工作第一。别为这件事操心。现在，是不是轮到我了？”

他们接着下棋，很少说话。有一次，我听见绪方先生说：“你走的跟我想的一样。你要动动脑筋才能从那里突围。”

他们下了好一会，突然有敲门声。二郎抬起头来，给我递了个眼色。我放下针线，站了起来。

我打开门，看见两个男人笑嘻嘻地朝我鞠躬。那时已经很晚了，一开始我以为他们走错门了。可后来我认出他们是二郎的同事，就请他们进来。他们站在玄关自顾自地笑着。其中一个矮矮胖胖的，脸很红。另一个瘦一些，皮肤很白，像欧洲人的白；但是他好像也喝酒了，脸颊上露出粉色的斑。他们系着的领带都松了，外套挂在手上。

二郎见到他们很高兴，叫他们进去坐。可是他们只是站在玄关，笑个不停。

“啊，绪方，”白皮肤的那个对二郎说，“我们可能来的不是时候。”

“不会。不过你们在这附近做什么呢？”

“我们去看村崎的哥哥。其实，我们还没回家呢。”

“我们不敢回家，所以来打扰你，”胖胖的那个插进来说。“我们没有跟太太说我们要晚点回去。”

“真是混蛋，你们两个，”二郎说。“你们干吗不脱鞋进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