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13 1972年（1/2）

塞莱斯汀·詹姆斯

“我们和死人差不多，”玛丽认为，“只不过我们能使用感官。”

我们正讨论来生，玛丽爱聊这种话题。玛丽正用手把做波兰香肠的肉和调味料拌在一起，她岁数大了，手上长满了老茧，如一双结实的兽爪。我们都在变老，玛丽的头发如老鼠毛般灰白，两侧编好的辫子紧贴着耳朵。她的背驼得像个贝壳，脸上皱纹很深，象征着她坚定的信念。她又开始发神经了，把那团肉啪的一声扔下，震起了好些白胡椒粉。每次都是我把她拉回现实。

“听起来像托尔·拜耳，”我开玩笑地说，“他看起来跟醉汉差不多，只不过他从不喝酒。”

玛丽仍能让我表现出最坏的一面，而且我总忍不住拿斯塔开玩笑。这次，我戳到玛丽的痛处了。她走到盐桶前，疑惑地站了会儿，才抓起一把盐。她走了回来，把盐撒在肉里，又开始边琢磨事情边搅拌肉馅。她暂时不会乱说死人的事了。

玛丽尽力借助想象来填补理解上的漏洞。第二天，我到葡萄架下去看她。那天是星期天，肉铺不营业，特别安静。其实现在肉铺几乎入不敷出，但我们不在乎。与那些连锁商店和折扣店不同，我们周日不营业。玛丽正坐在休闲椅上，给酸酸的蓝葡萄去梗，她觉得这种葡萄特别适合做果冻。她看见我来了，就放下篮子，从椅子底下拿出一块很普通的红砖头递给我。

“这是从窗外飞进来的，”她说，“砸碎了玻璃。”

我知道她不会请装玻璃的人来，只会自己用胶布把碎玻璃重新粘上，以和日渐破损的店铺门面相配。跟我和玛丽的状态一样，肉铺的生意也在走下坡路。但我不在乎，现在，这儿成了房地产商眼中的黄金地段。等玛丽把这儿卖了，我俩都打算靠这笔钱生活。我一直坚持要玛丽给我发退休金。

“但愿你抓到了那个捣蛋的孩子。”我对她说。

“根本不是孩子干的。”

我告诉自己别和她理论，但还是控制不住，就像我无法左右人类成功登月的历史一样。

“肯定是有人把砖头扔进来，然后跑了啊。”我说。

“没人扔砖头。”

“那你说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个预兆。”

“什么预兆啊？”

“灾祸。”

我一点都不惊讶，玛丽眼中从未有过好兆头。她进去洗肠衣了，我负责把架子上的葡萄摘完。我不再去想她说的关于红砖头的那几句话，不想再听她那些不可思议的话了。

但那天夜里，一件对我来说不同寻常的事发生了。我做了个梦。

我梦见斯塔站在她前院的那棵花楸树下，身后的橙色浆果耀眼夺目，花楸树的叶子随风摇摆。她系着一条好看的主妇围裙，双手交叉，眺望着马路。她在等人。

“我叫你来，你却没来。”她喃喃低语。

“什么？”我说。

她的双眼深陷到黑眼圈里，双颊消瘦，苍白得就像生面团。

“我叫你来，你却没来。”她又说了一遍。

或许是因为树上颜色艳丽的浆果，或许是因为她蓝白花边的围裙，又或许是因为斯塔长期病恹恹的模样，不管是因为什么，这个梦境对我来说都无比真实。我醒了，黎明前的天空灰蒙蒙的。我再也睡不着了，于是躺在床上，看着窗外渐渐泛白的天空。

天大亮后，我走到店里。开始做事前，我叫玛丽过来坐下。我把咖啡壶放在我们中间的桌子上，然后跟她描述那场梦。

“她病了。”玛丽说。

“我看她像个半死的人。”

“她是在叫你去看她。”

我耸了耸肩，漫不经心地说：“我好几年没跟她讲话了，不知道她为什么想见我。”

然而我回想起了童年。那时，玛丽还没来阿格斯，斯塔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一起长大，亲密无间，吵吵和和。我从没赢过她，虽然她没我高，但却看起来更强壮，而且每次打架都特别强悍，最后服输的总是我。然后，她会坐在我的胸膛上，用她那又长又粗的辫子打我。现在她已经剪了短发，专业的美容师把她的头发卷得像贵妇犬一样。梦里，斯塔的头发像尖钉一样竖着，一边被压得很平，发根灰白，所以我知道她已经有一阵子没去美发店了。

“我和你一起去，”玛丽说，“毕竟她是我表姐，我得去。”

我们坐在那儿，讨论具体如何安排。

多特可以照顾自己，不用担心，但我不想留她一个人在家，因为她最近很焦虑。自从在华莱士为甜菜节举办的那场比赛中被提名为公主后，多特便把一半时间用来减肥，另一半时间则在锁在抽屉里的秘密日记本上写个不停。有几次，我发现她坐在屋后台阶上，瞪着书里的某一页，眼神忧郁。还有几次，她很生气，差点把草坪修秃。她每晚到阿格斯电影院的零食柜台工作。她在影厅过道的最后面一边抽烟，一边看电影。我管不住她。她衣服上有股难闻的烟味，混合着做爆米花的油和甘草的味道。我觉得是影院放的那些电影让她有些抑郁，胡思乱想，满口脏话。我想我也许不该丢下多特去看望斯塔，但多特说我疯了。

我们决定开车到十三英里外的蓝山去看望斯塔。对我们而言，斯塔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边。她搬到蓝山后从没邀请我们去吃过一顿饭。除了道听途说，我们甚至无从得知她屋里是什么样。不过既然她需要我们，我们就该去帮帮她。而且估计要在那儿住几天，所以我们带上了睡衣，运货卡车里还有玛丽做的一个单层大蛋糕和两根熏香肠。我们把肉铺交给表弟艾德里安，但他不愿意照看玛丽的狗小迪基。所以我们不得不在出城的路上去一下华莱士·费弗家，把狗寄养在他那儿。

华莱士把他那加高地下室平房 [1] 刷成了棕褐色，我不喜欢这种沉闷的色调，但他说这个颜色和田野融为一体。泥土色是他家的主题色。他开门时，我们发现他自己也是一身泥土色。裤子是灰色的，衬衫的颜色与皮肤相同，肉色。

“这件衬衫不好看。”玛丽告诉他。

华莱士低下头，手指捏着衣服。同时，我知道我们不能把狗寄养在这儿。费弗家那条令人生厌的母狗目不转睛地怒视着我们，狂吠不止。小迪基浑身紧绷，躲在玛丽的臂弯里使劲地回叫着。

“我们走吧，”玛丽说，“我可不愿意看到小迪基受欺负。”

“抱歉，”我对华莱士说，“不是有意来烦你的。”

华莱士让我们代他向斯塔问好，然后挥挥手，送我们离开。现在，我们只能带着狗一起去了。在肉铺时，小迪基会冲陌生人叫，不过只是叫一叫，从不伤人。我记得斯塔很讨厌狗，于是我问玛丽斯塔是否介意我们带狗去。

“她得忍受我们的缺点啊，”玛丽说，“毕竟，是她叫你去的。”

“是呀，”我说，“可她是在梦里叫我去的。”

“都一样。”玛丽说，我知道那对她来说确实都一样。她说想在车上织毛衣，所以让我开车。我们一上路，她就拿出钩针和毛线，起针给多特的新毛衣织袖子。毛衣针咔嗒作响，让我想起玛丽的缝纫机，想起毕竟那是玛丽的母亲送给她的唯一一件礼物，可斯塔怎么能收下呢？有一次，我和斯塔在镇上偶遇，她得意地把这件事告诉了我。我跟她说她不该收下。我已人到中年，如果妈妈还活着，我可以原谅她的一切，接受那台缝纫机。但玛丽放弃了缝纫机。那是台精致的老式缝纫机，现在算是古董了。我想，要是那台缝纫机还在斯塔的车库，我们可以用卡车把它拉回来。

“玛丽，或许我们能把缝纫机要回来。”我说。

“什么缝纫机？”玛丽不会承认那是她的缝纫机。这时毛衣已经织了好几行，她正拿起来欣赏。那是件奶油色带深红线花纹的毛衣，玛丽一边织一边随意地组织毛衣的图案，那图案就像是科学家们在训练大老鼠时要求它们走的迷宫。我们默默开着车，开了几英里之后，她转向我说：“斯塔剩下的日子不多了。”

“你怎么会那么想呢？”

玛丽从口袋掏出那块砖头，然后往上面吐了口唾沫。她说，唾液干了以后，会显示一个日期的形状。她盯着那块砖，就像它会突然说话似的。我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把那东西放一边去。”我告诉她。

虽然玛丽的眼睛比刚才更加明亮锐利，但她也像个普通人，日渐衰老。让她看起来与众不同的是她的衣着，这次出行，她头上裹着带流苏的黑色丝巾。她驼着背，像个老乌龟，紫裙子被身体绷得很紧。跟往常一样，我不禁好奇她在想什么。她把狗放在膝盖上，正从一个小袋子里拿葡萄干吃。

斯塔住在蓝山唯一的新房子里，那是幢高大的白色建筑，有十个房间，上下两层。斯塔说它是殖民时期的风格，因为百叶窗常年关不上 [2] ，还有一扇沉重高大的橡木大门，门上雕刻着花纹，装有铜门环。车开到她家车道上时，斯塔正站在门前的草坪上。她跟我在梦中看到的一模一样，穿着硬挺的蕾丝围裙，双手交叉。正如梦中那样，她背后是耀眼的橙色浆果。她看起来病恹恹的。我们下了车。和梦里不同的是，她把手放在屁股上，大喊了起来：

“把你那该死的狗弄出去，别碰我的月季！”

然后她走到树下，从树上扯下一大把结实的浆果，向小迪基扔去，小迪基落荒而逃。

“它只是替你浇花而已，”玛丽说，“别受不了啊。”

我想夸一夸斯塔，以缓和一下局面。斯塔最喜欢听恭维话了，但这次没管用。

“你看起来不错嘛。”我对她说。

斯塔望着我，眼神严厉。

“凋落前的叶子看起来也不错。”她说。

玛丽听到后哈哈大笑，斯塔气得脸都白了。

“我病了，”她无精打采，愤怒的眼神四下游离，说，“像只病猫。”

斯塔随后转身离开，跺着脚上了台阶，穿过立着圆柱的大门，砰的一声关上了门。玛丽捉住小迪基，我们用晾衣绳把它拴在一棵白蜡树上。我们从运货卡车里拿出我们的行李和一大块蛋糕，一起走上台阶，我在前，玛丽拎着熏香肠跟在后面。

我看了看玛丽，她一身肃穆的黑紫色，手中的香肠装在白色包装纸里。她的样子让我回想起一些东西，是什么呢？我在斯塔家的大门前停下，回头望着玛丽，然后想起来了，她像一月里冷酷的收割者 [3] 。她的黑裙子下摆拖地，仿佛看透了世间的一切。她提香肠的样子好像香肠象征着她的使命。

斯塔家的东西都是中性的。我是说，她家没什么摆设，桌子上只放了烟灰缸，所以从摆设上根本看不出主人是男是女，或具体是什么样的人。玛丽家与这儿很不一样，你要是走进她家，马上就能看见桌上有一叠卡片，一团毛线或一本《命运》杂志 [4] ，继而想象出大概是谁住在这里。

斯塔应该在楼上，我们听到楼上卫生间传来哗哗的水声。我们走进厨房，把香肠挂在她家的食品柜里，把蛋糕放在她的富美家牌大餐桌上。我们特别希望能在厨房里看到因斯塔身体虚弱而疏于打理的迹象，但恰恰相反，她的厨房洁净明亮，盆栽也浇了水，锅刷得干干净净、摆放整齐，铁制水槽擦得发亮，甚至连瓷砖地板都刚刚打了蜡。

“我真想象不到她是怎么做到的。”我大声说，希望斯塔可以听到。但她并没有下楼迎接我们，楼上依然传来哗哗的水声。

“答案就是她肯定雇了用人呗。”玛丽说。

我们把行李放在厨房地板上。没有主人招待，我们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我们漫无目的地在厨房里踱来踱去，后来终于累了，才在斯塔现代风格的早餐桌边坐下。

“她大概是在打扮吧。”又等了快十分钟后玛丽说。我们听着动静，水声停止了，但之后水龙头再次被打开，水汩汩地流出来，似乎她在沐浴。

“至少她能自己洗澡。”我说。

玛丽正望着水壶，眼神里满是期待。“我来煮点咖啡吧。她下来正好能喝到热咖啡，多舒服。”她说。

“我们吃点东西吧。”我肚子饿了，对桌上那块没切的蛋糕垂涎欲滴。

玛丽把橱柜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找到咖啡，不过一抬头就看到餐桌上有一个贴着咖啡标签的绿色小罐。

“她自然会放在这里啊。”

“斯塔做事总是按规则进行。”我表示同意。

她正在“按规则”沐浴，冲洗每一寸肌肤。小时候，我和斯塔关系很好，常借宿在她家，知道她要扑爽身粉，不多不少，正好一勺；洗好澡，她全身都要扑上爽身粉，然后用浴巾包住，坐在床沿，把指甲修成完美的椭圆形。

“要是我，”玛丽说，她知道我在想什么，“我会把柠檬敷在脸上。”

“所以你皱纹多啊。”我不假思索地回敬她一句，我讨厌她刺探我的心思，但这句话伤了她。

“我来织毛衣吧。”过了一会儿后她示弱地说，开始在塞得满满当当的手提箱里翻找没织完的毛衣袖子，但好像找不着了。我有点不安，也许我们根本不该来这儿。我梦里的斯塔更渴望我们来，也更好客。门外，小迪基开始狂吠、哀号，可能是被拴得太紧，无法动弹。

“我把购物优惠券放在咖啡罐里，”我告诉玛丽，“一个咖啡罐正好能放两本小册子。”

玛丽眼睛一亮，把手从包里抽出来。

“那几个成套的面粉罐太小了，这么小的罐子我都用来装螺丝刀和开罐器……”

她检查着斯塔的瓶瓶罐罐，又用犀利的眼神看看我，然后听斯塔在楼上的动静，看她是否在忙。

“你去看看吧，”我说，“看看面粉罐里装的是不是面粉。”

于是，玛丽打开了那个绿色小罐子。

“你还不知道吧，”她小声说，“斯塔当然会把面粉装在面粉罐里。”突然，玛丽低下头，凑近了往罐子里看。“这是什么？”她把罐子夹在胳膊肘里托起来，另一只手从里面掏出一粒橙色胶囊，“这儿藏的全是药。”她把手伸进面粉，一番摸索，找到了更多药。我蒙了。

终于有迹象表明她现在没什么自制力了。我突然有些冲动，不过这时还能听到楼上的脚步声。

“扔掉，”我说，“这些药都不知道放了多久。她可能真的精神不正常了。”

“她会毒死自己的。”玛丽边说边着迷地盯着罐子。要是由着她的性子，她大概会拿着药跑上楼质问斯塔。“好吧。”她最后松口了。玛丽打开水槽下面的橱柜，找到垃圾桶，把罐子里的药和面粉倒了进去。

她把空罐子放回原位。斯塔下楼时，我们已把她成套的三个咖啡杯拿了出来，正在倒咖啡、切蛋糕。

“我们刚煮了点咖啡。”我很有兴致地说。

“因为家里没有现成的咖啡。”玛丽的语气中略带责备，随后她还算有礼貌地说，“蛋糕很新鲜。”

玛丽的黑色丝巾滑到前额，就像戴了一顶鸭舌帽。她盯着斯塔时的神情像在下注似的。

我快速转向斯塔，想夸夸她的外表。但她跟在院子里时一模一样，没有换衣服，发型也不对称。以前她当模特时，为了不破坏发型，整个星期都用卫生纸卷着头发睡觉，我在想她是否仍然这么做，现在看来她确实还这么做。我现在找到了她精神紧张的另一个迹象。

当她转身从冰箱里拿奶油时，我看到她脑后整洁地卷着一张粉红色方形卫生纸。她转过身来时，我什么都没说，但玛丽却对我笑。

“希望你喜欢我带来的蛋糕。”玛丽说，声音如糖浆般甜美。她说着便把那块棕黄相间的方形蛋糕摆在斯塔面前。

斯塔打开一个抽屉，拿出三张带锯齿边的白色餐巾，小心地放在我们的盘子边上，然后才坐下来和我们一块儿吃，她吃一口蛋糕，喝一口咖啡，吃第三口时，突然停下来看着手中的餐叉。

玛丽和我已吃掉了大半块。厨房看起来空荡荡的，毫无做饭的痕迹，我想难道斯塔吃的都是罐子或盒子里的东西吗？

斯塔正惊愕地盯着她叉子末端的什么东西。她放下蛋糕，用指甲从刚咬过的那块蛋糕里挑出一个透明的小碎片，放在装蛋糕的盘子边缘。

我们看到那是个被烤熟的琥珀色翅膀，单薄而易碎，上面散布着纤细的纹线。

“那是片翅膀。”玛丽看了看，放下餐叉说。

“确切地说，是印度谷螟 [5] 的翅膀，”斯塔说，她抿着发干的嘴唇，声音尖锐，“不过谷螟一般长不到这么大。”

玛丽出于礼貌地看了看那翅膀，不过她毫不在意，继续拿起餐叉，津津有味地吃起蛋糕。

斯塔慢慢转过头去，后脑勺上的那张卫生纸像羽毛般飘起。她注视着那块蛋糕，目光随着蛋糕从盘子转移到餐叉上，又转移到玛丽的嘴上。斯塔坐在那儿，像只愤怒的母鸡，噘着尖尖的嘴，想要啄人。

“你怎么知道那虫子叫什么啊？”我想转移斯塔的注意力，但随即想起她已逝的丈夫是研究害虫的，“路易斯教你的吗？”

“路易斯辞去健康督查员的工作后，”斯塔从牙缝中挤出这句话，眼睛跟随着那块正被玛丽送进嘴里的蛋糕，“就成了县里的昆虫学者。”我想示意玛丽别再吃蛋糕，但她已从平底盘里又拿了一块。

“放心吧，烤熟的虫子吃不坏肚子。”她告诉我们。

我不想再看着斯塔，只能慢慢抿着咖啡。后来我瞥了她一眼，她面无血色，苍白得可怕，嘴唇气得发紫。我赶紧放下杯子，做好准备。根据我早年与斯塔相处的经验，她肯定马上就要发泄怒气了。

“别把那些恶心的昆虫带到我这儿来！”斯塔尖叫着，突然跳起来，后脑勺的卫生纸被震落下来。

玛丽迟疑地看了看她的餐叉，但为时已晚。

斯塔突然抄起整块蛋糕，一言不发，看都不看我们一眼，径直走出后门。我听到她走下楼梯的脚步声，还有垃圾桶的碰撞声，然后她走回屋内，砰地关上门，把空盘子扔进水槽。接着她走到玛丽身后，用力把杯子推到一边，从玛丽的手里夺过餐叉。

斯塔做得太过分。她又走到后门，想把餐叉上的蛋糕屑甩进垃圾桶。玛丽跳起来，丝巾遮住了眉毛，她为了不被遮住视线，不得不仰着脖子。

“我们该谈一谈了！”玛丽大喊道，眼里闪烁着黄色的火光，“谈谈面粉里的那些药片，自以为是的大小姐！”

斯塔满脸惊愕，跑到面粉罐那儿，啪地掀掉盖子，终于确定里面是空的。她呆呆地站了很久，凝视着金属罐底部，我觉得她受不了这样的刺激。

“你们都干了什么啊？”斯塔说，“东西呢？快告诉我！”

玛丽指了指垃圾桶，斯塔立马跪在水槽前，打开橱柜。她把垃圾桶拉出来，开始在面粉里翻找药片。白色的面粉弥漫在空气里，落了一地，扑了她一脸，手臂上落了白白的一层，她手心攥着已找到的几片药，有橙色的，有蓝色的。她把药片紧握在胸前，不让我们看到。

可怜的小迪基，我们忘了带它的食物，所以接下来的几天只能喂它剩菜剩饭，或去附近的超市买昂贵的罐头应急。养在肉铺的狗被宠坏了，现在它多半得自己找吃的。它在斯塔家院子边上的鸢尾花丛下扒了个洞，想找骨头啃。我们住在斯塔家的第一个晚上，小迪基钻进垃圾桶，把里面的蛋糕、臭虫，还有其他能吃的都吃光了。绳子根本拴不住它，只要想逃，它随时都能用尖利的小牙齿咬断绳子。它本来就是一条家犬，但当然了，我们不能把它养在家里。

斯塔讨厌它。小迪基在门前哀求时，我们可以从斯塔的眼神中看出她的厌恶。我偷偷填平小迪基挖的洞，把鸢尾花重新栽好，好让她不那么恨它。我不知道斯塔是否注意到了花被重新栽过的痕迹，因为她从没提过这事。我们现在能察觉出斯塔病了，正如我的梦告诉我的那样，可她不让我们带她去看医生。每次我说想带她去，她就说已经去过了，还拿了五年的药。有时我看见她把药片碾碎后放进杯子，或在手心晃两下再咽下去。她告诉我那是止痛药。我知道她已经吃了好几年药，所以不再追问。

本来我担心玛丽会因前一天的蛋糕事件对斯塔不满，说话刻薄。但她什么也没说，打扫干净面粉后，安心住了下来。有些女人只要看到英俊的男人就两眼放光，而玛丽则是一嗅到疾病的气味就很开心。她已摘下那条带流苏的黑色丝巾，把头发盘成细细的一圈，固定好。她身穿印着黄色花朵的连衣裙，一边给挑剔的斯塔做蛋奶糕和肉汤，一边哼着小曲儿。玛丽现在做什么都会放啤酒酵母来调味，而斯塔只会把药片碾碎，然后吞下去，可那些苦药毫无作用，只会让她坐立不安，或精力不支，整日贪睡。我们吃的所有东西都有陈腐的酵母粉味道，但斯塔几乎不在意吃了什么。

确实，一天天过去，斯塔越来越不爱动弹，也不怎么说话。我们傍晚坐在门廊上，她盖上自己最好的那几条羊毛毯，那些是很久以前弗里兹织的。这可不是好兆头。没有哪个女人会把最好的羊毛毯留给自己用，可她又能留给谁呢？

我们本打算只待几天，但延长到了几个星期。我经常离开蓝山，看看多特后再回来，但玛丽一直待在这儿，因为斯塔非常虚弱。

一天夜里，斯塔喋喋不休。

“为什么来这儿？”她问我，“你们，还有那条该死的小狗。”

“因为我梦见你病了。”我说。

“你梦见我病了。”夜幕降临，斯塔坐在摇椅上摇摇晃晃，脸如石刻刀削，“原来如此，你梦见自己有望继承我的部分财产。”

一听这句我来气了。“我们善待你是因为你母亲曾善待我们，”我告诉她，“我们来这儿，不图你任何东西。”

她晃得摇椅吱嘎作响，我俩沉默了很久。可我随即想到这么多年来她一直多么盛气凌人。我知道我控制不住自己，一冲动，便将在卡车里想到的说了出来。

“不过，你可以在遗嘱里把玛丽的母亲送她的缝纫机给她。”我说。

晃动的摇椅停了下来。斯塔张大嘴，嘴里一片漆黑，就像阁楼一样宽敞，蝙蝠都可以冲进去歇一会儿。她的嘴巴张得更大，笑了出来。要知道，自从我们到她家后，她就没笑过。突然，她噎住了，不再大笑。

“那台老古董十年前就坏了，我把它送给葛里尼一家了。”

我认识葛里尼一家人，他们是蓝山一带出了名的挥霍之徒，主要靠售卖揉成球的铝箔维持生计。我知道葛里尼的女儿根本不会踩缝纫机，不愿用它做衣物，也从没想过要用，他们大概已在某个寒冬把它劈成小块做柴火了。

我跟斯塔再没什么好说的了，便去楼上看玛丽在做什么，留下斯塔一人双臂抱在日渐消瘦的胸前，坐在摇椅里晃来晃去。

我和玛丽合住在楼上的客房里，墙上刷着比例协调的暗粉色，挂着同一棵树在不同季节的照片。有时我躺在客房的床上，几小时都睡不着，因为玛丽常常说梦话。她常常在梦里长篇大论地恐吓陌生人。“拿过来，”她说，“我以前听过那套说辞。”

一天夜里，我听着她说梦话，突然明白了她在梦里干什么。她在收尚未结清的账款。梦里，她把脚抵在别人家的前门门框上，人家要关门撞上她时，她就大声喊叫。“欠条上有你的签名，”她叫道，“我们法庭上见！”

房间里到处都是玛丽的东西，她的手提箱里装的东西多得出奇。她把那块红砖头放在床头柜上，用一块毛巾小心包住，这样它的宇宙能量就不会流失到空气里。玛丽从不收拾衣服，即使内衣内裤也不收拾，或堆或搭在书桌和椅背上，人人都可以看到。她只把那条肥大的白色棉灯笼裤挂起来，用衣夹固定在衣架上。因为斯塔不允许她把灯笼裤挂在外面，所以玛丽只能挂在衣橱门把上。红砖头后面摆着一座有缺口的绿色圣母马利亚塑像。另外，玛丽把星象书籍和毛线都放在触手可及的地方。我看她已经织好了多特的毛衣。

她举起毛衣，让我欣赏一番。

毛衣上的红条纹先是之字形，后来又是方形，方形套着方形。之字形和方形组成的条纹不知通向哪儿。

“在哪儿啊？”我问。

玛丽一开始没明白，我用手指顺着条纹走，想要找到出口。玛丽见状跟我一起找，我们一起迂回穿过胸膛上的花纹，找到胳膊的背面，一直找到毛衣的两个肩膀，可就是找不到出口。

我拿起她摆在床上的一本书，随意翻看。

“夜空中充满使人疑惑的洞。”我读道。

玛丽一直对这个理论念念不忘，她很愿意解释给我听。她说，宇宙黑洞会吸入一切，甚至连空间也不例外。我想象不出来。我脑海里浮现的是其他东西，它们被迅速带入一片黑暗之中。就在当天早上，我在斯塔家发现了一些旧物。地下娱乐室后面的旧柜子里又乱又脏，结着蜘蛛网。柜子的搁板上放着旧瓶瓶罐罐：威尼斯鞋油、凡士林、椰油发油以及老鼠药，还有一本托马斯·b科斯坦的《黑玫瑰》、一些剪报和斯塔年轻时在法戈的房租收据。那儿还有一封信，已经封好，盖了邮戳准备寄出去。我仔细看了看信封，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这封信是寄给明尼阿波利斯的凯瑟琳·米勒太太的。我看不出这信是多久前写的，也不知道斯塔是什么时候忘记寄出的。

我关上柜门，将信放在小提包里，然后走上楼。最后我还是决定多添几美分邮资，把这封信寄给米勒太太。可那一整天，我一想到满柜子的废旧物品，就感到悲伤。正因为有了斯塔，才会有那些旧物，可等她不在了，这些东西依然会在那儿。它们比斯塔坚持得更久，况且它们已战胜了路易斯，最终也会战胜我。它们只是一些平常的物件，却有我们无法比拟的力量。那些东西那么不起眼，却不可毁灭，然而不管斯塔的求生欲多强，她都必须死去。一想到这些，我就难过。

现在，玛丽在一旁讲话，而我却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想法：人一生中所有接触过的东西都该在死后被埋葬，因为要是东西比人活得更久，那就没意义了。玛丽在一旁说个不停，给我讲看不见的地心引力，而我看到我们几个人的头被往上吸入太空，身边飞着我们用过的橡胶地垫和梳子，直到我们被迅速吞噬，然后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