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高杰（2/2）

周一高杰如期拿出一张令所有人瞠目结舌的大纸，连孙老师也没想到这东西能做得如此之好，完全把她素描一样简陋的想法丰富成了一张绚丽的油画。一个个名字像是在跑道上蹲着的小人儿，只等一声发令枪响，就要争先恐后地飞跑起来。每个名字先用他一向擅长的写法写出内瓢，然后再模仿我习惯的双钩法勾出外壳，如同是我们俩携手完成的作品。这张壁纸刚刚展现在大家眼前的时候，每个人都因为它的精美大气而惊叹，可当孙老师激动地说完它的用法之后，绝大多数人的眼里马上映出愤恨的内心，就像是一件做工精美的刑具，也许几千年后可以放在博物馆里供后人缅怀先祖的手工技艺，可在当时，每个犯人看见它都要不寒而栗。这张纸一直伴随我们到我们毕业那天，成为我们班的一道奇景。有些人的红花一直盖到顶棚，棚顶脱落的墙皮一度是微红的，这是孙老师的主意，既然立了规矩，就不能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无论如何也要贯彻到底；有些人的黑花也基本到了教室正中的白炽灯附近，像是楼上渗水，棚顶受了潮，长出黑霉；有些人红黑相见，糖葫芦一样好看；有些人到了毕业那天，无论红黑，一朵花也没有。

高杰的红花是第三个到房顶的，第一个是被火烧过的隋飞飞。我虽没有黑花，红花却也只有一个，是我戴上眼镜后的第一次考试所得，像是我的名章，盖在跑道上，证明这条路是我的。

有一次一个女生自己搞了一个红花戳，放学之后，跳回到教室里来，偷偷给自己加上几个红花，可第二天就被和她红花数在伯仲之间的另一个女生发现。那个女生委屈地向老师报告说：我每天都要数好几遍呢。于是私刻公章的女孩的跑道上在红花之间多了几个醒目的黑叉，远看好像是化学药品包装上的骷髅头。

毕业那天，大家都来拿自己的成绩条，高杰却揣来一个大塑料袋，小心翼翼地把壁纸摘下来，装走。现在想来他是多么聪明啊，那张纸和与它有关的故事是一出多么坚决而荒谬的行为艺术。

我和高杰彻底决裂是因为一张贺卡。

初二的冬天，我的右腿断了。小腿向下，劈成两半。那天我正在操场上，由远及近的向一块隐蔽的石头飞跑，目的是抢到那只该死的足球。石头等在那儿，也许每个冬天它都在那，冻在冰的一角已经许多年，不知道它是否曾经伤过儿别的可怜虫，即使伤过，也没有人在它旁边立一个牌子告诉我应该绕行。那石头虽不大，竟像是老鼠夹子一样，中间是空的，而上下都很结实，一面是石头自己，一面和冰相连，好像是某个时刻一枚石头的种子落在冰里，长出这么奇怪的一个嘴的形状。我的右脚毫无防备地钻进嘴里，身子却还是向着球跑去，惯性使我那时候还十分柔软的上身折迭下来，头掉进两腿之间，看见了一片倒立的人和楼宇，耳边传来一声脆响，然后大脑进入一片空白。听说当时高杰扔掉手里的篮球，第一个向我跑来，大多数人都惊在当场，几个人之后告诉我，以为我一下子摔死了，因为高杰把我的头从两腿中间拔出来的时候，我的脸是白的，眼睛也闭得很紧。我恢复知觉后，发现自己在高杰的背上，走进一个飘着来苏水味道的房间，一个穿着白大褂的老太太和另一个带着护士帽子的小姑娘说：《永不瞑目》演到哪儿了，放床上吧，欧阳兰兰死了吗，这孩子怎么了？我被她互相毫无关联的几个问题搞得以为自己的脑袋摔坏了，还好之后把脑袋到脚都拍了片子，只有右腿有事，需要打上石膏然后躺下三个月，三个月之后才能确定以后还能不能跑。

之后的几天晚上放学之后，高杰都骑车四十分钟，到我家来把老师们白天讲的东西讲给我听，我发现很多问题他讲得要比老师清楚，不单是简单地重复，而是一种融会贯通之后的翻译。我记得是第五天的时候，我的记忆深处突然涌出一件极其重要的对象，好像是一个地下党员从匪巢里全身而退之后，突然想起来裤兜里还有一张所有联络人的名单，而当时跑得匆忙，没来得及穿裤子。那是一张贺卡，是我为她准备的圣诞贺卡。那是1998年，圣诞节刚刚开始在东北几个大城市的学校里流行，几乎每个初中生都要和跟自己要好的男孩或者女孩相约，在圣诞夜的时候跑到街头，无所事事地走上半个晚上。这么一弄，似乎自己的情愫就能和耶稣或者其他什么高雅的神灵相连，镀上一层圣洁的颜色。我是不敢的，因为我既丑又穷，没有别人提点，我就已经学会识相地每天嘲笑自己：她无论如何不会和你走的。可我又心里痒痒，那几个字就像是一颗子弹，非得打出去才能安心，若是每天放在心里擦拭，迟早会嘭的一声走火，把自己打得够呛。我便接连几天在学校旁边的文具店游走，挑了一张很是素雅的贺卡，上面是一朵洁白的菊花，却是凸版，就算黑夜里送到她手上，她也能摸出是个什么图案。下面有一行英文，写着：

you have a pce y heart at christas ti and always。

我觉得分寸正好。在草纸上练习了无数遍之后，我借了同桌的英雄牌钢笔在内页上写道：祝你圣诞快乐。旁边画了一颗心，画好之后我端详了许久，觉得蓝色的心怎么看都有些忧郁，不会有好结果，又向同桌借了白雪牌的修正液，把心涂掉，于是内页上就留下了一句蓝色的表白和一团白色的神秘物质。白天的时候我把这张贺卡塞在书桌的最里面，晚上我把它夹在语文书里带回家。那天断腿，毫无意识地走掉，书包高杰第二天也带给了我，那张贺卡一定已经裸露在桌膛里。同学看了倒是小事，顶多是嘲弄我几句，我还顶得住，若是落在老师手上，可非同小可。那时孙老师正在搞连坐，一旦被发现，我的下场是没什么可以怀疑的，她一定还要审出对偶犯，她的处境就危险了，我相信至少有几个人是发现了我喜欢在上课的时候回头盯着她看的。

高杰走进我的房间，把衣服叠成方块放在床头，说：老师把体活课停了，篮球足球都没收了，今天甲班一个哥们儿也把腿摔断了，还是那块石头。我说：高杰，有一个事儿你一定得替我办了。他一边从书包里把书和笔记掏出来，一边说：我觉得她应该把石头没收了，和篮球足球有什么关系？我说：高杰，我这有一事儿，事关重大，你说什么也得替我办了。我讲话还是很少使用成语的，所以“事关重大”几个字一说出来，高杰把头抬起来说：什么事儿？我用手拽床单，上面有些难看的褶皱，怎么拽也拽不平，说：我给她写了一张贺卡，在书桌里，可能你帮我拿书包的时候没看见，我看了，书包里没有。他说：她是谁？我说：我后面两排左边那个。他说：白衬衫？我说：嗯，你也发现她爱穿白衬衫了？他说：你贺卡署名了吗？我说：没有，我原来想亲手交给她。他回手把门关上，说：早恋分心，而且，乙班在车库里被逮到那一对儿上个月不是给记过了吗？我说：我不是早恋，就是写了一张贺卡，你把贺卡拿回来，这事儿就算完。圣诞节我已经在床上过完了，这卡我也不往出送了。他说：你刚才说，贺卡在哪儿？我说：如果老师还没发现，应该在书桌的最里面，她到现在还没找我妈，估计是还在那儿，你伸手一拿，就把我救了。他说：最近孙老师天天下午翻大伙儿书包。我说：那你就放学之前，拿完了就走。他说：如果正好被她撞见呢？我说：要不你稍微晚点走，等她下班之后？他说：她最近抓宿舍的早恋，不一定什么时候走。我有点急了说：就是一个伸手、揣兜的事儿，有那么费劲吗？他说：我不像你，我妈除了家长会，从来都没来过学校。我说：你以为你妈没来过是什么好事情，你不就是比我们会装吗？你以为老师觉得你是好学生你就了大不起，你不觉得其实你挺假的吗？他一点点把书装回书包，说：这事我替你办了，眼看着要放假了，你也落不了几节课了。说完拿上方块衣服背上书包推开门，我妈说：高杰这么早走了？今天阿姨炖的鱼。他说：不吃了不吃了，阿姨，我吃鱼卡嗓子。我妈说：那我明天给你做别的，明天来啊，高杰。他说：来，来，阿姨，我走了。我坐在屋子里，一把把墙上的中国地图撤了下来，顿时满屋的灰尘，有几只蟑螂从地图后面钻出来，仓皇失措地向我的床底下跑去。

第二天上午，我妈我爸刚刚上班，有人轻轻地敲门，我问：谁啊？没人回答，只是敲门声还在，轻轻的像是怕把门敲坏了。我没办法，只好从床上爬下来，爬到门边，贺卡从门底下钻进来，然后是脚步声渐远。我把贺卡翻开，除了我写的那六个字和一颗被涂掉的心，底下多了三个字：是我的名字，几乎就是我的笔迹。

之后的一年，我和高杰再没说过一句话。

医生说我的腿再不能跑了，下楼时都要小心，骑自行车也要慎重。我爸哆哆嗦嗦地掏出烟，又放了回去，我妈流下泪来。我却不管，还是踢球，下楼时也要故意迈起大步，剩下几级台阶的时候，一定要跳下去，然后像体操运动员一样向假想的观众扬手致意。自行车更是骑得飞快，虽然追不上刘一达，可也把霍家麟落得越来越远。一晃十几年过去，到如今我还是如此，只是刘一达和家麟已经不在身边，城市里也渐渐没了自行车道，自行车就不再骑了。可能当时医生担心的是，如果我跑得太快，我的腿会被我自己骑的自行车撞断吧。

一次我和她又谈起小时候的故事，关于那个圣诞节，她说她没有收到我的贺卡竟有点小小的沮丧，也许我之前不是在看她，只是别人发呆喜欢冲前，我发呆喜欢回头。我说，我因为那张贺卡丢掉了我最好的朋友，这么多年都没法再找回来，你怎么补偿我？她说：你又要干坏事……我说：我是真的遗憾，你们女人不会懂。她好像想起来什么，翻箱倒柜地找了一气，从一个生镑的文具盒里，翻出一张巴掌大的铅笔画，画的竟是她，简直惟妙惟肖，衬衫像是被风吹动，下摆随时要轻轻扬起，目光也如同她本人，凌厉中，藏着自怨自艾的柔情。她说：这是那年圣诞节，不知道谁放在我书包里的，这么多年我一直留着，我那时候多利落啊。

我说，是啊，我也有一个。她说，骗人。

我从抽屉里找出来，画上的我正举着打上石膏的断腿，手拿《金瓶梅》，冲着画我的人，傻乎乎地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