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2/2）
扎哈尔-勃鲁扎克局促不安地坐在凳子上。他微笑着，透过好久没有刮的、又硬又密的胡须，露出了发黄的牙齿。
“你这个小滑头，反倒启发起我的觉悟来了？你以为一挎上手枪，我就不能拿皮带抽你了吗？”
不过，他的话里并没有威胁的语气。他不好意思地踌躇了一下，毅然把他那粗糙的大手伸到儿子跟前，说：“开足马力闯吧，谢廖沙，你既然正在爬大坡，我绝不会给你刹车。只是你别撇开我们不管，要经常回来看看。”
黑夜里，半掩的门缝中透出一线亮光，落在台阶上。在一间摆着柔软的长毛绒沙发的大房间里，革命委员会正在开会。律师用的宽大的写字台周围坐着五个人：多林尼克，伊格纳季耶娃，戴着哥萨克羊皮帽、样子像吉尔吉斯人的肃反委员会主席季莫申科和另外两名革委会委员——一个是大个子的铁路工人舒季克，一个是扁鼻子的机车库工人奥斯塔普丘克。
多林尼克俯在桌子上，固执的目光直盯着伊格纳季耶娃，用嘶哑的声音一字一句地说：“前线需要给养。工人需要食粮。咱们刚一到这儿，投机商人和贩子就抬高物价。他们不肯收苏维埃纸币，买卖东西要么用沙皇尼古拉的旧币，要么就用临时政府发行的克伦斯基票子。咱们今天就把物价规定下来。其实咱们心里也清楚，哪一个投机商也不会照咱们规定的价钱卖东西。他们一定会把货藏起来。那时候咱们就来个大搜查，把那些吸血鬼囤积的东西统统征购过来。对这帮奸商一点也不能客气。咱们决不能让工人再挨饿。伊格纳季耶娃同志警告我们别做得太过火。照我说呀，这正好是她的知识分子的软弱性。你别生气，伊格纳季耶娃同志，我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事。而且，问题还不在那些小商贩身上。你瞧，今天我就得到了一个消息，说饭馆老板鲍里斯-佐恩家里有个秘密地窖。还在佩特留拉匪徒到来之前，有些大商人就把大批货物囤积在这个暗窖里。”
他嘲讽地微笑着，意味深长地看了季莫申科一眼。
“你怎么知道的？”季莫申科慌张地问。他又羞又恼，因为搜集这类情报本是他季莫申科的责任，现在竟让多林尼克走在前面了。
“嘿——嘿！”多林尼克笑了。“老弟，什么都逃不过我的眼睛。我不光知道暗窖的事，”他接着说，“我还知道你昨天跟师长的司机喝了半瓶私酒呢。”
季莫申科在椅子上不安地动了几下，发黄的脸一下子涨红了。
“你这瘟神好厉害呀！”他不得不佩服地说。他向伊格纳季耶娃瞥了一眼，看见她皱起了眉头，就不再做声了。“这个鬼木匠！他竟有自己的肃反班子。”季莫申科看着革委会主席，心里这样想。
“我是听谢廖沙-勃鲁扎克说的。”多林尼克继续说。“他大概有个什么朋友，在车站食堂当过伙计。这个朋友听厨师们说，原先食堂里需要的东西，数量、品种不限，全由佐恩供应。昨天，谢廖沙搞到了准确的情报：确实有这么一个地窖，就是不知道具体的地点。季莫申科，你带几个人跟谢廖沙一道去吧。务必在今天把东西找到！要是能成功，咱们就有东西供应工人、支援部队了。”
半小时以后，八个武装人员走进了饭馆老板的家里，还有两个留在外面，守着大门。
老板是个滚圆的矮胖子，活像一只大酒桶，一脸棕黄色的络腮胡子，又短又硬。他拐着一条木腿，点头哈腰地迎接进来的人，用嘶哑低沉的喉音问：“怎么回事啊，同志们？这么晚来，有什么事吗？”
佐恩的背后站着他的几个女儿。她们披着睡衣，给季莫申科的手电筒照得眯缝着眼睛。隔壁房间里，那个又高又胖的老板娘一边穿衣服，一边唉声叹气。
季莫申科只简单地说：“搜查。”
每一块地板都查过了。堆满木柴的大板棚、所有的储藏室、几间厨房、一个很大的地窖都仔细搜遍了。但是连暗窖的痕迹也没有发现。
靠近厨房的一个小房间里，正睡着饭馆老板的女佣人。她睡得正浓，连有人进屋都不知道。谢廖沙小心地把她叫醒。
“你是什么人？是这儿的佣人吗？”他向这个还没有睡醒的姑娘问道。
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一边拉起被头盖住肩膀，一边用手遮住电筒的光亮，惊疑地回答：“是这儿的佣人。你们是干什么的呀？”
谢廖沙向她说明了来意，叫她穿好衣服，就走了。
这时候季莫申科正在宽敞的饭厅里盘问老板。老板喘着粗气，喷着唾沫，非常激动地说：“你们要找什么？我再没有别的地窖了。你们再搜查也是白费时间。不错，我先前是开过饭馆，但是，现在我也是个穷光蛋了。佩特留拉的大兵把我家抢得精光，差一点没把我打死。我非常喜欢苏维埃政权，我就有这么点东西，你们都看见了。”说话的时候，他老是摊开两只又短又肥的胳臂。布满血丝的眼睛一会儿从肃反委员会主席的脸上溜到谢廖沙身上，一会儿又从谢廖沙身上溜到墙角或者天花板上。
季莫申科急得直咬嘴唇。
“这么说，你是想瞒着不讲啦？我最后一次劝告你，赶紧把地窖交代出来。”
“哎哟，你怎么啦，军官同志，”老板娘插嘴了，“我们自己都饿着肚子呢！我们家的东西全给抢光了。”她很想放声哭一场，但是却挤不出一滴眼泪来。
“饿肚子，还能雇佣人？”谢廖沙插了一句。
“哎哟，她哪儿算得上佣人哪！她是穷人家的孩子，没地方投靠，我们才把她收留下来的。不信，您让赫里斯季娜自己说吧。”
“算了，”季莫申科不耐烦地喊了一声。“再搜！”
天已经大亮了，搜查还在饭馆老板的家里顽强地进行着。
十三个小时过去了，还是什么也没有查出来，季莫申科十分恼火。他都打算下令停止搜查了。谢廖沙正打算走，忽然听到女仆在她的小房间里悄悄地说：“一定在厨房的炉子里。”
十分钟以后，厨房里那个俄国式大火炉被拆开了，露出了地窖的铁门。过了一小时，一辆载重两吨的卡车满载着木桶和口袋，穿过看热闹的人群，从老板家开走了。
一个炎热的白天，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挎着小包袱，从车站回到家里。阿尔焦姆把保尔的事跟她讲了一遍，她一边听，一边伤心地哭着。她的日子过得更加艰辛了。她一点收入也没有，只好给红军洗衣服；战士们设法给她弄到了一份口粮。
有一天，临近黄昏的时候，阿尔焦姆迈着比平常更大的步子从窗前走过，没等推门进屋，就喊了起来：“保尔来信了！”
他的信上写着：
阿尔焦姆，亲爱的哥哥：
告诉你，亲爱的哥哥，我还活着，虽然并不十分健康。我大腿上挨了一枪，不过快治好了。医生说，没有伤着骨头。不要为我担心，很快就会完全治好的。出院以后，也许会给我假，到时候我一定回家看看。妈那里我没有去成，结果却当上了红军。现在我是科托夫斯基骑兵旅的一名战士。我们旅长科托夫斯基的英雄事迹你们一定听到过。像他那样的人，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我对他是十分敬佩的。妈回来没有？要是她在家，就说她的小儿子向她老人家问好。请原谅我让你们操心了。
你的弟弟
再者，阿尔焦姆，请你到林务官家去一趟，把这封信的意思说一说。
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又流了许多眼泪。这个儿子真荒唐，竟连医院的地址都没有写。
谢廖沙经常到停在车站上的那节绿色客车车厢去。车厢上挂着“师政治部宣传鼓动科”的牌子，丽达和梅德韦杰娃就在车上的一个包厢里办公。梅德韦杰娃总是叼着一支香烟，嘴角上不时露出调皮的微笑。
这位共青团区委书记不知不觉地同丽达亲近起来。每次离开车站，除了一捆捆宣传品和报纸之外，他都带回一种由于短促的会面而产生的朦胧的欢乐感。
师政治部露天剧场天天都挤满了工人和红军战士。铁道上停着第十二集团军的宣传列车，车身上贴满了色彩鲜艳的宣传画。宣传车上热火朝天，人们昼夜不停地工作着。车上有个印刷室，一张张报纸、传单、布告就从这里印制出来。有一天晚上，谢廖沙偶然来到剧场，他在红军战士中间看见了丽达。
夜已经深了。谢廖沙送她回车站上的师政治部工作人员宿舍去。他连自己也莫名其妙地突然说：“丽达同志，我怎么总想看到你呢？”紧接着又说，“跟你在一起真高兴！每次跟你见面之后，都觉得精神振奋，有使不完的劲，想不停地工作下去。”
丽达站住了。
“你听我说，勃鲁扎克同志，咱们一言为定，往后你就别再做这类抒情诗了。我不喜欢这样。”
谢廖沙满脸通红，像一个受到斥责的小学生一样。他回答说：“我是把你当作知心朋友，才这样跟你说的，可是你却把我……难道我说的是反革命的话吗？丽达同志，往后我肯定不会再说了！”
他匆匆地握了一下她的手，拔腿就朝城里跑去。
此后一连几天，谢廖沙都没有在火车站上露面。伊格纳季耶娃每次叫他去，他都说工作忙，推托不去。事实上，他确实也很忙。
一天夜里，革委会委员舒季克回家，路过糖厂波兰高级职员聚居的街道，有人向他打黑枪。于是在那一带进行了搜查。结果查到了毕苏斯基［毕苏斯基（1867-1935），反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当时波兰的国家元首——译者］分子的组织“狙击手”的武器和文件。
丽达到革委会来参加会议。她把谢廖沙拉到一边，心平气和地问：“你怎么啦？是小市民的自尊心发作了吧？私人的事怎么能影响工作呢？同志，这可绝对不行！”
在这之后，谢廖沙只要有机会，就又往绿色车厢跑了。
接着，谢廖沙参加了县代表大会，会上进行了两天热烈的争论。第三天，谢廖沙同参加会议的全体代表一起，带着武器，到河对岸的森林里去追剿漏网的佩特留拉军官扎鲁德内率领的匪帮，追了整整一天一夜。回来之后，谢廖沙在伊格纳季耶娃那里碰见了丽达。他送她回车站去。临别的时候，他紧紧地握着她的手。
丽达生气地把手抽了回去。谢廖沙又有很长时间不到宣传鼓动科的车厢上去。他故意避开丽达，甚至在需要面谈的时候，也有意不同她见面。后来丽达非要他解释回避她的原因，他气愤地说：“我跟你有什么好说的？你又该给我扣帽子了：什么小市民习气呀，什么背叛工人阶级呀。”
车站上开来几列高加索红旗师的军车。三个肤色黝黑的指挥员走进了革委会办公室。其中有个扎武装带的瘦高个子，进门就冲着多林尼克喊：“废话少说。拿一百车草料来。马都快饿死了。还怎么跟白匪打仗？要是不给，我把你们全砍了。”
多林尼克气呼呼地摊开双手，说：“同志，半天时间，我上哪儿给你弄一百车干草去？干草要到屯子里去拉，两天也拉不回来。”
瘦高个子目露凶光，吼道：“你给我听着。晚上不见干草，统统砍脑袋。你这是反革命。”他啪的一声，一拳头捶在桌子上。
多林尼克也光火了：“你吓唬谁？马刀我也会使。明天以前不会有干草，懂吗？”
“晚上一定得备好。”高加索人扔下一句话，走了。
谢廖沙和两名红军战士被派去征集干草。不料，在村子里碰上了一伙富农匪帮。红军战士被解除了武装，给打得半死。谢廖沙挨的打少一些。看他年轻，留了点情。贫农委员会的人把他们送回了城里。
当天晚上，来了一队高加索士兵，因为没有领到干草，便包围了革命委员会，逮捕了所有的人，包括一名清扫女工和一名饲养员。他们把被捕的人带到波多尔斯克车站，一路上还偶尔赏他们几马鞭，然后关进了一节货车车厢。革委会的院子里也驻进了一支高加索巡逻队。要不是师政委、拉脱维亚人克罗赫马利积极出面干预，革委会那些人员的处境可就不妙。克罗赫马利下了死命令，他们才获得释放。
又有一队战士被派到村子里去。第二天干草总算征集上来了。
谢廖沙不愿意惊动家里的人，就在伊格纳季耶娃房间里养伤。当天晚上，丽达跑来看望他。她握住谢廖沙的手。谢廖沙第一次感到她握得那样亲切，那样紧。他可是怎么也不敢这样握的。
一个炎热的中午，谢廖沙跑进车厢里找到丽达，把保尔的信念给她听，又向她讲了自己这位好朋友的事。临走的时候，他随便说了一句：“我要到林子里去，在湖里洗个澡。”
丽达放下手里的工作，叫住他说：“你等等，咱们一起去。”
他们两人走到水平如镜的湖边，停住了脚步。温暖而透明的湖水清爽宜人。
“你上大路口去等一会儿。我到湖里洗个澡。”丽达用命令的口气说。
谢廖沙在小桥旁边的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脸朝着太阳。
他背后响起了溅水声。
透过树丛，他看见冬妮亚-图曼诺娃和宣传列车政委丘扎宁正顺着大路走来。丘扎宁长得很漂亮，穿着十分考究的弗连奇军装，系着军官武装带，脚上是吱吱响的软皮靴子。他挽着冬妮亚的胳膊，一边走，一边跟她谈着什么。
谢廖沙认出了冬妮亚。就是她有一回给他送过保尔写的条子。冬妮亚也目不转睛地看着谢廖沙，显然，她也认出他来了。当冬妮亚和丘扎宁走到他身边的时候，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叫住冬妮亚说：“同志，您等一等，我这儿有一封信，跟您也有点关系。”
他把一张写得满满的信纸递给了她。冬妮亚抽出手，读起信来。信纸在她手中微微颤动着。她把信还给谢廖沙的时候，问：“他的情况，你就知道这些吗？”
“是的。”谢廖沙回答。
丽达从后面走来，碎石在她脚下响了一下。丘扎宁看见她在这里，立即小声对冬妮亚说：“咱们走吧。”
但是丽达已经把他叫住了。她轻蔑地嘲讽他说：“丘扎宁同志！列车上成天都在找您呢！”
丘扎宁不满地斜了她一眼。
“没关系，没有我，他们照样能办事。”
丽达看着丘扎宁他们两人的背影，说：“这个骗子，什么时候才能把他撵走啊！”
树林在喧闹，柞树摇晃着强劲的脑袋。湖水清澈凉爽，令人神往。谢廖沙也情不自禁地想跳入水中，洗个痛快。
洗完之后，他在离林间小道不远的地方找到了丽达，她正坐在一棵伐倒的柞树上。
两个人一边谈话，一边向树林深处走去。他们走到一小块青草茂盛的林间空地上，决定在这里休息一会儿。树林里静悄悄的。只有柞树在窃窃私语。丽达在柔软的草地上躺了下来，弯过一只胳膊枕在头下。她那两条健美的腿和一双补了又补的皮鞋，没在又高又密的青草里。谢廖沙的目光无意中落到她的脚上，看到她的皮鞋上打着整整齐齐的补丁，再看看自己的靴子，上面有一个大窟窿，已经露出了脚趾。他不禁笑了起来。
“你笑什么？”
谢廖沙伸出一只靴子，说：“咱们穿着这样的靴子，怎么打仗啊？”
丽达没有回答。她轻轻咬着草茎，心里正在想着别的事。
“丘扎宁是个坏党员，”她终于开口说。“我们所有的政工人员都穿得又旧又破，可他却只关心自己。他是到咱们党里来混混的……现在，前线情况确实严重，咱们国家得经受激烈战斗的长期考验。”她沉默了片刻，又接着说：“谢廖沙，咱们不单要用嘴和笔战斗，也要拿起枪来。中央已经决定，动员四分之一的共青团员上前线，你知道吗？谢廖沙，我估计，咱们在这儿不会待很久了。”
谢廖沙听她说着，从她的话里听出一种不寻常的音调来。
他感到很惊奇。她那双水汪汪的又黑又亮的眼睛一直盯着他。
他几乎要忘情了，想对她说，她的眼睛像一面镜子，从里面能看见一切，但是他及时控制住了自己。
丽达用胳膊肘支着，欠起身来。
“你的手枪呢？”
谢廖沙摸了一下皮带，难过地说：“上回在村子里，叫那帮富农给抢去了。”
丽达把手伸进制服口袋，掏出一支发亮的勃朗宁手枪。
“你看见那棵柞树没有，谢廖沙？”她用枪口指了指离她有二十五六步远的一棵满是裂纹的树干。然后举起手枪，同眼睛取平，几乎没有瞄准，就开了一枪。打碎的树皮撒落在地上。
“看到了没有？”她得意地说，接着又放了一枪。又是一阵树皮落地的簌簌声。
“给你，”她把手枪递给谢廖沙，用逗弄的口吻说。“现在该看看你的枪法了。”
谢廖沙放了三枪，有一枪没有打中。丽达微笑着说：“我还以为你不会打得这么好呢。”
她放下手枪，又在草地上躺下来。制服上衣清晰地显出了她那富有弹性的胸脯的轮廓。
“谢廖沙，你到这儿来。”她轻轻地说。
他把身子挪到她跟前。
“你看到天空没有？天空是碧蓝的。你的眼睛和天空一样，也是碧蓝的。这不好。你的眼睛应该是深灰色的，像钢铁一样才好。碧蓝色未免太温柔了。”
突然，她一下紧紧搂住了他那长着淡黄色头发的头，热烈地吻着他的双唇。
这个举动对谢廖沙来说太突如其来了，即便他在刑场面对枪口，也未必会这样心慌意乱。他只知道丽达在吻他，除此之外，他什么也无法理解。这个丽达，他连握她的手超过一秒钟都不敢。
“谢廖沙，”她稍稍推开他那晕乎乎的头说，“我现在把自己交给你，是因为你充满青春活力，你的感情跟你的眼睛一样纯洁，还因为未来的日子可能夺去我们的生命。所以，趁我们有这几个自由支配的时辰，我们现在要相爱。在我的生活里，你是我爱的第二个人……”
谢廖沙打断她的话头，向她探过身去。他陶醉在幸福之中，克服着内心的羞涩，抓住了她的手……
曾经难以理解的丽达如今成了他谢廖沙心爱的妻子。一股巨大的激情闯进了他的生活，这是他对丽达深沉而又博大的同志情谊，它占据了他那颗渴望火热斗争的心。开头几天，他的生活常规完全给打乱了。可是紧张繁忙的工作不等人。不久他又全身心投入了工作。
直到眼前的这个秋天，生活只赏赐给他们三四次见面的机会，这几次见面令人心醉，永生难忘。
过了两个月，秋天到了。
夜悄悄降临，用黑色的帷幕盖住了树林。师参谋部的报务员俯在电报机上，忙着收报。电报机发出急促的嗒嗒声，一张狭长的纸条从他的指缝间穿过，他迅速将那些点和短线译成文字，写在电文纸上：
第一师师参谋长并抄送舍佩托夫卡革委会主席。命令收到电报后十小时内，撤出市内全部机关。留一个营，归本战区指挥员x团团长指挥。师参谋部、政治部及所有军事机关，均撤至巴兰切夫车站。执行情况，即报来。
师长（签名）
十分钟后，一辆点着电石灯的摩托车飞速穿过寂静的街道，突突突地喷着气，在革委会大门口停了下来。通讯员把电报交给了革委会主席多林尼克。人们行动起来了。特务连马上开始整队。一小时过后，几辆马车满载着革委会的物品，从街上走过，到波多尔斯克车站，装车准备出发。
谢廖沙听完电报，跟着通讯员跑了出去，对他说：“同志，捎个脚，带我上车站，行不？”
“坐在后面吧，把牢了。”
宣传鼓动科的车厢已经挂到列车上，谢廖沙在离车厢十步左右的地方抓住了丽达的双肩。他感到就要失去一件无比珍贵的东西，低声地说：“再见吧，丽达，我亲爱的同志！咱们还会见面的，你千万别忘了我。”
他害怕自己马上就会放声哭出来。该走了。他再也说不出话来，只有紧紧地握住她的手，把她的手都握疼了。
第二天早晨，被遗弃的小城和车站已经是空荡荡的了。最后一列火车的车头拉了几声汽笛，像是告别似的。留守城里的那个营，在车站后面铁路两侧布成了警戒线。
遍地都是黄叶，树枝上光秃秃的。风卷着落叶，在路上慢慢地打转。
谢廖沙穿着军大衣，身上束着帆布子弹带，同十个红军战士一起，守卫着糖厂附近的十字路口，等待波兰军队的到来。
阿夫托诺姆-彼得罗维奇敲了几下邻居格拉西姆-列昂季耶维奇的门。这位邻居还没有穿好衣服，他从敞开的房门里探出头来，问：“出了什么事？”
阿夫托诺姆-彼得罗维奇指着持枪行进的红军战士，向他的朋友使了个眼色。
“开走了。”
格拉西姆-列昂季耶维奇担心地看了他一眼，问：“您知不知道，波兰人的旗子是什么样的？”
“好像有只独头鹰。”
“哪儿能弄到呢？”
阿夫托诺姆-彼得罗维奇烦恼地搔了搔后脑勺。
“他们当然无所谓，”他想了一会儿说。“说走就走了，可是苦了咱们，要合新政府的意，又得大伤脑筋。”
突然，一挺机枪嗒嗒地响了起来，打破了四周的寂静。车站附近有一个火车头拉响了汽笛。同时从那里传来了一下沉重的炮声。接着重炮弹划破长空，呼啸着飞过去，落在工厂后边的大道上。道旁的灌木丛立刻隐没在蓝灰色的硝烟里。闷闷不乐的红军战士沿着街道默默地撤退，不时回头看看后边。
一颗凉丝丝的泪珠顺着谢廖沙的脸流了下来。他急忙擦掉泪珠，回头向同志们看了一眼，幸好谁也没有看见。
同谢廖沙并肩走着的是又高又瘦的锯木厂工人安捷克-克洛波托夫斯基。他的手指扣在步枪扳机上。安捷克脸色阴沉，心事重重。他的眼睛碰到了谢廖沙的目光，便向他诉说了自己的心事：“这回咱们家里的人可要遭殃了，特别是我家的人。他们一定会说：‘他是波兰人，还同波兰大军作对。’他们准会把我父亲赶出锯木厂，用鞭子抽他。我劝老人家跟咱们一起走，可是他舍不得扔下这个家。唉，这帮该死的家伙，赶紧碰上他们打一仗才好呢！”安捷克烦躁地把遮住眼睛的红军军帽往上推了推。
……再见吧，我的故乡，再见吧，肮脏而难看的小城，丑陋的小屋，坎坷不平的街道！再见吧，亲人们，再见吧，瓦莉亚，再见吧，转入地下的同志们！凶恶的异族侵略者——无情的白色波兰军队已经逼近了。
机车库的工人们穿着油污的衬衫，用忧愁的眼光目送着红军战士们。谢廖沙满怀激情地喊道：“我们还要回来的，同志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