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2/2）
“怎么办呢，费奥多尔，要是就这么讲和了，我母亲不就划到外国去了吗？”
朱赫来安慰他说：“边界大概会沿哥伦河划分，舍佩托夫卡还在咱们这一边。咱们很快就会知道的。”
许多师团都从波兰前线调往南方。因为正当苏维埃共和国把全部力量集中在波兰前线的时候，弗兰格尔利用这个机会，从克里木半岛的巢穴里爬了出来，沿第聂伯河北上，逼近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
现在同波兰的战争已经结束，国家就把军队调到克里木半岛去捣毁这个反革命的最后巢穴。
满载士兵、车辆、行军灶和大炮的军用列车，经过基辅向南开去。铁路肃反委员会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许多列车源源不断地开来，经常造成堵塞，各个车站都挤得水泄不通，往往因为腾不出线路而使整个交通中断。收报机不断收到最后通牒式的电报，命令给某某师让路。打满密码的小纸带没完没了地从收报机里爬出来，电文一律都是：“十万火急……”而且，几乎每封电报都警告说，违令者交革命军事法庭，依法制裁。
铁路肃反委员会就是负责处理这种“堵塞”的机构。
各个部队的指挥员都闯进来，挥动着手枪，要求根据司令员的某某号电令，立即发走他们的列车。
如果说这个办不到，他们连听都不愿意听，都说：“你豁出命来，也要先把我的车发走！”接着便是一场可怕的争吵。
遇到特别复杂的情况，就赶紧把朱赫来请来。于是，正吵得不可开交，眼看要开枪动武的双方，马上就平静下来。
朱赫来那钢铁般的身躯，沉着冷静的态度，强硬的不容反驳的语气，总能迫使他们把已经拔出来的手枪插回枪套里去。
保尔经常头疼得像针扎一样，但是还得到站台上去。肃反委员会的工作损害着他的神经。
有一天，保尔突然在一节装满弹药箱的敞车上，看见了谢廖沙-勃鲁扎克。谢廖沙从敞车上跳下来，扑到他身上，差一点把他撞倒。他紧紧抱住保尔，说：“保尔，你这鬼家伙！我一下就认出你来了。”
两个朋友都不知道问对方些什么，自己讲些什么才好。他们分别之后，经历过多少事情啊！他们相互问长问短，还没等对方回答，自己就又讲开了。他们连汽笛声都没有听到，直到车轮开始慢慢转动了，才把互相拥抱着的胳膊松开。
有什么办法呢？刚刚会面，又要分别了。火车在加速。谢廖沙怕误了车，最后向他的朋友喊了一句什么，就沿着站台跑去。一节加温车厢的门敞开着，他一把抓住门把手，马上有几只手拽住他，把他拉进了车厢。保尔站在那里目送着远去的列车，直到这时他才想起来，谢廖沙还不知道瓦莉亚已经牺牲的消息。谢廖沙一直没有回过故乡，而保尔又根本没有想到会同他见面，惊喜之下，竟忘了把这件事告诉他。
“他不知道也好，免得一路上难受。”保尔这样想。他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他们俩最后的一次会面。谢廖沙这时候正站在车顶上，用胸膛迎着秋风，他也没有想到，死神正在前面等着他。
“坐下吧，谢廖沙。”军大衣背上烧了个窟窿的红军战士多罗申科劝他说。
“没关系，我跟风是好朋友，吹一吹更痛快。”谢廖沙笑着回答。
一星期之后，第一次投入战斗，他就在秋天的乌克兰原野上牺牲了。
从远处飞来一颗流弹，打中了他。他哆嗦了一下，向前迈进一步，胸口火辣辣地疼痛。他没有喊叫，身子轻轻一晃，张开两臂又合抱起来，紧紧地捂住胸口，然后弯下腰，像要跳跃的样子，僵硬的身体一下子就摔倒在地上了。那双蓝色的眼睛一动不动地凝视着一望无际的原野。
肃反委员会的工作十分紧张，保尔本来就没有完全复原，现在健康状况又恶化了。受伤后留下的头疼病经常发作，有一次，他连熬了两个通宵，终于失去了知觉。
过后，他去找朱赫来。
“费奥多尔，我想调动一下工作，你看合适不？我很想到铁路工厂搞我的本行去。我总觉得这儿的工作我干不了。医务委员会跟我说，我不适合在部队工作，可是这儿的工作比前线还紧张。这两天肃清苏特里匪帮，简直把我累垮了。我得暂时摆脱这种动刀动枪的工作。费奥多尔，你知道，我现在连站都站不稳，哪能做好肃反工作呢？”
朱赫来关切地看了看他，说：“是啊，你的气色很难看，早就该解除你的工作了，都怪我照顾得不周到。”
这次谈话之后，保尔带着介绍信到团省委去了。介绍信上说，请团省委另行分配他的工作。
一个故意把鸭舌帽拉到鼻梁上的调皮小伙子，看了看介绍信，开心地向保尔挤了一下眼睛，说：“从肃反委员会来的吗？那可是个好地方。好吧，我们马上就给你找个工作。这儿正缺人呢。把你分配到哪儿去呢？省粮食委员会行吗？不去？那就算了。那么，码头上的宣传站去不去？也不去？哟，那你可就错了。那个地方多好啊，头等口粮。”
保尔打断他的话，说：“我想到铁路上去，给我分铁路工厂去吧。”
那个小伙子惊异地看了看他，说：“到铁路工厂去？这个……那儿可不需要人。这么办吧，你去找乌斯季诺维奇同志，让她给你找个地方吧。”
保尔同那个皮肤黝黑的姑娘乌斯季诺维奇谈了不一会儿，就谈妥了：他到铁路工厂去担任不脱产的共青团书记。
就在这个时候，在克里木的大门旁边，在这个半岛通往大陆的狭小的喉管上，也就是在从前克里木鞑靼人同扎波罗什哥萨克分界的那个地方，白匪军重建了一座碉堡林立、戒备森严的要塞——佩列科普。
注定要灭亡的旧世界的残渣余孽，从全国各地逃到克里木半岛来，他们自以为躲在佩列科普后面绝对安全，便整天沉湎在花天酒地之中。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秋夜，数万名劳动人民的子弟兵，跳进了冰冷的湖水，涉渡锡瓦什湖，从背后去袭击龟缩在坚固工事里的敌人。带领他们的是英名盖世的卡托夫斯基和布柳赫尔同志。数万名战士跟随着两位将领无畏地前进，去砸烂最后一条毒蛇的头，这条蛇身子盘踞在克里木半岛，毒舌却伸到了琼加尔近旁。伊万-扎尔基就是这些子弟兵中的一个，他小心翼翼地把机枪顶在头上，在水中前进。
天刚蒙蒙亮，佩列科普像捅开的蜂窝一样乱成了一团，几千名红军战士，越过层层障碍物，从正面猛冲上去。与此同时，在白匪后方，涉渡锡瓦什湖的红军先头部队，也在利托夫斯基半岛登岸了。扎尔基就是最先爬上石岸的战士中的一个。
空前激烈的血战开始了。白军的骑兵像一群狂暴的野兽，向爬上岸的红军战士猛扑过来。扎尔基的机枪不停地喷射着死亡，成堆的敌人和马匹在密集的弹雨中倒了下去。扎尔基用飞快的速度一个接一个地换着子弹盘。
几百门大炮在佩列科普轰鸣着。大地似乎崩坍了，陷进了无底的深渊。成千颗炮弹发出刺耳的呼啸声，穿梭般地在空中飞来飞去，爆裂成无数碎片，向四周散布着死亡。大地被炸得开了花，泥土翻到半空中，团团黑色的烟尘遮住了太阳。
毒蛇的头终于被砸碎了。红色的怒潮涌进了克里木，骑兵第一集团军的各师冲进了克里木，在这最后一次的攻击中，他们杀得敌军失魂丧胆。惊慌失措的白卫军争先恐后地挤上汽船，向海外逃遁。
苏维埃共和国颁发了金质的红旗勋章。勋章佩戴在战士们褴褛的制服上，佩戴在心脏跳动的地方。机枪手、共青团员伊万-扎尔基也荣获了这种奖赏。
对波兰的和约签订了。正像朱赫来预料的那样，舍佩托夫卡仍然属于苏维埃乌克兰，分界线划在离这座小城三十五公里的一条河上。一九二○年十二月，在一个值得纪念的早晨，保尔乘火车回到了他熟悉的故乡。
他踏上铺着白雪的站台，瞥了一眼“舍佩托夫卡车站”的牌子，立刻拐向左边，朝机车库走去。他去找阿尔焦姆，但是阿尔焦姆不在。于是，他裹紧军大衣，快步穿过树林，朝城里走去。
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听到敲门声，转过身来，喊了一声“请进！”一个满身雪花的人走了进来。她立刻就认出了自己可爱的儿子。她两手捂住心口，高兴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她把自己瘦小的身体紧紧地贴在儿子的胸前，不停地吻着儿子的脸，流下了幸福的热泪。
保尔也紧紧地拥抱着母亲，看着她那因为忧愁和期待而消瘦了的、满是皱纹的脸。他一句话也没有说，等着她平静下来。
这位受尽苦难的女人，现在眼睛里又闪起了幸福的光芒。
在儿子回来以后的这些天里，她跟他谈多久也谈不完，看他多久也看不够，她真没有想到还能看到他。又过了两三天，阿尔焦姆半夜里也背着行军袋闯进了这间小屋。这时候，她喜上加喜，那股高兴劲就更没法说了。
柯察金家的小房子里，一家人又团聚了。兄弟俩经历过千辛万苦和严峻的考验，都平安地回来了……
“往后，你们俩打算怎么办呢？”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问。
“还是干我的钳工去，妈。”阿尔焦姆回答。
保尔呢，他在家里住了两个星期，又回到了基辅，因为那里的工作正在等着他。
共青团铁路区委员会调来一位新书记，他就是伊万-扎尔基。保尔是在书记办公室见到他的。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他的勋章。对这次见面，保尔一开头说不上心头是什么滋味，内心深处多少有些妒忌。扎尔基是红军的英雄。正是他，乌曼战斗一打响，就以英勇善战、出色完成战斗任务而著称，是部队里数一数二的人物。如今扎尔基成了区委书记，恰好是他保尔的顶头上司。
扎尔基把保尔当作老朋友，友好地接待了他。保尔对一闪而过的妒意感到惭愧，也热情地同扎尔基打了招呼。
他们一起工作很顺手，成了大家都知道的知心朋友。在共青团省代表会议上，铁路区委有两个人当选为省委委员——保尔和扎尔基。保尔从工厂领到一小间住房，四个人搬了进来，除保尔外，还有扎尔基、厂团支部宣传鼓动员斯塔罗沃伊和团支部委员兹瓦宁，组成了一个公社。他们整天忙于工作，总要到深夜才回到家中。
党要实行新政策的消息传到了共青团省委，不过，起初只是一些零碎的、不成形的说法。过了几天，在第一次学习研讨政策提纲的会上出现了分歧。保尔不完全理解提纲的精神实质。他离开会场的时候心里沉甸甸的，想不通。他在铸造车间遇到杜达尔科夫，一个矮墩墩的工长，共产党员。杜达尔科夫脸朝亮光向保尔眨了眨白不呲咧的眼睛，叫住了他，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真的要让资本家东山再起？听说还要开商店，大做买卖。这倒好，打呀打呀，打到最后，一切照旧。”
保尔没有答理他，可心头的疑虑却越来越重了。
不知不觉中他站到了党的对立面，而一旦卷入反党活动，他便表现得十分激烈。他在共青团省委全会上的第一次发言激起了争论的巨浪。会场上马上形成了少数派和多数派。接下来是痛苦的日日夜夜。整个党组织、团组织，辩论争吵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保尔和他的同伙们的死硬立场在省委内造成了一种令人窒息的气氛。
共青团省委书记阿基姆身板结实，高额头，浑身充满活力，政治上也很成熟，他同丽达-乌斯季诺维奇一起找保尔和观点同他相同的人个别谈心，解决他们的问题，但是毫无结果。保尔开门见山，粗鲁而又直截了当地说：“你回答我，阿基姆，资产阶级又有了生存的权利。我弄不清那些高深的理论。我只知道一点：新经济政策是对我们事业的背叛。我们过去进行斗争，可不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工人不同意这么做，要尽全力来反对这种做法。你们大概甘愿给资产阶级当奴才吧？那就悉听尊便。”
阿基姆火冒三丈。
“保尔，你脑子开开窍，你都说了些什么话？你是在侮辱整个党，诽谤党。你得的是狂热病，还固执己见，不想弄明白简单的道理。要是继续执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我们就是葬送革命，就会给反革命分子以可乘之机，发动农民来反对我们。你不想理解这一点。既然你不打算用布尔什维克的方式来探讨解决问题，反而以斗争相威胁，那我们只好奉陪了。”
两个人分别的时候，已反目成仇。
在全区党员大会上，从中央跑来的工人反对派代表发表演说，遭到了多数与会者的痛斥，接着，保尔上台发言，以不可容忍的激烈言辞指责党背叛了革命事业。
第二天，团省委召开紧急全会，决定将保尔和另四名同志开除出省委会。保尔同扎尔基不说话，他们属于两个不同的营垒。保尔在团支部拥有多数，他们在支部会上狠狠整了扎尔基一顿。斗争深入了，结果保尔被开除出区委会，被撤销支部书记职务。此举引起轩然大波，有二十来个人交出团证，宣布退团。最后，保尔和他的同伴被开除出团。
保尔苦恼的日子从此开始了，这是他一生中最黯淡无光的日子。
扎尔基离开公社走了。脱离了生活常规的保尔心情压抑，站在车站的天桥上，无神的目光望着下面来来往往的机车和车辆，却什么都看不见。
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这是一个叫奥列什尼科夫的共青团员，满脸雀斑和疙疸，善于钻营，又自命不凡。保尔过去就不喜欢他。他是砖瓦厂的团支部书记。
“怎么，把你给开除了？”他问，两只白不呲咧的眼睛在保尔脸上扫来扫去。
“是。”保尔简单地回答说。
“我多次说过，”奥列什尼科夫迫不及待地接上去。“你图个什么呢？遍地都是犹太佬，他们往哪儿都钻，到处都要他们发号施令。他们才巴不得修个商亭呢。上前线打仗是你的事，他们却稳稳当当坐在家里。现在反倒把你给开除了。”他不屑地冷笑了一声。
保尔用充满仇恨的目光瞧着他，预感到要出点乱子。他控制不住自己，劈手揪住奥列什尼科夫的胸脯，怒不可遏地晃来晃去，晃得他东倒西歪。
“你这个白卫分子的鬼魂，卑鄙的妓女，你扯什么淡？你是跟谁讲这些屁话，你这个骨子里的富农？混蛋，我们城里被白军枪毙的布尔什维克，一多半都是犹太工人，你知不知道？你呀，哼！你跟谁说话？你也是反对派一伙的？这帮混蛋都该枪毙。”
奥列什尼科夫挣脱出来，没命似的跑下阶梯。保尔恶狠狠地望着他的背影。“瞧，都是些什么人赞成我们的观点！”
歌剧院里挤满了人。人们一小股一小股从各个入口走进大厅和上面的楼层。全市党团组织的联席会议要在这里举行，对党内斗争进行总结。
剧院的休息室里，大厅的过道上，大家交谈的话题是今天有一批工人反对派的成员要回到党的队伍里来。前排坐着朱赫来、丽达和扎尔基，他们也在议论这个问题。丽达回答扎尔基说：“他们会回来的。朱赫来说，已经出现转机。省委决定，只要他们检讨了错误，愿意回来，我们欢迎所有的人归队，要创造一种同志式的气氛，并且打算在即将召开的省代表大会上吸收柯察金同志参加省委，以此表示党对归队同志的真诚是信任的。我现在很激动，期待着这一刻的到来。”
会议主席摇了好一会儿铃，会场静下来以后，他说：“刚才省党委做了报告，现在由共青团里反对派的代表发言。首先发言的是柯察金同志。”
后排站起一个人，身穿保护色军便服，快步从台阶跑上讲台。他仰起头，走到台口栏杆跟前，用手摸了摸前额，仿佛在回忆什么东西，又固执地晃了晃长着鬈发的脑袋，两只手牢牢扶住栏杆。
保尔看见剧场里人坐得满登登的，他觉得几千双眼睛都在注视着他，宽敞的大厅和五个楼层都静悄悄地在盼望着。
有几秒钟的工夫，他默默地站着，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
他太激动了，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离讲台不远的前排，在丽达旁边的椅子上，坐着肃反委员会主席朱赫来。他的块头可真算得是庞然大物。他正用殷切的目光望着保尔，突然微微一笑，这笑容是严峻的，又包含着鼓励。这么一副魁伟的身板，上衣的一只袖子却空空如也，因为毫无用处而塞进了口袋里。看到这幅情景，真让人心里沉甸甸的。朱赫来上衣的左口袋上，有一枚四周深红色的椭圆形红旗勋章在闪亮。
保尔把目光从前排移开。大家都在等他，他总得开口。他以临战的姿态调动起全身的精力，响亮地对整个大厅说：“同志们！”他心里涌起了波涛，感到浑身热辣辣的，又似乎大厅里点亮了千百盏吊灯，光芒烧灼着他的身体。他那热烈的话语，犹如厮杀的喊声，在大厅里震荡。话语传到数千听众的耳朵里，他们也随之激动起来。这青春的、激越的、热情洋溢的声音迸发出众多火花，飞溅到圆形屋顶下面的最高楼层的最远位子上。
“我今天想讲一讲过去。你们期待着我，我要讲一讲。我知道，我的话会使有些人心神不宁，可这大概不能叫政治宣传，这是发自内心的声音，是我以及我现在代表的所有人的心声。我想讲讲我们的生活，讲讲那一把革命的烈火，它像巨大炉膛里的煤炭，把我们点燃，使我们燃烧。我们的国家靠这烈火生存，我们的共和国靠这烈火取得了胜利。我们靠这烈火，用我们的鲜血，击溃并消灭了敌人的乌合之众。我们年轻一代和你们一起，被这烈火席卷着，去经风雨，见世面，并且更新了大地。我们一道在我们伟大的、举世无双的、钢铁般的党的旗帜下进行了坚苦卓绝的战斗。两代人，父辈和子辈，一起战死在疆场。现在，两辈人又一起来到了这里。你们期待着我们，而我们作为你们的战友，竟制造动乱来反对自己的阶级，反对自己的党，破坏党的钢铁纪律，犯下了滔天罪行。你们是想得到答案吧？我们正是如此被党赶出自己的营垒，赶到人类生活的后方，赶到偏僻的荒漠去的。
“同志们，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我们经过革命烈火的考验，却走到了背叛革命的边缘？这事怎么发生的呢？你们都清楚我们同你们——党内多数派斗争的经过。我们这些人，在共和国最艰难的岁月里，也没有掉过队，怎么倒发动了暴乱？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过去所受的教育，只知道对资产阶级要怀有刻骨的仇恨，所以新经济政策一来，我们便认为是反革命。其实党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一种新形式，只是另一种形式，从另外的角度来进行斗争，可我们却把这种过渡看作是对阶级利益的背叛。而在老一辈布尔什维克近卫军中，有那么一些人，我们青年知道他们多年从事革命工作，我们曾跟随他们前进，认为他们是真正革命的布尔什维克，现在他们也起来反对党的决定，我们就更有恃无恐，执迷不悟。显然，单有热情，单有对革命的忠心是不够的，还要善于理解大规模斗争中极其复杂的策略和战略。并非任何时候正面进攻都是正确的，有时这样的进攻恰恰是对革命事业的背叛，应该这样认识问题，我们刚刚才弄明白这一点。我们的领袖列宁同志引导国家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就连他的名字，他的教导，也没能使我们收敛一点，可见我们的头脑发昏到了什么程度。我们为花言巧语所蒙蔽，加入了工人反对派，自以为是在为真正的革命进行正义的斗争，在共青团里大肆活动，动员和纠集力量，反对党的路线。大家知道，经过激烈的较量之后，我们几个团省委委员被开除出省委。我们又把斗争的锋芒转移到各个区里。区委的斗争更为艰苦，但是也把我们击败了。于是我们又到各自的支部去占领阵地，并且把许多青年拉到我们这一边来。特别是我当书记的那个支部，拼命顽抗。末了，我们最后的几个据点也被粉碎了。
“是的，同志们，这些日子对我们来说是沉痛的。一方面，问题弄不明白，脑子晕头转向，经常浮现出这样的想法：你这是在跟谁斗？另一方面，又把矛头指向自己的党。这确实非常痛苦。两面受到夹击，搞这种党内斗争会有什么结果？我回想起一次谈话，内心非常羞愧。朱赫来同志大概记得这次谈话。有一次，他在街上遇见我，叫我上车，到他那儿去。我当时正被斗争冲昏头脑，对他说：‘既然有人出卖革命，我们就要斗，必要的时候，不惜拿起武器。’朱赫来回答得很简单：‘那我们就把你们当作反革命，抓起来枪毙。留神点，保尔，你已经站在最后一级台阶上。再跨出一步，你就到街垒那边去了。’说这话的，是我最亲爱的人，是我的启蒙老师，是以自己的英勇无畏和坚强性格博得我深深敬重的人，是我在肃反委员会工作时的老首长。我没有忘记他说的话。当我们这些死硬派被开除出组织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明白了，什么叫政治上的死亡，是的，是死亡。因为离开了党，我们没法生存下去。我们以工人的诚朴，公开并且直截了当地对党说：‘请还给我们生命。’我们又重新回到了党的队伍里。这几个月里，我们明白了我们的错误。离开了党就没有我们的生命。这一点，我们每个人都清楚。没有比做一个战士更大的幸福，没有比意识到你是革命军队中的一员更值得骄傲的。我们永远不会再离开无产阶级起义的行列。没有什么宝贵的东西不能献给党。一切的一切——生命、家庭、个人幸福，我们都要献给我们伟大的党。党也对我们敞开大门，我们又回到了你们中间，回到了我们强大的家庭里。我们将和你们一道重建满目疮痍的、血迹斑斑的、贫穷饥饿的国家，重建用我们朋友和同志的鲜血喂养起来的国家。而已经过去的事件，将成为对我们坚定性的最后一次考验。
“让生活长在，我们的双手将和千万双手一起，明天就开始修复我们被毁的家园。让生活长在，同志们！我们会重新建设一个世界！胸中有强大动力的人，难道会战败吗？我们一定胜利！”
保尔哽住了，他浑身颤抖，走下了讲台。大厅轻轻晃动了一下，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掌声，仿佛房基塌陷，四围的墙壁向大厅倾倒下来。呼喊的声浪从圆形屋顶奔腾而下，千百只手在挥舞，整个大厅如同滚开的水锅在沸腾。
保尔看不清台阶，他向一个边门走去。血涌向头部。为了不跌倒，他抓住了侧面沉重的天鹅绒帷幕。一双手扶住了他，他感觉到被一个人紧紧搂住了。一个熟悉的声音面向着他悄声说：“保夫鲁沙，朋友，手伸给我，同志！我们牢固的友谊今后再也不会破裂了。”
保尔头疼得要命，差点要失去知觉，但是他仍然聚集起力量，回答扎尔基说：“我们还要一道生活，伊万。一道大踏步前进。”
他们的手紧握在一起，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把它们掰开。
使他们团结起来的不单单是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