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1/2）

青春胜利了。伤寒没有能夺走保尔的生命。保尔已经是第四次跨过死亡的门槛，又回到了人间。卧床一个月之后，苍白瘦削的保尔终于站起来，迈着颤巍巍的双腿，扶着墙壁，在房间里试着走动。母亲搀着他走到窗口，他向路上望了很久。

积雪融化了，小水洼闪闪发光。外面已经是乍暖还寒的早春天气了。

紧靠窗户的樱桃树枝上，神气十足地站着一只灰胸脯的麻雀，它不时用狡猾的小眼睛偷看保尔。

“怎么样，冬天咱们总算熬过来了吧？”保尔用指头敲着窗户，低声说。

母亲吃惊地看了他一眼。

“你在那儿跟谁说话？”

“跟麻雀……它飞走了，真狡猾。”他无力地笑了笑。

百花盛开的春天到来了。保尔开始考虑回基辅的问题。他已经康复到能够走路了，不过体内还潜伏着别的什么病。有一天，他在园子里散步，突然感到脊椎一阵剧痛，随即摔倒在地上。他费了好大劲，才慢慢挪到屋里。第二天，医生给他做了详细的检查，摸到他脊椎上有一个深坑，惊讶地叫了一声，问：“这儿怎么有个坑？”

“大夫，这是公路上的石头给崩的。在罗夫诺城下，一颗三-炮弹在我背后的公路上炸开了花……”

“那你是怎么走路的？没什么影响吗？”

“没有。当时我躺了两个来钟头，接着又继续骑马了。这是头一回发作。”

医生皱着眉头，仔细地检查了那个坑。

“亲爱的，这可是非常讨厌的事情。脊椎是不喜欢这种震动的。但愿它以后别再发作了。穿上衣服吧，柯察金同志。”

医生掩饰不住自己的忧虑，同情地看着这个病人。

阿尔焦姆住在他老婆斯捷莎的娘家，斯捷莎年纪不大，长得很丑。她家是贫穷的农民。有一天，保尔顺路去看阿尔焦姆。在肮脏的小院子里，有一个邋遢的斜眼小男孩在跑着玩。

他一看见保尔，就毫不客气地用小眼睛瞪着他，一面专心致志地抠鼻子，一面问：“你要干什么？是来偷东西的吧？最好快走，我妈妈可厉害啦！”

这时，破旧的矮木房的小窗户打开了，阿尔焦姆在叫他：“进来吧，保夫鲁沙！”

一个脸黄得像羊皮纸的老太婆，手里拿着火叉子，在灶边忙着。她冷冷地瞧了保尔一眼，让保尔走过去，接着把锅勺敲得丁当乱响。

两个留短辫子的大女孩，急忙爬到炉炕上，像没有见过世面的野蛮人，好奇地探头打量着客人。

阿尔焦姆坐在桌子旁，有点难为情。他的婚事，母亲和保尔都不赞成。他是个血统工人，不知道为什么竟跟相处了三年的石匠女儿、美丽的被服厂女工加莉娜断绝了关系，同难看的斯捷莎结了婚，入赘到这个没有男劳动力的五口之家。

每天从机车库下工以后，他的全部精力都花在犁杖上，重整那份衰败的家业。

阿尔焦姆知道，保尔不赞成他，曾说他投入了“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怀抱，因此，他观察着弟弟，看他对这里的一切有什么反应。

兄弟俩坐了一会儿，说了一阵见面时常说的那些没有什么意思的寒暄话，保尔就要起身告辞。阿尔焦姆不让他走。

“等一等，跟我们一起吃点东西吧，斯捷莎这就拿牛奶来。

这么说，你明天就要走？你身体还很弱呢，保尔。”

斯捷莎走进房里，同保尔打过招呼，就叫阿尔焦姆到打谷场帮她搬东西。屋子里就剩下保尔和那个不爱答理人的老太婆了。窗外传来了教堂的钟声，老太婆放下火叉子，不满意地嘟哝着：“啊！我主耶稣，我成天忙这些鬼事情，连祷告都没工夫了！”她摘下脖子上的披巾，斜眼看着客人，走到屋子的一个角落，那里挂着年久发黑、面带愁容的圣像。她捏着三个瘦骨嶙峋的手指，在胸前划了一个十字。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她嚅动着干瘪的嘴唇，小声说。

院子里，小男孩一下子骑到一只耷拉着大耳朵的黑猪身上。他双手紧紧抓住猪鬃，两只赤脚拼命踢它，高声吆喝着，弄得那只猪团团打转，哼哼乱叫。

“驾！驾！走啊，开步走！吁！别胡闹！”

猪驮着孩子满院乱跑，想把他甩下来，可是那个斜眼的调皮鬼却骑得很稳当。

老太婆停止了祈祷，把头探出窗外，喊道：“我叫你骑，摔不死你！快下来，你怎么不瘟死呢！给我滚开！你这小疯子。”

那只猪到底把骑手甩下来了。老太婆满意了，她又回到圣像跟前，做出满脸虔诚的样子，继续祈祷：“愿你的国降临……”

男孩哭哭啼啼，满脸泪痕，走到门口，用袖子揩着摔伤的鼻子，疼得哼哼唧唧地喊：“妈妈呀——我要奶渣饺子！”

老太婆转过身来，恶狠狠地骂道：“你这个斜眼鬼，连祷告也不让我做。狗崽子，我这就让你吃个够！……”说着，就从凳子上抓起一根皮鞭。男孩立刻跑得无影无踪了。那两个女孩子在炉灶后面扑哧一声，偷偷地笑了。

老太婆又第三次去祈祷。

保尔没有等哥哥回来，就站起身来走了。他关栅栏门的时候，看见老太婆从靠边的小窗户探出头来。她在监视他。

“什么鬼迷住了哥哥的心窍，把他勾引到这儿来了？现在他到死也摆脱不掉了。斯捷莎每年给他生一个孩子，他会像甲虫掉在粪堆里，越陷越深，弄不好连机车库的工作也会丢掉。可我原来还想吸引他参加政治活动呢。”保尔走在小城阒无人迹的街道上，悒悒不乐地想。

但是，他想到明天就要离开这里，回到那个大城市去，那里有他的朋友和心爱的人们，他又高兴了。那个大城市的雄伟的景象，蓬勃的生气，川流不息的人群，电车的轰隆声，汽车的喇叭声都使他为之神往。然而最吸引他的，还是那些巨大的石头厂房和熏黑了的车间，机器，还有那滑轮的轻微的沙沙声。他向往那巨轮飞速旋转、空气中散发着机油气味的地方，向往那已经习惯了的一切。可是在这里，在这个僻静的小城里，保尔漫步街头，心里却有一种难言的怅惘。难怪保尔觉得这个小城变得陌生和无聊了。连白天出去散散步，都会惹得人心里不痛快。比如说，当他从那些坐在台阶上闲扯的长舌妇跟前走过的时候，常常听到她们急促地这样议论：“瞧，姐妹们，哪儿来的这么个丑八怪？”

“看样子，是个痨病鬼。”

“那件皮上衣倒挺阔气，准是偷来的……”

还有许多诸如此类令人厌恶的事情。

他跟这些早就一刀两断，对他来说，那个大城市变得更亲切、更可爱了。那里有朝气蓬勃、意志坚强的阶级弟兄，有劳动。

保尔不知不觉走到松林跟前，在岔路口停住了。右边是阴森森的老监狱，有一道高高的尖头木栅栏，把它和松林隔开。监狱后面是医院的白色楼房。

就是在这里，在这空旷的广场上，瓦莉亚和她的同志们被绞死了。保尔在原来设置绞架的地方默默地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向陡坡，顺坡下去，到了埋葬烈士的墓地。

不知道是哪个有心人，在坟墓周围摆上了用云杉枝编的花圈，像给这块小小的墓地修了一道绿色的围墙。陡坡上挺拔的松树高高矗立，峡谷的斜坡上绿草如茵。

这里是小城的边缘，寂静而冷清。松林在低语，春天的大地在复苏，散发着潮湿的泥土气息。同志们就是在这里英勇就义的。他们为那些出生即贫贱、落地便为奴的人能过上美好的生活，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保尔慢慢地摘下了帽子。悲痛，巨大的悲痛，充满了他的心。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首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卑鄙庸俗而羞愧；临终之际，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要抓紧时间赶快生活，因为一场莫名其妙的疾病，或者一个意外的悲惨事件，都会使生命中断。

保尔怀着这样的思想，离开了烈士墓。

家里，母亲在给儿子收拾出门的行装，她很难过。保尔看着妈妈，发现她在偷偷地流泪。

“保夫鲁沙，你别走啦，行吗？我岁数大了，孤零零的一个人过日子多难受啊。不管养多少孩子，一长大就都飞了。那个城市有什么可留恋的呢？这儿一样可以过日子嘛。是不是看中了哪个短尾巴的小鹌鹑了？唉！你们什么也不跟我这个老太婆说。阿尔焦姆成亲，一句话也没说。你呢，更不用说了。总要等你们生病了，受伤了，我才能见到你们。”妈妈一面低声诉说着，一面把儿子的几件简单衣物装到一个干净的布袋里。

保尔抱住母亲的肩膀，把她拉到自己怀里。

“好妈妈，那儿没有什么鹌鹑！你老人家不知道吗？只有鹌鹑才找鹌鹑做伴。照你那么说，我不也成鹌鹑了吗？”

他的话把母亲逗得笑起来。

“妈妈，我发过誓，只要全世界的资产阶级还没消灭光，我就不找姑娘谈情说爱。什么，你说要等很久？不，妈妈，资产阶级的日子长不了啦……一个人民大众的共和国就要建立起来，将来你们这些劳动了一辈子的老头老太太，都送到意大利去养老。那个国家可暖和了，就在海边上。那儿根本没有冬天，妈妈。我们把你们安顿在资本家住过的宫殿里，让你们在温暖的阳光底下晒晒老骨头。我们再到美洲去消灭资产阶级。”

“孩子，你说的那种好日子，我是活不到了……你爷爷就是这个样子，脾气特别古怪。他是个水兵，可是真像个土匪，愿上帝饶恕我这么说！那年他在塞瓦斯托波尔打仗，回到家里，只剩了一只胳膊一条腿。胸口倒是戴上了两个十字奖章，还有挂在丝带上的两个五十戈比银币，可是到后来老头还是穷死了。他性格可倔强了。有一回他用拐棍敲了一个官老爷的脑袋，为这事蹲了差不多一年大牢。十字奖章也没帮上忙，人家照样把他关了起来。我看你呀，跟你爷爷一模一样……”

“怎么啦？妈妈，咱们这回分别，干吗要弄得愁眉苦脸的呢？把手风琴给我，我已经好久没拉了。”

他低下头，俯在那排珠母做的琴键上，奏出的新鲜音调使母亲感到惊奇。

他的演奏和过去不一样了。不再有那种轻飘大胆的旋律和豪放不羁的花腔，也不再有曾使这个青年手风琴手闻名全城的、令人如醉如痴的奔放情调。现在他奏得更和谐，仍然有力量，比过去深沉多了。

保尔独自到了车站。

他劝母亲留在家里，免得她在送别的时候又伤心流泪。

人们争先恐后地挤进了车厢。保尔占了一个上铺，他坐在上面，看着下面过道上吵嚷的激动的人群。

还是和以前一样，人们拖上来很多口袋，拼命往座位底下塞。

列车开动之后，大家才静下来，并且照老习惯办事，狼吞虎咽地吃起东西来。

保尔很快就睡着了。

保尔要去的第一所房子，坐落在市中心，在克列夏季克大街。他慢慢蹬着台阶走上天桥。周围的一切都是熟悉的，一点也没有变。他在天桥上走着，一只手轻轻地抚摩着光滑的栏杆。快要往下走的时候，他停住了脚步——天桥上一个人也没有。在深不可测的高空，展现出宏伟壮观的夜景，令人看得入迷。黑暗给地平线盖上了墨色的天鹅绒，无数星星在燃烧，恰似磷火闪闪发光。下面，在天地隐约相接的地方，是万家灯火，夜色中露出一座城市……

有几个人迎着保尔走上桥来。他们激烈地争论着，打破了黑夜的寂静。保尔不再去看城市的灯火，开始走下桥去。

保尔到了克列夏季克大街军区特勤部，传达室值班的警卫队长告诉他，朱赫来早就不在本市了。

他提出许多问题来盘问保尔，直到弄清楚这个年轻人确实是朱赫来的熟人，才告诉他，朱赫来两个月以前调到塔什干去了，在土耳其斯坦前线工作。保尔非常失望，他甚至没有再详细打听，就默默地转身走了出来。疲倦突然向他袭来，他只好在门口的台阶上坐一会儿。

一辆电车开过去，街上充满了轰隆轰隆的声音。人行道上是不尽的人流。多么热闹的城市啊：一会儿是妇女们幸福的欢笑声，一会儿是男人们低沉的交谈声，一会儿是年轻人高亢的说笑声，一会儿是老年人沙哑的咳嗽声。人来人往，川流不息，脚步都是那样匆忙。电车上灯火通明，汽车前灯射出耀眼的光芒，隔壁电影院的广告周围，电灯照耀得如同一片火光。到处是人，整条街上都是不绝的人声。这就是大城市的夜晚。

大街上的喧嚷和繁忙多少减轻了他因为朱赫来的离去而产生的惆怅。但是，上哪里去呢？往回走，到索洛缅卡去吗——那里倒有不少朋友，就是太远了。离这里不远是大学环路，那里的一所房子自然而然地浮现在眼前。他现在当然应该到那里去。本来嘛，除了朱赫来之外，他首先想看望的同志不就是丽达吗？到了那里，他还可以在阿基姆房间里过夜。

他远远地就看到了楼角窗户上的灯光。他尽力使自己不要激动，拉开了那扇柞木大门。他上了楼梯，在门外站了几秒钟，听到丽达房间里有人谈话，还有人在弹吉他。

“嗬！这么说，连吉他也让弹了？规矩放松了。”保尔心里想，一面用拳头轻轻地敲了敲门。他感到心情激动，赶忙咬紧了嘴唇。

开门的是一个不认识的青年女子，两鬓垂着鬈发。她上下打量着保尔，问：“您找谁？”

她没有关门，保尔扫了一眼房内陌生的陈设，就什么都明白了，不过他还是问了一句：“我找乌斯季诺维奇，她在吗？”

“她不在这儿了，一月份就到哈尔科夫去了，听说又从哈尔科夫到了莫斯科。”

“那么，阿基姆同志还住在这儿吧？他也搬走了吗？”

“阿基姆同志也搬走了。他现在是敖德萨省团委书记。”

保尔无可奈何，只好转身走了。回到这个城市的喜悦心情已经暗淡了。

现在要认真考虑一下在哪里过夜的问题了。

“照这样一家家找下去，走断了腿也找不到一个人。”保尔克制着内心的苦恼，闷闷不乐地咕哝着。不过，他还是决定再碰碰运气——找潘克拉托夫去。他就住在码头附近，找他总比到索洛缅卡近得多。

保尔已经走得精疲力竭，总算到了潘克拉托夫家门口。他敲了敲曾经油成红褐色的门，暗暗下了决心：“要是他也不在，我就不再跑了，干脆钻到小船底下睡一宿。”

一个老太太开了门，她头上扎着一块朴素的头巾，这是潘克拉托夫的母亲。

“大娘，伊格纳特在家吗？”

“他刚回来，您找他吗？”

她没有认出保尔，回头喊道：“伊格纳特，有人找你！”

保尔跟她走进房里，把口袋放在地上。潘克拉托夫一面嚼着面包，一面从桌子旁边转过身来，对客人说：“既然是找我，你就坐下谈吧，我得先把这碗汤灌下去。

从大清早到现在，只喝了点白开水。”潘克拉托夫拿起了一把大木勺。

保尔在他旁边的一张破椅子上坐下来，摘下帽子，习惯地用帽子揩了揩前额，心想：“难道我变得这么厉害，连伊格纳特都认不出我来了？”

潘克拉托夫喝了两勺汤，没有听到客人说话，又转过头来，说：“说吧，你有什么事？”

他拿着一块面包，正往嘴里送，突然手在半路上停了下来。他一下愣住了，眨着眼睛说：“啊！……等一等……呸！你真会胡闹！”

保尔看见潘克拉托夫紧张得满脸通红，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是你，保尔！我们还以为你死了呢！……等一等，你到底是谁？”

潘克拉托夫的母亲和姐姐听到他的喊声，从隔壁房间跑了过来。他们三个人一起，终于认出了站在他们面前的确实是保尔。

家里人早都睡了，潘克拉托夫还在给保尔讲四个月来发生的各种事情。

“扎尔基、杜巴瓦和什科连科去年冬天就到哈尔科夫去了。这三个家伙不是去干别的，而是上了共产主义大学。扎尔基和杜巴瓦进的是预科，什科连科上一年级。我们一共十五个人参加考试。我是心血来潮，也跟着报了名。心想，肚子里净是稀汤，也得装点干货进去。哪知道，考试委员会却把我推上了沙滩，让我搁浅了。”

潘克拉托夫气呼呼地哼了一声，又接着说：“开头事情倒挺顺当。一切条件我都合格，党证有，团龄也够，经历和出身更不成问题，鸡蛋里挑不出骨头来。但是一到政治考试，我就倒霉了。

“我让考试委员会的一个同志给卡住了。他问了我这么一个小问题：‘请您说说，潘克拉托夫同志，您对哲学有什么认识？’你知道，我对哲学是一窍不通。可是我马上想起来，我们那儿有过一个装卸工，上过中学，是个流浪汉。他当装卸工是为了做做样子。有一回，他对我们说：从前，天晓得是什么时候，在希腊有那么一些自以为了不起的学者，人们都管他们叫哲学家，其中有那么一个宝贝，名字我记不清了，好像叫伊杰奥根［这里是指第奥根（约公元前404-前323年），古希腊哲学家——译者］，他一辈子都住在木桶里，还有一些别的怪毛病……他们当中最有能耐的一个，能够用四十种方法证明黑的就是白的，白的就是黑的。一句话，他们都是些胡说八道的家伙。你瞧，我一下子想起了那个中学生讲的故事，心想：‘这位考试大员竟想从右翼包抄我。’他狡猾地看着我。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放了一炮。我说：‘哲学就是空口说白话，故弄玄虚。同志们，我才不想学这种胡说八道的玩意儿呢。更说党史嘛，我可满心喜欢学。’他们一听，就刨根问底，让我讲讲我的这些新见解是从哪儿来的。我把中学生的话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遍，考试委员们全都哈哈大笑起来。我气坏了。

“‘怎么着，你们把我当傻瓜吗？’说完，我抓起帽子就回家了。

“后来，我在省委碰到了那位考试委员，他跟我谈了三个多钟头。原来，是那个中学生胡说八道。哲学其实是一门很不简单的大学问。

“杜巴瓦和扎尔基都考上了。当然，杜巴瓦念过不少书，可扎尔基并不比我强多少。不用说，这是他的勋章起了作用。一句话，我落了一场空。后来。叫我在码头上抓业务，代理货运主任。我以前总是为了青年的事跟那些头头们发生冲突。现在我自己也管起生产来了。有时候，要是有人偷懒或者马虎大意，我就同时以主任和共青团书记的身份对付他。对不起，他什么也别想瞒过我。好了，我自己的事，以后再谈吧。还有什么新闻没跟你说呢？阿基姆的情况你已经知道了。团省委的老熟人，只有图夫塔还在老地方没动。托卡列夫在索洛缅卡区当党委书记，你们那个公社的社员奥库涅夫在团区委会。塔莉亚主管政治教育部。在铁路工厂里，你原来的工作由茨维塔耶夫担任了；这个人我不太了解，有时候在省委碰到，看样子，小伙子挺机灵，就是有点自负。你也许还记得安娜-博哈特，她也在索洛缅卡，是区党委的妇女部长。其他人的情况，我已经对你说过了。保夫鲁沙，党把许多人送去学习了。原先那些骨干都在省党政干部学校学习。他们答应明年也把我送去。”

直到后半夜，他们才睡觉。早晨，保尔醒来的时候，潘克拉托夫已经不在家，上码头去了。他的姐姐杜霞身体健壮，长得很像弟弟，一面招待保尔吃早点，一面兴致勃勃地向他讲着各种琐事。潘克拉托夫的父亲是轮船上的司机，随船出航了。

保尔收拾好东西打算上街，杜霞嘱咐他：“别忘了，我们等您吃午饭。”

团省委还跟从前一样热闹。大门总也关不上。走廊上，房间里，人来人往，办公室里不断传出啪嗒啪嗒的打字声。

保尔在走廊上站了一会儿，看看能不能碰到熟人，结果一个也没有，于是他走进了书记办公室。团省委书记穿着蓝色斜领衬衫，坐在一张大写字台后面。他匆匆瞥了保尔一眼，又埋头写他的东西了。

保尔在他对面坐下来，仔细观察这个接替阿基姆的人。

“有什么事？”穿斜领蓝衬衫的书记写完一页纸，在下面打了个句号，然后问保尔。

保尔把自己的情况说了一遍。

“同志，现在我需要恢复组织关系，回铁路工厂去。请指示下面办一办。”

书记往椅背上一仰，踌躇地说：“团籍当然要恢复，这是不成问题的。不过再派你回铁路工厂，就不太好办了。那儿的工作已经有茨韦塔耶夫在做，他是这一届的团省委委员。我们派你到别的地方去吧。”

保尔皱了皱眉头。

“我到铁路工厂去，并不会妨碍茨韦塔耶夫工作。我是要求到车间去干本行，而不是去当共青团书记。请不要派我做别的工作，因为我现在身体还很弱。”

书记同意了，他在一张纸上草草写了几个字。

“把这个交给图夫塔同志，他会把这件事办妥的。”

登记分配部里，图夫塔正在痛骂一个负责团员登记的助手。他们俩吵得难解难分，保尔听了一会儿，看他们一时吵不完，就打断了正喊得起劲的登记分配部部长，说：“图夫塔，你等一会儿再接着跟他吵吧。这是书记给你的条子，先把我的证件办一办。”

图夫塔一会儿看看字条，一会儿看看保尔，看了半天才明白过来。

“啊，这么说，你没死！现在怎么办呢？你已经被除名了。

是我亲自把卡片寄到团中央的。再说，你也错过了全俄团员登记。根据团中央指示，凡是没有重新登记的，一律取消团籍。所以，你只有一条路好走——重新履行入团手续。”图夫塔用一种没有商量余地的腔调说。

保尔皱起了眉头。

“你还是那个老样子？年轻轻的小伙子，连档案库的老耗子都不如。图夫塔，你什么时候才能有点长进呢？”

图夫塔一下子跳了起来，好像被跳蚤咬了一口。

“我的工作我负责，用不着你来教训我。上面发指示，是要我照办，不是要我违抗。你骂我是耗子，我要控告你。”

图夫塔一面用这样的话威胁保尔，一面示威似的拿过一堆没有拆开的信件，那副神气表示：用不着再谈下去了。

保尔不慌不忙地走到门口，他想起了什么事情，又走回桌旁，拿起放在图夫塔面前的字条。登记分配部部长注意地瞧着保尔。这个长着两只大招风耳朵的年轻小老头，气呼呼地坐着，摆出一副一丝不苟的样子，真是又可气又可笑。

“好吧！”保尔用一种讥讽的口吻冷冷地说。“当然，你可以给我扣上‘破坏统计工作’的帽子。不过，我倒要请问你，要是有人事前没向你申请，自己一下子就死了，你有什么高招治他呢？这种事谁都会摊上，说病就病了，说死就死了。关于这方面的条文指示，大概没有吧。”

“哈！哈！哈！”图夫塔的助手再也无法保持中立，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

图夫塔的铅笔尖一下子折断了。他把铅笔摔到地上，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回击保尔，就有几个人说说笑笑地涌进了房间。其中有奥库涅夫。大家见了面，又是惊又是喜，问长问短，简直没有个完。过了几分钟，又进来一群青年，其中有一个是奥莉加-尤列涅娃。她简直有点不知所措了，惊喜地握住保尔的手，久久不放。

后来的人又逼着保尔把他的情况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同志们出自内心的喜悦，真挚的友谊和同情，热烈的握手，亲切而有力的拍肩打背，使他一时忘记了图夫塔。

说到最后，保尔把他和图夫塔的谈话告诉了同志们。大家都气愤地嚷了起来。奥莉加狠狠地瞪了图夫塔一眼，到书记办公室去了。

“走，找涅日达诺夫书记去！他会叫他开窍的。”奥库涅夫说着，一把搂住保尔的肩膀，和大伙一起跟在奥莉加的后面，找书记去了。

“应该把图夫塔撤职，送到潘克拉托夫那儿去，在码头上当一年装卸工。他纯粹是个死抠公文的官僚！”奥莉加忿忿地对书记说。

团省委书记宽容地微笑着，倾听着奥库涅夫、奥莉加还有其他同志提出的撤换图夫塔的要求。

“恢复柯察金团籍的事，没什么问题，马上就发给他团证。”涅日达诺夫安慰他们说，接着又表示：“我也同意你们的看法，图夫塔是个形式主义者。这是他的主要缺点。不过，也得承认，他那摊子工作搞得相当不错。凡是我工作过的团委机关，统计和报表工作都搞得一塌胡涂，没有一个数字是可靠的。可是咱们这个登记分配部门，统计工作一清二楚。你们自己也知道，图夫塔有时在办公室一直干到半夜。我想，撤换他随时都可以。不过，要是换上一个小伙子，人也许挺痛快，就是对统计工作一窍不通，到那时候，官僚主义倒是没有了，可统计工作也没有了。还是让他干吧。我好好克他一顿。这能管一阵子，以后看情况再说。”

“好吧，去他的！”奥库涅夫同意了。“走，保夫鲁沙，咱们到索洛缅卡去。今天我们在俱乐部开积极分子大会。还没有人知道你活着，我要突然宣布：‘现在请柯察金同志讲话！’保尔，你真行，没死就对了。真的，要是你死了，对无产阶级还有什么用处呢？”奥库涅夫开玩笑地结束了他的话，接着就搂住保尔，推着他一起到走廊上去了。

“奥莉加，你来吗？”

“一定来。”

潘克拉托夫一家等保尔吃午饭，没有等着，他直到晚上也没有回去。奥库涅夫把保尔带回自己住处去了。他在苏维埃大楼有一间房子。他倾其所有，款待保尔，然后又拿出一堆报纸和两本厚厚的共青团区委会会议记录，放在保尔面前，说：“这些东西你看看吧。你在家养病，耽误了不少时间。翻翻这些东西，了解一下过去和现在的情况。我晚上回来，咱们一起到俱乐部去。累了，你就躺下睡一会儿。”

奥库涅夫把一大沓文件、证明、公函分别塞进几个衣袋里——这位团区委书记根本不用公事包，一直把它扔在床底下——最后，又在房里兜了一个圈子，走出去了。

傍晚，他回来的时候，屋里满地都是打开的报纸，床底下的一大堆书也拖了出来，有一部分就放在桌子上。保尔坐在床上，读着中央委员会最近的几封指示信。这些信是他在奥库涅夫的枕头底下翻出来的。

“你这个强盗，把我房间弄成什么样子了！”奥库涅夫装作生气的样子喊道。“喂，等一等，你怎么偷看机密文件呢？

唉，真是开门揖盗啊！”

保尔微笑着把信放在一边。

“这正好不是什么机密文件，你当灯罩用的那张才是地地道道的密件呢。它的边都烤焦了，看见没有？”

奥库涅夫拿过那张烤焦了边的纸，看了看标题，拍了一下前额，惊叫道：“哎呀，这个鬼玩意儿！我一连找了它三天，连个影子也没有。现在我想起来了，是沃伦采夫前天用它做了灯罩，后来他自己也找得满头大汗。”奥库涅夫小心翼翼地把文件叠起来，塞在褥子下面。“过些时候都会收拾好的。”奥库涅夫自我安慰地说。“现在先吃点东西，再到俱乐部去。保夫鲁沙，坐到桌子这边来吧。”

奥库涅夫从衣袋里拿出一条用报纸包着的干鳟鱼，又从另一个衣袋里掏出两块面包。他把桌子上的文件往边上推了推，在空出来的地方铺上一张报纸，然后抓住鱼头，在桌子上摔打起来。

乐天派的奥库涅夫坐在桌沿上，起劲地嚼着，有说有笑地把最近的新闻告诉了保尔。

奥库涅夫从通勤口把保尔领到了后台。在宽敞的大厅里，靠舞台右侧的钢琴旁边，坐着一群铁路上的共青团员，塔莉亚-拉古京娜和安娜-博哈特跟他们挤在一起。安娜对面的椅子上是沃伦采夫。这位机车库团支部书记微微摇晃着身子，一本正经地坐在那里。他脸色红润，好像八月的苹果，头发和眉毛都是麦黄色的，身上穿着一件十分破旧的褪了色的黑皮夹克。

他旁边是茨韦塔耶夫，懒洋洋地用胳膊肘拄在钢琴盖上。

茨韦塔耶夫是一个长着栗色头发、嘴唇线条分明的漂亮青年。

他的衬衫领子敞开着。

奥库涅夫走近这群青年的时候，听到安娜说的最后两句话：“有的人总是千方百计把吸收新团员的工作搞得复杂化，茨韦塔耶夫就是这样。”

“共青团可不是随便进出的大杂院。”茨韦塔耶夫固执地用粗鲁而轻慢的语气反驳说。

“你们瞧，你们瞧！尼古拉今天容光焕发，多神气，活像一个擦亮的铜茶壶。”塔莉亚一见到奥库涅夫，就大声喊了起来。

奥库涅夫被拉进人群，大家七嘴八舌地向他提出了问题：“你到哪儿去了？”

“快开会吧。”

奥库涅夫伸出一只手，要大家安静下来：“弟兄们，别着急，托卡列夫马上就来，他一到咱们就开会。”

“瞧，他来了。”安娜说。

果然，区委书记正向他们走来。奥库涅夫快步迎了上去。

“走，大叔，到后台去，我让你看一个熟人。你一定会大吃一惊。”

“又出了什么新鲜事？”老人咕哝了一句，使劲抽了一口烟。奥库涅夫抓住他的手，把他拖走了。

奥库涅夫把手里的铃摇得震天响，连那些最爱说话的人也赶紧闭上了嘴。

托卡列夫身后挂着《共产党宣言》的伟大作者的画像，看上去像雄狮。画像周围饰着青松扎成的框子。奥库涅夫宣布开会的时候，托卡列夫一直注视着站在后台过道上的保尔。

“同志们，有一位同志要求在讨论当前团的任务以前，先说几句话，我和托卡列夫都同意，认为应该让他发言。”

会场里响起了赞成的喊声。于是奥库涅夫立刻宣布：“现在请保尔-柯察金发言，向大家表示问候！”

大厅里一百个人当中，至少有八十个认识保尔，所以当大家熟悉的这个面色苍白的高个子青年出现在舞台上，并且开始讲话的时候，会场里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亲爱的同志们！”

保尔的声音是平和的，但是却掩盖不住他内心的激动。

“朋友们，我又回到你们中间来了，又回到自己的战斗岗位上来了。回到这里，我感到非常幸福。我在这里看到了许多老朋友。奥库涅夫给我看了一些材料，咱们索洛缅卡区增加了三分之一的新团员，铁路工厂和机车库再也没有人做打火机之类的私活了，已经报废的机车，又从废铁堆里拖了出来，进行彻底修理。这些都表明，我们的国家正在复兴，正在强大起来。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大有可为的。你们说，在这样的时候，我怎么能死呢！”说到这里，保尔脸上现出了幸福的笑容，两眼射出了炯炯的光芒。

保尔在一片欢迎声中走下舞台，向安娜和塔莉亚坐的地方走去。他很快和几个人握了手。朋友们挤出一个位子，让他坐下。塔莉亚把手放在保尔手上，紧紧地握着。

安娜睁圆了眼睛，睫毛微微颤动着，露出惊喜的神情。

日子飞一样的过去了，没有一天是平平淡淡的，每天都有新的内容。保尔早上起来，安排一天的工作，总苦于时间不够用，计划要做的事总有一些做不完。

保尔跟奥库涅夫住在一起。他在铁路工厂工作，当电工的助手。

保尔同奥库涅夫争论了好久，奥库涅夫才同意他暂时不担任领导工作。

“咱们现在人手不够，可你倒想躲到车间去图清闲。你别拿病当借口。我也得过伤寒，好了以后，有一个月的时间是拄着棍子到区委会上班的。我知道你，保尔，根本不是为了这个。你跟我讲实话，到底是什么原因？”奥库涅夫追问保尔。

“尼古拉，原因就是我想学习。”

奥库涅夫得意地喊了起来：“啊，原来是这样！你想学习，那么照你说，我就不想吗？

老兄，你这是个人主义。这就是说，让我们大家都忙得团团转，你却坐着读书。这可不行啊，亲爱的，你明天就到组织部上班去吧。”

经过好一番争论，奥库涅夫终于让步了。

“好吧，给你两个月的时间，算是对你的特殊照顾。不过，你跟茨韦塔耶夫一定合不来，那个人很自高自大。”

对于保尔的回厂，茨韦塔耶夫确实是怀有戒心的。他认为保尔一回来，一定会跟他争夺领导权，于是这个自命不凡的人就准备着进行反击。但是没过几天，他就认识到自己估计错了。当保尔听说厂团委打算叫他参加团委工作的时候，他立即跑到书记办公室，摆出他和奥库涅夫达成的“协议”，说服茨韦塔耶夫把这个问题从议事日程上撤销。在车间团支部，保尔也只负责领导一个政治学习小组，并没有想在支委会担任什么工作。尽管他正式表示不参加领导工作，但是他对工厂团组织的全部工作的影响还是能够感觉得出来的。有好几次，他都以同志的态度，不声不响地帮助茨韦塔耶夫摆脱了困境。

有一次，茨韦塔耶夫走进车间，不禁吃了一惊。这个支部的全体团员和三十几个非团青年正在擦洗窗户和机器，刮去多年积在上面的污垢，往外清除废物和垃圾。保尔正用一个大拖布使劲擦着满是油污的水泥地面。

“干吗这样下工夫大清扫？”茨韦塔耶夫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这样问保尔。

“我们不愿意在肮脏的地方工作。这儿已经有二十年没打扫了。我们要在一周之内让车间焕然一新。”保尔简单地回答他说。

茨韦塔耶夫耸了耸肩膀，走开了。

这些电气工人并不满足于清扫车间，他们又动手收拾院子。这个大院子很久以来就是个堆垃圾的地方，那里什么东西都有。几百个轮轴、堆积如山的废铁、钢轨、连接板、轴箱等等——成千上万吨钢铁就放在露天里生锈、腐烂。但是，他们的行动后来被厂领导制止了，理由是：“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工作，清理院子先不用着急。”

于是他们在自己车间门口用砖铺了一小块平地，上面安了一个刮鞋泥用的铁丝网垫，这才住手。但是车间内部的清扫工作并没有停，晚上下班以后一直在干。一星期后，当总工程师斯特里日来到这里的时候，整个车间已经面目一新了。

由于擦掉了多年的油垢，阳光透过带铁栏的大玻璃窗，射进了宽敞的机器房，照得柴油机上的铜件闪闪发亮。机器的大部件都刷上了绿油漆，有人还精心地在轮辐上画了几个黄箭头。

“嗯……好……”斯特里日惊奇地说。

在车间远处的角落里，有几个人就要干完活了。斯特里日朝他们走去。保尔恰好提了满满一罐调好的油漆迎面走来。

“等一等，亲爱的。”总工程师叫住了他。“你们这样做，我倒是很赞赏，不过，是谁给你们的油漆？我规定过，不经我批准，是不许动用油漆的。现在这种材料非常缺。油漆机车的部件，比你们现在做的事情要重要得多。”

“油漆是我们从扔掉的空油漆筒里刮下来的。我们刮了两天，攒了二十五六磅。这完全不违反规章制度，总工程师同志。”

总工程师又嗯了一声，他已经有些难为情了。

“既然这样，你们就干吧。嗯……不过这倒很有意思……你们这种……怎么说好呢？这种搞好车间卫生的主动精神该怎么解释呢？这些活你们不是在业余时间干的吗？”

保尔从总工程师的语气里觉察出，他确实是不大理解，便回答说：“当然罗。可您是怎么想的呢？”

“是呀，我也是这样想的，不过……”

“您的问题就在这个‘不过’上，斯特里日同志。谁跟您说过，布尔什维克会放着垃圾不管呢？您等着瞧吧，我们干的范围还要扩大。那时候会有更多的事情叫您吃惊呢。”

保尔小心地不让油漆蹭到总工程师身上，从他身旁绕过，朝门口走去。

每天晚上，保尔都到公共图书馆去，待到很晚才走。他和图书馆的三个女馆员都混熟了，便向她们展开宣传攻势，终于取得了她们的同意，可以随意翻阅各种书籍。他把梯子靠在高大的书橱上，一连几小时坐在上面，一本一本翻阅着，寻找有意思的和有用的图书。这里大部分都是旧书。只有一个不大的书橱里放着少量新书。其中有偶然收到的国内战争时期的小册子，有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杰克-伦敦的《铁蹄》［美国作家杰克-伦敦（1876-1916）的长篇小说，描写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压迫——译者］，还有几本别的书。在旧书里，保尔找到了一本叫《斯巴达克》［意大利作家拉-乔万尼奥里（1838-1915）的长篇小说。斯巴达克是公元前74-前71年意大利最大规模奴隶起义的领袖——译者］的小说，他花了两个晚上的时间把它读完，放到另一个书橱里，同高尔基的作品摆在一起。他总是把那些最有意思的和内容相近的书放在一起。

他这样做，图书馆那三个馆员从来不过问，她们反正无所谓。

一件乍看起来无关紧要的事情，突然打破了共青团组织那种单调的平静。中修车间团支部委员科斯季卡-菲金，一个麻脸、翘鼻子、动作迟缓的小伙子，在给铁板钻孔的时候，弄坏了一个贵重的美国钻头。造成事故的原因是他的极端不负责任，甚至可以说是故意破坏。这件事发生在早上。中修车间工长霍多罗夫让菲金在铁板上钻几个孔。起初他不干，后来工长坚持要他干，他才拿起铁板，开始钻孔。霍多罗夫这个人对别人要求过严，有些吹毛求疵，在车间里大家都不喜欢他。他以前还是个孟什维克，现在什么社会活动也不参加，对共青团员总是侧目而视。但是他精通业务，对本职工作认真负责。他发现菲金没有往钻头上注油，在那里“干钻”，就急忙跑到钻床跟前，把它关了。

“你瞎了，还是昨天才来干活？！”他大声责问菲金。他知道这样干下去，钻头非坏不可。

但是，菲金反倒骂了工长一顿，并且又开动了钻床。霍多罗夫只好到车间主任那里去告状。菲金想在领导到来之前把一切都弄妥帖，他没有停下机床，就赶紧跑去找注油器。可是等他拿了注油器回来，钻头已经坏了。车间主任打了一份报告，要求把菲金开除出厂。团支部公开袒护他，说这是霍多罗夫打击青年积极分子。车间领导还是坚持要开除他，于是这件事就提到了工厂的团委会上讨论。事情就这样闹开了。

团委会的五个委员，有三个主张给菲金申斥处分，并调动他的工作。茨韦塔耶夫就是这三个委员中的一个。另外两个委员干脆认为菲金没有错。

团委会是在茨韦塔耶夫的房间里举行的。屋里有一张大桌子，上面铺着红布，还有几个长凳和小方凳，是木工车间的青年自己做的。墙上挂着领袖像，还有一面团旗，挂在桌子后边，占了整整一面墙。

茨韦塔耶夫是个“脱产干部”。他本来是个锻工，由于最近四个月表现出来的才干，被提拔担任共青团的领导工作，当上了团区委常委和团省委委员。他原先在机械厂工作，新近才调到铁路工厂来。一到职，他就把权紧紧抓在自己手里。他是一个独断专行的人，一下子就把大伙的积极性压下去了，他什么都一手包办，但是又包办不过来，于是就对其他委员大发脾气，责备他们无所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