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2/2）
保尔接着用不平静的语气说：“我真不明白，你这样的人怎么会……”
瓦伊曼噘起厚嘴唇，两只小眼睛嘲弄地在大家脸上扫了一下，说：“看来得在政治教育委员会设一个道德督察处，并且推举柯察金当督察长。对玛尔塔我还可以理解，女同志嘛，是当然的反对派，可是柯察金竟想把自己打扮成天真无邪的小孩子，像个共青团小宝宝似的……再说，我根本就不喜欢鸡蛋来教训母鸡。”
在这场关于共产主义伦理的激烈争论之后，说黄色笑话被当做一个原则问题提出来讨论。玛尔塔把各种不同观点翻译给埃勃涅听。
“黄色笑话不很好，我和保夫鲁沙看法一样。”埃勃涅表态说。
瓦伊曼只好退却了。他竭力用开玩笑来打掩护，但是，从此以后再也不讲这类笑话了。
保尔一直以为玛尔塔是个共青团员。他估计她大约只有十九岁。但是有一次他同玛尔塔谈天，吃了一惊，原来她已经三十一岁了，一九一七年就入了党，而且是拉脱维亚共产党的一名积极的工作人员。一九一八年白匪曾将她判处枪决，后来她和另外一些同志被苏维埃政府赎换回来。现在她在《真理报》工作，同时还在大学进修，不久就可以毕业。保尔没有留意他们的友谊是怎样开始的，但是这个常来看望埃勃涅的矮小的拉脱维亚人已经成了他们“五人小组”的不可缺少的成员。
一个叫埃格利特的地下工作者，也是拉脱维亚人，调皮地逗她说：“玛尔塔，你那可怜的奥佐尔在莫斯科怎么过呀？这么下去可不行啊！”
每天早晨响起床铃之前一分钟，疗养院里总有一只公鸡大声啼叫。埃勃涅学鸡叫真是学到家了。院里的工作人员到处寻找这只不知从哪里钻进来的公鸡，但是毫无结果。这使埃勃涅非常得意。
到了月底，保尔的病情恶化了。医生不许他下床。埃勃涅感到很难过。他喜欢这个乐观、开朗、从来不灰心丧气的青年布尔什维克，这个年轻人是这样朝气蓬勃，却又这样早地失去了健康。玛尔塔告诉他，医生们都说保尔的未来是不幸的，埃勃涅听了十分焦急。
直到保尔离开疗养院，医生始终没有允许他下地走动。
保尔向周围的人隐瞒着自己的痛苦，只有玛尔塔根据他那异常苍白的脸色，才猜出了几分。出院前一个星期，保尔收到乌克兰共青团中央的一封信。信里通知他假期延长两个月，并且说，根据疗养院的意见，按他目前的健康状况，不能给他恢复工作。随信还汇来了一笔钱。
保尔经受住了这第一次打击，就像当年向朱赫来学习拳术时，经受住了朱赫来的打击一样；那时他也常常被打倒，但总是立刻就站了起来。
他意外地收到母亲的一封来信。老人家在信里说，她有个老朋友，叫阿莉比娜-丘察姆，住在离叶夫帕托里亚不远的一个港口，她们已经十五年没有见面了，母亲要儿子一定到她家去看一看。这封偶然的来信对保尔的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星期后，疗养院的人全都到码头热情欢送保尔。分别的时候，埃勃涅热烈地拥抱和亲吻保尔，就像送别自己的弟弟一样。玛尔塔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保尔没能向她告别就走了。
第二天早晨，一辆敞篷马车把保尔从码头拉到一座带小花园的小房子跟前，停了下来。保尔叫陪送他的人去打听一下，丘察姆家是不是住在这里。
丘察姆一家五口人：母亲阿莉比娜-丘察姆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胖妇人，两只黑眼睛抑郁寡欢，衰老的脸上还残留着往日的秀丽；她的两个女儿廖莉娅和达雅，廖莉娅的小男孩，还有那个胖得像猪似的令人厌恶的老头子丘察姆。
老头子在合作社工作，小女儿达雅在外面干些粗活，大女儿廖莉娅原先是个打字员，不久前同丈夫——一个酒鬼和流氓——离了婚，现在失业闲居。她整天在家哄哄孩子，帮助母亲管管家务。
除了两个女儿以外，阿莉比娜还有一个儿子，叫乔治，他现在在列宁格勒。
丘察姆一家殷勤地接待了保尔，只有老头子用不友好的戒备目光仔细打量了客人一番。
保尔把他所知道的自己家的事，耐心地一一讲给阿莉比娜听，顺便也问问她们的生活情况。
廖莉娅二十二岁。她是个心地淳朴的女子，栗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脸庞宽阔，显得开朗大方。她和保尔一见如故，把家中的私事全都主动告诉了他。保尔从她嘴里了解到，老头子专横暴虐，扼杀一切主动精神，不给人丝毫自由，把全家压得气都透不过来。他心胸狭隘，目光又短浅，还好吹毛求疵，一家人都被他管得死死的，整天提心吊胆，因此，儿女们都极端厌恶他，妻子对他更是恨之入骨，二十五年来一直反对他的暴虐行为。两个女儿总是站在母亲方面。家里不断发生争吵，生活过得很不愉快。成天都为大大小小的事情怄气，没完没了，日子就是这样一天天过去的。
家里的第二个祸害是乔治。从廖莉娅的话里可以知道，他傲慢自负，好吹牛，讲究吃穿，喜欢喝酒，是个地地道道的浪荡公子。中学一毕业，乔治这个母亲的心肝宝贝，就伸手向母亲要钱到京城去。
“我去上大学。叫廖莉娅把戒指卖了，你的东西也卖卖。
反正我得有钱花，你们怎么弄到钱，那我不管。”
乔治摸透了母亲的脾气，知道她对他有求必应，因此恬不知耻地利用她的这个弱点。他对两姐妹很傲慢，看不起她们，认为她们比他低一等。母亲把从老头子那里抠来的钱和达雅的工钱全给儿子寄去。可是他呢，考大学考得一塌糊涂，名落孙山，却逍遥自在地住在叔叔家里，接二连三地打电报吓唬母亲，逼她寄钱。
小女儿达雅，保尔这天很晚才见到。母亲在过道里低声告诉她来了客人。她腼腆地伸出手，同保尔握手问好。在这个陌生的年轻人面前，她羞得脸一直红到耳根。保尔没有立刻放开她那长茧的有力的手。
达雅满十八岁了。她长得不算漂亮，可是一对深棕色的大眼睛、两道蒙古型的细眉毛、端正的鼻子和固执的红嘴唇，使得她很招人喜欢。带条纹的工装上衣，紧紧箍着她那富有弹性的年轻的胸脯。
姐妹俩各住一间狭小的房间。达雅房间里有一张小铁床，一只柜橱，柜橱上放着各种小摆设和一面小镜子，墙上挂着三十来张照片和画片。窗台上摆着两盆花——一盆深红的天竺葵，一盆粉色的翠菊。薄纱窗帘用一条天蓝色的绦带拢在一边。
“达雅从来不欢迎男人进她的房间，可是您看，为您竟破了例。”廖莉娅开妹妹的玩笑说。
第二天晚上，全家在两个老人房间里喝茶。只有达雅留在自己屋里，听大家谈话。丘察姆专心致志地搅着茶杯里的糖。从眼镜上边恶狠狠地打量着坐在他对面的客人。
“还是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脑袋就打开了花，很明显，是个标准的公子哥儿。第二天了，白吃我的，白喝我的，倒像我该着他的似的。在这儿搞什么名堂？全是阿莉比娜干的好事。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让他早点滚蛋。这帮党员在合作社里就叫我恶心，什么事都要管，好像主任不是我，倒是他们。这下好，家里又来了一个，鬼知道打哪儿冒出来的。”
他气恼地寻思着。为了给客人找点不痛快，他幸灾乐祸地问：“今天的报纸读了吧？你们的领导在火并呢。就是说，别看他们是高层的政治家，跟我们平头百姓不一样，暗地里却都在拆对方的台。真热闹。先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整托洛茨基，后来这两个人降了职，他们几个又联起手来对付那个格鲁吉亚人，哦，叫斯大林的。
“嘿嘿！还是有句老话说得好：老爷们打架，小人们遭殃。”
保尔推开没有喝完的茶杯，两只眼睛冒火似的，盯着老头子。
“你说的老爷们指谁？”他一字一句地问。
“随便说说罢了。我是个非党人士，这些事跟我都不相干。
年轻时候当过一阵子傻瓜。一九○五年扯扯闲谈，蹲了三个月班房。后来看清了——得多替自己着想，别人的事管不了那么多。谁也不会白给你吃闲饭。眼下我是这么个看法：我给你干活——你给钱，谁给的好处多，我就拥护谁。什么社会主义啊，对不起，这些废话全是说给傻瓜听的。还有什么自由啊，你给白痴自由，他还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呢。我对现今的政府不满意，那是因为我看不惯时兴的那套家庭规矩，还有别的一些说道。伦理道德、社会风尚全扔到了脑后。说结婚就结，说离婚就离。一百个自由。”
老头子呛了一下，咳嗽起来。喘过气来以后，他指着廖莉娅，说：“这不是，谁也没问，就跟那个野汉子同居了；跟谁也没商量，又散了伙。现在倒好，还得养活她和一个野孩子。太不像话了！”
廖莉娅痛苦地涨红了脸，藏起满眼的泪水，不让保尔看见。
“照您这么说，她倒应该跟那个寄生虫过下去？”保尔问，两只眼睛燃烧着怒火，直瞪着老头子。
“本该先看好了，要嫁的是个什么人。”
阿莉比娜介入了谈话，她强忍住满腔恼怒，断断续续地说：“我说，老头子，你干吗当着外人的面谈这个呢？谈点别的不行吗？”
老头子猛地凑到她跟前：“该说什么，我自己知道！打哪天起竟教训起我来了？眼下这世道，甭管你说什么，都叫人生气。
“比方昨天吧，我听帕韦尔-安德列耶维奇开导他那几个女儿，对，好像是他，没错。练嘴皮子你是把好手，这我没说的，可除了嘴皮子，总还得喂饱肚子吧。你就这么叫她们去过新生活？这几个傻瓜脑袋什么都能灌得进去。再说廖莉娅这新生活吧，连饭碗都砸了。失业的人多如牛毛。得先把他们喂饱，然后再叫他们洗脑筋，年轻人。你告诉她们再这样生活下去不行。好哇，那你把她们领去，养着去。眼下她们在我这儿，就得听我的。”
阿莉比娜预感到风暴即将降临，她赶快尽量缓和气氛，说：“廖莉娅够苦的啦，老头子，你怎么能再埋怨她？往后她总会找到工作的，她……”
老头子胖乎乎的脖颈上暴起了青筋。他压根儿没想压压自己的火气。
“往后，往后，谁要你的空头支票？到处都是往后，往后。
那是早先的神甫一个劲儿许愿，说往后死了上天堂，如今又来了另一帮神甫。你那个往后顶个屁。到那时候，世界上我这个人都没了，往后还管什么用？叫我受苦受难，让别人过好日子，干吗我？还是让每个人多为自己操点心吧。我看就没有一个人替我使过劲儿，让我过上好日子。我倒要替别人创造什么幸福生活。带着你们的空头支票见鬼去吧！早先每个人都替自己干，攒下钱，要什么有什么。如今这帮人开始建设共产主义，什么都完蛋了。”丘察姆呼噜一声，恶狠狠地喝了一口茶。
保尔坐在丘察姆近旁，对这个胖墩墩汗津津的大肉块产生了一种生理上的厌恶。这老头是旧时代苦役犯世界的缩影，在那个世界里，人和人都是死敌。兽性的利己主义经常暴露出来，不足为怪。保尔把已经到了嘴边的激烈言辞又咽了回去。剩下的愿望只有一个——还是要给这个可恶的生物来个当头棒喝，把他顶回去，顶到他刚才冒出头来的那个老窝的底里去。他松开咬紧的牙关，胸口顶住桌子边沿，说：“波尔菲里-科尔涅耶维奇，你很干脆，请允许我也直言相告。像您这样的人，我们国家是不必征求他们的意见，问他们是不是愿意建设社会主义的。我们有一支伟大的、强有力的建设大军。要阻挡他们史无前例的进军，连国际帝国主义也办不到，而国际帝国主义的力量比你们要大一些。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这场变革。至于你们这样的人，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都将被强制去为建设新社会而工作。”
丘察姆怀着掩饰不住的仇恨，望了望保尔。
“他们要是不服从呢？你知道，暴力会引起反抗。”
保尔把一只手紧紧压在杯子上。
“那我们就……”保尔抓住杯子，猛一使劲，只听咔嚓一声，薄薄的玻璃碎了，剩茶流进了盘子里。
“你手轻点，年轻人。一只杯子八十六个戈比呢。”丘察姆来火了。
保尔慢慢把身子仰靠到椅背上，对廖莉娅说：“请你明天帮我买十只杯子，厚点，带棱的。”
夜里，保尔把丘察姆一家的事情想了很久。一个偶然的机缘使他来到这里，不由自主地卷入了他们的家庭悲剧。他在考虑，怎样才能帮助她们母女冲出牢笼。保尔自己的生活正在刹车，他本人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眼前要采取果断的行动，比任何时候都困难。
出路只有一条，就是拆散这个家庭，让母女三人永远离开老头子。但是。这件事并不那么简单。发动这场家庭革命，他现在力不从心，再过几天他就要离开这里，而且可能再也见不到这些人了。那么就一切听其自然，不在这低矮窄小的屋子里扬起积尘？但是，老头子那副可憎的模样实在使他不能平静。保尔拟了好几个方案，这些方案似乎又都行不通。他在床上辗转反侧。他的床搭在厨房里，隔壁是达雅的卧室，她想东想西，心神不宁，也没有入睡。她回想起昨天晚上，她、廖莉娅和保尔在她的小房间里，一直谈到深夜。过去庆祝五一节和十月革命节，站在主席台上的那些人，她只是远远地看到过，如今其中的一个就近在眼前，这在她这辈子中还是头一回。这个人似乎来自另一个世界。父亲立下的规矩，使他们一家人离群索居，缩在自己屋子的小天地里，完全脱离了社会生活。
她在码头上缝粮食口袋，下了班必须马上跑回家，一小时以后，又要赶到父亲工作的合作社去打扫房间，擦地板，一直干到半夜。只有礼拜天才有几个钟头空闲时间，她可以呆在自己房间里，有时同小姐妹们去看场电影。
她的生活宛如一条暗淡的灰色带子。母亲只疼爱一个儿子。他长得像母亲。这是一种盲目的、偏心眼的爱。乔治长成了个懒虫。吃的，穿的，最好的都尽他挑。两个女儿母亲一点不放在心上。达雅和廖莉娅怎么也弄不明白母亲对孩子这样偏爱到底是什么原因，不过姐妹俩都是一肚子委屈。尤其苦的是达雅，乔治认为她生来只配做吃力不讨好的粗活重活，而且不单是乔治一个人这样认为。这样一来，干牛马活的特权慢慢就归她专有了。凡是别人不肯干的活，她都得干。
只要她稍有不满情绪流露，乔治马上厚颜无耻地眯起一只右眼——这个表示轻蔑的表情他是从加里-皮尔那里学来的——咂着嘴挖苦她说：“嗬，这脑瓜子也知道有好歹，没想到。”
眼下突然来了这么一个小伙子，带来一股清新而又强劲的风。她告诉他，两年来她几乎没有读过一种报，对共青团只有模模糊糊的认识，而且多半是听父亲说的，而父亲是从来不放过机会臭骂那些他称之为“放荡姑娘”的女共青团员的。达雅向保尔介绍自己的这些情况时，她是多么难以启齿啊。
达雅知道，父亲对保尔的到来极为不满，而母亲因为父亲无理取闹，已经发作了一次心脏病。
“他也许明天就走了。今天跟父亲谈过这场话，他不会再留下。他一走，家里一切都恢复原样。我真傻，想他做什么呢？一个人偶然来了，又走了，再过一天，他什么都忘光了。”
达雅怀着一种莫名的忧伤，想到这里，不知道为什么心里特别难过，一头扎进枕头，痛哭了起来。
第二天是星期日，保尔上街回来，只有达雅一个人在家。
其他人都到亲戚家串门去了。
保尔走进她的房间。他很疲乏，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你怎么不出去走走，散散心呢？”他问她。
“我哪儿也不想去。”她轻声回答。
他想起夜里考虑过的几个方案，决定试探一下，看看她的反应。
为了赶在家里人回来之前结束这场谈话，他开门见山，说：“达雅，你听我说，咱们互相称呼‘你’吧，要那些没用的客套干什么呢？我很快就要走了。真不凑巧，这次到你们家来，正赶上我的处境也十分狼狈，不然的话，情况就一定会两样。要是在一年前，咱们可以一起离开这儿。像你和廖莉娅，都有两只手，一定能找到工作！你们应该跟老头子一刀两断，这号人是不听劝的。但是现在还不能这么干。我连自己将来会怎么样都还不知道。所以说，我是被解除了武装的。那么，现在怎么办呢？我要去力争恢复工作。关于我的身体情况，谁知道大夫都写了些什么，同志们竟要我无限期地治疗下去。但是不管怎么样，这种情况一定能扭转过来……我给我母亲去信联系一下，到时候咱们就用快刀斩断这团乱麻。我反正不能就这样扔下你们不管。只是有一点我要说，达尤莎，你们的生活，特别是你的生活，一定要翻他个底朝天。你有力量和愿望这样做吗？”
达雅抬起垂着的头，小声回答说：“愿望我倒是有，可是有没有力量——我不知道。”
她回答得这样犹豫，保尔是理解的。他说：“没关系，达尤莎！只要有愿望，事情就好办。告诉我，你对这个家庭很留恋吗？”
问题提得太突然，她没有立即回答，过了一会儿才说：“我很可怜我母亲。父亲欺侮了她一辈子，现在乔治又来折磨她，我很可怜她……虽然她对乔治比对我好……”
这天他们谈了很多。家里人快要回来了，保尔开玩笑地说：“真奇怪，老头子怎么还没给你找个婆家，把你打发出去呢？”
达雅惊慌地摆了摆手，说：“我才不结婚呢。廖莉娅受的罪我看够了。我死也不嫁人！”
保尔不以为然地笑了一下，说：“这么说，发誓一辈子不结婚了？要是突然有个小伙子追求你，一句话，是个挺不错的小伙子，盯住你不放，那怎么办呢？”
“那也不干！他们在你窗前转来转去，追求你的时候，全是挺不错的。”
保尔把一只手放在她的肩上，用和解的口气说：“好了。不结婚也可以过得不错。不过你这样对待年轻小伙子，未免太狠心了点儿。好在你还没有疑心我在向你求婚。
不然的话，我可就真下不来台了。”说着，他用冰凉的手亲切地抚摩了一下这位感到难为情的姑娘的手。
“你们这样的人找对象，是不会找我们的。我们对你们有什么用呢？”她小声说。
几天之后，保尔乘火车到哈尔科夫去。达雅、廖莉娅、阿莉比娜和她的妹妹萝扎都到车站送行。临别的时候，阿莉比娜得到他的保证：不忘记那姐妹俩，帮助她们冲出牢笼。她们像是在送别亲人，达雅两眼噙着泪水，车开出好远了，保尔还从窗口看到廖莉娅手中挥动的白手帕和达雅的条纹上衣。
到了哈尔科夫，保尔不愿麻烦朵拉，就住在他的朋友彼佳-诺维科夫那里。稍事休息之后，他乘车来到中央委员会，等了一会儿，见到了阿基姆。当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的时候，保尔要求马上给他分配工作。阿基姆摇头拒绝说：“这可办不到，保尔。我们这儿有医务委员会和党中央的决定，上面写着：‘鉴于病情严重，应送神经病理学院治疗，不予恢复工作。’”
“他们什么不能写呀，阿基姆！我求求你——让我工作吧！老是跑医院，有什么用！”
阿基姆还是不同意。
“我们不能违反决定。你要明白，保夫鲁沙，这样对你更好些。”
但是，保尔一再坚决要求，阿基姆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答应他。
第二天，保尔就到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机要科上班了。他本来以为，只要一开始工作，失去的精力就会恢复。但是第一天他就发觉自己想错了。他在科里往往一坐就是八个小时，饭也吃不上，因为他没有力气从三楼下来，到隔壁的食堂去吃饭。不是这只手，就是那只脚，经常麻木。有的时候，他全身都不能动弹，而且发烧。到了上班的时候，他常常会突然起不来床。等这阵发作过去，他才绝望地发现已经迟到一个小时了。他终于因为经常迟到而受到了警告，这时他才意识到，他生活中最可怕的事情开始了——他要被迫离队了。
阿基姆又帮了他两次忙，调动了他的工作。但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过了一个多月，保尔又卧床不起了。这时候，他想起了巴扎诺娃临别时的叮咛，于是给她写了一封信。她当天就来了，他从她那里了解到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就是他不一定非住院不可。
“这么说，我已经健康到不值得一治了。”他本来想开个玩笑，但是这个玩笑并不显得轻松。
体力刚刚有些恢复，保尔又来到中央委员会。这一回阿基姆怎么也不肯通融了。他斩钉截铁地要求保尔去住院，保尔闷声闷气地回答说：“我哪儿也不去。住院没有用。这是权威人士的意见。我的出路只有一条——领抚恤金，退休。但是我绝不走这条路。
你们要我脱离工作，这办不到。我才二十四岁，我不能拿着残废证混一辈子，明知没用还到处去求医问药。你们应该给我找一个工作，适合我的身体条件。我可以把工作拿回家做，或者就住在机关里……只是别叫我当个光管登记发文号码的文书。给我的工作应该使我内心不感到孤独离群。”
保尔越说越激动，声音越来越响亮。
阿基姆了解这个不久前还生龙活虎一般的青年的感情。
他了解保尔的悲剧，知道对他这样一个把自己短暂的生命献给了党的人来说，脱离斗争，退居大后方，是非常可怕的。因此阿基姆决定竭尽全力帮助他。
“好吧，保尔，别着急。明天我们书记处开会，我一定把你的问题提出来，保证尽我的力量给你想办法。”
保尔吃力地站起来，把手伸给他。
“阿基姆，难道你真的以为，生活会把我赶到死胡同里，把我压成一张薄饼吗？只要我的心还在这里跳动，”他一把抓过阿基姆的手，紧贴在自己胸膛上，于是阿基姆清晰地感觉到了他的心脏微弱而急速的跳动。“只要这颗心还在跳动，就绝不能使我离开党。能使我离开战斗行列的，只有死。你记住这个吧，我的老大哥。”
阿基姆没有做声。他知道，这不是漂亮的空话，而是一个身受重伤的战士的呼喊。他理解，这样的人不可能说出另外的话，不可能有另外的感情。
两天以后，阿基姆通知保尔，中央机关刊物的编辑部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可以让他做，但是要考核一下，看他是不是适合在文学战线上工作。保尔在编辑委员会受到了亲切的接待。副总编辑是个做过多年地下工作的女同志，现在是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她向保尔提了几个问题：“同志，您是什么文化程度？”
“小学三年。”
“上过党校和政治学校没有？”
“没有。”
“啊，那没什么，没上过这些学校也可以锻炼成优秀的新闻工作者，这种事是有的。阿基姆同志向我介绍过您的情况。
我们可以给您一个工作在家里干，不一定到这儿来上班，总之，可以给您创造各种方便条件。但是，干这一行需要有广泛的知识，特别是文学和语言方面的知识。”
这些话对保尔来说是一个不祥的预兆。经过半个小时的谈话，证明他的知识不足，在他写的一篇文章里，这位女同志用红铅笔划出了三十多处修辞上的毛病和不少拼写错误。
“柯察金同志！您的根底很厚。要是再好好进修一下，您将来可以成为一个文学工作者，但是您现在写的东西还不够通顺。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您还没有掌握俄语。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您一直没有时间学习。非常遗憾的是，我们还不能任用您。我再说一遍：您的根底很厚，您写的这篇东西，只要在文字上加加工，不用改动内容，就可以成为一篇很好的文章。可是，我们需要的是能修改别人文章的人。”
保尔拄着手杖站了起来。右眼眉一下下地抽动着。
“就这样吧，我同意您的意见。我能成为什么文学家呢？！
我以前是个好火夫，也是个不错的电工。我骑马很内行，很会鼓动共青团员，但是，在你们这条战线上，我是个不称职的战士。”
他告别之后，走出了房间。
在走廊拐角的地方，他差点跌倒。一个提公文包的女同志扶住了他。
“您怎么啦，同志？您的脸色很难看！”
保尔镇定了片刻，然后轻轻挣脱那位女同志的手，用力拄着手杖走了。
从这天起，保尔的健康每况愈下。恢复工作是根本谈不上了。越来越多的日子是在病床上度过的。中央委员会解除了他的工作，并且要求社会保险总局发给他抚恤金。他拿到了抚恤金，同时还领到一张残废证。中央委员会另外又发给他一笔钱，个人档案也交他随身携带，他可以到任何他想去的地方。玛尔塔这时来了一封信，邀请保尔到她那里小住和休养。保尔本来就打算到莫斯科去，他仍然怀着一线希望，想在联共中央委员会找到幸福，也就是说，找到用不着走动的工作。但是在莫斯科也一样，大家都劝他治疗，并且答应给他找个好医院。他谢绝了。
保尔不知不觉在玛尔塔和她的女友娜佳-佩捷尔松的寓所里住了十九天。他整天一个人待在屋子里。玛尔塔和娜佳一早就出去，晚上才回来。保尔如饥似渴地读着书，一本接一本——玛尔塔有很多藏书。晚上玛尔塔的许多女友常来看望，有时也有男同志来。
从港口来了几封信。丘察姆家邀请他到她们那里去。生活的绳扣拉得越来越紧。她们盼望着他的帮助。
一天早晨，保尔离开了鹅舍胡同那座宁静的寓所。列车载着他奔向南方，奔向海洋，躲开潮湿多雨的秋天，奔向克里木南部温暖的海岸。他看着电线杆在窗外飞过。他的双眉紧锁着，两只近乎黑色的眼睛里隐藏着顽强的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