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序（1/2）

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1879—1880）是世界文学中的一部名著。它的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于19世纪40年代中期登上俄国文坛，他的早期作品大都取材于小人物并以心理分析见长，如成名作《穷人》（1846）和中篇小说《同貌人》（1846）。184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和在集会上宣读别林斯基给果戈理的信而受到沙皇政府的迫害，被判四年苦役、四年兵役。50年代末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西伯利亚回到彼得堡。60年代初俄国农奴制改革前后，他积极参与了当时的社会思想斗争并恢复了文学创作活动。这时，他已公开摒弃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但仍然执著地探索着俄国前途、人类命运等问题。作家的这种探索充满矛盾并在作品中有鲜明的体现。60年代以及后来的主要作品《死屋手记》（1860—1862）、《地下室手记》（1864），长篇哲理小说《罪与罚》（1866）、《白痴》（1868）、《群魔》（1871—1872）、《少年》（1876）等。《卡拉马佐夫兄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压卷之作，充分体现了作家创作的思想和艺术的特点，在俄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具有巨大影响。

《卡拉马佐夫兄弟》描写的是俄国外省的一个贵族家庭。陀思妥耶夫斯基原来打算以阿廖沙·卡拉马佐夫为主人公写两部小说。第一部写“他青春时代的一刹那”，是“十三年前发生的事”；第二部才写“我们的时代，即我们目前的活动”，是主要部分。作家于1880年11月写完第一部小说，即《卡拉马佐夫兄弟》后不久便与世长辞了。虽然这只是作家构思中的二部曲中的一部，但仍然不失为一部完整的艺术作品。

卡拉马佐夫一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之为“偶合家庭”的典型。在俄国农奴制转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贵族家庭原来的优雅的外观逐渐丧失，联结家庭的道德纽带已不复存在。家庭成员之间互相不理解；各自追逐自己的目标，勾心斗角。这是处于瓦解过程中的贵族家庭。在描写这类题材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他的同时代人谢德林不同。谢德林在长篇小说《戈洛夫廖夫老爷们》（1880）中，写出了一个贵族家庭衰亡的全过程，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贵族地主的贪婪、自私、道德堕落、寄生腐朽，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着力刻画的是这个家庭成员各自的生活立场、他们对外部世界的态度和思考，通过他们之间的思想碰撞，探讨各种思想立场对个人命运的影响，进而探讨俄国的命运和人类的前途。这样，思想就成了这部小说主要的艺术描绘对象。

贯穿在这部小说中的一个主要思想便是“上帝存在，灵魂永生”。在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的思想形象时，巴赫金指出：“这些思想是他在现实生活当中发现的、听到的，有时是猜到的，也就是说，这是已经存在或进入生活的富于力量的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种天赋的才能，可以听到自己时代的对话，或者说得确切些，是听到作为一种伟大对话的时代……”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来不是无中生有，从来‘不是杜撰’”，甚至可以指出这些思想在现实中的“原型”。上帝是否存在，灵魂能否永生也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意无意为之苦恼了一辈子的问题”。

在小说中作家没有直接描写这一思想产生的渊源，虽然读者在作品中完全可以感受到产生这种思想的现实氛围。这便是俄国农奴制改革后资本主义在各方面的渗透，金钱作用增长、道德沦丧、社会分化、人民贫困等。小说中的许多场面都反映了这样的氛围，例如：老卡拉马佐夫从事各种经营，积累起十万卢布的资产；德米特里向商人萨姆索诺夫、富农“猎狗”借钱（一个贵族向商人告贷在农奴制时代是不可思议的！）；霍赫拉科娃劝德米特里去找金矿，成为企业家；旅店老板特里丰·鲍里瑟奇残酷剥削农民；斯涅吉廖夫一家生活在贫困之中；儿童遭受着种种苦难等等。总之，正像作家在手稿中指出的那样：“……不能不意识到俄罗斯糟透了……”“世界走上了邪道……”但所有这一切现象都化为了主人公的行为、经历、感受，与思想共存在同一平面上，而这一思想却朝着横向拓展。一个有无上帝和灵魂能否永生的问题，竟然与人能否爱人、是否相信人的自由个性，会不会无视道德原则为所欲为；与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有什么关系；与对俄国的未来、甚至人类的未来构想有何影响等伦理道德、社会政治、哲学等问题联系了起来，几乎囊括了19世纪俄国六七十年代的主要问题。作者在谈到这部小说与现实的联系时，曾明确指出：“您把四个人物（指卡拉马佐夫一家父子四人——笔者注）综合起来，就会看到对俄国现实、对我们俄国当代知识分子的描绘，虽然已经缩小了一千倍。”

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作为艺术描绘对象的思想并不是以个别思想或以无人称真理形式出现，而是与思想载体——人物结合。思想是他世界观的核心，是他观察世界、认识世界的原则，与他最隐秘的感情融合在一起，支配着他的个性。只有在思想中并通过思想看到人物，也只有在人物身上并通过人物看到思想。一个思想意味着一个人完整的观点和立场，也可以说表现出了整个人。《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主人公便是这种“思想的人”，无论是伊凡、德米特里，还是阿廖沙、佐西马，甚至老卡拉马佐夫，都生活在自己的思想领域，都有“伟大的却没有解决的思想”。但他们都不囿于自身，而是竭力向别人讲述自己的思想，希望被人理解，听到不同声音，从其他立场的回答。一个“思想的人”的存在也就是对话，是不同意识之间的对话交流，思想就是在不同意识对话中上演的事件，只有在对话中才能迫使“思想的人”讲出自己最隐秘的思想。对于作家来说，描绘思想也就是描绘处于对话中的思想的人和他们的事件。因此读者在小说中看到的是主人公们怀着没有解决的思想问题在紧张地进行一场没有终结的对话以及他们的种种事件。在小说中卡拉马佐夫一家的成员围绕着有无上帝和灵魂永生的问题，各自道出了自己心灵深处的奥秘，表现出自己的生活立场，显露出“人身上的人”。

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出身贵族，年轻时是一个寄人篱下的食客，常常扮演小丑的角色，后来依靠妻子的嫁妆起家，成了富有的地主和高利贷者。这三者的结合，再加上不信上帝，形成了他丑恶畸形的灵魂。他身上几乎集中了一切卑劣的欲望：好色、自私、专横、冷酷、厚颜无耻。他生活糜烂，好嘲弄、亵渎神圣高尚的一切，向周围的人发泄年轻时所受到的侮辱。他曾两次结婚，都是出于谋求财产、地位或满足自己的私欲；妻子死后，全然不顾教养孩子的义务，任凭他们由命运摆布；他侵占长子的财产，与他争夺格鲁申卡；甚至奸污一个疯女丽萨维塔，但他也不无矛盾。他自知作孽太多，害怕坠入地狱，因此他也思索有无上帝和灵魂永生的问题，他对阿廖沙说：“我无论怎样愚蠢，对这类问题，总还是思索的，自然是偶然一想，不是永远想。”他真诚地爱阿廖沙，因为阿廖沙是“世上唯一不责备”他的人。他有能力欣赏美，对自己的恶行也可以自我谴责。他生命力旺盛，拼命攒钱，指望女人在他年老时能自愿投入他的怀抱。他基本的生活信条是“尽量在世上多活几天”，“我愿意过这种龌龊生活，一直到死”，至于上帝和来世生活，他是不相信的。他的所作所为引起儿子们的极端蔑视和憎恨。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卡拉马佐夫气质”，正如高尔基指出的那样：“这无疑是俄罗斯的灵魂，无定形的，光怪陆离的，既怯懦又大胆的，但主要是病态而又恶毒的灵魂……”

他的大儿子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是一个退伍军官，性格暴躁，生活放荡。他的内心充满了信仰和无信仰的矛盾，是一个集崇高与卑鄙于一身的人物。他在向阿廖沙袒露心迹时说：“魔鬼和上帝在进行斗争，而斗争的战场就是人心。”这也是对他自己内心世界中矛盾斗争的真实写照。他曾企图利用金钱占有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他为了财产和格鲁申卡与父亲发生激烈冲突，甚至扬言要杀死父亲；他粗暴地凌辱了斯涅吉廖夫上尉；另一方面，他内心却是高尚的，他自己说：“尽管我下贱卑劣……然而上帝啊，我到底也是你的儿子……”因而他那堕落的灵魂时而迸发出善良的火花。与他原来的意图相反，他慷慨地帮助了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使她保住了自己的清白和家庭的名誉（因此他成为她的未婚夫）；他真诚地爱格鲁申卡，同情她的遭遇；他为自己对斯涅吉廖夫的行为感到羞耻；他在狂怒中克制了自己，没有对父亲行凶。他所考虑的不只是肉欲生活，他内心在追求美和高尚，思索着人间的苦难。他对弟弟阿廖沙说：“今天世界上受苦的人太多了，所遭受的苦难太多了！你不要以为我是披着军官制服的禽兽，终日饮酒作乐，我差不多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想着受屈辱的人。”父亲被害后，他被误认为凶手，因此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审判前他梦见由焚毁的农舍、干瘦黝黑的母亲、嗷嗷待哺的婴儿所构成的凄凉贫困的图景。由于他身上具有“圣母玛利亚的理想”，相信上帝，这个象征着人间苦难的梦使他意识到人间的残忍和自己的卑劣，因此他虽然没有弑父，却甘愿承受刑罚，他将在“苦难中洗净自己”，净化自己的灵魂，忏悔自己的“罪行”。从此他开始了精神上的“复活”。但“复活”并没有最后完成。判刑以后，他还没有“背负十字架”的充分准备。他打算在押解途中逃往美国，虽然他知道逃离西伯利亚并不是去寻找快乐，而是去服另一种苦役。

伊凡是卡拉马佐夫家的第二个儿子。他完成了大学学业，是个评论家。在小说中，以老卡拉马佐夫与德米特里之间的调停人的身份出现，是小说的主要人物之一。

伊凡和他哥哥德米特里不同，他崇尚理智，研究自然科学，善于分析、思考，力求理解生活的意义；他不相信灵魂永生，否定上帝，是个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者。作为无神论者他不承认上帝创造的世界，认为这个世界不合理，浸透了“血和泪”；他特别不能容忍儿童所遭受的种种苦难。在“叛逆”一章里，伊凡激动地向阿廖沙描述了异族入侵者虐杀儿童、地主用猎狗将农奴的孩子撕成碎片、父母虐待自己孩子的种种暴行之后问道：“假如大家都应该受苦，以便用痛苦去换取和谐，那么小孩子跟这有什么相干呢？……我完全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用痛苦去换取和谐呢？……”他表示不能接受上帝创造的世界，哪怕以后真的出现和谐。伊凡的声明被阿廖沙称为“叛逆”。

伊凡的“叛逆”否定了上帝及其创造的世界，表达了他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抗议，但他并没有信心去改造这个世界；他渴望生活，却缺乏生活的信念。在他看来，人类美好的理想早已被埋葬了，而且它从来也没有实现过，他在历史上看到的只有暴力和奴役。他对人类前途的悲观看法充分体现在他杜撰的故事《宗教大法官》里：16世纪西班牙有个宗教大法官。他认为人是“软弱和低贱的”，他们没有道德，叛逆成性，永远不会合理分配“自由”和“面包”。他们一旦获得自由，便会无所适从，善恶不分，互相争斗，引起纷扰和痛苦，而“巴比伦高塔”则永远也不会建成。最后会把“自由”放到强者脚下，乞求他们施舍面包，心甘情愿受他们统治。强者则用“恺撒的剑”，或换一种说法，以“奇迹、神秘和权威”这三种力量去统治他们，维持安定和保障他们的面包和幸福。宗教大法官还认为，这种统治必须以基督的名义进行，以便蒙蔽人们，为此不得不撒谎，虽然这样做内心不无痛苦，但他深信，一度向往的自由、基督的爱等崇高理想是永远不会实现的。因此，当基督再度降临人间时，宗教大法官请他不要妨碍他的事业，把他撵走了。伊凡杜撰的宗教大法官是暴力和奴役的象征，他完全抹杀人的自由的个性，认为人不可能自由地选择善恶和信仰，承受不了“自由选择”的沉重负担，只能接受强权统治，对偶像顶礼膜拜。实质上他把人分成了两类，芸芸众生只配受奴役，而强者可以为所欲为。伊凡的思想与宗教大法官完全一致。但正如作家指出的那样：“伊凡·费奥多罗维奇是深刻的，这不是当代的无神论者，他们的无信仰只说明世界观的狭隘和才智的平庸呆板。”伊凡不信上帝，但又怀疑自己的结论，向往获得信仰。总之，在信仰问题上，伊凡的内心已经分裂。他从同情人类苦难的人道主义立场出发，走上了无视任何道德准则的极端个人主义的道路，陷于矛盾的泥淖而非常痛苦，这是他的悲剧。因此，一方面，他从“一切都可以做”这一原则出发，对父兄之间的矛盾听之任之，甚至希望“一条毒蛇咬死另一条毒蛇”；他明知斯梅尔佳科夫有行凶打算而不加阻止；他不信上帝，傲慢、虚荣，爱过舒适的生活，在气质上最像老卡拉马佐夫……另一方面，当他了解了斯梅尔佳科夫根据他的思想杀害了他的父亲后，他感到震惊，认为自己是思想上的凶手，这表明他的言行并不完全一致，并非要坚决地实行自己信奉的原则。他在法庭上承认自己是凶手也不等于他认罪悔悟，彻底抛弃了原来的思想。伊凡在法庭上的供认颇多戏谑调侃，充满了对人的蔑视和仇恨。他的供认和精神失常只是表明他个人主义思想的破产，并不意味着他思想的最后转变。正如阿廖沙所说，他面临着两种可能性：“他不是在真理的光照下站起来，就是为自己曾献身于使自己失掉信仰的东西而对人对己进行报复，最终在仇恨中毁灭自己。”

值得注意的是德米特里和伊凡都从人类的苦难出发，考虑世界性的问题，前者获得了精神上的复活，后者在精神上完全堕落，主要原因是德米特里心中有个上帝，而伊凡是个无神论者，必然投入“魔鬼”的怀抱。这两人不同的结局反映了作家的思想及其局限。

佐西马长老与伊凡相对立。他出身贵族，年轻时是一名军官，过着放荡的生活。终于有一天他突然领悟到自己生活在污泥之中，意识到每个人应该为大家承担罪过。从此以后他的生活发生了转折：他主动向被他殴打过的勤务兵忏悔，不顾社会舆论与决斗的对手和解，辞去军职，进修道院当了教士。他出现在小说中时，已经是一座著名修道院的长老。丰富的阅历、坚定的信念、过人的智慧甚至使他蒙上了先知的光环。他虽年老体衰，仍然虔诚地履行长老的职责。他为众人祈祷、祝福，接受信徒的忏悔，与受苦受难的人谈话，以爱去抚慰他们的心灵，时时刻刻在宣扬基督的思想。他赞美上帝和他的一切造物，认为“生命就是天堂”，深信地上的天堂将会实现，人们最终还会选择对上帝的信仰》他要求人们用爱去改造自己的精神，“以完整的世界性的爱来爱整个世界”；他劝人们相信人的思想感情与“上天的崇高世界”有神秘的联系；他劝说人们主动承受苦难，在苦难中戒除多余的需要，遏制骄傲情绪，分清善恶；他声称每个人都应该为别人的罪过承担责任，因为如果你是正义的，别人也许就不犯罪了；每个人也要尽量“做大家的仆人”，在精神上人人平等，这样才能出现“人类的伟大团结”。他特别强调只有“人民能够拯救俄罗斯”，因为人民心中有上帝，只要人保持着信仰和谦恭，没有奴性，他的精神力量就会使无神论者产生信仰。因此，如果抛弃人民和上帝去争取“合理的生活”，“必将血流遍地，因为血可以召来血，动剑的人必将被剑砍伤”。

佐西马的思想同样也充满了矛盾。他企图消除人间的苦难，追求一个合理的社会、一个人间的天堂，但又否定变革社会的道路，只寄希望于基督的爱、与另一世界的神秘联系和对上帝的信念，这与宗教大法官所提出的“奇迹、神秘和权威”并没有实质上的差别，依靠他的思想要达到“人类伟大的团结”，建成“地上的天堂”也无非是一种空想，是与社会发展背道而驰的，因此引起当时进步思想界的严厉抨击；但佐西马的思想中又有许多地方与正统教会和宗教大法官相对立。他与宗教大法官不同，他相信人有能力自由选择自己的信仰，在善恶之间作出抉择；人和人之间能达到精神上的平等，人类发展最终会达到和谐的境界，生命就是欢乐，地上的天堂能够实现，而唯一可依靠的力量是人民。这些体现人道主义精神的思想也引起正统卫道士的猛烈批评。列昂季耶夫（1831—1891）根据正统的教义指出：“在这部长篇小说中真正神秘的感情表现得很弱，而一个教士所表达的人道主义理想却非常强烈和十分详细。”“《圣经·新约》确实为了拯救个人来世的灵魂而提倡博爱和仁慈，但《圣经》中没有一处说过，人们通过这种仁慈能够获得和平和幸福，基督没有向我们承诺过……”“……佐西马的教义是错误的，他谈话的风格是虚伪的。”

佐西马的思想自然是作家同意的，类似的思想和观点在他的其他作品中，尤其是他的政论中曾反复出现过。在小说中佐西马是作为一个人物与其他人物进行平等的对话，虽然作家有意在众多的意识和声音中把他作为一个最崇高、最有权威、被众人仰慕和向往的形象来描绘，但却显得抽象，他的理想缺乏现实基础，难以使人信服。就现实性和逻辑力量而言，佐西马的说教根本无法与“叛逆”和“宗教大法官”相比拟。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在谈到小说的这两章时，称它们为全书的“高潮”，曾不无自豪地说：“在欧洲，无神论表现出这样的力量是没有的，也未曾有过。”也许正因为这种明显的矛盾，这部小说才引起当时思想界左右两方面的批评，但都无法否认其中的人道主义思想。